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相关问题说明

三、相关问题的说明

1.基本概念的说明

本文使用的“图本”，所指为造像的实物、图片和图像文献。由于造像仪轨严格，图像的主要构成因素基本相同，因此所用图像不分材料，以具有图像意义的各类造像为依据;“文本”所指为经典、文献、权威结论等文字依据，在使用时，甄别其出现及译文年代(包括梵文文献及汉译、藏译经典)。

2.关于断代问题

建立藏传佛像普系是图像学研究的基础，图像整理是建构在各类图像谱系的基础上，而谱系的形成，关键在于对作品的断代和排列。本文所说断代和排比，是图像学意义上断代和排比，是就具有图像样式意义的作品，作相对年代的判断。因为佛教造像是按照造像法完成的，在主要图像因素上，如手印、持物、组合等方面，几乎没有区别，只在次要因素，如饰物、表现技巧等方面存在时代和地区意义上的区别，这也正是图像断代的一个主要依据。所以，本文主要依据有确定纪年的壁画、金铜造像、同期考古发掘出土的造像和经过系统论证断代的作品为标样，对其他作品进行排列断代，这项工作主要利用了西藏考古队二十年以来，所公布的考古成果。由于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图像学意义的研究，因此断代过程及其他造像普系不反映在文章中，只在研究分析中，将相关的图像排列制表附于文中。

3.研究范围

时间范围，本文选取自吐蕃时期、前弘期至后弘期流传的图像实物。空间上指西藏地区(包括属于吐蕃时期治下的克什米尔、拉达克等地区)、汉地藏传佛教流行地区、内蒙古地区及流失民间和海外已公布的发现品。

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藏传佛教艺术时，经常涉及“印-藏”体系的说法，这是西方学者使用的一个概念。在此加以说明，因为它涉及我们所作的研究是西藏的，还是印度的。早期传入吐蕃的佛教造像样式有一部分是来自西北的克什米尔、南部的尼泊尔等地，但在吐蕃时期克什米尔即是吐蕃的辖区，位置于大勃律及羊同地区，而尼泊尔在当时，称臣吐蕃，是吐蕃赞普南游的驻足之地，据文献记载，在675～723的48年间，赞普曾13次留驻尼泊尔⁽⁹⁾。后弘期，藏传密教的发源地象雄，主要是古格王国，以及与之经常有战事接触的拉达克王国，在唐代都是吐蕃的辖区，称“羊同”、“秣罗娑”(藏语Mar-sa)，即“低地”之意即“低地”之意。当11世纪佛教于西藏复兴，策源地就是西部的古格王国，他将当地的苯教与印度晚期的密教结合而成别具特色的藏密，这种密教波及整个西藏，构成了西藏佛教的后弘期，此时的古格、拉达克是独立的王国。元代，恢复了对于西部的统辖，克什米尔、拉达克、古格等地又成为元帝国的领土，直至明代，虽然区域有所减少，但上述地区还在统辖内。因此，“印－藏传统”，应该是就文化体系，而不是行政区域来说的。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反映了西藏佛教文化与印度的渊源关系，但如果讨论佛教造像，容易产生的一个误会就是，样式各异的藏传佛教造像可能被看做是印度佛教造像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当然藏传佛教的造像无论是其代表的密教理论，还是样式风格，都受到印度的极大影响，尤其是后弘期。但要说明的是，任何一种异域文化在进入到另一种民族的文化背景之后，就会生成一种新的内含，并逐渐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获得一种独立形态。因此，本文讨论的图像问题，基本的概念就是“藏传佛教图像”，是将吐蕃时期及后弘期西藏地区的佛教艺术(包括后来内地的藏传佛教造像)，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考虑，对于克什米尔、尼泊尔等地工匠的作品，本文只就样式或区域交流问题对侍。

【注释】

(1)仁钦桑波(藏:Rintchen-bzangpo，梵:Ratnabhadra，“宝贤”之意，958～1055)，据图齐说法，仁钦桑波曾先后3次前往迦湿弥罗(今克什米尔)和东印度，在那里居住生活了共17年。参见图齐《梵天佛地》第2卷“仁钦桑波和西藏佛教10世纪时的复兴”。Tucci:Indo-Tibetica，1932—1941，意大利文版，后由Uma MaimaVesci将之译成英文，200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书名为《梵天佛地》(www.xing528.com)

(2)关于这些造像的概念及样式问题，本文将在“个案研究”中进行讨论。

(3)《梵天佛地》，Indo-Tibetica，1932—1941，意大利文版，后由Uma Mairna Vesci将之译成英文，Lokesh Chandra编辑，1988—1989年新德里Aditya Prakashan出版，书名为Indo-Tibetica。

(4)《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本书只有英文版，罗马国家出版社出版，1949年。

(5)参见《西藏画卷》第571页。

(6)参见《西藏画卷》第547页，图版148。

(7)见《印度—中国藏区铜佛像》，施罗德说:影响“西部西藏的是克什米尔，…而影响后藏的是尼泊尔。波罗样式对于西部西藏的影响部分地是因为尼泊尔的纽瓦尔人。中亚对于西藏造像的影响尚没有定论”。对于影响藏传佛教造像的两种主要样式后笈多样式和波罗样式，斯考尔德依据样式和纹样进行了说明或分期，他认为“8世纪，后笈多的座有两种，一是长方形，二是双或单莲座，而这两种座在1、3世纪的贵霜时代就有了。进一步发展为:长方形上加莲花的座。坐佛座多为单层覆莲，双层莲座在坐佛中较少;头光，笈多时期的头光，在两种情况下出现1.出现在宝座复杂(有虎、摩羯等)的像上。2.出现于婆罗门教神和弥勒菩萨上;背光方面:立像的大背光不定，有多种，卵形背光来自莎尔那特时笈多的卵形头光。这种背光也用在坐像上，并且多以枝叶装饰来起固定作用。来自于后笈多的波罗样式在10世纪正式形成。”，波罗样式的分期是“早期，750—900、中期，900—1100、后期，12世纪…”(参看原书第239页)。

(8)19世纪的霍逊(Brian Hought Hodgson1800～1894)通过语言学研究建立起了佛教研究学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他的学术思想控制之下，来研究巴利、梵、藏-蒙、汉-日的佛教”。

(9)《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王尧陈践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