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宋时期汉中经济观念固化的地理因素

论汉宋时期汉中民众经济观念固化的地理因素

徐志斌

经济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优劣就极为重要。判定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观察当地民众经济观念的开放度是最为准确有效的方法。因为一般而言，经济主体的能动力，是经济发展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而经济观念即是主体能动性的最典型的外在表现形式。经济观念开放度的高低，是人类天性、社会人文环境和区域自然地理环境三者彼此博弈的结果。但具体到不同的地理区域，影响经济观念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因素各有特异，起或促进、或抑制的作用。而其中研究自然地理因素的负面作用，尤具现实意义，有裨于经济发展。又自西部开发以来，关注内陆山地地区人—地经济关系渐成时代需要。因此本文拟以汉宋时期的汉中地区为例，探讨内陆山地自然地理因素阻力与当地民众经济观念长期保守固化之间的关系，以求能丰富经济发展理论中关于区域经济观念与人—地博弈关系的认识，并为汉中乃至西部地区等内陆地区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规避、改造地理不利因素提供借鉴。

一、汉宋时期汉中民众经济观念的固化

从两汉至两宋，古代汉中民众的经济观念基本变化不大，以保守稳健为主，未能积极积聚资本。

1.两汉时期的经济观念

两汉时期，汉中民众不喜欢为积累财富而殚精竭虑，习惯于悠闲、享乐生活。《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蓏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

所谓“淫失枝柱”，即是纵欲逸乐、言语轻脱之意。

与之相应，两汉时期汉中普通民众的生存职业多为务农、渔猎与从军。两汉时期汉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多数。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一》记载汉中“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显然只有存在大量农业人口才能做到。马强先生撰文指出:“秦汉时期汉中地区政治经济进入重要发展时期，农业也相应得到较大开发”，“两汉时期汉中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反映在人口增长、水利兴修、稻田种植面积扩大、生产经营精耕细作等方面”。

从军虽然有性命之虞，但它基本上是体力劳动，收益稳定可观，风险的可控性相较从事工商为优。自商鞅变法以来，秦与汉初行名田制，规定个人所受土地、官爵、财物与军功关联，这无疑调动了汉中百姓的从军积极性。汉中民众从军者众，《华阳国志·汉中志一》记载在刘邦时期:“及高帝东伐，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既定三秦，萧何镇关中。资其众，卒平天下。”《华阳国志·汉中志三》记载东汉安帝时汉中人程信等以战获赏:“元初二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捄之。信等将其士卒，力奋讨。大破之。信被八创，二十五人战死。自是后，羌不敢南向。五年，天子下诏，褒叹信、崇等，赐其家谷各千斛，宗、展、孳等家谷各五百斛。”

此外，自汉武帝以后，朝廷渐以儒术察选文官，由于风险低，回报极为丰厚，汉中人口较少的上层人士遂尚经学求仕。《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二》记载说“自建武以后，群儒修业。……其州牧、郡守，冠盖相继，于西州为盛。盖济济焉。”

两汉时期汉中的工商业不发达。《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的《食货志》《地理志》中列举了全国的著名富商大贾，于中未见汉中人士。从考古发掘方面考察，未发现两汉时期的较大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秦汉钱亦少，仅数百枚。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观念

与天下战乱时经济萧条的大局相同，此时期汉中地区战乱不断，社会经济基本回复至物物交换水平，因而汉中人的经济观念更趋保守。《隋书·地理志上》记载:“汉中之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

此时期汉中人的职业选择仍多是务农、渔猎与从军。西魏时开始推行的均田与府兵制促使耕战两者结合紧密。《北史》卷95记载当时汉中生活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仍以渔猎为业，如獠等。

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其口嚼食并鼻饮。……建德初，李晖为蓬、梁州总管，诸獠亦望风从附。然其种滋蔓，保据严壑，依山走险，若履平地，虽屡加兵，弗可穷讨。

3.唐宋时期的经济观念

唐宋时期汉中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经历战乱较少，经济有所发展。但总体而言汉中人对工商业的认识无显著改观，依然是沿袭自然经济。《旧唐书》卷121《严震传》记载:“(建中三年)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贫，粮食难给，宰臣议请幸成都府。……梁、汉之间，刀耕火耨，民以耒耜为食，虽节察十五郡，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自安、史之后，多为山贼剽掠，户口流散大半。”(www.xing528.com)

周尚兵先生《唐代山南西道经济发展的结构问题》一文认为此条记载不确:

“这是事实，但不是指中心经济区。梁洋中心区所辐射的边缘山地早在汉代就已采用梯田技术从事生产，早就超越了‘刀耕火耨’的阶段，不可能唐代又倒退回原始状态。‘刀耕火耨’，应是梁洋中心区之外，尤其是上引材料所述梁州之西与氐羌族杂处的凤州、兴州、成州等地的生产状况。”

周先生可能对战争的长期破坏严重性估计不足。吕卓民先生在讨论明初陕南战乱初定时的经济状况时指出:在元末明初，陕南地区本不太发达的农业也遭受到严重地破坏。作为陕南一方沃区的汉中盆地，在明初尚存在着一种怪现象，即农民不耕种平川膏腴之水田，而是逃居深山，开山种植，其生产状况如同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以致平原肥沃之腴田荒芜无收，多生草莽。据当时的陕西按察司佥事虞以文言: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平川水田耕作辛苦及其租税过重有关。

唐朝汉中人停留在自然经济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贫困而且不重视积蓄资产。粮食种植的农民收入不高，从隋初至唐建中年间，二百多年间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无显著变革。唐宋时期新兴行业的茶户同样如此，在官府的专卖管制下，茶农的收入不高，利润多归官府与外地茶商。宋代时，“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这些商贾多为外地人，北宋熙宁六、七年间任兴元府知府的文同曾描述兴元府商业说:“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旧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于此，今复弛禁，一切不问，故四方来者，颇自占业。……近岁洮河所仰茶产巨亿，公籴私贩，辇负不绝，诚山西浩穰之奥区，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剧地也。”民众积蓄资产的意识不强，《宋史·地理志五》记载:“(四川)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汉中、巴东，俗尚颇同。”

周尚兵先生认为唐代后期山南西道的百姓已经卷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具有商品经济意识，懂得“利私自入”。其结论应当是高估了实际水平，自然经济并不排斥一定的剩余产品贸易以交换盐铁等无法自足的物资。如周先生文中就曾引述有中唐时期人韦处厚的实地见闻:“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府)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此种情形，一直延续至北宋。梁中效先生在探讨宋代的蜀道交通与汉中经济发展关系时指出:外地输入汉中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盐。……自宋初以来，就有商贩贩盐入汉中等地贸易。……特别是宋神宗时期，解盐通商，“陕西诸州客旅，无问老少，往来道路如织，担负盐货”进入汉中等地，“往还获利最厚”。

纵观整个汉宋时期，无论大一统抑或大分裂时代汉中的传统自然经济虽随之有起伏，但基本结构未有大变化，本地民众的经济观念也无明显更新。导致如此状况的主要原因无疑是朝廷统治政策在抑商、官营与弛禁之间微调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不可无视汉中当时自然地理方面的不利因素。因为在相同的统治政策条件下，其他地区的情形与之有所程度相异，如关中地区，汉唐大一统时期其经济发达，民众追求财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地理志上》说:“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于外郡，得冯翊、扶风，是汉之三辅。其风大抵与京师不异。”

这一事实表明，除了统治政策等时变性强的主观因素影响外，必然存在影响汉中经济与民众经济观念的长期的、不易变化的、客观性的因素。这一因素，即是汉中所处的独特地理区位条件。

二、汉宋时期汉中民众经济观念保守固化的地理原因

汉宋时期，汉中的地理区位条件有诸多不利处，阻碍民众经济观念的改变。

其一是军政地理条件所限，无法自立。首先，汉中盆地面积有限，冲积平原仅有1000多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关中平原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四川盆地平原面积约16.5万平方公里。适宜气候条件下，平原面积大小与承载人口数成正比。例如，《汉书·地理志上》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汉中郡人口数为“口三十万六百一十四”，同时期关中三辅人口达240多万;四川广汉郡、蜀郡、巴郡人口达260多万。农业社会时代，人口多寡直接决定了综合实力的大小。其次，地形与位置不利，汉中冲积平原呈东西细长状，又地处关中、巴蜀两地中间，既是必争之地又是难守之地。于是汉中地区便只能成为关中、巴蜀两大战略地缘区之间的夹缝带，无法自立发展。汉宋时期唯一一次自立尝试是东汉末的张鲁五斗米道政权，但最终被消灭。失去自立资格的后果，一是经济发展政策不能自主，不能有效抵制抑商、官营等政策。汉武帝以后抑商、官营政策对汉中经济的打击巨大，如北宋时汉中茶叶贸易一度相当兴盛，但梁中效先生引用大量史料论证指出官卖后茶叶贸易一落千丈:“可见北宋政府的榷茶政策不仅引起社会动荡，危害茶叶生产和人民生活，而且导致商贸萧条，造成汉中区域市场和西部经济带的严重萎缩。”二是成为南北争夺的战场，民众财富遭受掠夺、毁坏。汉宋时期每一王朝末年尤其是南北朝大分裂和宋金对峙时期，汉中经济就呈现衰败现象，如三国时张鲁、刘备、曹操先后争夺汉中，曹操竟将汉中百姓强行迁走，对汉中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南北朝时汉中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区域之一，各族百姓先后被大量屠杀，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青年男子在反抗残酷压榨时被掳掠贩卖为京师权贵富豪的奴仆。《北史》列传83《獠传》记载:“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及周文平梁、益之后，令在所抚慰，其与华人杂居者，亦颇从赋役。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

南宋时期宋军重兵驻扎汉中以屏卫四川，沉重的军事赋役使百姓纷纷破产逃亡。何玉红先生撰文探讨南宋时期蜀道经济衰败时指出:“时至南宋，汉中盆地地处宋金、宋蒙对峙的边界，由于军队粮饷供应的影响和战争破坏，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衰败景象。……南宋与南宋以前的汉中形成鲜明的对照，民众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人口稀少，供军负担沉重，生计无望。”

其二是交通地理条件不利，运输能力受限制，导致商品运价成本高昂。汉中盆地南北有秦岭、大巴山两大山系，山势高峻;又处于汉水上游，水深有限。汉宋时期受技术条件所限，汉中对外的水陆交通一直存在着路途艰险，运量、运速有限的难题。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汉中“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三国时诸葛亮北伐，屡因运馈军粮不继而撤军。尽管两汉、隋唐及北宋时期不断开拓修缮栈道，但基本局面未得根本改观之效，如北宋时巴蜀汉中与西北的茶马贸易，运输茶叶，仍备为艰辛。北宋元祐元年苏辙奏陈官营茶叶专卖之害时说:“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贴铺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南宋年间川陕地区往汉中运军粮，陆运一般是六十钟运费方至前线一钟，水运运费较低，但却是半年方至。汉唐时期川陕虽富产粮食，但因成本问题，长安的外来粮食却因漕运便利而主要来自比川陕更远的东部齐鲁、江淮、苏杭地区。成本高，若税再重敛，则汉中的商品就无价格竞争力了。北宋时期汉中茶叶贸易的萎缩，原因即在官茶价高。苏辙指出，不废官卖，则“歧、雍之民仍食贵茶”。值得一提的是，货物运输虽然困难，但信息的交流却不迟缓。例如，唐代的傥骆道几经修缮，成为唐代延续百余年的政令通达的要道。

其三是经济地理上，不仅地广人稀，而且物产不具贸易优势。汉中因人口基数少，加之卫生条件差和战争破坏，长期处于地广人稀的状态。汉代汉中地区人口达30万左右，唐代兴元府与洋州、兴州人口数合计达25万，北宋时期兴元府与洋州、沔州人口数合计为24万多。《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啙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虽描述的是西汉情况，但也适用于隋唐宋时期。地广人稀，人地承载矛盾不突出，加之科技水平低，使民众生活低水平自足，生存压力小而贫，本地消费市场自然狭小，发达的内循环商品经济难以发育。而外地市场也难以打开，除开政策等因素外，物产不具贸易优势是重要原因之一。汉中传统物产多为农产品与自然资源类，主要有粮食、布匹、木材，唐宋时期增加茶叶一项;此外还有一些特产。据《新唐书·地理志四》《元和郡县志》中记载，唐代兴元府贡谷、蜡、红蓝胭脂、夏蒜、冬笋、柑、枇杷、茶;赋有布、麻、丝、绵、绢。洋州(今洋县)贡白交(皮)棕、火麻布、野苎麻布、蜡、白交香、麝香;赋有绵、绢。兴州(今略阳)贡蜡、漆、朱砂;赋有布、麻。据《宋史·地理志五》《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宋代兴元府(今汉中)贡胭脂、蠲纸、红花、槽瓜、药物;洋州贡隔织、麝香;沔州(今略阳)贡蜜、蜡、丹砂。《元丰九域志》卷8利州路记载，汉中府土贡胭脂一十斤，红花五十斤;洋州土贡隔织八匹;兴州土贡蜜、蜡各三十斤。汉中当地的大宗物产除开茶叶等少数物产外，大多为布、麻、丝、绵、绢，这些物产各地出产普遍，加之运价高昂，难以外销;而麝香等为天然特产，产量低难以扩大;水果类保存不易，更难外运。更重要的是，蜀地也有以上同类物产，形成了对汉中强有力的竞争，即以利润高的茶叶为例，大量蜀茶贩运至西北从事茶马贸易。同时，生活物资除盐无法自给外，汉中的物产非常丰富，能实现自足，使外来商品难以对当地的自给自足经济造成破坏性的冲击。工商业不发达，市场经济难以确立，民众的观念自然难以改变为进取。

其四是文化地缘的影响。汉中在气候上类似四川，两地的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较为相似，由于四川经济总量大，经贸往来以及四川地方政权经常在政治上管辖汉中，因此其民风对汉中一直影响很大。其中对汉中民风影响最直接的是巴蜀民众向汉中的迁徙。前引《北史》卷95《蛮獠传》记载当时汉中生活着大量巴蜀北迁的少数民族蛮獠等。

巴蜀之地的民众一向优游度日而不重积聚。前引《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两汉时期汉中、巴蜀两地:“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魏晋隋唐宋时期仍是如此。《隋书·地理志上》记载南北朝时巴蜀风俗说:“其风俗大抵与汉中不别。其人敏慧轻急，……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

前引《宋史·地理志五》史赞评论说宋时巴蜀之人“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与同时期汉中民众经济观念比较，两者惊人相似，皆好悠闲度日，多不喜辛苦聚财，可见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这种闲适享乐思想，恰是资本主义节俭精神的对立面，不利资本意识的形成，反过来影响汉中经济发展形态停留在农本阶段。

以上诸种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对汉宋时期的汉中民众保守经济观念的长期迁延有重大影响。而探究汉宋时期影响汉中民众经济观念长期保守的地理因素，对当今汉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因为这些因素至今仍不同程度存在。汉中地区目前人口数与交通已经有较大增长与改善。但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比较落后;产业优势几乎没有，基本仍属农业地区，民众积聚资本的意识仍不强。当今汉中经济的发展，急需吸取历史教训，培育优势产业和倡导、教育民众改变经济观念。同时汉中的例子也具有较普遍的借鉴意义，汉中是西部典型的山地地区，其经济发展的地理因素问题在西部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过，因此西部经济的整体发展，要避免走弯路，就必须充分重视地理因素对当地经济产业和民众经济观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因地制宜寻找优势产业，加强对民众的思想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