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择主悲剧及文化意蕴

《三国演义》中的“择主”悲剧及其文化意蕴^[1]

雷　勇

三国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朝廷失政，各路军阀纷起争霸，这为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在这样的乱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因此选择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效力的对象，就成了才智之士能否实现抱负的关键。《三国演义》紧扣“择主”这个环节，塑造了一大批形态各异的英雄形象，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启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一些悲剧人物身上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不仅揭示了其悲剧的原因，而且还剖析了他们痛苦的灵魂。解读《三国演义》中的“择主”悲剧，对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心态将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

明珠暗投，所择非主，这是《三国演义》悲剧人物中最为常见的类型。在人才可以自由选择和流动的条件下，能否作出明智的选择，这是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关键，袁绍的谋士田丰在临死时曾感慨地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第三十一回)这可以说是很多悲剧人物共同的感受。但在群雄并起、鱼龙混杂的情况下，明珠暗投的现象却屡见不鲜，田丰、沮授、陈宫等都是这种典型，其中陈宫的经历更能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择主”问题上的复杂心态。

《三国演义》中的陈宫是一个有德有才，也有一定胆识的人物，但却因“择主”不当最终落了个悲剧性的结局。作者在陈宫死后引了这样一首诗，对他的一生作了评价:“不识游鱼不识龙，要诛玄德拒曹公。虽然背却苍天意，谁似忠心映日红?”这是说陈宫不识“真主”，违背了苍天的意旨，但他的“忠心”却彪炳千古。的确，陈宫的悲剧就在于，他虽“忠义之气，凛然千古”，但不逢其主，大志难伸。陈宫的悲剧人生体现出了士人在“择主”与“事主”问题上的双重困惑。

首先，以什么标准来“择主”。陈宫在小说中的第一次表演就是“捉放曹”。曹操谋杀董卓不成，潜逃至中牟县，被时任中牟县令的陈宫捉住。当陈宫问曹操何故取祸时，曹操义正词严地说:“吾祖辈世食汉禄，若不思报国，与禽兽何异?吾屈身事卓等，欲乘间图之，为国除害耳。”(第四回)陈宫深为感动，不仅放弃了捉曹邀功请赏的机会，而且毅然弃官，追随曹操同去兴兵讨卓。正如陈宫自己所说，他不是一般“俗吏”，只是“未遇其主”罢了，一旦认定曹操是他心目中的“明主”，便当机立断，决心追随他去干一番事业，其深明大义，果断有为，昭然于世。

追随曹操是陈宫的第一次重大选择，而之所以选择曹操主要是因为他有“报国”之志。应该说陈宫的选择并没有错，此时的曹操的确是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在满朝文武大臣只会哭哭啼啼、苟且偷生的时候，一个其名不彰的小小校尉，竟敢独闯相府，行刺正处于权力巅峰的董卓，其忠义、胆略足以使英雄为之折腰。刺卓不成，又能机智地逃出虎口，决心回家乡兴举义兵，发矫诏声讨董卓，其见识也令人叹服。在这种情况下，陈宫能放掉曹操并随之而去，足见其胆识。

然而，事情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在成皋，曹操误杀了吕伯奢的家人后又故意杀死吕伯奢本人，陈宫为之大惊，责曹操之举“大不义也”，曹操却悍然宣称:“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对曹操来说，杀吕伯奢不过是他邪恶一面的自然流露，而对陈宫这种重“义”，甚至为“义”肯抛弃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则是难以容忍的，因此，刚刚在头脑中建立起来的“明主”偶像，顷刻之间崩塌了。何去何从，陈宫又面临着一次抉择。他认识到曹操是一个“狠心之徒”，决心杀之以除后患，但临下手时又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第五回)于是决定与曹一刀两断，弃之而走。在兵败被俘，与曹操再次相见时，陈宫当面说明了弃曹的原因:“汝心术不正，吾故弃汝!”当曹操问他:“吾心不正，公又奈何独事吕布?”时，陈宫作出了这样的回答:“布虽无谋，不似你诡诈奸险。”(第十九回)

由这段经历可以看出，陈宫性格中的主导因素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评价一个政治人物时他是将个人的道德、品行放在首要位置的。从道德层面上看，陈宫为“报国”而放曹操，又为“义”而弃之，都是应该肯定的。但对他个人而言，单一的道德标准使他错失了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最终也使自己一事无成。

其次，以什么原则来“事主”。如果说抛弃曹操只是让陈宫失去了一次攀龙附凤、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的话，那么，选择吕布则彻底埋没了他的才华，既葬送了他的前程，也葬送了他的生命。吕布只是一勇之夫，依仗的主要是“方天画戟”“赤兔马”和“谁敢近我”的匹夫之勇，对陈宫的良言妙策很少采用，因此，跟随吕布不久，陈宫就预感到:“忠言不入，吾辈必受殃矣!”面对这样的主子，他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嗤笑。”(第十八回)陈宫的善良、软弱和强烈的道德意识使他再次作出了错误的抉择。

陈宫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豪杰并起”的时代，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才智之士普遍信奉的原则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第三、十四回)。根据这样的原则，吕布可以冠冕堂皇地弑“父”，荀彧、徐晃等可以抛弃旧主投奔曹操，就连与陈宫一起共事吕布的张辽也感激“知遇”之恩而降曹，唯独陈宫选择了以死殉义。在兵败被俘后吕布贪生怕死，再三求降，而陈宫却决心舍生取义，他抱定必死的决心，面对曹操的劝降，他的回答是:“今日有死而已!”曹操“尚有留恋之意”，借用老母和妻子的存亡来软化他，他也不为所动，回答说:“吾身既被擒，请即就戮，并无挂念。”于是“径步下楼，左右牵之不住”，“伸颈就刑”(第十九回)。

“陈宫之死”是陈宫人生中最悲壮的一幕，也是全书最具悲剧色彩的情节之一。如上文所言，陈宫的主导思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以传统的道德伦理标准择主的同时，也按照同样的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使他无法像他人那样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明知所事非主，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信义，他毅然决定慷慨赴死。可以说陈宫的性格至死不变，临终前他依然以施礼治、行仁政等儒家学说规劝曹操，又在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支撑下，傲然不屈，慷慨就义。小说中陈宫的性格就是在这种儒家正统思想与客观现实的冲突中展示的，它揭示出的是一种乱世中正直之士的人生悲剧。

二

在军阀混战的三国时代，作为一个政权，汉朝皇室已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刘氏在名义上仍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忠于皇室还是忠于自己的君主，这对当时的士人来说又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在“忠君”和“事主”问题上的犹豫、徘徊，也成为一些英雄悲剧的重要原因。这在荀彧身上有极为突出的体现。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皆有传。就“择主”而言，荀彧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他学识渊博，明察时势，且能高瞻远瞩，早年他曾在袁绍手下做谋士，绍待之以上宾之礼，但在袁绍如日中天之时，他已看出袁绍用人唯亲、贤愚不分、最终难成大事，便弃绍投操，曹操和他一交谈，便高兴地称他为“吾子房也”。此后，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屡建奇功，辅佐他削平黄河流域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曹操知人善任，放手任用，也使荀彧的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对荀彧可谓恩宠有加，不仅一再晋升其官爵，付之以重任，而且还把女儿嫁给其子荀恽，这在曹操的谋士中是少有的殊荣。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荀彧仍然是作为一个悲剧形象塑造的，造成他悲剧的罪魁祸首正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曹操。对荀彧之死，《三国志·荀彧传》的记载是“以忧薨”，但在《后汉书·荀彧传》中却有不同的说法:(www.xing528.com)

“十七年，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至濡须，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时年五十。”

《三国演义》采用了《后汉书》的说法，但又有所发挥。小说中写道:董昭进言为曹操加“九锡”，荀彧提出反对意见，曹操闻言，已是“勃然变色”。曹操加“九锡”后，荀彧感叹说:“吾不想今日见此事!”曹操闻之，深恨之，以为荀彧不帮助自己，因此而动了杀机，小说第六十一回写道: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

从史料记载来看，荀彧之死的根本原因是他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君臣关系在封建时代一直被视为“人之大伦”，孔子就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了“君为臣纲”之说，将君权绝对化，因此忠君成了封建时代士人最重要的处世原则。三国时代是一个“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的时代，“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这对传统的“君权神授”思想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传统的忠君观念也不再是约束士人行为的唯一准则。但即使是在这样的乱世，忠君观念在一些士人心目中也仍然占主要地位，当“君”与“主”二者发生矛盾时，忠君往往被放在首位。在《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注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在袁、曹两大集团对峙之时，刘表欲探曹操虚实，就派部下韩嵩前往许昌，韩嵩在临行前对刘表说了这样一段话:

“圣达节，次守节。嵩，守节者也。夫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以嵩观之，曹公至明，必济天下。将军能上顺天子，下归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国实受其祐，使嵩可也;设计未定，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

韩嵩时为荆州从事中郎，是刘表的掾属。东汉以来，郡太守、州牧等地方大员与其掾属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为世人公认的“君臣”关系，因此，韩嵩才会对刘表表示“君臣名定，以死守之”，并“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但一旦成为“天子之臣”，他就不能再忠于旧主，“故吏”与旧主之间的“小义”必须让位于君、臣之间的“大义”。由此可见，在这类士人的心目中，君与主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君的权利依然神圣不可侵犯。荀彧在汉末曾举孝廉，并做过亢父令之类的官，“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佐之义”，在他的潜意识中始终保持着士人的传统思想和道德观念，即以儒家的礼仪治天下，不以人主的好恶而轻易地改变自己的政治主见，他选择曹操主要是看重其才略，想通过他来实现匡扶汉室的理想。随着曹操进逼汉室步骤的加紧，他与曹操之间逐渐产生裂痕，并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反对曹操篡汉。荀彧既是曹操的功臣，又是汉室的忠臣，在君与主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只能选择站在君的一方，因此也就由功臣变成了挡路石，最终被曹操抛弃。荀彧的悲剧在三国时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受正统思想影响的士人在乱世中的两难处境。

三

与陈宫、荀彧等相比，诸葛亮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择主”与“事主”方面诸葛亮的主要特点有二:

其一，明于“择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儒道互补，体现在士人的人生态度上则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很注意出处去就。小说中对诸葛亮出山的描写就着力于此。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每个想有所作为的人都急于寻找自己的位置，卖身投靠者有之，背主求荣者有之，而诸葛亮独以“淡泊”“宁静”自守，躬耕南阳。在刘备初顾茅庐时，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第三十七回)。这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这种守道不辱的品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的象征。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副对联清楚地表明了诸葛亮的志向:他自甘淡泊，并非贪图眼前享受，而是表明他有远大志向;他保持宁静，正是为了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以期达到长远的目标。他隐居隆中，只是“待时”，是在选择一个真正值得辅佐的明主出现。他之所以选择刘备，原因有三:其一，刘备是“帝室之胄”，这一身份很好地调和了“君”与“主”的矛盾，事主即是忠君，这对长期受封建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自然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其二，刘备是一位“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仁慈之主”，这符合诸葛亮对理想君主的期待标准。其三，刘备对诸葛亮有知遇之恩，在出山时就明确表示:“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强调人格的独立，因此，他们的最高理想不是作帝王而是作“帝王师”，辅佐一位名主，借其实现自己的抱负，最终出将入相，这是古代知识分子最理想的人生道路。小说中的诸葛亮形象可以说是这种理想最完美的体现者，他与刘备那种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也使世世代代的知识分子羡慕不已。

其二，忠心事主。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但与小说中其他智谋之士相比，诸葛亮形象的深层意义和他人生价值的内核是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力量，这在小说中最突出地表现为他对刘备及蜀汉政权的忠。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这可能是刘备肺腑之言，既有试探，也寄予厚望。诸葛亮则诚惶诚恐，汗流遍体，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第八十五回)从此，诸葛亮便牢记托孤之重，忠于职守，辛勤谋划。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以法治蜀，足食足兵，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完成刘备的未竟事业。后因刘禅的猜忌，加上变异数起，屡次伐魏不力，使他身心交瘁，积劳成疾，即使如此，他还认为自己愧对先帝重托，深有负罪之感。诸葛亮以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为，实现了他“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的誓言，表现了对蜀汉事业的无限忠诚。

小说中的诸葛亮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但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他身上同样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在他出山之前，司马徽就曾为他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第三十七回)诸葛亮也深知天命不可违，但为了申明大义于天下，报刘备知遇之恩，还是毅然出山，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由于不得其时，他最终未能成就大业。他曾运用神机妙算，在木门道埋伏，想一举射死司马懿，但“欲射一马，误中一獐”，张郃作了司马懿的替死鬼(第一百一回)。火烧上方谷，他将司马懿父子引入谷中，烧断谷口，司马父子以为必死，抱头痛哭，孰料忽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雨，将火扑灭。诸葛亮只好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第一百三回)。五丈原病中他用祈禳之法想延长寿命，只要七日内主灯不灭，就可命增一纪，眼看就要成功，谁料在第六日魏延急报军情飞步闯入，竟将主灯扑灭。姜维要杀魏延，诸葛亮止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第一百三回)作者虚构了这些情节，说明“万事不由人作主，一心难与命争衡”，“天不佑汉”，所以，诸葛亮也无能为力。

得其主，不得其时，“人事”与“天命”的乖违，这是小说中诸葛亮悲剧的根本原因。在刘备一顾茅庐时，崔州平闻刘备“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就笑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至今……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第三十七回)司马徽所说的“时”，正是崔州平所说的“由治入乱之时”，要“定乱”求治，实非易事，这就是“数”和“命”，亦即客观形势。诸葛亮也明知曹操占天时，“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因此他在隆中决策时就制定了“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第三十八回)的策略。然而所谓的“人和”也没能持续多久，随着荆襄已失，刘、关、张早逝，隆中两路北伐的计划落空，形势比预计的更不利于蜀，诸葛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时命乖违的艰难情势下，诸葛亮“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在北伐前线五丈原，临终前还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第一百四回)这种深沉的悲剧情怀，使人们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

要之，陈宫、荀彧、诸葛亮都是符合作者道德理想的人物，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他们都有超出常人的智慧，同时也有崇高的道德品质，从总的倾向来看，作者对他们都是赞美的，尤其是在诸葛亮身上更是寄托了作者的道德理想，然而，作者却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写成悲剧人物。陈宫、荀彧的悲剧是道德悲剧，在群雄争霸的乱世中他们不追随流俗，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因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诸葛亮的悲剧则是一出命运悲剧，人谋无法战胜“天命”，理想终难改变现实。作者精心刻画了这些悲剧英雄形象，不仅揭示了其悲剧的原因，而且还剖析了他们的痛苦灵魂，同时也通过他们寄托了自己的悲愤。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