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研究：社会转型期方言与普通话使用情况分析

社会转型期汉水上游人们使用方言、普通话词语情况的调研分析^[1]

黄党生

地理学上一般认为从陕南宁强的汉水源头到陕南安康为汉水上游，从方言学的划分来看，汉水上游地区基本上对等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区陕南方言的西部方言小片，包括一个区十七个县。该调研历时一年多，以问卷调查方式为主，共发送调查问卷600多份，收回有效问卷580份，占发送问卷数的97%。该调查对象不限职业、文化程度、年龄性别，这样的设计可保证调查对象的身份、阅历的丰富多样性，也符合不同身份、阅历的人自然混居的实际状况。调查问卷依据方言调查规律精心选择列举了300多对方言和普通话词语意义相同的常用词语，譬如“日头—太阳”。词语内容涉及自然天象、动作行为、人物、人体部位、时间、方位、动植物、性状等称谓，以及副词、代词、量词、叹词等。调查人员先后去了汉台区、城固、勉县、洋县、南郑、西乡、略阳、留坝、镇巴、宁强、石泉、汉阴、宁陕、紫阳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除了问卷调查方式外，还辅助于采访个人30多人次，采访内容基本同上。该调研只是方言、普通话词语使用的调研而没有涉及语法，语音略有涉及。这是因为词语的使用最能直接地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诸种文化信息。

一、社会转型期汉水上游人们使用方言、普通话词语情况的特征

(一)部分方言词语几乎消失

这部分几乎消失的方言词语在社会转型期前一般都是常用词语，约占被调查词语的5%。譬如，椅墩(比凳子坐面大、用材厚、凳腿粗、结实笨重的坐具)、草墩(用稻草搓成草绳一圈圈盘起来的坐具)、杌子(高一点的小方凳)、扁桶(装粮食的椭圆形木桶)、尖担(木制的两头尖的扁担)、船家子(艄公)、喊渡船(高声呼叫)、府里(汉中市城区和安康市城区)、山外人(关中人)、贩子客(生意买卖人)、棒客(土匪)等。

这些词语几乎消失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几乎消失。如今，各类家具更新换代很快，像椅墩、草墩、杌子、扁桶……这样的家具在城镇几乎绝迹，在农村见到也很稀罕。现在农村大多数地方需要担、挑之类的活儿多由各种车辆替代，因此，尖担的使用率迅速下降。旧时，航运是陕南常见的交通运输方式，如今铁路公路四通八达，且汉水上游水量逐年减少，航运事业萎缩，故从事“船家子”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同理，“喊渡船”现象也几近绝迹，今天，谁要是用“喊渡船”来表达“高声呼叫”义，对方一定会莫名其妙。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设置有“府”这一级，人们长期沿用这个叫法故称汉中市城区和安康市城区这种地区政府机关所在地为“府里”。近代中国社会行政设置改换了“府”的称谓，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人们口里没有“府里”这个词了。二是观念的改变使部分方言词语几乎消失。“贩子客”旧时含贬义，有投机发财之嫌。如今做生意、跑买卖被视做正当的经济行为，故“贩子客”这个词就存入历史档案中了。过去，陕南交通不便，偏僻闭塞，当地人盆地意识重，以“我”为中心思维，故称关中人为“山外人”。如今，陕南不再偏僻闭塞，陕南人的盆地意识在淡化，明白了关中比陕南发达，明白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所以不再提“山外人”了。

(二)部分方言词语几乎被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所替代

这类词语约占被调查词语的30%。下面举例的方言词语有时没有合适的汉字，用同音字、近音字代替，或标注国际音标。例如，名词性词语:天黑(日食)、色气(颜色)、印花(邮票)、连花闹(顺口溜)、大胯(大腿)、撂天地(房屋外的地方)、肋巴里(旁边)、二市上(不关要紧的位置)、倒拐(胳膊肘)、舷舷(边缘)、邦邦(边儿)、挡挡(地方)、沓沓(地方)等。动词性词语:肘(举)、拶(举)、捍(拿)、巴(贴/粘)、锵(借)、架势(开始)、扎(用缝纫机缝)、捩(让/躲)、跌(掉)、喋(吃)、揲(打)、在(别)、打牙祭(吃肉/改善生活)、没来头(不要紧/没关系)、帖肚子(与人攀比)等。形容词性词语:泡(虚而松/不结实)、皙(白/漂亮)、受豁(心里接受得了)、泡稍(丰盛/大方)、蝎号(难忍耐)、啷筋(身体瘦小)、俩势(娇生惯养的情态)、壮(粗)、邦间儿(差不多/合适)、撇脱(干脆利落、洒脱直爽)、板耶(从容/沉着镇定/合适/整齐)、臧(轻狂)、艮(整个的)等。副词、代词、叹词、量词:直接(很)、溜什(赶紧)、瞽到(非/一定)、咋块(怎样)、夹麽(表责怪意义的叹词)、栽了一个坷爬(面朝下摔了一跤)等。

这些方言词语被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所替代有三点原因:一是有的方言词语含有不太文明、粗俗的色彩义，如“喋(吃)”“揲(打)”等。现代社会的人比较注重自己言谈举止的格调，使用这类词语显得粗俗，缺乏修养、档次，因此这类词语出现的场合、频率都在减少，逐步被普通话词语所替代。二是有的方言词语指称的事物不再需要加以强调，这类词语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譬如“打牙祭”这个词语意义不难理解，就是好长时间才能吃点荤腥，它也属于普通话一般词汇里的方言词，但现今基本上不用了。原因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吃肉是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了。三是有的方言词语地域色彩太浓、太土，如言语交际中使用“肘(举)”“捍(拿)”“锵(借)”“溜什(赶紧)”等词语，受地域的局限太大，所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人们交际范围的扩大，这类方言词语基本上被普通话词语所替代。

(三)方言词语和相对应的普通话词语并存共用

这类方言词语和普通话词语并存共用的现象很普遍，词语数量也很多，约占被调查词语的65%。例如，白雨(雷阵雨)、灰面(面粉)、汗夹(背心儿)、窝窝鞋(棉鞋)、家业(工具)、言子(歇后语)、达达(叔父/叔叔/父亲)、把势(有技术专长的人)、绺娃子(小偷)、尖脑壳(擅长通风报信的人)、记(红痣)、脖啷鼓(脖子)、早起(早晨)、伢猪(公猪)、咆牛(公牛)、孳牛(母牛)、默子(蚊子)、盖巴子(蟾蜍)、灶鸡子(蟋蟀)、海柿子(西红柿)、捂(盖/蒙)、打折(收拾)、搔(撞动/摸)、歪(批评/训斥/厉害)、瞽(瞪)、炕(烙)、板命(挣扎)、箍(蹲)、圪蹴(蹲下)、髂(跨)、物(做)、刀(夹)、增(差)、日弄(欺骗)、起发(出嫁)、噘(骂)、围(坐着/挪动)、骚(举止轻佻)、净板(干净)、烂藏(不好/差)、不咋的(不要紧)、然(说话办事不利索)、撇脱(干脆利落/洒脱直爽)、千翻(多事、计较)、怏人(腻人)、蛮且(不断地)、招呼(小心)、只是(不断地)、见天(每天)、一匹叶子(一片叶子)、一饼炮(一挂炮)等。(www.xing528.com)

方言词语和普通话词并存共用的主要现象表现为，用方言讲话时句中有的是或全是普通话词语或用普通话讲话时句中夹杂有方言词语，例如，“快蹲下，小心头被木头撞上了!”(汉中话语音，但选用的全是普通话词语);“快箍下，招呼脑壳叫木头撞到了!”(普通话语音，但夹杂有方言词语)。这两种共存的主要现象都体现了社会转型期普通话对汉水上游人们日常话语的积极影响，这种积极的影响又可分为无意识的影响和有意识的影响。用方言讲话时句中选用普通话词语这种现象体现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人不一定能意识到，有些人意识到了，在话语中已主动地用普通话词语取代方言词语，只是在语音上还没有向普通话语音靠拢。用普通话讲话时句中还夹杂有方言词语这种现象体现了说话人已经有意识地主动地接受了普通话，并付诸言语实践。只是一个人从讲方言到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因个人文化程度、生活环境不同而长短不同。这种土“洋”结合的让人听上去有些别扭的语音面貌是这个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它是正常的、可喜的。当然，这种现象也会遭到一些观念保守、狭獈陈腐的人的嘲笑和讥讽。因此，需要有关部门(如政府机关、各类学校、影视广播、交通旅游、服务行业等)率先积极引导示范，让学习普通话的人们明确一个问题，即从语音上模仿普通话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在话语中用普通话词语替换掉方言词语，这样就能提高学习普通话的成效。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加快了汉水上游人们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速度，缩短了方言被普通话同化的进程。上述三点就是汉水上游人们在社会转型阶段使用方言、普通话词语情况的突出特征。

二、社会转型期汉水上游人们使用方言、普通话词语的情况的启示

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普通话对汉水上游地区人们日常话语的影响比新中国成立后任何一个时期都大。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要求从业人员会讲普通话。调查结果显示，在要求讲普通话的行业中，97%的人在工作时可以讲普通话(不计较说普通话的水平)。其次，观念的更新也使一部分人自觉地讲普通话。过去，讲普通话常会被嘲笑，说是“撇洋腔”“忘本”。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在城市人口中有25%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讲普通话，农村人口中会讲普通话的人(不计较说普通话的水平，不一定在日常生活中讲普通话)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提高到了如今的20%。调查结果还显示，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普遍认为普通话使用范围广，交际效果里拥有更多的文明因素和人文关怀成分(听起来比方言悦耳、舒服、清晰，明白易懂)。认为讲普通话显得有文化、有教养、有品位，还有点时尚的色彩。譬如骂人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会讲普通话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用普通话骂人没有用方言骂人那么淋漓尽致，这就是普通话里没有方言中那么多色彩义粗俗的词语。

2004年9月，北京市的推普工作的成效已达标，国家语委对此检测也已通过。国家语委要求像汉水上游地区内的汉中、安康这类小城市，推普工作的达标期是2010年。汉中市政府在2006年提出了要把汉中创建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号召，那么讲普通话本身就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的内容之一。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能够了解到汉水上游地区的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可程度和现有的水平，充分利用这个良好的基础，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主动地去做一些引导、辅导工作，那么这一地区的人们学习普通话的自觉性、积极性就会增强，成效就会明显提高，汉中、安康这类小城市的推普成效就一定能如期达标，也就为早日把汉中建设成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充实了精神文明的内涵。

从横向来看，汉水上游地区的人们对普通话的认可接受程度，学习普通话的自觉性、积极性比我国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要强，但同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很明显，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流动量就越大，云集的方言种类就越多，就越能体现出普通话作为这些地区的人们需要掌握的交际工具的必要性。我国南方、东南沿海地区的方言与普通话距离很大，这个客观事实同广大北方方言和普通话距离较近比较起来是一个劣势，在一定的范围、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文化的发展有所影响。但这种劣势则使这些地区的许多政府部门对推普工作比较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推普成效同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相比，提高了许多倍。并且，在香港、广州、福州、长沙等大城市和南方一些中、小城市都有民间性质的普通话培训辅导班。

相反，汉水上游地区方言和普通话距离较小，而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使这一优势没有充分地利用发挥出来，也使政府有关部门推普工作的力度和广度都不够，在这一地区至今尚未出现民间性质的学习普通话的集体活动，这些不足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文明文化的创建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语言也是文明文化中的一个要素。当前，除了有些行业规定普通话是工作语言，要求从业人员讲普通话外，其他人讲不讲普通话看起来完全是个人的事，社会不能强求，只能引导。但从深层次上分析，自觉地讲普通话是对一种更科学、更文明、更人性的语言系统的认可和追求。语言作为人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普通话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后，又不断地从各方言及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健康、科学的语言成分来发展、丰富和完善自己。和方言相比，普通话的交际效果里拥有更多的文明因素和人文关怀成分，这些已被人们普遍认可，在这次调研中也得以证实。这不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推普工作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增强了我们做好推普工作的信心。

该调研范围虽然只是划在汉水上游地区，但全国有许多区域的情况和这里差不多，因此，社会转型期汉水上游人们使用方言、普通话词语的情况就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

【注释】

[1]该文原载《山花》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