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变化及原因

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的变化及其原因^[1]

席成孝

汉水流域既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是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和重要的政治军事区，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历朝历代非常重视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考察汉水流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我们发现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化。本文拟对这一变化及其原因做一探讨。

一、古代汉水流域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及其在宋元时期的变化

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土和政治、行政权力的划分。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汉水流域进行行政区划管理，最早发生在战国中后期。当时同为诸侯国的秦、楚两国力量强大，汉水流域成为两国争夺、较量之地。曾为汉东强国的随国为楚所灭，以其地设随县加以管理。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结束了楚对汉水上游的统治;公元前292年，秦大将白起攻楚取宛，南阳盆地为秦控制，并于公元前272年在南阳地区置南阳郡，这是第一次以“南阳”命政区地名。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后，废西周分封制，将战国后期实行的郡县两级制推向全国，开始确立我国的行政区域体系。当时全国拥有47个郡1000余个县，汉水流域分属汉中郡、南阳郡、南郡3个郡17个县，如汉中、安康属汉中郡，南阳、随州、襄樊属南阳郡、南郡，商洛则属内史管辖。

西汉王朝建立后，在行政区划上沿袭秦制，仍推行郡县两级制，只是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汉水流域的郡县数量也相应增加到6个郡51个县。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监察，分天下为13州，置13部刺史，汉水流域分属荆州和益州。进入东汉后，流域内郡县设置大体上沿西汉之制，数量变化也不大。

三国时期，行政区划体系进入州—郡—县三级制。汉水流域跨荆州、益州、雍州3个州12个郡55个县，郡级数量增加1倍，县级数量也有所增加，分属蜀汉、东吴、曹魏。今天的汉中等地属蜀汉梁州刺史管辖，荆州大部属孙吴，小部如襄阳等地属曹魏。

西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长达90年的分裂局面。在行政区划上，西晋除实行郡县制外，大封宗室为王，建立王国。属于汉水流域的行政建制有2个州10个郡54个县。其中汉中郡、巴东郡属梁州，襄阳郡、南阳国、义阳郡、顺阳郡、魏兴郡、建平郡属荆州。永嘉之乱，晋朝皇室南渡，置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在汉水流域设有许多侨州郡县，导致郡县设置变化无常，隶属关系多变，旋立旋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体情况是:东晋有4个州14个郡;宋有3个州3个郡;梁有12个州郡;陈有13个州郡。

隋统一全国后，采取裁并州郡，扩大县的面积，以州为基础，合州郡为一级，变三级地方行政制为州县二级行政制，以州统县，对全国的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整。607年，隋炀帝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全国共有190个郡，1225个县。汉水流域跨16个郡71个县，所属的州郡有:襄城郡、襄阳郡、南阳郡、淮安郡、淅阳郡、淯阳郡、春陵郡、汉东郡、房陵郡、汉川郡、上洛郡、西城郡、巴东郡等。

唐朝前期一级行政区为“道”，分道监察地方事务。627年(贞观元年)，依据山川地势把全国划为10道，统辖310多个州1200多个县。汉水流域属山南道。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增至15道。山南道分东、西二道，山南东道治襄州(今襄樊市)，山南西道治梁州(今汉中)。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大致如下:①山南东道:属于汉水流域的州郡有襄州、随州、均州、房州、郢州、唐州、邓州、金州等，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襄樊、十堰、随州、荆门，陕西安康，河南南阳，重庆万州等地;②山南西道:属于本区的州府有兴元府、洋州、商州、通州、渠州，管辖地区相当于今陕南汉中、商洛、川东北达州等地。

上述情况表明，到唐朝为止，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同属当时一级行政区，两汉魏晋属荆、益(或梁)二州，唐代属山南东道和西道。

入宋以来，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化。北宋时期，改唐朝的“道”为“路”，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路下设州，州下设县，在一些重要之地设置与州同级的“军”或“监”，实行路、州(军、监)、县三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宋初(997)在全国设置15路，1074年(熙宁七年)，宋神宗分全国为23路，统辖300多个州级行政区。汉水流域在行政区划上分属京西南路、荆湖北路、利州路、永兴军路4路11个州35个县。具体地说，襄州、邓州、随州、金州、房州、均州、郢州、唐州属京西南路，兴元府、洋州属利州路，商州属永兴军路，长林、当阳2县置有荆门军属荆湖北路。南宋时期，一部分县升为郡，但郡县总数没有变化。

元朝统一中国后，在地方行政管理上推行行省制度，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构，“路”降为二级行政区，全国共设置了10个行省。汉水流域分属陕西行省(治西安)、四川行省(治成都)、河南江北行省(治开封)和胡广行省(治江夏)。元代汉水流域的行政区划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元代以前在行政区划上长期属于荆州的南阳郡，至此划归河南江北行省，这是南阳属河南省管辖之始;二是汉晋以来一直属于益州、作为古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中地区，长期以来属于荆州管辖的安康地区，至此划归陕西行省，此为陕西省管辖汉中、安康之始;三是今湖北襄樊、十堰、荆门、随州等地，在元代归河南江北行省管辖，而不在当时的湖广行省之内。

明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基本承袭了元制，只是将名称略加变化而已。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变元代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汉水流域分属陕西、四川、湖广、河南4个布政使司。清代又改明代的布政使司为省，实行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同府)、县(散厅、散州同县)三级制，汉水流域仍属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四省。

总之，自北宋开始，朝廷已逐渐将汉水流域分割在较多的一级行政区内，元明清推行行省制度后，汉水流域更是被分割在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中。

二、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变化的经济原因

导致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较大变化的原因，应该说比较复杂，既有自北宋以来，随着政治中心逐渐向东迁移，汉水流域特别是中、上游地区的政治大后方作用以及军事屏障作用下降等政治军事原因;也有自北宋以来随着商品贸易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汉水流域的交通地理地位不再显赫、经济逐渐落伍等经济原因。我们先谈汉水流域的经济地位与作用。

汉水流域在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交通地理与流域内几大农业区的开发两个方面。

从交通地理上看，汉水横亘在我国南北地理分界线中西部南侧，起着连接沟通中原、中南、西北、西南等传统经济区的交通大动脉作用。先秦时因南方开发较少，加之分裂割据，其作用尚不明显。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汉水流域的交通地理意义逐渐显现出来。唐代及其以前，由于国家政治重心主要在关中平原，因此，以汉中郡为核心的汉水上游地区，交通地位十分显赫。

秦汉时期，汉中郡扼秦陇蜀鄂四地交通之咽喉，修筑的七条栈道与关中平原、巴蜀地区通联，是秦汉王朝王命下达、驿传蜀地、控制巴蜀地区的主要通道。司马迁曾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唯褒斜绾毂其口。”汉武帝还曾试图打通汉江支流褒水与渭水的漕运，以使“汉中之谷可致”，遗憾的是未能成功。三国两晋南北朝虽然南北对峙，但对汉水流域几条诸如褒斜道、子午道、上津道以及汉水水运争夺却十分激烈。公元504年萧梁梁州刺史夏侯道迁叛梁降魏后，北魏方面即派重臣羊祉前来汉中任梁、秦二州刺史，随即组织修复褒斜道，并以此为通道加紧用兵巴蜀。

隋唐时期，由于南北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汉水上、中、下游交通进入全盛阶段，汉中、南阳、襄阳、鄂州均成为南北交通枢纽。特别是襄阳已成为沟通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城市。唐人评论襄阳说:“江汉间州以数十，而襄阳为大，旧多三辅之豪，今年内则一都之会。”安史之乱后，黄河漕运被切断，江淮漕粮被迫溯汉水抵达梁、洋，再由陆路转运关中，汉水一度成为维系唐王朝的生命线。

唐代以后，从北宋定都开封开始，随着政治中心逐渐东迁远去，汉水上游交通逐渐冷落，汉水流域的交通地位呈下降趋势。南宋以后对国家政治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主道地位已不复存在，只是每当战争动荡、国家多难之际，汉水流域的交通往往才会备受重视。例如，南宋宋金战争期间，汉水成为东西行旅及纲运大动脉，尤其是西北战马东运江浙，大都从汉江纲运，兴元府(汉中)、金州(今安康市)均为水运繁忙的物资集散码头;清代前期满清王朝在平定吴三桂叛乱后曾有几次大规模的整修连云栈道。

从农业开发来说，汉水流域是我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农业经济区之一，农业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时期。由于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汉水流域在其以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上游的汉中盆地、中游的南阳盆地、襄宜平原和随枣走廊以及下游的江汉平原等重要的农业经济区。(www.xing528.com)

战国时，汉中盆地已是闻名遐迩的富庶之地，成为与关中平原、成都平原齐名的著名产粮区。苏秦对秦惠文王分析秦周边地理形势时曾说，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也”。秦夺取汉中、蜀地后，“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一跃成为七国之首雄，迫使楚国东迁淮河流域而占领汉水流域全程，并以任鄙为汉中郡守，驻治南郑，理民督农。

秦汉时期，汉中盆地的农业经济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楚汉之争时，刘邦派萧何“常居汉中，足食足兵”，向关中督运粮草，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汉中成为刘邦兴汉的一大粮仓。汉高祖二年，关中发生饥荒，曾迁民蜀、汉就食。此时的汉中以水田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旱地则种植豆类、粟、菽等，同时伴有渔猎经济。所以，《汉书·地理志》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南阳盆地在汉代时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灌溉农业十分繁荣。汉元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大兴水利，“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先后修成六门堰、钳卢陂等著名水利工程，溉田“多至三万顷”，南阳遂成为与关中郑国渠、成都都江堰齐名的全国三大灌区。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境内修治陂池，广拓田土，“郡内比室殷富”。到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南阳郡人口多达244万，居全国诸郡之冠。

汉末三国间，北方战火纷飞，经济荒废，所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即是其真实写照，汉水流域经济却得到较快发展。张鲁统治汉中时，“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刘备占领汉中后，诸葛亮实行屯兵屯田，使荒废的大片土地得到重新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此时刘表统治的荆州相对安定，“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大量涌入荆州，为本区增添了不少的劳动力，他们与当地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荆襄地区的经济开发，“荆州丰乐，国未有衅”，这一记载表明当时荆州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农业发展经历了较大的波动。主要原因是汉水中上游地区成为诸多割据政权军事争夺的战略要地，反复沦为战区，导致其农业发展处于萎缩状态，加之大量的羌、獠、蛮等部族迁入域内，与土著汉民混居，出现传统农耕文化与獠蛮采集渔猎文化并存局面。但这种局面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有了一定改变:上游的梁州(即汉中盆地)有“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华阳国志·汉中志》赞誉道:“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中游的襄阳在东晋南朝时，均在此屯田和兴修水利，到刘宋时，襄阳附近已是“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的景象，襄阳也逐渐成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地和流域内最重要的农业区域经济重镇。再加上冬小麦在汉末三国初引入汉中盆地后，这一时期得到一定普及，也促进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汉水流域不仅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其农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尤其是入唐后，在本区已有五六千年种植历史的稻作农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据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郢州京山县有温汤水，“拥以溉田，其收数倍。”唐敬宗宝历年间，金州刺史裴瑾“绝高弛隙去水祸，辟地皆成稻粱。”襄阳召堰在唐武宗会昌年间重修，使“数百里间，野无隙田，旱无枯田”，“八州之民，咸忘其饥。”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歌咏和赞美本区稻作农业兴盛的诗句为数不少，“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王维的《送友人南归》诗，把本区郧县一带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汉水流域还是唐朝重要的小麦生产基地，温庭筠有诗称襄阳宜城一带“农桑绕舍麦如尾”，李绅的《过荆门》、李白的《荆州歌》也留下了“青青麦陇啼飞鸦”“荆州麦熟茧成蛾”的诗句。流域内中上游地区的丘陵和山地，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大面积开发。唐朝诗人王建《荆门行》诗中，有“火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的诗句，描述出本区在“畬田”经济的兴起和山地农业的开发中，广大人民用火耕山地的方式与山争地的壮观景象，表明山区的不少荒地得到了开垦。

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再加上朝廷的重农政策，促使汉水流域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流域的经济重心由中上游地区开始向下游江汉平原转移，表现出与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相一致的趋势;二是多种经营日益普遍，农业商品化倾向逐渐加强。

南宋时期，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为抗金、抗蒙前线，虽然南宋朝廷极为重视流域内的屯田、营田，以解决巨大的军粮需求，促使域内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毕竟是在民族战争的刺激下的一种非正常繁荣，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一旦战火燃及境内，多年的经济积累就会化为废墟。建炎三年，金兵自饶风关突入，大掠兴元，“汉中被兵，民多惊扰，而堰事遂废”;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兵再次窜入汉中，将兴元城乡焚掠一空，汉中经济再次尽废。此次兵火不久，朝臣吴泳视察兴元，触景生情，作《汉中行》诗，其中写道:“自从铁马落武休，胜事扫迹随江流。道旁人荒鸟浅没，独有梨花伴寒食”，汉中城乡已是一片凋残。宋理宗端平三年秋，蒙古军从蜀口大举侵宋，经过血战，汉中失陷，由于城乡隳坏，田园荒芜，汉中农业遭到空前惨重破坏，以至一度蒙古军弃而不顾，成为无人管辖区。元朝建立后，在流域内虽然采取广置屯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措施，极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但这些措施带有浓厚的军事农业色彩，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农业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经济处于一个重大变化阶段，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种种社会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赋税制度的变化、人口的激增及其流民垦殖和域外农作物的传人，都深刻地影响着古老的中国农业经济。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变化也深刻地显示了这一时代变化特征。这一时期汉水流域农业经济的总体特征是:外来流民大量涌进中上游的秦巴山区和下游的江汉平原，土地垦殖幅度剧增，垸田围垦大兴，农经作物结构更新加快，农业生态地理环境问题格外突出，域内农业经济逐渐走向衰落。

由此可见，从战国时期到唐朝，汉水流域的农业经济基本保持着发展繁荣的态势，并在巩固各王朝的统治和维护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以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迁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崛起，汉水流域农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萎缩趋势，其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三、汉水流域行政区划在宋元时期发生变化的政治军事原因

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汉水流域在中国政治军事版图上的重要地位，很早就已渐露端倪。《尚书·禹贡》划天下为九州，汉水流域就地跨荆、梁、豫三州。战国秦汉之时，汉水流域已成为当时引人瞩目的政治军事要地。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诏令司马错伐蜀，在西南进军途中一举兼并汉水上游，进而自南郑和武关两路东进，对楚形成紧逼压迫态势。公元前312年，秦大将白起与楚决战于商地丹江一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结束了楚对汉水上游的统治，从此，楚国国势日颓，被迫将国都由郢(湖北江陵)迁往淮河流域的寿春，秦实际获得了灭楚的主动权，进而成为七国之首雄。秦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由弱而强，虽然与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军功有关，但占领巴蜀、汉中之地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说正是汉中郡的得与失直接决定了楚秦两国的盛衰。对此清代顾祖禹明确指出:“汉中形势最重，春秋以降属楚，楚为最强，秦不能难也;秦惠文王君十三年攻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而始见凌于秦矣”。

秦末战乱，汉水流域失控，刘邦西征咸阳途中在攻下宛城后，即遣郦商所部溯汉水占领汉中郡，这实际上为后来刘邦汉王集团在汉中的壮大奠定了基础。由于西汉王朝“兴之蜀、汉”，东汉南阳又因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成为神圣的帝王之乡，所以两汉时期汉水流域政治地位十分显赫。汉初田叔为汉中郡守时，特地去南郑修缮汉王行宫以示隆重纪念;在整个两汉时期，汉水流域也未见再有封王建藩的记载，这表明汉水流域在当时属于分封王侯的禁地，其政治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

三国时期，汉水流域更是魏、蜀、吴三方角逐的战略要地，汉中、魏兴(今陕西安康市)、房陵、襄阳、宛城、夏口等都是重要的军事重镇。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二路北伐”战略，就是以汉水为中轴线和基地，从汉川、荆襄出击北伐曹魏的军事宏图。三国初，先是曹操西征降服张鲁，夺得汉中之地。不久刘备率军北攻汉中，与曹军激战于沔阳，斩魏大将夏侯渊，占领汉中，并在沔阳设坛称汉中王，达到了蜀汉霸业的顶峰。而三国末期蜀汉很快被魏军所灭亡，又直接与姜维忽视汉中军事设防有关。汉水中游的荆襄扼南北交通之咽喉，三国政权均视其为政治军事地图上的必争之地，特别是刘、吴荆州争夺乃三国前期政治军事的焦点。关羽痛失荆州后，实际上已经意味着蜀汉北伐统一大业的失败。

南北朝时期，汉水流域的梁州、荆州等地依旧是南北政权争夺的军事要地。特别是荆州成为保卫首都、决定江南王朝生死命运的军事重镇，出任荆州刺史者，多为宗室诸王和著名将领。荆襄之地也成为南朝政治人物风云聚会、拼斗厮杀、显示才能的用武之地。

唐代汉水流域分别属山南西道与山南东道统辖，山南西道治南郑，山南东道治襄阳，为唐王朝山南政治屏障。尤其是唐中叶以后，汉水流域对屏护唐中央的意义日渐显著，如襄阳，“自中叶以后，藩镇之变四起，惟襄阳屹然中立，天子实赖以平淮蔡”。梁州南郑与长安之间仅以秦岭相隔，为唐之山南西道节度使府所在地，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都曾避难南逃汉中，因此朝廷一直都派重臣要员督守。刘禹锡说:“梁州为督都治所，领十五州，县道带蛮夷，山川扼陇蜀，故二千石有采访、防御之名，兵兴多故，其任益重”。公元784年，唐德宗避泾阳朱沘之乱，南奔梁州避难，乱平返京时诏令改梁州为兴元府，级秩与京兆府同，开我国历史上以帝王年号命名州府的先河，大大提高了汉水上游的政治地位。

可见，对建都秦岭以北关中平原的秦汉隋唐等王朝来说，汉水流域一直是第一政治军事大后方，起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缓冲和后院屏障作用，对秦汉隋唐等王朝的确立和巩固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将汉水流域大部分地区划归同一级行政区，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北宋以来，上述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随着国家政治重心逐渐向东北方的华北平原迁移，汉水流域愈来愈远离政治中心，政治军事地位相应下降，重大历史事件发生频率也大大降低。虽然在靖康之变、金人南侵之际，汉水流域的鄂襄、川陕很快成为全国三大抗金战场(另一为淮西)中的两大御敌战区，军事战略地位急剧上升，特别是中上游的汉中、襄阳对偏安江左的南宋王朝来说至关重要，“荆湖国之上流，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号令可通，而襄汉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之渐”，“窃见汉中，实天下形势之地，号令中原，必基于此”。甚至在公元1134年，岳飞率军一举击败南宋心腹之患伪齐李成部，收复襄阳六郡，控制汉水中游，为从鄂襄战场北伐中原扫清了障碍，成为南宋抗金战争史上影响全局的一次决定性大捷。但这种对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愈来愈少。进入明清时期，汉水流域甚至只发生过只有区域性影响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转战驰骋鄂楚和太平军西征陕南等事件。

总之，唐代以后，汉水流域的政治军事地位已难与秦汉隋唐相比，逐渐退缩成一条区域性交通地带，宋元及其以后王朝依据政治需要和这种变化，将汉水流域划分在更多不同的行政区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实施行政管理的具体化，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某一地域的经济联系、地理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区差异、人口密度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这一地域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唐代及其以前各王朝将汉水流域划归同一行政区，就是因为汉水流域山相连、水相依、路相通、习相近，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集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相对统一的区域;并且这一区域对建都秦岭以北关中平原的各皇朝来说，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军事缓冲和后院屏障作用。北宋以来，汉水流域被划分在更多不同的行政区，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东迁和东南沿海经济的崛起，不仅农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萎缩趋势，而且对国家政治中心有重大影响的交通主道地位已不复存在，其政治军事地位已无法与秦汉隋唐王朝时相比。

汉水流域行政区划的这一变化给其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由于地处各省的边缘，不属于建设重点，加之行政分割加剧，区域协调发展日差，经济愈来愈落伍，以至沦落为当今中国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当今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打破汉水流域的行政分割和地区封锁，实行统一规划，优化配置，共同开发，最大限度地激活流域内资源存量，推动流域内协作，向多层次、全方位迈进，乃是当今汉水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尤应注意的问题。

【注释】

[1]该文原载《安康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