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成因探析^[1]

温　艳　岳　珑

我国灾荒史学者对于民国时期灾荒发生的原因，进行宏观性的、概括性研究较多。例如，张水良的《中国灾荒史》中论述了国民党统治区灾荒的成因;李文海的《近代十大灾荒》和夏明方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都简要分析了灾害源问题。西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频繁发生灾荒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迄今研究者较少，虽然20世纪30年代也有学者认识到灾荒发生与社会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西北灾荒发生的原因有三:一是历年封建暴力、税捐与征粮压榨了人民血汗;二是封建暴力强迫人民种鸦片，减少了粮食栽培的面积;三是历年的战争使百姓负担过重。蒋杰对灾后关中农村调查后认为，灾荒的发生是间接或直接来自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之搜刮、土匪之横行、苛捐杂税之重及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操纵。但是对西北地区灾荒发生原因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将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

灾荒乃是由于自然力的破坏或人为因素引起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导致的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人的生命的损害。西北地区在历史上灾害频发，民国时期更是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这一时期比较严重的主要有旱灾、地震、水灾、雪、霜灾、蝗灾、风灾等自然灾害外，百姓还饱尝受霍乱、鼠疫、战祸之扰。有人以县为单位做过统计，西北地区从1920—1949年的30年时间里，受旱灾的县数1873个，年均受灾62个;遭受冰雹、地震及其他灾害的则为1193县，平均受灾39县;遭受水灾的县数累计达到1123个，年均37个;遭受蝗虫和风灾的累计713县，年均24县;遭受雪灾和霜灾的累计571县，年均受灾19个县。比较典型1920年北方大旱，陕西受灾达75个县(总共为92县)，灾民236万，据记载:“岁收不及二成，秋禾以无望，竟由鬻子卖妻，全家服毒等惨状。”甘肃灾民342978人;1920甘肃海原(1929年后归辖宁夏)，死亡达30万人，死亡率每分钟15000—30000人，成为近代史上破坏性最强的一次大地震。1928—1931年持续三年的大旱灾，使西北变成“活地狱”。渭河以北一带各县人口损失40%以上，冯钦哉、孙蔚如部队入驻陕西后，扶风、武功一带士兵会乡探亲，见不到父母、妻子，找不到家里房子，邻里许多不相见，无不痛哭而归。从1928年到1929年3月，陕西饿死40多万人，西部凤县等地出现了由于死人太多而由政府统一掩埋的“万人坑”。当时有报道甘肃情况，“查灾者多不敢深入，恐粮尽水绝而不生还。”甘肃岷县的一位传教士写道:“居民绝食或缺种子已达百分之八十，故多以婴儿烹食充饥。”三年大旱中，陕西原有1300万人口，死亡300多万，逃亡600多万，两者占全省人口的70%以上。甘肃人口原来不足600万，死亡250—300万。除此而外，鼠疫和霍乱——两种传染性极强的疫灾，这一时期也很猖獗，1932年霍乱由河南传入西北后，发病者死亡率高达40%，死亡20多万人，人人谈虎(指虎拉列，即霍乱)色变;1931年青海患瘟疫死亡20万人。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有三个明显的灾害高峰期:一是1920年北方大旱和地震灾害链;二是从1928—1933年以旱灾为主的持续时间长达五年的灾害期;三是1941—1945年以旱灾为主，水、旱、风、雪等灾害在局部年份并发的灾害期。如此频繁而惨烈的灾荒，在西北地区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极其复杂的自然原因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一、自然原因

西北地区灾害发生的自然原因，主要是由西北所处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1.气候对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国西北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各大海洋，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这里的旱灾最为突出，水灾在局部地区或局部时间也比较严重。影响旱灾形成的自然因素包括降水量、空气蒸发量和土壤保水能力等。近代以来西北地区降水量少，分布不均匀，是造成旱荒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西北黄土高原多属季风区，年降水量大都在400毫米左右;河西、新疆及青海大部属于非季风区，降雨量一般在200毫米以下;南疆的塔里木盆地和海西柴达木盆地年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下;关中降水较为丰富，全年降水量在500—700毫米之间。西北地区全年降水分布很不均匀，一般集中在八九月，约占全年降水的60%以上。少雨或降雨过分集中，都容易引起春旱和夏涝，从而造成了西北地区无雨旱灾、有雨涝灾，灾害频发的状况。西北地区降水区域分布也很不均匀，降雨是自南向北递减。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西北降水贫乏。从气象学研究来看，自19世纪20—30年代以后，西北地区降水明显减少。据1927—1932年陕西关中的降水资料，泾阳县自1927年起连续四年降水量偏少，7，8，9月降水量只有历年平均降水量的一半;1931年高陵县通远坊降水量仅有297.4毫米，而西安市1932年的降水量也只有285.2毫米，均与关中年均降水量550毫米—700毫米相差甚远。降水的减少，直接导致了20世纪20—40年代旱灾的发生。

气温低，温差大，导致雪霜天气和暴风。我国西北地区纬度偏高，在我国属较为寒冷的地带，每年春冬常有希伯利亚寒流南下，带来大幅度降温和风雪天气。由于陆地吸热过程快放热也快，调节温度能力较差，冬夏之间或早晚时节温差悬殊。气温的急剧变化，会引起气流的强烈回旋，常造成巨大风暴，西北地区因此普遍多风，秋冬春三季常有沙暴和暴风雨天气，夏季则多暴雨、冰雹等灾害。

2.地形地质对西北地区自然灾害的影响

西北五省区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蒙藏高原交会处，是中国两大主要河流——长江、黄河的发源地。西北地区大多为高原山地，海拔高，河流切割深度大，地壳运动变化强烈，地质构造和地层复杂，地震虽不频繁，但破坏力极大。例如，1920年甘肃海原发生8.5级地震，死亡30多万人;1927年甘肃古浪发生8级地震，震死8万人，受伤4万人。

二、社会原因

一般而言，灾荒的程度与持续时间的长短，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灾害的性质和程度，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该地的社会条件和人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的发生固然有一定的自然原因，然而最主要和最终的却是社会原因。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灾荒的频繁发生，与当时连年的国内外战争、国家和地方当局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以及由此造成的西北人民缺乏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讲，社会原因主要有:农村经济的破败和农民本身处于温饱线以下，长期的战乱、政治的腐败，以及鸦片的大量种植等极大地降低了农民防灾、抵御灾荒的能力。

1.西北人民的贫困与抗灾能力的低下

一般来说，百姓家中贮存的钱粮越多，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越强。人民愈是贫穷，抵抗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就愈弱，灾害就可能演变成灾荒，而且灾荒程度就愈大。正是这种恶性循环，招致灾荒在西北地区连续不断，使之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态。

首先，由于耕地不足，长期处于温饱线以下。据当时的估计，在我国的北方地区，连食物及各种费用计算在内，平均4亩农田之生产，可以养活一人。以一家五口计算，北方每家至少农田20亩，才可维持一家的最低生活。西北的绝大多数地区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农产量较低，每人平均所需农田亩相对要多一些。但据1937年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陕西平均每人摊得的耕地面积为4.14亩，甘肃为4.55亩，宁夏为1.02亩，青海为6.31亩。由此可见，西北地区虽然土地广袤，但耕地不足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农民始终处于温饱线一下。咸阳与合阳均处于关中平原，自然条件较优越，但据统计这里尚且有一半左右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他地区可想而知了。耕地的严重不足，在正常年景，农民求温饱尚且不容易，根本没有能力储藏备荒的粮食或钱财。一位《申报》记者在宁夏中卫营盘水的投宿之家看到:“家中陈设一目了然，计有粪草一堆，沙缸一对，中置发菜数卷，并无鼠耗之粮，缺角土炕一个，置破麻袋二条，小黄羊皮三张，是即居停之卧具，余无长物。”另据记载，甘肃农民“大多无食，较好者，皆食山中之蒲公英与玉蜀黍。”著名记者范长江指出，张掖地区的居民没有机会吃到大米糠和麦麸子，通常是吃黄米糠，连别处马要吃的麦麸子和豌豆之类的料，他们自己人都吃不到。甘肃、宁夏、青海三省乡村中，“至十一月间犹有十二、三岁之男女孩童全体裸体者，因衣物价昂，经济困难有以致之也……一般农家有棉被者极少，冬夏铺以粗席或毛毡，严冬即可度过矣。其贫者无一被盖，仅将土炕烧至极热，辗转胸背取暖御寒。由此可见一般人之困苦矣。”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一直是鱼米之乡，但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汉中的一般农民，穿着粗劣褴褛的衣服。安康地方还发现许多结草为衣的贫农。农妇夜中纺织，菜油、桐油灯都点不起，只是燃枯竹以取光。”盛产大米、油菜、桐油地区的人民尚且过得如此凄苦，西北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就更等而次之了。(www.xing528.com)

其次，遭受名目繁多的赋税及捐税剥削。民国时期中国田赋捐税不仅名目众多，而且全国也没有统一的税额。加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税收制度不健全，各种附加税和杂税更是“多如牛毛”。陕西1931年大灾之后田赋比1927年增加了21%。据1934年的统计，陕西田赋附加种数为9种，新疆为5种，甘肃为13种。不仅如此，而且农民在缴税过程中，往往“雁过拔毛”，经过粮头、庄头、甲长、粮赋长、村长、乡长、区长及中间人的层层盘剥，才能交到县上。例如，绥德县政府1933年将两年未收齐的田赋，交给包粮人包收，加征20%作为包粮人的手续费。包税、包粮等中间人的出现，不但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还产生了一些假借政府名义中饱私囊的现象，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渭南视察时，发现忠义乡乡长假借县府名义向一个叫袁作荣的农民征收私款。在沉重赋税打击下，农民往往入不敷出。例如，甘肃临泽县沙河镇的农民种植10亩麦地，总收入92元，而生产资本、公款支出、生活资料共需177.7元，入不敷出是非常明显的。故有“多种多赔本，少种少赔本”的说法。青海农民每年须缴纳地亩粮食1251石多，再加上其他借款杂支，每年民众须负担124000元，平均每年每人负担40元以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能够支付的水平。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的调查，“现在他们吃的是野草，但是还要纳捐纳税。捐税若交不齐，他们就被县政府的衙役或保卫团团丁带到城里或镇里去打。”甘肃民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据当地的农民说，他们迟早要逃到外方去，因为这里“款子”收得紧，没有钱，挨打受不过。他们村长自己家里有“监”，可以监禁他所管的百姓。在青海，各经征机关的吏役，习于多年积弊，每下乡到民间时，如狼似虎，将勒索视为固然，往往政府征税1元，而人们需纳3元，只能任其予取予求，盖不如是，则拷打俱来。西北各地负担的杂税也很多，甘肃省的临时摊派竟然在77种以上，即使冯玉祥驻甘肃期间，其所收捐税也达到34种。陕西的各种杂捐高达33种，而且为了维护战争的需要捐税税额，呈逐年上升趋势。正是这种层层封建式的掠夺、勒索和压迫造成了农民的普遍贫困，成为灾荒发生的根本原因。

除此之外，农民还遭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剥削是最重的。据1933年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农情报告，西北五省借款周息高达51厘，而其他省份最高的才39厘。西北地区除青海外，其他各省粮食借贷月利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甚至高出全国一倍以上;现金贷款，西北地区利率多在3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利率。如此沉重的高利贷，农民一旦借债，便很难有还清的机会，往往陷于重复借债的状态。西北各省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据1933年调查，西北几省中，宁夏借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1%，借粮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7%;青海借款农户占总数的56%，借粮农户占46%;甘肃借款农户占总数的63%，借粮农户占53%;陕西借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66%，借粮农户则占56%。西北地区农民一半以上都存在借贷行为，遭受着各种高利贷的盘剥，处境是非常悲惨的。

在正常年月，西北地区的农民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尚且负债累累，缺乏抵御灾荒的物力与能力，一遇灾害，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救灾体制，他们只有活活饿死或流落他乡。

频繁的战争也加重了灾荒的程度，而且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灾害，称为“兵灾”。民国时期，连年的内战、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等，使西北地区成为严重的遭受兵灾地区。

2.政治腐败是灾荒频繁发生并加重的重要根源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交替统治下，政治腐败是其突出的特征。而政治的腐败，又导致灾荒的频繁发生和加重。孙中山曾经指出:“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由于政治腐败和贪污的普遍存在，已有的预灾、救灾体制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加之办赈人员素质低下，层层克扣赈款、赈粮，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灾荒的程度。

政治腐败对灾荒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忽视水利设施的维护和灾荒的预防，仓储废弛。西北处于欧亚大陆腹地，常年多旱灾，故在秦汉时期就比较重视水利，关中、河套、河湟以及河西地区的灌溉农业都得到较大发展，后来终于成为西北的粮仓，民国以来，中央及西北各省地方军阀长期相攻混战，只知抢夺农民粮草，摊派各种税役，极少或根本不过问农牧业。陕甘地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在民国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成为西北旱、蝗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陕西的水利年久失修，直到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后，在李仪祉等人的热心倡导和多方奔走下，先后修建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汉惠渠等，灌溉紧张的局面才稍有缓解。但由于政局不稳，资金缺乏等问题，许多规划到1949年还未完成，特别是陕北地区的水利事业仍无大的改进。民国时期政局动荡，不知灾前预防，加之捐税繁重，导致传统的用以防灾的仓储制度遭到破坏，人民一遇灾荒便难以期望地方政府从各种仓储中取粮救济。

政治的腐败还体现在当局对灾后救济的漠不关心上。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陕西灾情严重，而“中国当局对于生死攸关之灾荒，竟然漠然视之，并不努力救济，但引虚文行事，而政府中人奢侈逸乐，依然如故，不但剥削人民之膏血，甚至借外债以饱其私囊。”1928年西北大旱，大量的人口被饿死，国民党中央拨发的赈款中，陕西仅领到45000元，500万灾民人均9厘钱。1929年一个叫“济生会”的慈善团体向武功灾民发放赈款赈粮，县长李耀彩就以征粮征款为名，将这些赈粮赈款全部强占。1930年国民党四中全会决定发行救济陕灾公债800万，当时称为“党国救灾恤民之第一重要事情”，但结果是陕西各方面多次催促，财政部迄不允办，争执数月，完全搁浅。在这样腐败的政治下，何以指望它能够拯救斯民于水火?

3.鸦片的大量种植是西北地区灾荒发生的又一个社会原因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日趋加深，烟毒也开始在西北地区泛滥开来，虽然民国政府也设立了专门的禁烟毒机构，颁布了系列禁烟法令，但西北各地军阀无不视鸦片为最大财源，基于非法经济利益的驱动，强迫百姓广泛种植鸦片，包庇鸦片贩运，鸦片的种植面积也越来越广，陕西、甘肃等省成为种植鸦片最多的省份之一。鸦片种植是影响近代西北人民生活的一大公害。1923年，一位通讯员描述了他经过(陕西)潼关、三原、耀县、渭南、富平等地旅行之所见:“没有一处没有种植鸦片，尤以耀县为最;延安也公开种植鸦片。”另一个通讯员写道:“实际上在汉中城内都种着鸦片。而且在五六月间从汉中往任何方向作三天的旅行，人们会看见满眼都是鸦片;军人，有时还有行政官吏，与鸦片都有深厚的关系，并且强迫农民种植大量鸦片。”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西北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首先使粮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降低，粮价上涨，加重人们的负担。鸦片种植的猖獗，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陕西各县的种烟亩数，呈直线上升趋势。到30年代，最高者占耕地90%，最低者30%。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在军阀的强迫下，种烟也非常多。甘肃除了少数贫瘠的地区外，每一县都种植鸦片，基本上10亩地要种8亩鸦片。烟田占全省农田面积的3/4，鸦片产额占农作物的90%。宁夏为塞北小江南，农场作物，罂粟占35%;麦及杂粮，约占30%;未种闲地，约占35%。新疆督军杨增新到任后，横征暴敛，强迫百姓种植鸦片。有些地区的农民，因为拒种鸦片与军队发生冲突，被杀害多人。在塔城、伊犁、阿善、阿基斯林等区都遍地种着鸦片。

鸦片的大量种植，给西北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首先使粮田面积减少，粮食产量降低，粮价上涨，加重人们的负担。鸦片种植的猖獗，是以大量侵占耕地和排挤谷物为代价的，其结果必然导致粮食作物的进一步萎缩。当时就有人指出:“烟愈多而粮愈少，荒年来到，粮无有而烟不能充饥，死人累累，便至不可收拾。”“(陕西)因为农田多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少。”陕西向为产粮大省，但由于大量种植鸦片，“每值春季，便闹饥荒，农民殆皆仰给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西等邻省运粮接济，以资度活。”陕西因为农田多种了鸦片，所以谷之出产反较稀少，面粉之价格，较之数千年，激增不已。甘肃作为抗战的大后方，在抗战期间，竟要从外省输入粮食。1931年《申报》曾撰文指出，陕、豫、甘三省之所以发生重大灾荒:“究其原因，实为三省土地，择其肥沃者，多栽种鸦片，以致农产减少，粮食缺乏。”粮食的减少，降低了人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减少，相应引起粮价上涨，对缺乏购买力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其次，由于农村广种鸦片，吸食鸦片的人也呈现上升趋势。时人这样描述甘肃烟民的情况:“一个小小的村庄，十家之中总有八家烟雾缭绕。一家之内，老子有老子的灯，儿子有儿子的灯，媳妇还有媳妇的灯……所以凡是西北的男女老幼，大部分总都会吞云吐雾。”据调查，1919年甘肃“十人之中，是有七人吸鸦片，七人之中，大约妇女居其三。男子居其四。”当时有人说:“甘肃人民烟枪之多，多于饭碗。”吸食鸦片会使农民逐渐丧失劳动力，有的人甚至变成萎弱无用的废人，难以从事农业生产，大大降低了人民预防、抵御灾荒的能力。所以西北地区一旦有大的自然灾害发生，立刻会出现“饿殍遍野，死亡枕藉”的惨相。

综上可以看出，西北地区虽然地理环境相对恶劣，但是导致民国时期灾荒惨烈而频繁的根本原因则是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政治腐败、战争、鸦片的种植等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1]该文原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