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发展的地位研究

试论早期汉水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中的地位^[1]

席成孝

现当代的文化地理学者，在研究某一区域文化所处的地位时，一般都以“核心区”和“边缘区”两大基本类型来加以区分。“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区别，主要取决于文化要素的密度、文化能量的强弱和文化信息流动传播的效能等。也就是说，文化“核心区”实际上是指核心文化的发源地或一定历史时期处于某个文化体系发展的高峰并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对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空间具有强大辐射和同化能力的地带。

所谓早期汉水文化有两层意义:一是从时间上讲，主要是指两汉及其以前各个历史时期;二是从空间意义上说，作为地域文化的汉水文化，泛指汉水流域的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对两汉及其以前各个历史时期汉水流域人们的社会活动状况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状况的考察，探索出早期汉水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出早期汉水文化所应有的地位。

一

远古时期的汉水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密布，物产丰饶，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是人类理想的居住之地，因此，在旧石器时代，汉水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的许多痕迹。

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郧县梅铺龙骨洞发现了距今约80—100万年的人类牙齿化石3枚，它表明旧石器时代汉水流域就有早期人类存在。1989—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郧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学堂梁子先后发掘出两具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并定名为“郧县人”。这一发现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与非洲和欧洲同时代人类头骨化石进行比较研究的极其珍贵的实物，其研究结果证明了人类并非仅仅起源于非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因此，“郧县人”的发现为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奠定了重要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基础。除此之外，人们还在汉水流域发现了其他一些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及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如陕西南郑龙岗寺旧石器文化、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文化、湖北郧县青龙泉新石器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这些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早期人类留下的一些活动遗迹，这些遗迹大体反映出当时人们所进行的创造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状况。例如，李家村文化遗址中的居址、陶窑、灰坑、墓葬和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等;大溪文化遗址中以磨制为主的石矛、石镞、骨矛，红陶居多的陶器，地穴式或半地穴式的住房等;屈家岭文化中的石锄、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等，这些器物表明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同时，人们在这些遗址中还发现了薄如蛋壳的小型彩陶器、彩陶纺轮和长颈圈足杯、高圈足杯等，这说明当时的原始制陶业已有很大进步。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汉水流域的许多文化遗址中，稻类作物的遗迹相当丰富。例如，在龙岗寺文化遗址红烧土中发现有稻壳印痕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陶土中掺和了稻谷壳，这些都说明当时已出现了稻谷脱壳加工技术。在屈家岭文化中还发现了属于粳稻的水稻品种，据专家研究粳稻大致是从籼稻不断的人工栽培中演变而来的，这说明汉水流域的水稻栽培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正是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长期繁衍生息，使汉水流域成为中华民族始祖成长壮大的基地之一。相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出生在随州厉山，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指出:“《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厉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后来，炎帝又到神农架架木为城，采偿百草，救民疾苦，教民耕穑，发明了原始医学和农业。对此，钱穆先生指出:“我们约略可以说，黄帝部族在淮河流域，神农部族则在汉水流域。”我国神话传说中的另一人类始祖———女娲，她“抟土作人”的地点，虽然至今仍有争议，但多部史书记载，女娲的故里在今安康平利县东，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指出:“女娲山，在平利县东，上有祠曰女娲圣后，唐宋旧祠也。”元人罗沁《路史》也说:“女娲立，治于中皇山，山在金州之平利，与伏羲山接。伏羲山在西城。”安康平利境内至今保留有大量关于女娲的传说和足迹，因此，得出女娲“抟土作人”的地点在安康平利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尧舜禹时代，各部族已开始共同开发汉水流域，特别是汉水中游及其支流丹江成为华夏民族征服南蛮、苗蛮的战略要地。一些典籍对这些部族当时在汉水流域的活动多有记载。《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竹书纪年》:“尧帝使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逐封于房，为虞宾。”相传舜曾居住在安康中渡台村一带并进行耕作、捕鱼和烧纸陶瓷，《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郡所属的西城县(今陕西省安康市)时曾曰:“妫墟在西北，舜之居”，明代《兴安州志》又云:“汉江之北过中渡一里，舜曾居住，一名妫墟”，在安康市汉江北岸中渡台，至今还保留着“虞帝庙”以示纪念(舜的出生地与活动范围说法较多，我们这里取“安康说”)。上述这些传说和遗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汉水流域的活动情形。

夏商周时代，各部族在汉水流域的活动更加频繁。夏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等治水活动，足迹遍及汉水南北且声望日盛。在汉水流域，人们至今仍保留着为纪念大禹治水而修建的各种各样的庙宇祠堂，如上游的“禹王祠”，中游的“禹王穴”、下游的“禹王碑”等。殷商时期，活动在汉水流域的各部族与商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是臣服于商王朝的“方国”。殷商末年，汉水流域的许多部族参加了武王灭商的战争，《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统帅庸、蜀、羌、茅、微、卢、彭、濮八个西方部族参加战斗，其中庸、卢、彭、濮四“方国”和蜀均在汉水流域。所以，《华阳国志·巴志》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西周建立后，极力推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不仅在汉水的支流唐河、白河流域建立姜姓国，还在江汉间建“汉阳诸姬”。

春秋时期，汉水流域主要有巴、庸、随、楚等国，其中庸国力量较强，盛时的疆域西至今安康的石泉、汉阳，东抵郧、房，南达蜀界，成为汉水流域的强国。公元前611年，楚联合秦国、巴国，灭掉庸国，占领汉水上游大片领地，并设置汉中郡进行管理。巴国的统治中心原在汉水流域，春秋末年，巴、楚两国“数相攻伐”，逐渐受到强楚的威胁、侵逼，其统治中心不得不在战国初期东移于川东地区。战国中期，秦楚力量强大，汉水流域成为两国争夺、较量之地，公元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结束了楚对汉水上游的统治，公元前292年，秦大将白起攻楚取宛，南阳盆地为秦控制，公元前272年，秦在南阳地区置南阳郡。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始皇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水流域分属汉中郡、南阳郡、南郡，商洛则属内史管辖。秦末，天下大乱，刘邦伐秦，经南阳，取汉中，入武关，攻占咸阳。楚汉之际，汉王刘邦以汉中为基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北定三秦，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新莽末年，刘秀起兵南阳，中兴汉的地点在安康平利似乎更有说服力一些。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水流域始终是秦灭六国、刘邦兴汉的后方基地。

汉水流域很早就是我国主要的传统经济区之一。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这一流域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战国时汉中盆地已是著名的产粮区，苏秦对秦惠文王分析秦国周边地理形势时曾说，秦“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也”。秦夺取汉中、蜀地后，一跃成为七国之首雄，并迫使楚国东迁淮河流域而占领汉水流域全程。秦汉时汉中盆地的农业经济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做出了突出贡献，楚汉战争期间，萧何在汉中、巴蜀督运粮草，支持刘邦获胜;汉高祖二年，关中发生饥荒，曾迁民蜀、汉就食。《华阳国志·汉中志》赞誉汉中道:“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

南阳盆地西周春秋时已分布不少“汉阳诸姬”诸侯小国。自战国起，南阳(古称宛)便是全国的冶铁中心。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任用南阳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臣，领盐铁事，在此设立铁官。光武帝时，杜诗为南阳太守，发明水排，鼓风炼铁，冶铁技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繁荣。《盐铁论》称:“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司马迁也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南阳盆地的农业经济也非常发达，汉元帝时召信臣为南阳太守，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大兴水利，“开通沟渎，起水门堤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先后修成六门堰、钳卢坡等著名水利工程，溉田“多至三万顷”，南阳遂成为与关中郑国渠、成都都江堰齐名的全国三大灌区。光武帝时，南阳太守杜诗在境内修治坡池，广拓田土，“郡内比室殷富”。到汉顺帝永和五年(40)，南阳郡人口多达244万，居全国诸郡之首。汉末三国间，随着黄河流域战乱纷纷，社会经济日益凋敝，汉水流域却发展较快。张鲁统治汉中期间，“汉川之民，户出十万，财富土沃”;诸葛亮屯军汉中，在汉川大兴屯田，使一度因战乱而荒芜的大片土地得到重新利用，有力地支援了六出祁山的军事行动。

自南北朝以后，汉水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虽曾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总的说来，随着我国政治中心的东迁和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期处于萎缩状态，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

二(www.xing528.com)

任何一种地域文化在其自身的演进中，以物质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与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化并非截然分开的。因此，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初期具有重要地位的早期汉水流域，人们的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决定了其精神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也必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华文化，从其渊源上说主要是由我国早期的南、北文化融合而成的。南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就是与殷人和周人所代表的中原文化或与北方文化相并列的楚文化。楚文化的起源直接来自汉水上游。关于这一点，吕思勉先生在《中华民族史》中作过考证:“楚封丹阳……在丹、淅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在今湖北南漳。至武王迁郢，乃居今之江陵……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代形胜之地。”吕先生的这一见解，已被近年来考古发现所证实——地处丹、淅二水之间与郧县相邻的河南淅川县下寺就是楚国最早的国都——丹阳。楚人正是以此为立足点逐步向东拓展势力，才最终建立起强大的以汉水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楚文化。正是由于如此，中国考古学会副会长苏秉琦先生在探索中华文化产生问题时，曾把起源期的中华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中，陕豫晋邻近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包括汉水中游区、鄂西区、鄂东区)两大区系，都与汉水流域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汉水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精神文化的形成往往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长期以来集体无意识的积淀，因此，生存环境对精神文化的影响是稳固而持久的，这种影响一般表现为生存环境会对人的体质、心理、道德诸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秦汉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落后，生活空间相对狭隘，原始先民对自然环境和自然气候条件的依赖性更大，其生存繁衍的文化地域特征尤为明显。秦汉以后，由于政权的大一统，虽然逐步完成了由“血缘文化”“邦国文化”向以地缘特色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积极转变，即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以自然地域为依托的地域性文化的特定范型——中华文化，但政权和社会机制的变更，不仅不会使一些影响较大的“血缘文化”“邦国文化”——如以齐鲁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的基本品质与精神消失，相反，那些适应政治体制、精神思想趋同化趋势的基本品质和精神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因子。对此，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即长江———笔者注)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两其差别自有不可掩者。”梁先生此说准确道出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中华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长期地保持着两种不同的基本品格与精神:哲学精神上的“入世”与“出世”，艺术手法上的“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理念上的“不言怪力乱神”与“崇巫卜敬鬼神”，等等。

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出世”“浪漫主义”“崇巫卜敬鬼神”等基本品质与精神，虽然直接来源于楚文化，但楚文化又源于汉水文化，因此，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华文化中的这一基本品质和精神渊源于汉水文化。这里我们仅以汉水文化对堪称楚文化典范的“楚辞”的影响作简要分析，借一斑而窥全豹。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中国南部楚国的一种新诗体。与北方不语怪、力、乱、神的现实主义精神迥然不同，楚辞以尚巫卜、敬鬼神和层出不穷的魔幻意向著称。《九歌》《离骚》《天问》《九章》《渔父》《大招》《招魂》等诗篇中，不仅屡屡出现巫术占卜情景，而且展现出层出不穷的魔幻意象，诗人通过对太阳、龙、凤、风神、雷师等精彩绝伦、绚丽多姿的魔性的描述，把自己置身于超绝人寰的奇丽世界中，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诗风。这种诗风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楚地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缘于楚国地域文化特别是巫风文化。清代孔尚任在其所著的《孔尚任诗文集》卷六《古铁斋诗序》中，就自然地理环境对诗风的影响曾做过非常深刻的分析:“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泳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宋代黄伯思在《新校楚辞序》中，从地域文化论思维的角度指出了楚辞的地域特性，明确提出楚声、楚地、楚物就是楚辞产生的土壤:“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诧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芷、蘅者，皆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刘勰、王逸、朱熹、王夫之等人分别在《文心雕龙·物色》《楚辞章句》《楚辞集注》《楚辞通释·序例》中，不仅对楚辞浪漫诗风的形成是缘于南国特殊的地理风貌对诗人审美理想的渗透和楚地山川纠谬、风物灵秀和“江山光怪之气”对诗人感召做过论述，还特别提出楚辞诗篇是楚地巫风文化直接濡染的产物。他们指出，《九歌》《离骚》《天问》《九章》《渔父》《远游》《大招》《招魂》等诗篇，虽然对巫风文化进行了根本改造和提升，使原始形态的粗朴诗歌，转化成寄寓自我讽谏之心和爱国之志的艺术形式，但是这些诗篇中屡屡出现的巫术占卜情景表明，楚辞诞生的文化土壤正是楚地的巫风文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九歌》本身就是一部真切记载原始巫风宗教文化的宝贵文献，屈原的修改润饰只是文字上的改动，本质上还是保持着并呈现出巫风文化的原貌与本相。

如前所述，楚族起源于汉水最大的支流丹江流域，并以此为立足点不断拓展势力，长期生存于汉水流域。汉水流域的风物对其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是自不待言的。《汉书·地理志》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故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这说明，汉水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给生活在其中的早期先民们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其精神观念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当黄河流域进入奴隶制阶级社会的时候，汉水流域，楚人故地仍处于原始氏族社会，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产品充裕，人们过着较为平等的原始生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汉水流域的人们得以进行更自然、更丰富的精神创造，精神世界绚丽多彩。他们善于以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炽烈的情感、离奇的情节、绚丽的语言、理想化的态度来反映现实，塑造艺术形象，反映人们理想的生活图景，表现出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特征;二是汉水流域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云蒸霞蔚的江河湖泊，变幻不定的气象风云等自然环境，又使先民们对这些难以驾驭的风物，感到十分恐惧敬畏，便借助巫术、神灵以驾驭自然，降福消灾，致使人们信鬼崇巫，代代相因成习，弥漫着浓郁的“民神杂糅”“重巫隆神”的氛围，表现出“崇巫卜敬鬼神”的特征。至今，汉水流域卜篮、招魂、跳丧、祭鬼、敬神等习俗仍经久不衰。这两个特征在汉水流域先民们所创造的神奇绚烂的神话传说、诡谲怪异的民间故事和丰富的原始歌谣中，不仅有集中的体现，而且以汉水文化为母体的楚辞，通过对其大量的引用、改造和提升，使楚辞文化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来。

例一，女娲抟土为人的神话传说在汉水流域广为流传。这一传说所记一是女娲造人，二是女娲炼石补天。清代《康熙字典》丑集下女部释“娲”云:“女娲山在郧阳竹山县西，相传炼石补天处。”杜光庭的《录异处》也说:“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娲庙，云是抟土为人民之所，古迹在焉。”屈原在《天问》中，针对伏羲为何称帝、女娲是何人制造了体形发问道:“帝，熟道尚之?女娲有体，熟制匠之?”表现出汉水流域浪漫主义的文化特质。

例二，在清人所著的收尽楚地古今之作的大型诗歌总集《楚风补》中，录有为数不少的汉水远古歌谣。这些歌谣大都属于汉水先民们岁末祭祀神灵的祝辞、巫辞，反映了汉水流域的原始先民们在用自身的现实力量无法战胜自然力，且受到自然的压迫和危害时，希望借助于超现实的虚幻神灵的力量，用巫祝的方式，原始宗教仪式以企驱使、支配、征服自然，祈祷实现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原始歌谣对后来生活在汉水流域的楚人的世界观、审美观以及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屈原《离骚》中的“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就有原始歌谣《蜡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丰年若土，岁取千百”——的原型:屈原在幻想的世界里，命令、役使日神、月神、雷神、鸾皇、凤鸟等神灵、异物，服从、听命于自己登神界仙境去探索、寻找理想目标。如果说巫风、巫舞、巫术仪式是一种潜意识，间接地影响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话，那么汉水流域的原始歌谣则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的文化传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使其辞作体现出汉水文化奇妙的幻想、大胆的夸张和强烈的主体性特质。

例三，汉水流域先秦诗歌代表作《诗经》中的“二南”“周南”11篇，“召南”14篇，大多是汉水流域的民歌，这些民歌对楚辞作家及其作品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曾说:“《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这就是说屈原作《九歌》是在汉水以北。当时汉水以北正是“二南”所流行的区域，也是民间巫风、祭歌盛行的地方。屈原将“二南”中表现爱情婚姻的民歌和民间祭歌合二为一，在《九歌》中进行了艺术创新，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诗歌关于爱情的描写缠绵缱绻、凄婉动人，而又真诚执著、坚定忠贞，即便是山鬼，在屈原的笔下也丰神秀韵，绰约多姿。但由于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受到多种束缚和压抑，诗歌在讴歌爱情时无不充满着可求而不可得的幽怨、伤怀的情调。对爱情的这种描写，在《诗经·汉广》等许多民歌中都可见其原型:“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可见，“二南”的审美格调、艺术风格给予楚辞以深远影响。

“夫以三代而下，下而为周，周之诗为极盛，而楚之声实踵其终。由宋唐而上，上而为汉，汉之诗极盛，而楚之声实开其始。”《楚风补》序中这一论述，主要是从文学史上下两个纬度(由上而下三代→周→楚;由“登立为下而上宋→唐→汉→楚”)考察并肯定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当我们肯定楚文化上承周文化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是汉水文化孕育催生了楚文化，把楚文化推向辉煌，而且汉水文化还使衰落的楚文化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发展演变为汉代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内在地显现出汉水文化→楚文化→汉代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不断传播和延续汉文化的重要工具，以“汉”字为核心组成的汉字词汇系统源于汉水。“汉”原本是北方游牧民族辨识中原农耕民族的统一称呼。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雷厉风行地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的全面文化改革，甚至通过焚书坑儒扫荡六国地域文化种种之“异”，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共同文化基础。但是，强大的秦帝国仅仅存在了很短的15年，在其他六国文化余绪尚未完全消失，外族还无暇考虑是否用“秦”称呼中原民族时，楚汉之争就随之而来了。萧何曾劝刘邦说:“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刘邦顺理成章地定国号为“汉”。此后，凭借秦始皇建立的政治文化基础和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历史，中原诸族就成了真正的大同小异的统一的民族了。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战争，促使外族不断地了解中原民族，使得外族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以国号“汉”所指代的中原农耕民族及其文化，并一直沿袭下去。正是由于如此，一些学者得出了“一部多元发生、南北融合、东西交汇、变革创新的中华文化发展史，内在地蕴含着汉水→汉水文化→楚文化→汉代文化→中华文化之间文化发展演变的一种客观的内在逻辑联系”的结论。

汉水文化在中华文化形成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较早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山海经》《诗经》《楚辞》《左传》《尚书》《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等文化典籍，不仅对汉水流域的人、事、物、行等多有记载和论说，而且许多记载和论说极具中华传统文化意蕴。《左传·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史记·天官书》:“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刘宋裴骃在《史记集解》中解释说:“孟康曰:‘汉’，河汉也。水生于金。多，少，谓汉中星。”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中更为明确地解释道:“星者，元气之英也;汉，水之精也”;“气发而升，精华浮上，宛转随流，名曰天河”，等等。

三

综上所述，新旧石器时代人们在汉水流域活动的遗迹，各种神话传说对中华民族始祖成长壮大的记载，夏、商、周各部族在汉水流域的频繁活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在汉水流域的争夺，两汉王朝在汉水之滨的崛起以及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宜襄平原发达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表明，汉水文化源远流长，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根植于汉水文化的沃土中，汉水文化以其奇妙性、神秘性、自由性、幻想性、浪漫性的品质和精神孕育、催生、滋润了楚文化，从而形成了文化史上汉水文化→楚文化→汉代文化→中华文化之间点、线、面的逻辑关系，并使中华文化本然地存在着一种“楚风汉韵”的文化特质，显现出早期汉水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的确处于核心区并发挥着核心作用。

【注释】

[1]该文原载《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