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斜栈道与栈道漂游
郭荣章
栈道是什么?现代人并不陌生,君不见汉中褒谷口石门大坝南北宏伟的栈道实体。只不过这是今人模拟的栈道。后魏学者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崖为阁”,当是栈道的原型。三国时的诸葛亮说得更清楚,即“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即为栈道的基本模式。秦汉之际,大凡山地的交通要道,都有这种栈道。其所在地,常在河谷的凹岸,因河水擦岩壁而过,其上笔陡,下临激流,在难于开山破石的古代,遂就地凿石架木以通往来。就其设置而论,当受到地形的严格制约,并非随意而为。
在今四川盆地,古称蜀地,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古今皆占有重要的地位。因其四围皆山,出入皆须跋山涉水,异常艰险,故在古时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叹。伴随着铁器的流行,在蜀道上增设了栈阁,遂成为栈道,以提高其利用率。如四川与云南之间的僰道,四川与甘肃之间的阴平道,四川与陕西汉中之间的金牛道、米仓道,等等,皆系出入蜀境的栈道。而《史记·河渠书》云:“抵蜀从故道,故道多返,回远。今穿褒斜道,少返,近四百里。”这里的故道和褒斜道,都被视为西汉京都长安的入蜀之道。而且,东汉永平九年的汉《鄐开通褒斜道石刻》,记时之汉中太守奉诏修褒斜道事,其文云:“九年四月成就,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在此又视褒斜道为中原入蜀之道。何以会如此呢?这就要从我国的山河大势说起。
翻阅我国的地形图可知,在我国现存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地、丘陵、高原约占三分之二。自西而东,大体呈三级阶地,西高东低。横贯我国中部的秦岭山脉,西起陇东,东达豫西,不仅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分界线,而且是我国南北地理景观的分界线。在秦岭北侧,是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在秦岭南侧,是长江第一支流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和沿江谷地。由汉中盆地向南,穿过巴山就进入四川盆地。秦岭与巴山,隔汉水遥遥相对,成为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天然屏障。
由于古时自长安入蜀,必先经过汉中;即便是由洛阳入蜀,也须先到长安,再经汉中,因此,凡自关中或中原经汉中入蜀的各条道路统称蜀道。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今由关中以趋蜀中者谓之栈道,其北道即古之褒斜,南道即古之金牛;而子午、傥骆以及米仓之道用之者鲜矣。”这段话简要说明了褒斜道与金牛道之特殊地位。《国策·秦策》和《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都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其所云的“栈道”,即指战国时的褒斜道与金牛道。当时,尚无其他诸道,可见由关中经汉中入蜀的诸条栈道中,褒斜道与金牛道为早。而这两条道各始于何时?前贤尚无成说,我们只能从一些散存的史料中予以推断。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比《水经注》较早的晋常璩《华阳国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该书卷三《蜀志》曰:“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看来秦惠王以石牛屎金,诱骗蜀王修道之事流传甚久。蜀王被愚弄,其修道之举,为秦惠王伐蜀提供了方便。至于秦之灭蜀,还有其他诸多因素,似不宜忽视。
蜀王昏庸,又负力而贪。秦针对其弱点,赠金牛以攻心;蜀王还沉醉于女色,秦又为之送美女以堕其志。《华阳国志·蜀志》亦曾记此。其文曰:“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橦,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蜀王既为金钱所动,又为女色所惑,自然不能专心致力于国事,其国力日衰的局面,一经形成便难以挽回了。这可作为秦灭蜀的远因;还有个近因,即巴蜀间的火并,给秦人以可乘之机。《华阳国志·蜀志》又曾记曰:“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葭萌(今四川昭化)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以东向楚,楚地可得。楚亡则天下定矣。’惠王曰善。周慎王五年,(前316)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所害。”《史记·秦本纪》也曾记述秦惠文君更元后九年(前316)司马错伐蜀之事。其《索隐》引《蜀王本纪》曰:“张仪伐蜀,蜀王开战不胜,为仪所灭也。”
以上,是秦灭蜀的全过程。《水经注》中以石牛屎金,诱使蜀王修道而又循道灭蜀之说,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早在明代薛瑄过五丁峡时就曾说过:“世传秦惠王以金牛诈蜀,使五丁开此峡,谬妄不稽。”这一评论未免过激,五丁,泛指开道之诸多壮士,开道之事还是可信的;只是秦惠王伐蜀,当在开道之后。若无开道之举,则伐蜀亦难得逞。
值得深思的是,《水经注》所称的石牛道,一名金牛道,这是自沔县到四川梓潼之间的一条栈道。在今陕西沔县到宁强之间,有一金牛峡,即源于送金牛之说。过此峡向南,又有一五丁关,亦称五丁峡。传为五丁修道时以巨斧所劈。虽然送金牛和五丁开道之事,颇有传奇色彩,但金牛道沿途的地名似可作为历史的见证。金牛道屡见之于史志,其路线是自沔县而南,经宁强、广元、昭化、剑阁,到达梓潼,再至成都。因梓潼之后,多为坦途,故沿途的栈阁至梓潼而终。这是由汉中入蜀突破巴山天险的道路。它与由关中到汉中的褒斜道,根本不是一回事。郦道元《水经注》将此二者统称为“石牛道”,虽与实情不符,但褒斜道作为送石牛的必经之道,还是说得过去的。
金牛道既是由汉中入蜀的道路,秦惠王伐蜀又是由这条道路进军的,而秦惠王的都城在咸阳,其所统领的秦军在关中,并不在汉中;当时由关中到汉中的唯一通道就是褒斜道,所以说在秦惠王伐蜀时,褒斜道当已畅通。既然如此,是否可以认为,褒斜道始于秦惠王伐蜀之时?显然不是。史籍中的有关记述已为我们提供了若干新证,如《国语·晋语一》记史苏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连同《国语·郑语》记史伯述褒姒之故事,皆可揭示褒人与西周王朝之间的往来。这个往来的通道,便是褒斜道。
褒斜二水同以太白县衙岭山为发源地,各自反向分流,经长时切割而成为相互对应的山谷。衙岭山在大散岭之东,太白山之西,形如马鞍,故又名马鞍岭。就整个秦岭山脊而言,衙岭山这个地段是比较平缓的;加之,褒斜二谷源远流长,沿此二谷开道,是翻越秦岭天险的一个较为理想的通道。褒斜古道之构成,首先是得益于这一自然因素,其次,与之相应的社会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所谓社会因素,即指人类的活动,生产的发展,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的水平等。褒斜道北端的古周族,虽学术界对其渊源尚有歧见,但作为先民中的一个较为发达的部族,似无可疑。位于岐山之下的周原,作为周族的发祥地,距斜谷口甚近。随着周族的兴起,周人由斜谷口而入,越衙岭山至褒谷上源,又由褒谷顺流而下,出褒谷口,到富饶的汉中盆地。这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毕竟是先民们的实践可以探明的。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武王伐纣事,载于《史记·周本记》和《尚书·牧誓》者甚详。来自西南夷的八路诸侯,与武王会师于孟津,其中就有巴蜀一路的大军,其进军之道必为褒斜道无疑。所以《华阳国志·巴志》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不过,当时巴蜀军队所走的褒斜道,还不可能是栈道,它是步履而成的一条较大的山道。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122年,从那时算起,褒斜道的历史也有三千一百多年了。(www.xing528.com)
这样一条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道,不仅维系了南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朝廷政令的传递也必借助于此。若遇战乱,则又为兵家在所必争。基于其在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其沿途相应的建筑设施几乎应有尽有。东汉永平九年(66)镌于汉中褒谷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中就曾记述,“为道二百五十八里,大桥五,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这段文字可称是有关汉代栈道设施的一份比较翔实的资料。大桥,即横跨褒河的大型栈桥,其具体位置,皆有遗迹可考。邮,即传送书信、公文人员的止宿之处。汉制,即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五十里一置。因时之书信、公文,多系竹简或木椟,传送这类邮件是很辛苦的,故邮间的距离甚小。亭,即行旅停留、食宿之所,有望楼,有专人缉拿盗贼和不法者,维护旅途和当地居民的安全。驿、置,即更高一级的途中住所,依照过往者的不同品级,提供相应类别的房舍、驿马或驿车。徒司空,即修道的刑徒及其管理者的专用场地。时之修道者,有“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可以想见“徒司空”的规模是很庞大的。“褒中县官寺”既是县级官衙,又是汉时褒斜道入栈之首驿,故予修之。褒斜道全程470里,可知《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所述及者,仅系局部修葺的相关数据。若将整个出入蜀境的诸条栈道的数据汇集起来,其数值之大则会使人感到惊异。而且,在褒斜道南端,穿越七盘山的隧道,开凿于东汉永平时,汉明帝诏书上称其为石门。这是我国最早的隧道,开后世隧道之先河。无怪乎当代桥梁学家茅以升先生称“栈道是我国仅次于长城、运河的第三大古代建筑。”信然也。可惜世代沿革,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害,这些建筑遗迹多已淹没。三国时,曹操谓“褒斜道五百里石穴耳”。所谓石穴,系指栈道插梁、立柱之孔。因东汉末,张鲁盘踞汉中,烧毁栈道实行割治,曹操所见者系残存之栈孔,故有“石穴”之称。正如诸葛亮所云“一头入山腹”之孔,而今这类孔迹也如凤毛麟角了。就连石门隧道也被淹没于水库之中。所幸石门隧道内壁的“石门十三品”被抢救出来,现陈列于汉中博物馆内。其实,石门内外的珍贵石刻,又何止是“十三品”呢?见于拙著《石门石刻大全》的石刻计177品,主要分布于石门故地及褒斜道沿线一带,而这177品也是幸存之物。如将此前损失或遗漏的石刻加在一起,当为数更多。
由上文得知,褒斜道以其起始之早、持续之长,规模之大、功用之全、文化遗迹之丰厚,堪为蜀道之冠。基于此因,向为古今中外的学人所推重,见于论著和多种媒体者,可谓汗牛充栋。改革开放以来,慕名探踪者络绎不绝。笔者在岗时,曾反复陪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观光者到褒谷一游,特别是夏日,不能睡午觉,整天奔波于山野之间,颇有不胜其烦之感。然而每见他(她)们那种殷切渴望之情,又觉盛情难却,只得一陪再陪。及至退休之后,也时常遇到这类境况,因对方诚恳特邀,故仍然照陪不误。好在上帝成全,精力尚可,为汉中旅游事业奉献余热,既义不容辞,也乐在其中。
现时,蜀道难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然而,褒斜道以其固有之魅力,却更加受到世人的关注,褒谷口规模庞大的模拟栈道当为明证之一;海内外学人竞相到汉中市博物馆观光“石门十三品”当为明证之二;褒谷沿线残存的栈孔、驿站、关隘、碑刻、古战场,等等,仍然受到广大游人的青睐,当为明证之三;近年来,留坝县又推出了栈道漂游这一壮举,堪为明证之四。这四者中,前三者具有传统性,多为世人所熟知;后者属创新举措,虽然火爆,但知情和参与者,毕竟是少数。其发展的前景如何?当有客观的估量。愚以为,眼前的火爆,是因为面世之初,令人耳目一新,竞相先睹为快。一旦持续下去,也会有久而生厌之感。若能将漂游与访古结合起来,则可历久不衰,且有其广阔之前景。
这里先说漂游,《史记·河渠书》记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利用褒水通沔、斜水通渭之便而通漕运。天子以为然,乃“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虽然漕运失败了,但悠长的褒水,穿过群山峡谷,行船确有不便,漂游却是理想之佳境。这说明利用褒水进行漂游之举,是可行的。况且,留坝县境内之褒水,水量充沛,既有平缓的漫游之处,又有激流奔腾的险绝地段。漫游时,胜似闲庭漫步,尽可从容欣赏大自然;历险时,如鸿飞兽骇,强悍地挑战人生之极限。在紧张的繁忙之余,投身于此,自然是乐在其中。所不足的是,这种乐只限于年轻力壮者,年老体弱者,难免望而却步。
再说访古,即在漂游中探察古栈道的遗迹。说到此,可能使人感到诧异,其实不然。笔者就曾有过多次的这类尝试。
1979年夏日,笔者偕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杜保仁等一行多人,初次勘察褒斜栈道,凡见山崖中有石孔者,皆一一拍照,并描绘草图,记述其尺寸、排列布局等情。这是传统考古调查的基本方法,虽比走马观花要细致一些,但也有诸多不甚了了者。如留坝县南河乡黑扬坝村褒水西岸的栈道遗迹,下距水面约5米,上有阁,下有柱,是典型的标准式栈道。加之其规模壮阔,是访古探踪的最佳场所。只因我们置身于河东岸,上面的阁孔和下面的立柱之孔看不清楚。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汉中地区旅游局局长郭成福率先涉水游过去,笔者才接踵而至,经临近察看,才得以了然。
还有留坝县武关驿所在地褒水东岸的栈道遗迹,亦属标准式栈道,勘察时置身于河西岸,也因一河之隔,细部难以看清。这里水深流急,常有溺水事故发生。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日,笔者偕同几位同好来此,事先携带与腰围大小相当的橡皮轮胎,使其置于两腋之间,再系一长绳,由岸上一人牵引,人可随意徜徉于流水之中,选择最佳部位观察、拍照。这样考查的结果,是最能令人满意的。沿用这一办法,笔者还考查了柳川之北的观音崖古桥址。人在水中,既有漂游之乐,又有访古之趣,不亦乐乎!
1994年,笔者已退休离岗,承蒙三秦出版社特邀,编撰《石门石刻大全》一书,彼此签订了合同。这一纸合同,胜于此前的行政命令。为了逐一记述褒谷沿线的石刻,笔者曾反复横涉褒水。如留坝县与汉台区接壤处的闫王碥(一名观音碥),相传有“八个碑”,颇负盛名。当年夏日,偕同老伴到此。但古迹在河西,人在河东。这里是石门水库上流,河面宽,水的深浅不一。怎么办?在老伴犹豫之际,笔者毅然只身涉水。在下水前,将应用之物,严密封藏于塑料袋中,挎于身后,腾出双手以应急。缓缓前行,遇有水深之地即跃身一游,就这样到达对岸,终于破解了“八个碑”之谜。
仅举以上数例自可说明,漂游访古,奇而又乐。自认为水性平平,若有水性佳者,则会更有出奇之效和罕见之乐。
目前的栈道漂游,是置身于橡皮船上,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一些。如能在褒水沿线的古迹所在地,设置醒目的标志,并有简要说明文字和专人服务,使船身可在激游中暂短固定,从而为专程访古者提供方便。这样,从事漂游者,将不限于年轻力壮之人。老年人,会游或不会游的,都可一试。这是笔者个人的切身体验,谨此奉恳,若能得到举办者的首肯,则必将会使栈道漂游的前景更为广阔,也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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