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阿弥陀佛与观音像研究：材料选用、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二、材料的选用、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

通过以上学术史的回顾，本文认为分类的方法基本可以确定，即依据佛教图像发展史的原始面貌，也就是依照佛、菩萨、护法、祖师的序列进行系统排列。名称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也基本得到解决，对于个别流行的造像，本文将依据文献考证和宗教仪轨进行个案研究。而一个世纪的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史表明，图像样式的排列，即图像谱系的建立和图文的对应，是前辈学者缺憾之处，这正是本文解决的重点问题。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各种造像样式名称的确认才有意义、图像系统才能建立。

西方藏学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进入语言学的领域，至20世纪初，艺术史研究在西方出现了风格学和图像学的阐释方法，在此基础上富歇、格蒂、巴达恰利亚、图齐建立了对于藏传佛教图像研究最基本的构架，对于图像样式进行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和图像意义上的解释。三四十年代日本也进入佛教图像研究的高峰，成果累累，50年代以后，是欧美学者对西藏艺术各个方面进行的探索，到目前为止，对于西藏艺术的研究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种类，如壁画、唐卡、金铜造像、石刻、木雕、泥塑及擦擦。然而，诸多的论文解决的只是个案问题和宗教史问题，包括图齐的研究也是片断式地通过作品，对于西藏教派史的重构，更多的学者将研究重点落在历史的建构上，藏传佛教图像问题依然没有完好地解决，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部系统的藏传佛像图系和对于图本所据经典关系的系统讨论，而这是研究宗教艺术史面临的最基本问题。以时代和内容序列建立的图系，可以了解艺术发展的脉络，鲜明地反映出图像的演变轨迹，而对于图、文的对比讨论，则是对于两种语言模式的分析，即两种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契合、多大程度上有差异、宗教仪轨的叙述模式对于图本产生多大的约束力、图像表现如何将宣教的夸张语言处理为教义联想的视觉形象，寻找其中的规律，是佛教图像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此为选题，也就是回到图像本身，对图像的历史做一次梳理，目的是在现有知识、历史遗存、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藏传佛教图像做系统化的整理，建立研究藏传佛教图像学的基础——藏传佛像图典。在这个前提下，通过个案来论证图本与文本的对应关系。

因此，本文“藏传佛教图像研究”包括两部分工作:图像志意义的图像整理和图像学意义的分析研究。关于图像学研究的选用材料，本稿与以往学者不同。通常学者所做的研究，多是以一个寺院或是一处的考古发掘，进行个案研究，但这种独立的研究没有建立图像谱系，缺乏纵向的时间概念，因此，也就无法了解一种图像的前后变化关系。从这一点考虑，本稿选用了国内二十年以来的西藏考古资料，以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将每种图像按类、样式进行排比，形成具体样式的图谱。文本资料依据汉、藏及西文资料中收录的造像仪轨和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www.xing528.com)

具体使用的方法，图像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建立各类图像的谱系。建立谱系首先要进行分类，分类主要是按内容分出佛、菩萨、护法等大的类别，在分类的基础上，对每一类进行分式。如:阿弥陀属于佛类，对图像进行基本的辨识之后，将阿弥陀佛与其他佛尊区分开来成为佛类之一，依据现有实物将阿弥陀佛分出如来相、报身相;在二种身相上可以再分出持物、不持物;单尊、组合等。分类分式之后将这些图像按年代先后排列，形成图系。因此谱系的意义实际上指一种样式的按时代排列，排列的内容包括图、文两个方面。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图像与经典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就是经典流传与造像供养两个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因此在分类上，暂时不考虑造像在材料和地区上差异，将作品排列之后，再与相应时期的经典(译经)内容进行对应，也就是所谓的“图典还原”。如果一种样式在某一个时期发生变化，就去寻找那个时期相应的文献或译经，并与前期材料相比，考察其是否也发生了转换。这是本文分式排列图文的意义，目的是建立真正的图像谱系，为下一步的图像学研究提供基本的图像依据。

研究部分包括四个典型个案:“六字观音”像、持莲花菩萨像、十一面观音像、阿弥陀佛像。由于个案分析是图像学意义上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依据图像整理所提供的原始谱系材料(包括造像数量、规模、时间、样式种类以及文本的时间、内容种类等)，从佛教史方面入手，对流行已久、概念模糊的造像进行辨识、分析其样式与文本的对应关系。佛教造像，尤其是西藏的密教造像，仪轨严格，极少出现没有像法依据的造像样式，因此本文对于样式变化的分析，首先不作艺术表现导致样式变化的考虑，而是从经典出发，寻找密法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典对于造像法，即造像样式提出的不同要求。对于流行造像与流传经典之间的差异现象，考虑宗教信仰的影响，如区域信仰、大师倡行等。目的在于通过个案分析，理解这一组图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整个藏传佛教造像中的位置，并依据西藏的造像特点，去理解本文并未涉及的某些历史人物像的宗教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