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的研究

3.成就法图像流行的原因:观音信仰的深厚基础、阿底峡大师的倡行

名称上，这一造型的观音应称为“六字大明王”，是观音化现以代表六字大明咒的神，这是自7世纪将明咒形象化，以某一神代表某一咒以来，形成的新的经文表达方式⁽⁹⁴⁾。虽然明王是观音变现，但直说六字观音，一是无典，二是作为图像学来说也不够准确，如同大威德金刚是文殊化现，但没有称其为“大威德文殊”的，金刚手是普贤的忿怒身，也从未见称金刚手为金刚手普贤者⁽⁹⁵⁾。尤为重要的是，此身形观音是手结“一切王印”而不是普通的合十印，成就法中如此宣说神的手印，意在强调此观音作为大明咒守护神——明王的身份。这个称号最早源于5、6世纪或更早的“六字法”之六字明王，至9、10世纪左右的《宝王经》则明确以这一名号称谓六字咒的守护明王。因此，从图像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身形的观音名称，就是“六字大明王”，这是符合密教传达方式的正确名号。

图像组合上，《宝王经》的曼陀罗相与《成就法鬘》中之成就法像并不一致。《宝王经》记录的是无量寿佛居中为主尊，左边是六字大明王，右边是持宝菩萨。在《成就法鬘》及造像实物中，主尊是六字大明王，其左边是六字大明母，右边是持宝菩萨。如此说来，就是说居佛左的六字大明王成为实际造像中的主尊，代替了原来无量寿的位置，而以化现的六字大明母居于此位，大明母与持大摩尼宝菩萨构成一种形式上的对称。从样式上讲，可以说这是后弘初期较为流行的样式，从宗教思想方面说，有着悠久信仰传统的地方神观世音菩萨取代了与之可以互相替换的无量寿佛。另外，从像法功能上说，《宝王经》六字曼陀罗属于六字大明的供养像法，而《成就法鬘》描述的是六字大明的成就像法，由此二者出现了造像法上的不同。然而，之所以流行三尊四臂的成就法像，而不盛行六字真言的出典《宝王经》所记图像或以二臂为胁侍的成就像，除了上面说到的观音信仰在西藏之特殊地位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密教的发展，持明密法已让位于持明成就法，并且这种成就法像又得到了对西藏后弘期佛教发展至为重要的人物和教派，阿底峡大师及噶当派的倡行。

观音代无量佛为造像主尊的原因，是观音信仰盛极于西藏，对于观音的礼拜不仅仅在于他救度“六道”的无上法力，而在于此大菩萨在现世“人道”救护有情众生，是西藏的地方保护神。观音的重要性之于西藏，如同毗沙门之于于阗，湿婆神之于印度⁽⁹⁶⁾。

附表

本文整理收集的六字明王造像实物情况表:

②怙主三尊随着流行样式而变化，主尊六字明王，或代之以十一面观音。怙主三尊且多与长寿三尊或其他尊像组合，这些样式多反映在明、清更具民间性和随意性的擦擦、崖刻供养像中，是民间信仰最为多见的一种造像形式。

【注释】

(1)《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前言”部分，第4页。

(2)14世纪成书的《西藏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刘立千译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3)图齐《梵天佛地》第一卷，这两个形象一个是世间尊观音，另一个就是“六字观音”，55页。

(4)阿里指今吉隆县、普兰县、扎达县等。朵康指昌都以东藏族地区、青海安多地区、青海湖以东黄河流域一带;卫藏，卫是前藏，藏是后藏。这一传播路线见于《西藏王统记》记载，版本同上，第23页。

(5)见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6)观音的身形数量有诸多说法，随着观音信仰的深入人心，他的身形有8种、21种甚至108种之多，这些数字也可以理解为另一个神，即度母的身形，因为度母与观音有着渊源关系。这一点参看Tucci《西藏画卷》387页图版67的解释。由于度母与观音的关系，前一种说法可以成立。

(7)这部经在公元147～170年间译成汉文，同时小本阿弥陀经在公元384和317(原文如此)间首次译出。Max muller:《阿弥陀经》导读pp.III～IV.

(8)见原书32页脚注(作者引用了梵文《大乘庄严宝王经》21～22页的内容)

(9)Benoytosh Bhattacharyya1924: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巴达恰利亚《印度佛教图像志》)pp.51～52，对108个身形的描述见pp.177～188的附录。

(10)《大正藏》经号No.1111

(11)图像可参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西藏雕塑全集》第3卷，图版4。The Development of Hindu Iconography，图版XXIII-1、-2，图版XLVII-3。J.N.Banerjea，nuiversty of calcutta 1956。

(12)这个成就法的梵文内容依拉丁字母转写为:“Bhagavantampītavarnnamardhacandrān6kitajatāmukutinamAmitābhopalaksitas＇irahprade＇s amraktapadmoparisthitam;krsnasāraharinacarmani vajrapryan6kinam;samādhimudropari nānāratnaparipū rnakapā ladhārinam，vyāghracarmāmbaradharamnitābharanamNilakanthamīlagutikāvi ＇siswakantham; parasparābhisambaddhapuccha-sana-niphanāvi＇siswa-Bhagavadavalokanaparordhvamukha-krsnasarpadvayopalaksitamātmānamevam vibhāvayet…Nīlakantha-tya-Avalokite ＇svara-sādhanamsamāptam.”《成就法鬘》，A-44，N-32，C-32.

(13)巴氏说:这种观音与湿婆的一个叫做“青颈湿婆”的身形相同，显然，这个样式是来自于印度教的湿婆，据说该神曾吞下蛇王婆苏奇(Vāsukik)吐出的一个毒药丸，而使世界免于毁灭。那颗毒药，假如进入湿婆的胃里，一定会将他致命，但药丸留在他的喉部，湿婆因此并没有死。据说药是蓝色的，因此在神白色的喉部就有了一个蓝点。这也正是称湿婆为Nīlakantha(青颈)的原因。观音的这个身形也有同样的名字，因此有理由推想观音的这个身形是来自于印度教神Siva Nīlakazwha，即青颈湿婆。”见巴氏《印度佛教图像志》对观音第11个身形的描述，第48页。

(14)见《印度图像学插图字典》“bhagavān”条注释。The illustrated dictionary of Hindu iconography，1985，Margaret Stutley，England..p19.

(15)认为佛教由“天降宝物”始于雪域的记录，大多见于西藏学者于14世纪以后撰写的史料中，如《布顿佛教史》(14世纪)、《红史》(14世纪)、《汉藏史集》(15世纪)等。而域外学者在引用这一说法时，多作为一种传说性质的材料，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以今枝由朗为代表，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论文《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见本文50页，注17的内容。

(16)观音与印度教发生关系最为典型的是本文在观音变现的第4种“非人相”中(见后文)，提到观音变现婆罗门的事，正是在这个故事中，观音以“乞地”之法，征服了大力阿修罗王。经中说:观音现那罗延天后又现侏孺般的波罗门身“其身矬陋，着以鹿皮而为络腋，手中执持三岐拄杖所坐之物。”如此行至大力阿修罗门前请求进入“时守门者告于彼言，不应入此门，内汝矬陋人止勿入中，婆罗门言我今自远而来到此，守门者问婆罗门言:汝从何来?婆罗门曰我是月氏国王处大仙人也，从彼而来，时守门者往大力阿苏啰王所白言:今有婆罗门，其身矬陋而来到此，大力阿苏啰王言:是人今来何所须耶?守门人言我今不知所须云何，大力阿苏啰王告言:汝去唤是婆罗门来。守门之人既奉教勅，遂唤婆罗门入于其中，大力阿苏啰王见已与宝座令坐，大力阿苏啰王师奉所事金星先已在中，告大力阿苏啰王言:今此婆罗门是其恶人，而来到此决定破坏于汝师，今何故而能知耶，告言我今知此，所现之身知是云何，此是那罗延天。既闻此已心即思维，我行惠施而无反复，今来障难破坏于我，大力阿苏啰言:我口辩才当须问是婆罗门言:今来我所于意云何?婆罗门曰:我从于王乞地两步。”对于一个身材矮小的波罗门乞两步之地，阿修罗王满不在乎地说“卿所须地而言两步。我当与卿其地三步。先以金瓶授予净水。告言须地卿当受取。婆罗门受已而咒愿曰安乐长寿。时婆罗门矬陋之身隐而不现。尔时金星告阿苏啰王言:汝今当受恶业果报。时那罗延天忽然现身，于两肩上荷负日月，手执利剑轮棒弓箭如是器仗。时大力阿苏啰王，忽然见已慞惶战栗，其身蹎仆迷闷躄地，良久而起今当云何:我宁服其毒药而死耶。是时那罗延天步量其地，只及两步更无有余，不迨三步违先所许我今云何。”由是那罗延(观音)对阿修罗王说“今应当随我所教。时大力阿苏啰王白言:我如所教。”于是阿修罗王放弃外道，入正理而得解脱“我今并诸眷属。是以禁缚在斯铁窟受大苦恼，观自在我今归依愿垂哀愍，救脱我等如是苦难。”然后经中记录了大力阿修罗王对于大莲花王观音的赞美。这个“侏孺乞地”的故事与印度教中毗湿奴化现的侏孺瓦摩那(又称三步神)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而本文讨论的四臂观音造型，与四臂湿婆也必然有着渊源关系。

(17)擦擦(tsha-tsha)，是一种泥塑小像，于公元7世纪建造的大雁塔周围，曾发现许多实物，并有铭文称这种造像为“善业泥”，日本称“砖佛”，对于擦擦的研究图齐是首倡者，但直至今日，相关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人曾作过这类材料的收集，同时发现，首先在“擦擦”这个名称上，就存在问题，因为它指示的不是泥佛像，而是小塔，如果说“擦擦”研究，则意味着是对于早期塔内装藏用的小泥塔的研究，因为直到今天，藏区信众对于“擦擦”的理解还是小塔，而有佛像的小泥塑，则另有名称，可能称之为“古巴”(sku dpar)意思是“泥佛像”。但学术界已约定俗成，因此这项研究也比较沉重，在这里不多涉及这个问题，本人将在今后再作深入的探讨。

(18)在这16件作品中，书中公布的图例有5件，所谓的断代，实际上只是图齐就擦擦上的铭文进行的时间说明，并没有直接说明图像的时间，在没有图例的第72件的解释文中，图齐说:“上面的铭刻为10～11世纪的北印度的字，这一件作品在样式上与有图版的72件类似，为世间尊观音”。关于这部分内容，见李翎译《印度西藏》第一卷“擦擦”部分。中文版《梵天佛地》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19)《成就法鬘》，梵名Sādhana-mālā。又作《成就法集》(梵Sādhana-samuccaya)。编者、编纂年代均不详。系收集有关印度后期密教金刚乘(梵Vajra-yāna)诸尊崇拜之成就法、仪轨等而成之丛书。内容包括三三昧耶王成就法(梵Tri-samaya-rāja-sādhana)、金刚座至尊成就法优波提舍仪轨(梵Vajrāsana-bhattāraka-sādhanopade ＇sa-vidhi)、圣六字大明成就法(梵ārya-safaksarí-mahāvidyā-sādhana)等三一二种，依诸佛、诸菩萨、诸尊之顺序编列之。此三百余种成就法中，仅五十五种存有作者名，共计四十二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巴达恰利亚对此文献进行了校定并出版了梵文版本(Oriental Series，No.26，41.Baroda，1925～1928)，通过该书作者年代最古者为瑜伽派之无著(310～390年顷)，最近者为阿巴亚卡拉笈多(梵Abhayākaragupta，1084～1130)。而断定该书可能成书于12世纪。巴达以此文献为基本依据，对于古代的佛教造像进行辨识，成就卓著，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印度佛教图像志》成为后世藏密造像研究最为重要的材料之一。

(20)梵文转写的该成就法内容见巴达恰利亚《印度佛教图像志》，第32页:“…tmānamloke ＇svararūpamsarvākārahūsitam＇suklavarzamvāmata hpad makharamdaksūtradharamaparābhyām hastābhyāmhrdi sam pumā1jalisthitamdhyāyāt.Daksine Manidharamtattadvarna bhujānvitampadmāntaro paristham.Vāme tathaiva apara padmasthāmSādhanamālā，A-16，C-6，N-13-14”

(21)此经汉文译本，是宋代天息灾(?～1000)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所译，共四卷，见《大正藏》卷20，第47～64页，No.1050，其藏文译本，据《佛光大辞典》“大乘庄严宝王经”条:“西藏译本，据传，西元四、五世纪顷，藏王曾自空中得此经，其后，派遣端美三菩提自尼波罗(今之尼泊尔)得梵本而携返，译成藏文。［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五、W.W.Rochkill:The Life of theBuddhaī”。但实际上，该经流入藏地的时间大约在9世纪，今枝由朗提出《宝王经》从天而降“是一桩没有任何史料价值的宗教性传说”，它的真正出现时间，“据812年编纂后并译成藏文的佛经目录《登迦玛目录》就已经收录有该经文了。此外，根据德格版本所记载，译文的跋中就已经提到，这部经卷是由胜友、持戒和益西岱所翻译的”，所以今枝由朗提出藏文译本《大乘庄严宝王经》“出现的时间可能最迟也超不过九世纪初叶”(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

(22)《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本，第20～21页。

(23)今枝由朗《敦煌藏文写本六字真言简析》，王尧主编《国外藏学研究选译》，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在文章中今枝由朗说:“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六字真言唵玛尼麻咪吽这咒语是在最古老的《大乘庄严宝王经》中有所阐述的，而《大乘庄严宝王经》最晚在6～7世纪时就有梵文版本”，第60页。

(24)关于六字真言流行的历史材料见前注今枝由朗的论文。关于“六字观音”的造像实物，就本文收集的材料看，前弘期，即吐蕃时代的作品未见，至11～12世纪始，即后弘期，出现单尊或三尊的“六字观音”造像样式。

(25)按《登伽玛目录》存有该经，但本人未见藏文译本，梵文本也无法见到。10世纪左右，大量吸收汉、藏文明而发展起来的西夏文化，出现过佛教高潮，但据西夏史专家史金波先生说，在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到目前为止未见《大乘庄严宝王经》的译本。因此，本文从版本的角度考虑，不同的译本之间，小的区别会存在，但不会有大的出入，如神名、事件等，况汉译本的译者天息灾本身是10世纪来中国的北天竺人，其对于原典的把握应有更大准确性，因此本文在讨论六字真言的造像时以《大正藏》收宋代天息灾的汉译本为据，曼陀罗相的记录见20册第61页。

(26)梵文文献转写:“ryāntu citayet pitām vāme ratnacchtābhrtāmriktasavyakarāmratnamaulimvīiāsanāaugām”“ityārya-sadaksarīmahāvidyā-loke＇svara-bhattārakopade＇ sa-paramparāyātasādhana-vidhih”《成就法鬘》A-21，C-11，N-17

(27)从宗教学意义上说，不同的组合代表了不同的成就法。因此，不同组合分属不同的供养含义。但具体的含义尚不清楚。

(28)以上图例参见本图典“观音”部分。

(29)怙主三尊，指的是金刚部怙主金刚手、莲花部怙主观音、般若部怙主文殊，至明清时，三怙主之一的莲花部怙主观音，在造像中有是十一面观音，而有时则又是四臂观音，应与流行观音的某种成就有关。

(30)作为民间性最为突出的石刻造像，这种三尊的样式最为常见，可参见北京摄影出版社的《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李翎主编的第5卷《石雕》。

(31)图齐对第74件作品描述道:图像表现为六字观音的形式，也就是说，以观音作为六字真言Ommani-padme hūm的守护者。这个样式在巴达恰利亚的Buddhist Iconography第33页和校订本《成就法鬘》的序中已有描述。该神是六字观自在曼荼罗的主尊，也就是以持宝、六字为胁侍的观音。这是在西藏图像中最为流行的观音样式之一，它被称为yi-ge-drugpai-rig-pac’en poi-gtso-ak’or-gsum，意思是说:三个神，主尊和他的胁侍代表了六字真言的奥义。神跏趺坐于莲花上，身上有种种装饰，头上有宝严。他的四臂中，两主臂相交于腰部呈合十印。其他两只手:左手持莲花、右手持念珠。下面，宝座上有藏文六字真言:Ommani-Padme-hūm。图齐对于图像的说明，文字上是正确的，但在图例上，是单尊四臂像，如此解释就不够准确。因为这个身形的观音成就，按《成就法鬘》的记录，至少有一个是单尊样式，《五百佛像集》103号也是一种单尊样式。因此，这种样式的观音不一定就是代表三尊成就，详见本文以后分析。

(32)见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西藏雕塑全集》第2卷，图版196，时间为“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黄铜鎏金，雍容华贵，73厘米高。像上铭文内容见此卷196图版说明。

(33)六字曼陀罗与龙王像这种组合目前仅此一例，不知典出何处，亦不知其画本来源。

(34)见《西藏画卷》p.551，此作品图齐没有断代，从画面风格和部分装饰样式上看，大约为16、17世纪作品。

(35)该文献钱德拉断代为产生于19世纪，具体的时间是嘉庆15年，即1810年。

(36)钱德拉认为该文献，产生于“18世纪”，参见钱德拉《佛教图像志》。

(37)见《大正藏》20册第38页

(38)见《大正藏》20册第39页。

(39)见《大正藏》20册第41页

(40)见《大正藏》20册第43页。

(41)见《大正藏》20册第44页。

(42)见《大正藏》20册第44页。

(43)见《大正藏》20册第46页。

(44)此处，“口”指:河口慧海(1866～1945)日本之西藏探险家及佛教学者。明治二十三年(1890)出家。二十七年，师事云照，又从兴然学南传佛教，因感于研究佛教必从原典入手，遂立志入西藏。明治三十年六月，自神户出发，后止于西藏边境之大吉岭(Darjeeling)，研习西藏语。明治三十二年一月，自尼泊尔入西藏，为日本人最早入西藏者。

(45)参见周一良著，钱忠文译《唐代密教》，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页。(www.xing528.com)

(46)见《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史料，在这些史料中多称之为“观音”，或表示敬意而称“圣观音”，未见称为“六字观音”者。

(47)巴达恰利亚《印度佛教图像志》第23页。

(48)见《大正藏》20册第48页。

(49)见《大正藏》20册第49页。

(50)见《大正藏》20册第49页。

(51)见《大正藏》20册第51页。

(52)见《大正藏》20册第53页。

(53)该段文字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双身之态，但文字交代了罗刹女请求“婆罗门”为夫，而后归顺之事，可算是双身观音的初步形态。巴达恰利亚在《印度佛教图像志》中，也提到此经出现双身形，但没有说明出处，推测巴氏所指大约应是此处文字。

(54)双身内容见《大正藏》20册第54～55页。

(55)圣马王内容见《大正藏》20册第56页。

(56)这个身形名称，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之一，暂存疑，详见后文。

(57)以上宣示六字大明内容的引文见《大正藏》20册第61页。

(58)按巴氏整理的《成就法鬘》，六字明王也有具二臂的胁侍，但据说为女性，与此二臂女性神组成的一种成就法像，一铺只有二尊，见巴氏《印度佛教图像志》第33页。

(59)另外可参见Indo-Tibetan Bronzes第318～321页，图版81A、81G、82D、82F，其中81A为坐姿，其余三例为立姿，时间为10～11世纪尼泊尔的作品。略微不同于本文图例的是，这4个图都是右手持宝珠，左手持花上又置摩尼宝，书中称其为ma1ju＇srīsiddhaikavīra，即“成就勇者文殊”。笔者认为两种图像可能与持宝菩萨有关。

(60)关于金刚手与普贤的对应关系在此不作深入的讨论，但可参阅相关的经典，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出金刚瑜伽经)No.994、不空译《普贤延命经》、《文殊師利菩薩六字咒功能法经》No.1179、《五秘密决》、《大日经疏第九》、《大日经疏第十》、《理趣释》、等。另外对一种善相持莲上置金刚的造像，一般图像志中称为“金刚手”，甚至“莲花手”，实际上，按照藏传佛教造像样式，这个形象也可能是大势至菩萨，总之金刚手的持物标识就是手持金刚。大约只会在一种情况下金刚手持莲花，并在上置金刚杵，那就是八大菩萨同时出现，这时八菩萨可能都会手持莲花，在花上置其标识物。

(61)善相金刚手在实物造像中并不多见，至于巴达恰利亚在关于“人间佛”等章节的讨论时，说过持莲花上置金刚者为金刚手，但也可能是八大菩萨之一的“大势至”，一是因为八菩萨有诸多组合，二是因为持莲花上置金刚者，是藏传佛教造像中大势至的特征，而金刚手，无论善相、怒相，少见持莲花，一般是直接手握金刚。

(62)可参见财宝天王、持世佛母等持有宝珠的造像，其表现方式就是一个圆形物。

(63)以上引文见《大正藏》卷20，第50～51页。

(64)瞻部洲，Jambu–dvīpa，之音译。又作阎浮利、赡部提、阎浮提鞞波。按佛教宇宙观，宇宙由四大洲组成，《长阿含经》卷十八“阎浮提洲品”载，宇宙之南为瞻部洲，四大洲中，唯此洲中有金刚座，一切菩萨将登正觉，皆坐此座。因此，南瞻部洲原系指印度之地，后则泛指人间世界(又《俱舍论》卷十一、《大楼炭经》卷一、《起世经》卷一、《起世因本经》卷一等之说亦同)。

(65)论文的上编《藏传佛像图典》另为单集，择时出版。

(66)更多的成就法内容，按《苏悉地羯罗经》又可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空行为最上，隐形为中，世间诸事为下。《苏婆呼经》中具体地说到上中下成就的八法。真言法、入修罗宫法、成长年法为上成就;成无价宝法、土成金法、成伏藏法为中成就;合成金法、成金水法为下成就。《不空羂索经》也说到成就法有成仙法、变身法、取伏藏法、入水、入火、祈雨等等诸法，总之成就法众多，且十分流行，如葛举派著名传人米拉日巴，传说他当时在岩窟中苦修，终日以荨麻为食，身体枯瘦得如骷髅一般，肤色如荨麻一样，毛孔中长出绿油油的毛来，但他终于可以在白天将身体随欲变化，乃至飞腾空中，晚上漫游佛土听佛说法，身体出火出水等(《米拉日巴传》桑杰坚赞著，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年，125、136页)。

(67)按五佛观念，无量光是观音的本尊，这一点在前一章“阿弥陀”中已经作了分析。《宝王经》中只提到无量寿如何如何，对此的解释是，《宝王经》译出时代，无量寿信仰已呈流行之势，因此本文以下的分析就依据无量寿为观音本尊的传统。

(68)无量寿信仰的流行及流行时间主要受到汉地的影响，盛行时间大约在元代以后，明显比观音信仰晚得多。详见本论文个案“阿弥陀”图像的分析。

(69)《如意宝树史》，蒲文成，才让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221页。

(70)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125页。

(71)按《大阿弥陀经》法藏发愿成佛的24愿(《佛说无量寿经》为48愿)主要描述的是他的佛国的无限美好。而观音的愿力是救六道众生(《观世间菩萨普门品》)。

(72)宋译经僧施护译，《大正藏》No.1116。

(73)对于无量光与无量寿称号的使用，汉传佛教一般不强调二者的差别，往往看做是一体的佛，这一点不同于藏传佛教，详见笔者“阿弥陀像研究”中对于二身供养的分析。

(74)宋法天译，《大正藏》No.1284。

(75)持莲观音通常在西方极乐天国中，站在无量光佛的右边。红色身形，左手持莲花，右手施与愿印。肩上的披帛，着菩萨的典型装束，以象征他的觉他精神。着冠，上有发髻，有时有无量光佛的化相。如果冠上没有无量光佛，观音是白色身形。见M in bahadur shakya The iconography of nepalese Buddhism Handicdicraft Association of Nepal，1999。

(76)称观音为“莲花手”时，说明此时的菩萨是无量光佛在人间的助手(详见“持莲花菩萨像”的个案研究)，在《宝王经》中也说到无量光佛命莲花手观音宣示六字大明(见《大正藏》20册第61页，《宝王经》第四卷)，但这只说明了观音与无量寿佛在救度人间这一层面上的关系，而当曼陀罗相形成时，六字明王则成为守护这一真言的化身神出现。

(77)唐不空译，《大正藏》No1003。

(78)见洛珠加措、俄东瓦拉翻译《莲花生大师本生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49页。

(79)在汉地观音信仰中，也有材料证明将观音作为佛身来供养的，有石刻直接书写“观世音佛”，造像形象也与佛、胁侍的构成相同(参见张总著《说不尽的观世音》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另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两件唐代青铜小佛像，皆为菩萨相，一坐一立，其中坐者为半跏坐持莲菩萨，有铭记为“贞观二年…僧法纯造金铜佛”，另一件为立姿持莲菩萨，西安韩森寨出土。有趣的是，该像的头部明显的是如来相的高髻螺发，笔者认为可能正是这种观音菩萨的佛化供养。

(80)据《中国百科全书·佛教篇》:《摩诃止观》为天台三大部之一，原名《圆顿止观》。10卷(一作20卷)。由智顗于隋开皇十四年(594)在荆州玉泉寺讲出，弟子灌顶笔录成书……本书早有单行本流通。唐天宝年间，由鉴真传入日本，北宋天圣二年(1024)入藏。

(81)相关说法又有:止观二:六字即是六观音，能破六道三障。天台引杂咒集:六观音为六字章句，破六道三障。六字经法:唐书六字真言，表六观音。庄严宝王经:有得此六字明王陀罗尼者，是人贪嗔痴三毒不能染污，名曰:唵玛尼麻咪吽，得具六波罗蜜圆满，六合天地四方也。

(82)同类经本见《大正藏》图像册四《觉禅抄》(351页)“本书事”记录有如下经目:《六字陀罗尼咒经》一卷贞元圆觉。《六字神咒经》一卷菩提流志译。《六字咒王经》一卷贞元。《六字神咒王经》一卷流布本。《六字法》一卷大慈恩寺基法师撰。《六字神咒王经验记》一卷大唐龙兴寺道邃三藏义真记。《圣六字大明王陀罗尼经》一卷录外。

(83)前文已说，观音的各种化现当中，具有湿婆、毗湿奴的身形，因此，六臂的黑色身形可能来自于某一位古老的神灵，这让我们想到古老的大黑天崇拜。据说六臂大黑天的身形与青颈湿婆有一定的关系，而青颈观音则直接来源于青颈湿婆，或许可以说，早期黑色怒相的六臂六字明王，与六臂的大黑天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早期源于印度的六字大明王，在适应西藏社会的过程中，扬弃了早期这一造型。由于观音与无量寿的关系，白色四臂观音可能与白无量寿有关，见本文后面分析。大黑天与湿婆的关系，参见杨富学《南诏大理大黑天崇拜及其影响》，《华林》第二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5页。另外佛教色彩具有鲜明的图像学意义，一般来说，白色表寂静、慈悲，青黑色表忿怒，金色表智慧等。大日经《观自在随心咒经》疏五:“青是降伏色，白是大悲色……”所以，“六字观音”由黑色怒相变为白色静相，正是为了表示观音救度众生的大慈大悲精神。

(84)罗伯尔·萨耶在《印度-西藏的佛教密宗》中，从修道的角度说到观音白色身形的含义:“观世音身体的白色标志着圆满的洁净、其没任何内心结构的空性。其右臂象征着爱情与慈悲，左臂则象征着大乐和镇定。其左腿是充满智慧的识，其右腿则是方便”，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85)《大正藏·阿娑缚抄》，第356页。

(86)同样的说法，见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图版137，阿里扎达县桑丹达吉林寺东壁的图像。该图像表现为报身相，双手持长寿宝瓶，造像样式上与无量寿无异，但身相为白色，不是通常的红无量寿，图版说明中称此身形为“观音的法身像”，但文中没有注明出典可依据，依据本文，笔者认为存在这样的观念。

(87)这种样式在格蒂《北方佛教诸神》中得到说明。见该书第40页。

(88)观音是拉萨的保护神，这一传说最早见于萨迦索南坚赞(Saskya-pa Bsod-nams-rgyal-mtshan;1312～1375)所著Gyalrab-Salwai-Melong(《皇家明鉴》或译做《西藏王统记》，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15世纪的著作)，其中记录有关观音与藏王的传说，传说7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为了更好统领他的国土，要找一个地方保护神，在禅定中，佛、菩萨告诉他在印度南部有个“自然显现”的檀木观音像，他就是国王的保护神。从藏王两眉之间化身出一个头上有无量光佛的托钵僧，国王派他去接回保护神像。发现这个神像是十一面观音，这个人很高兴，马上将之献给国王，但国王却立即说:在尼泊尔南部，还有另一化身像，他将使有悟力的后人受益巨大。而来自尼泊尔的像是持莲花的观音立像。又据史料说，格鲁派的达赖喇嘛是六字大明王的化身(以上内容见art of tibet——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1981～1997，pp81～91Ian Alsop Phagpa Loke1vara of the Potala＜布达拉的圣观音＞、L.Austine Wadde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西藏佛教或喇嘛教＞pp228～229)。

(89)后弘初期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

(90)见于《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西藏雕塑全集》第二卷，图版117，该图时间定为13～14世纪，本文认为不妥，从样式上分析，属于后弘初的作品。另外，名称上，由于二胁侍没有标识，可能是西方三圣，也可能是以无量寿为主尊的“怙主三尊”样式，当然这种造像不多见。

(91)在《印度佛教图像志》中，巴氏引用了《成就法鬘》中这一成就造像的梵文内容，该书第24页“五禅定佛的化身”，其中谈到文殊的四个身形，第2个就是“.Ma1juvajra”(与愿文殊)，内容如下:手印一法轮印坐骑一狮子坐姿一游戏或半跏趺坐标识一莲上般若经…黄色，游戏或半跏坐于狮子背上，显示慈悲。二手于胸前呈转法轮印，并持莲花，花上有般若经书。原文转写如下:“Taptakā1canā bhampa1cavī rakumāramDharmacakramudrāsamāyuktamPraj1āpāramitānvitānvitanīlotp aladhāriznamsimhasthamlalitāksepamsarvālan6kārabhūsitam…OmMa1juvajra Hum”(译文:“金子液体的颜色，五禅定佛的产物，双手呈转法轮印，持有般若经的蓝色莲花，游戏坐于狮子上，种种庄严…OmMa1juvajra Hum。”)《成就法鬘》，A-58，N-43-44，C-44这个身形的第二个成就是:置般若经的莲花应于文殊的左腋下，半跏坐，与之伴出的是面相扭曲、可怕地龇着牙的蓝色恶神阎魔达迦(yamāntaka)，阎魔一手持棍，另一手触主尊的腿。

(92)古格国王意希沃为筹集黄金迎请阿底峡，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噶洛国王俘获，因不愿用迎请阿底峡的黄金赎身而被杀。

(93)见文末附表。

(94)形象化明咒的密典传教方式，以唐代义净所译《孔雀明王陀罗尼咒经》为汉地发现最早的经典，从印度密教史的发展来看，大约也正是7世纪左右，密教才真正系统化，因此本文以“孔雀明王经”的译出时间作为这种教典宣教新方式出现的大致时间。

(95)金刚手是普贤化现，见《大正藏》No.244法贤译《佛说最上根本大乐金刚不空三昧大教王经》金刚手菩萨最上秘密大曼拏罗仪轨分第十四:萨埵性清净，是金刚大乐，即是普贤身，金刚手大主，常住三摩地，决定金刚性，如是众方便，勤行菩萨道，为利众生故号金刚萨埵，亦名降魔主，亦名一切智，是金刚赞拏，亦名金刚手。另见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出金刚瑜伽经)经解《大正藏》No.994:第一明五菩萨现威德·第一东方金刚手菩萨，解曰金刚手者。五菩萨依二种轮现身有异。一者法轮，现真实身，所修行愿报得身故，二教令轮，示威怒身，由起大悲现威猛故，此金刚手即普贤菩萨也，手持金刚杵者。

(96)在昌都地区扎玉寺，墙壁上书写藏文的“圣观音精华六字真言”的十一功能和另外六项福报，这是目前所知对于六字真言最为详尽的解释。从中可见藏族地区对于六字真言的崇拜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