文本与造像：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之间的偏离

三、文本与表现

西方基督教艺术中，有一种现象，就是本来在《圣经》中描述不多或晚期附会到《圣经》中的圣徒，往往大量地出现在流行的圣像中，成为一种时代图像或某一地区流行的造像传统。比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在天主教传统中并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却十分流行，圣佛朗西斯是一位大约13世纪的圣徒，他的故事与《圣经》并无关系，但表现他的绘画在圣佛朗西斯学派流行的地区则作为《圣经》艺术表现的传统，前者时代的意义可能比宗教意义更多，后者则是信仰者的创造。同样，佛教艺术中也有类似现象，这就是经典，即宣教重点与图像表现强调点之间的距离，而距离产生的原因，则是地区的信仰和流行造成的，上面所说的“六字观音”可能属于这个现象。所谓“地区流行信仰对于图本的改造”，指的是宣说某一教法的经典出现之后，有着区域信仰传统的信众将原典记录的造像图式进行这一思想体系内的变动，与流行思想相结合，而成为一种与文本相似，但又是文本以外的流行样式。当这种流行观念导致的造像成为一种时尚之后，造像标样逐渐产生并定型，相应的文本记录也随之出现，并纳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成为有别于早期经典的造像法则。“六字观音”的个案研究可能说明这种文本图像样式的前后变化，即《宝王经》作为宣说六字明咒的重要经典记录了一种曼陀罗样式，但人们几乎只将六字真言与之进行了联系，它所记录图像样式几乎被人们忽略，流行的则是成就法中的曼陀罗供养像，造像样式的这种流行方式，反映了经典流传与图像流传，可能有时会沿着两个系统进行。前面讨论了在印度流传六字三尊的图文变化的原因，而在西藏经与图的两种流行体系，则可能源于导师之倡。也就是说《宝王经》入藏后，这部经典流行于民间的可能只是“有效”而上口的“六字真言”，如从敦煌残卷和史料记录来看，证实《宝王经》入藏的材料主要就是这些六字真言的传诵，而对于其中的曼陀罗可能并不关心，也就是说对于信众来说，他们可能并不熟悉全部经文，经文的内容也不是全部都重要，人们只摄取了其中最为核心的明咒。图像的流行在此与经典并无重要的联系，正如民间造像与宗教义理的重心产生偏离一样，这种情况的产生往往与有名望大师的倡导联系在一起，六字明王个案就反映这个特点。《五百佛像集》中这一身形的观音，就注明为“阿底峡传六字观音”，证明这种三尊四臂的六字成就法传统造像，是由著名的佛学大师阿底峡传入西藏的。而由这样一位直接影响了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大德传倡的图像样式，其流行是必然的。因此《宝王经》对于西藏的影响就是观音的六字大明咒，而修持这一真言成就的造像，流行的是阿底峡传入的样式，并且由于大师的威望，这种样式从后弘初期至晚期，一直盛行不衰。这种情况反映了文本与造像之间可能产生的偏离。

阿弥陀在西藏具有两种身形，并有各自的供养系统，“阿弥陀像”的个案研究反映了地区信仰对原始教义的发挥与“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循着一条合理的线索进行的。从教义上说，印度最初出现的弥陀经典，阿弥陀佛是作为一个身具两种法力的神:光明无限和使人“不老不死”，这种特征基本保留了源于中亚的文化面貌，但二种法力并不独立而是集于一身，阿弥陀佛的本意就是“无量佛”，即光明无量、寿数无量。通过汉译佛经来看，公元2世纪经中亚开始传入汉地、前弘期可能传入西藏的弥陀信仰，也不存在对两种法力的分别供养。但在对于经典的理解上却由此出现了分歧，那就是教理意义上阿弥陀，似乎就是指无量光，而民间祈福的阿弥陀，所指就是无量寿。尤其到唐代净土宗的创立，弥陀信仰更为流行，此时，在上层贵族与文人中间弘宣的二界曼陀罗供养法，西方佛就是无量光，而见于民间记载的有关弥陀造像事件，或者称阿弥陀，或者称无量寿，也就是说对于阿弥陀的理解，就是无量寿佛。而在印度的情况则呈现为阿弥陀礼拜就是无量寿礼拜。事实上，从教理的层面说，源于中亚文化而形成的佛教新神阿弥陀，光明法力应是主要的，因此，对于阿弥陀的光明崇拜发源早、仪轨成熟，在持明密阶段有无量光的供养像，在持明成就阶段，更有此神的双身样式。汉地唐密阶段，上层王室接受的阿弥陀佛，主要指示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无量光，这种观念在中印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影响到吐蕃时期对于阿弥陀的理解⁽⁷⁾。但实际在印度佛教造像实物中无量光并不多见，法显、玄奘的旅印日记可能比流传的经典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印度的信仰情况，对此所作的解释，就是经典作为一种宣教的文本，要建立一种信仰体系，就要从理论的角度来阐释神的抽象法力，并制定神圣的供奉仪轨，但作为一种流行思潮，抽象的义理在民间并不具有生命力，因此就图像样式来说，一方面无量光作为一个体现义理的神主要表现在供养法造像中，如五佛曼陀罗的供养体系，但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另一方面，无量寿作为一个体现福寿安康的情感神，则出现在生生死死的各类祈福造像中。当后弘期，尤其是后弘中期，即元代往后，汉藏交流频繁，汉地民间一直盛行的无量寿信仰对西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印度、汉地，早期、晚期对阿弥陀，即无量佛所采取的两种信仰侧重，直接导致了西藏对阿弥陀两种身形礼拜系统的形成。

于是，文本中一佛的两种法力，经过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后，西藏的礼拜者，创造性地一分为二，将一个神分为二身，从而成为一种与文本相似，但又是文本以外的供奉系统。当这种流行观念导致的造像成为一种时尚之后，造像样式逐渐定型，于是相应的文本记录也随之出现，并纳入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当中，成为轨则，这也正是在藏文藏经中发现有关无量寿礼拜仪轨的原因。

另外，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疑伪经”对于藏传佛教造像的影响，显然比汉传佛教造像要大，这是因为后期藏传佛教有许多西藏大师撰写的经论，对于西藏教派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无量寿、无量光的分身，有可能就是部分“伪经”强调了这种造像仪轨的圣典意义⁽⁸⁾，然后藏区的流行信仰也在不断地补充该神的宗教功能，以适应新的宗教思潮，因此在成就法流行的思潮影响下，原本没有双身形的无量寿也具有这一密教修习最高层次标志性的样式——双身形，而这既不属于印度、尼泊尔传统，更不是汉地的方式。但源头线索，却在早期印、汉信仰传统中，然后西藏密教对其进行了强调，同时藏文“疑伪经”对此也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涉及本文个案的另一部藏文“疑伪经”，是关于“六字大明”的《白莲花经》，这部经的出现时间可能是后弘初期，它记录了整个观音宣示六字大明咒的来垄去脉及对于雪域西藏的传播，但正是由于该经强调了观音对于西藏的救度，才透露出此经可能是西藏大师自己撰写的。

藏传佛教艺术，是关于西藏文化史生动的图像文献，对于该课题的研究将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西藏及佛教文化的内涵，而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开元三大士，指的是唐玄宗时，来自印度密宗三大师。即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开元四年(716)，善无畏奉其师之命，经中亚至长安，唐玄宗礼为国师。开元八年，金刚智率不空至京师，奉敕居于慈恩寺，传扬龙树菩萨之密教，并筑坛度众;时人称善无畏、金刚智及不空为开元三大士。(www.xing528.com)

(2)《中国密教史》吕建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9～40页。

(3)三密:梵语trīni guhyāni。指秘密之三业。即身密(梵kāya-guhya)、口密(梵vāg-guhya)、意密(梵mano-guhya)。口密又称为语密，意密又称为心密。三密于显教密教中都存在，显教称佛之三业，为三密。据大智度论卷十载:(1)身密，如来处大会中，众见佛之身色及身长不同，乃至现大神变，皆不可思议。(2)语密，佛说法时，或一里，或十里，或百千万里外皆得闻佛音声。又于同一会中，或闻说布施，或闻说持戒等，各个随心所闻，皆不可思议。(3)意密，佛常处寂定，凡所思维观察，皆不可思议。密教认为佛之三业属体、相、用三大中之用大，其作用甚深微细，为凡虑所不及，等觉十地亦不能见闻，故称三密，与众生之三业相应，能成就不思议之业用。众生之三业与佛之三业相同，故亦称三密。众生之三密中，行者手作本尊之印契，乃至行、住、坐、卧等一切事业，皆称身密。行者口诵真言，乃至一切言语等口业，皆称语密。行者心观本尊，乃至随事起念一切事业，皆称意密。(《佛光大辞典》“三密”条)

(4)《中国密教史》吕建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5)印度由于成就法的流行，大约在10世纪左右出现了一大批以获得成就著名的修行师，而这些修行者的成功又伴随着相关佛典的诞生，也就是成就者们将他们的成功写成与佛说的教义有关的文献，于是这些密典与陆续成就的大师逐渐构成一个体系，就是所谓的84“Siddha”(修行圆满者)。84成就师图像系统也是藏传佛教中最为突出的类别之一，如图齐、爱利克、钱德拉都有对此课题的研究。

(6)今枝由朗《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9～69页。

(7)密教对于宫廷和民间的影响可能是两个体系，阿弥陀礼拜可以说是一典型例子，即宫廷主要礼拜无量光，而民间主要礼拜无量寿，这一观点也见于周一良著《唐代密教》第7页:“虽然密教对中国思想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不但与宫廷也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普通百姓感兴趣的是祈求今生和来世的切身利益，并不喜欢讨论深奥的教义”。由于密教于唐代宫廷及上层中间的一度流行，因此当作为官方进行的汉、印之间的交流影响到吐蕃时，体现深奥教义的无量光礼拜也影响到吐蕃时期对阿弥陀的理解和礼拜方式。

(8)“疑伪经”是汉泽佛经的概念，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伏藏”没有“疑伪经”说，而这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属于晚期西藏佛教学者的撰述，比如关于“无量寿”的祭拜研究，图齐在考察了梵、汉佛经之后，提出它是西藏人的创造，并指出其来自藏文佛经《dPal ldan sa skya pai gser c’os lugs kyi ts’e dpag med sprul skui sgrub t’abs bum c’o ga rjes gnang dang bcas pai skor rnams》(《吉祥萨迦派金字无量寿佛化身仪轨法》)，对此，是否可以说正是这一伪经对无量寿造像产生了作用，目前对于藏文疑伪经对图像样式的影响尚没有学者进行关注，本文在此只作为一种设想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