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教育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汉中教育的发展形态^[1]

朱　飞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华北及东部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学校，和各地流亡的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地处大后方的汉中地区在接纳难民的同时，输入了可贵的教育资源，形成了该地区特殊历史阶段的教育富集现象，呈现出纷繁的生发形态，肇端所在，影响深远。

一、显形态的发展与增长——学校、教师、学生

自民国初年起，汉中地区的教育状况总体落后，基本处于维持最低需求的局面。全地区12个县大多只有初级学校，中等学校主要集中在旧府治所在的南郑城区(现汉中城区)。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全地区仅有“各类中等学校10所”。抗战爆发后，由外地陆续“迁来汉中的中等以上学校共有30所，其中大学和大专院校共有9所”。也就是说，当地除了中等学校翻番式的增长外，高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呈现为聚集状态。

例如，迁入的“战时第一中学”(后改为“国立汉中中学”)，“约有2000余人散驻在汉江两岸，分3大处14小处，计有32个班，为汉中当时规模最大的学校”。“西北联合大学共有师生1700余人(不包括附属中学500余人)，于1938年全部迁来汉中。”同时，西乡、褒城、勉县、洋县等也成为流亡学校迁驻地。

在机构性整体迁移聚集的同时，因师资和生源的广泛，当时在汉中地区还出现了兴办学校现象。例如，山西籍同乡会联合出资利用原山西会馆旧址办的“太原平民中学”，河南籍同乡会联合出资利用原河南会馆旧址办的“汉兴中学”等。同时，本地籍人士也适应形势利用资源，积极兴办公立和私立学校，实现了当地中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据记载，抗战期间本地各县共兴办各类中等及职业专科学校17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汉中地区的普通中学在1942年至1944年发展最快。从史志中记录的数字，作以排列比较，即可较直观地显示这一状况:

1942—1944年汉中地区普通中学增长情况分类表

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迁移来的高等学校的直接拉动有关。而现象本身，又反映出适应社会需求的教育系统的结构性生长效应。其明显的另一结果就是，这一时期汉中地区的初级教育也出现了快速发展。

例如，据南郑县1942年的统计，“汉江两岸初级小学就有220所，学生6000余人，中心小学18所，学生3000多人，入学儿童占学龄儿童70%以上。为了适应学生和家长的要求，有识之士积极筹办了6所高、初级中学，计有31个班，学生1121人，教职员工125人。”

再如，“抗日战争初期，战区中小学教师山西服务团345人在洋县农村建民众学校18所，初级小学19所，短期小学12所。”此类情况，在汉中地区平川各县多有出现。

据1942年的统计资料，当时全汉中地区12个县共有各类初级学校1659所(包括“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私立小学”“改良私塾”等)，学生89198名。另据1941年的资料记载，当时全地区共有小学教师3204人，中学教师308人，师范教师70人，简易师范教师28人，中等专业和职业学校教师32人，合计共有教师3642人。各项均比抗战前大幅度提高。

二、典型发展举偶——实况与实务

1.当地新办学校及师资、待遇:以略阳县为例

据记载，略阳县在1939年以前仅有一所学校——“县立完全小学”。抗日战争特殊年代汉中地区教育的兴旺，也触发了略阳籍有识之士顺应时势为故乡兴学育人的愿望。“当时县参议长崔希珍、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刘次枫、汉中联中校长王丕绪等，都是略阳本地人，他们多次聚会一起，商议在略阳就地兴办一所初中，解决本县学生上初中的困难。”后在崔、刘发起和几经努力之下，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终于在1941年正式开办起“略阳县初级中学”。期间，刘次枫作为校长(已辞外地教职回乡)，以六十六岁之躯奔波于时在汉中等地的“战时第八教师服务团”，游说动员，延聘了一批骨干教师，如“张玉堂，山东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担任教务主任并教英语课;金昌荣，张玉堂之妻，安徽芜湖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教动植物和音乐课;郑德敷，河北枣强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教数学、物理;张协恭，河北赵县人，北京师范大学语文系毕业，教语文;李耀晨，天津人，西北大学毕业，教体育及物理。”为稳定教师队伍，学校“对从外地请来的专职教师，除按教育厅规定标准发给薪水外，再由地方给每人每月补助玉米五百二十斤，按月按市场价格折价发给现金，或指派专人将粮食销售，实售实发”。从而保证了教师不致因物价飞涨而影响生活。正是因为办学得人，能取得多方援助，形成了良性发展环境。“1942年以后，每年可择优录取初一新生六十人左右。1944年，为了解决全县小学师资困难问题，从秋季开始，在初中正式附设了简师班，每年也招一个班，五六十人。到1947年，学校有初中、简师各三个班(一至三年级)，在校人数达三百人左右。”

2.当地新办学校及校舍、规模:以勉县为例

勉县中学是由山西来的“战时教育服务团”于1938年援助兴办的，初期名为“中山中学”，1941年当地新办的另一同类学校“仁山中学”并入“中山中学”，遂改为“勉县县立初级中学”，由县长王慕曾兼任校长。“1942年，王慕曾筹款在新县城菜园子以北的天荡山下学沟处征地80亩，建‘八卦形’校舍72间，中央建三层木楼一幢，称‘武侯堂’。”当年秋天学校迁入。1942年以后，“每年招收初中新生两个班90人，1944年起每年又增招简易师范一个班40人，在校学生300余人”。至1949年办学12年，共毕业学生28个班，1400余人(含三个简师班)。

3.当地新办学校及经费、构成:以私立复兴中学为例(www.xing528.com)

抗战时期汉中地区的私立学校主要由地方士绅集资兴办，经费全部自筹，由董事会及所聘校长负责经营管理。例如，复兴中学，“1940年8月于南郑县双坪乡(青树子)成立，由校长贾自强(河北人，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捐款7000元，聘请河南教师服务团田直僧(河北人，大学毕业)、王荩亭(河北人，大学毕业)、郭绳武(河南人，大学毕业)、陈逸唐(安徽人，专科毕业)，以及本县的秦子明、全程九、张立齐等8人为教员。校董事会董事长为安汉，1942年校长由秦子明担任。”据记载，学校除原有田产外，1942年新增捐田地者11人，捐款者4人，分别为本县的督学、乡绅、民间会首、教员等，共计田地154亩6分(安汉捐水田20亩，秦子明捐水田50亩)，共有捐款91000元(含首任校长贾自强捐款7000元)。由于办学经费充裕，粮食丰富，“除供给教职员工薪俸、办公费用，以及其他费用支出外，每月还发给学生一定数量的助学金”。

4.当地教育界人物:傅鹤峰

傅鹤峰，城固县原公镇人，1915年由省立第三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理化系学习。毕业前夕参加了五四运动，“并组织在京的陕南学生函电号召汉中青年奋起响应”。先后在安徽省立一中、贵池师范、陕西省立第一师范、汉中道立单级师范任教。“又先后在汉中创办省立第五师范和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并任两校校长”。抗战期间，1940年担任汉中师范校长，其时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汉师和附小迁往褒城打钟寺、郑家营，校舍分散，物资供应缺乏，困难重重”，傅鹤峰“虽过着极度清苦艰难的生活，但在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仍然与全体师生团结一致于1942年秋将汉师及附小迁回较当道的十八里铺。通过他的辛勤努力，新修校舍，充实师资，各项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颇受社会舆论赞誉”。

5.当地教育界人物:孙丘园

孙丘园，西乡县南关街人，1927年由汉中联立中学毕业。1928年考入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29年初转入华南大学，同年秋又转入上海中国公学。“1930年加入中国新兴文学研究会，任上海总会中公分会负责人。‘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中国公学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1935年冬毕业于中国公学文学系，“次年春，得到本县留学津贴及其胞兄人杰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新闻高等研究科，作研究生”。1937年毕业回国，曾在国民政府属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阵中日报》总编辑、《战时妇女》主编等)。1940年因病请长假回西乡休养。“迫于生计，带病教书，先后任西师教员、女小校长、西中教务主任。”1943年，“适逢县政府没收庙会产，误将江西、两湖(湖北、湖南)同乡会的产业提去，丘园以江西同乡会会员身份依法争回”。有感于地方实业落后人才缺乏，在征得各同乡会同意后，“利用该项产业并联络商会醵资，作为办学基金”。于1944年春组成校董事会，以两湖会馆为校址，成立“私立正本工业职业学校”。“丘园任副董事长兼校长，聘请王安平任教导主任，李播轩等任染织专科教员。按照职业教育特点，制定校规章程，购置纺织机器和印染设备，附设纺织染工厂，供学生实习。同年秋招考新生，分应用化学科、染织科二班，正式开学上课。”在孙丘园艰苦奋斗和团结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之下，“学生经专业教员与技工师傅传授，实地操作，皆能纺纱、织布、织毛巾及袜子，印染床单、门帘、枕巾，花色新颖，供应市场，颇受群众喜爱。城乡人民有持土布来加工印染的，应接不暇。次年扩招新生两班”。

三、潜形态的发展与分化——缘起、情形、组织

所谓潜形态的发展，这里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伴随主体与主流发展而生长壮大的另类存在，亦即依附或寄生性发展。具体到抗日战争时期汉中地区教育的发展过程，主要指在学校教育发展中，受教育者思想意识、文化观念方面背离分化和逆反倾向的增强，内在的情感价值他移，以及因此而发生的隐蔽行为与活动的增多，也就是一种教育的结果性异化。当然，这是由汉中的“国统区”属性所决定的。

抗日战争时期汉中地区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外部资源偶然聚集促成的非常态发展，是人流、物流、资本流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趋同性利益追求与收益预期推动的结果。既表现为当时人们的理性选择，又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影响力以及对人力资源的导向作用。而这一现象的客观背景，则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紧急状态和危难时刻，采纳正确建议，为保存民族有生力量而实施的一项有计划的举措。“抗战开始后，教育部指示平、津、沪、京的一些重要高校西迁，到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抗战教育基地，‘1937年至1939年间，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内迁大后方的高校有52所。’”汉中地区就是当时的教育基地之一。如前所述，教育系统结构性的内生动力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而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在一定条件下又只能有限的实现。因而，另一种潜在民间动力的作用，也是应予理解的。例如，出于对民国初期以来军阀混战造成伤亡的恐惧，加之抗战期间又亲历着投机性资本造成的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伤痛，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财富若要保值，除了粮食等实物以外，就是活生生的人了。这是战争时期教育需求增长的内在动因之一，是理性社会人投资于人的本能选择。正如相关记载描述的，南郑县“自1935年，为避免兵役，许多丘陵地区青年纷纷上学，生源大大增加。公私立小学在校高年级学生年龄最高者达20多岁”。

教育发展必然带来思想观念的改变。现代教育以其本质上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和创造精神的集合，自晚清引入我国，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渲染，已然成为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观念，也成为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然而，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限于其依靠力量及其阶级的局限性，以及作为统治者难免的利令智昏，未能在政治理念和宣传纲领上作出适时的创新，加之掌握政权后多有逐利者混入，惟以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社会声誉骤降，因而，在青年云集的学校，基本处于保守的被动状态。汉中地区则更有甚者。

例如，1934年10月，汉中城内“各校学生参加‘双十节’纪念大会，五师学生在大会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之类的革命口号，在学生还没有回校前，大批军警特务已布满五师，一位姓张的教务员，将事先造好的名单交给国民党县党部的王委员，向学生言称今天是抓共产党的，王委员按名单点名，校长张云青和张教务就积极指人，仅这次就在五师抓学生20多人。”

再如1936年“年初，褒城县县长孙宗复亲自前往南褒西南区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二百四十六人”。“秋，文庙举行祀孔典礼，由张笃伦(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南郑县县长)主持，军政地方单位官员参加，各学校代表参加。”

与以上主流社会相对的潜在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形。据记载，汉中地区自1927年之后，就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在各主要的中等学校担任教职或学校负责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工作。例如，当时的“中共陕南特委、中共汉中县委的主要成员，绝大部分均在学校。1930年11月建立的中共陕南特委12名委员中，有11名是汉中各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当时汉中的“6所中等学校，就有5所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这些共产党人不但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是一批为理想而无私奋斗的热情、真诚的奉献者。他们在认真传授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出于信仰而通过自身的感召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成员，并引导开展学生运动，曾组织过多次响应时代要求、符合地方社情的“反帝、反封建、反腐败”的重大活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因为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遂转为潜隐状态。

抗战时期汉中地区教育领域的潜形态发展，主要是以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主导的新兴意识形态及其学生组织与青年群体的发展。其代表性事例为“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展。

作为中共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领导成立的，以抗日救国为号召的外围组织，抗战爆发后，“民先队”在国统区即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而汉中地区的“民先队”，早在抗战之前就已出现。据考察，汉中城附近的民先队组织先后由三条线组成:其一，“1936年寒假，西安民先总部派正在陕西省高级中学上学的城固籍学生卢清惠回陕南发展民先组织。”其后不久，汉中师范、女师、五中、联中、农职等学校即有大批学生加入。“1937年10月，中共陕西省委杨永昶同志来汉中与民先队主要负责人尚锡铭、薛定国、许士杰、史定国取得联系，随后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二，西北联合大学迁来汉中后，该校民先队曾“派杜书田指导城固民先队的发展工作，很快在城固西北区组建了3个民先区分队，由原来不到100人发展为300多人。”至1938年，“汉中民先队员已发展到1500多人”。其三，平津流亡剧团在汉中期间也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而西乡县的情况则是:“1938年秋，西北民先总队部，决定派黄任毅(又名黄玉玺)随西安师范来西乡，负责整顿和发展西乡民先组织。随后，西安女师、西安女中和培华职业学校，相继迁来西乡。”黄任毅在中共西乡县工委的领导下，“于1938年11月中旬，秘密召集各学校的民先负责人与西乡民先负责人李霞波、李应钟等，在西乡牧马河以南的一个古坟堆旁开会，正式成立了‘民先西乡地方队部’，黄任毅任队长。”其后，“对各校民先队组织进行了整顿，继续秘密地发展民先队员，配合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时，民先队员已发展到250余人。”

当时国民党也在一些学校分别发展了“抗敌协会”“抗日救国会”“抗日救亡剧团”“抗日农村工作团”“抗日回乡团”“抗日兵团”等学生组织，争取青年人，以维护其统治。但两相比较，与共产党的策略不可同日而语。如“当时地下党员许士杰、张绍基等向中共汉中特委宣传部长江涛(董学源)汇报情况，江涛指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我们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可以参加到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抗日团体中去，做我们抗日救亡工作，扩大抗日力量。’同时发动各县民先队员，参加到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日团体中去。”正是由于自身的正义而坚韧，不怕打击，赢得了普遍的社会同情，终于汇聚演变成为人们对共产党图谋的新社会的普遍向往。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汉中地区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显形态还是潜形态的发展，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都显示出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该地区其后在相当一个历史阶段，在农、林、牧和工商业以及科技、文化等其他领域，都曾领先于我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即使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该地区还能理性发展，维护生态，在林地保护和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方面形成社会共识与良好治理。所有文明进步，无不与人口素质和文化积淀有关。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革命时期泥沙俱下的某些“恶搞”习气，也曾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残存并一度爆发出明显的负面性，“大跃进”及其“文化大革命”中当地的“恶搞”甚至武斗，就有很多类似于早年“学潮”的影子。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