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在西汉历史中的地位研究

汉中在西汉历史上的地位——立足于《史记》的考察^[1]

梁中效

在中国西部雄奇壮美的土地上，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四川盆地雄居于河渭江汉的上游，成为西部开发最早、经济文化最繁荣的经济带，不仅在战国时期就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而且成为秦汉王朝的发祥地和秦汉文明走向世界的战略基地。而这一基地的咽喉枢纽就是汉中盆地，这不能不引起司马迁的高度重视，在《史记》中充分肯定了汉中的历史地位。

一、汉中在西汉的政治地位

(一)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的观点，其中格外重视汉中的作用和在全国统一进程中的地位。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汉之兴自蜀汉”则明确提出了汉中是西汉王朝发祥地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高祖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重要人物的传记中，对汉王刘邦在汉中的崛起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史记·高祖本纪》云:汉元年(206)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实际上，刘邦为汉王，是鸿门宴之后项羽、范增精心设计的阴谋，是项羽势力强大、刘邦力量弱小的形势下刘邦集团迫不得已的选择。《史记·项本纪》说:“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起初，项羽为了困死刘邦，给刘邦的封地只有巴蜀，没有汉中，是张良通过项伯取得了汉中。《史记·留侯世家》曰:“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正是由于取得了“汉中地”，才为汉王刘邦夺取关中打开了一个缺口，找到了前进的根据地。刘邦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充分利用了汉中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地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夺取关中，以汉中为纽带，将西部最大的两个盆地连接起来，构筑起了击败项羽，一统天下的战略后方。《史记·高祖本纪》曰:汉元年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实际上，刘邦在取得了汉中地的同时，就已经有了走出汉中、夺取关中的设想。只是在张良、韩信等人的建议下，他的谋划更完善、更隐蔽、更具突然性。《史记·留侯世家》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史记·淮阴侯列传》亦云:“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而韩信是萧何推荐给刘邦的，作为刘邦最依赖的心腹之臣，萧何最了解刘邦的雄图远略，他将从秦咸阳宫中得到的秦朝机密档案带到了汉中，为刘邦在汉中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难得的信息档案保障。《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正是由于刘邦君臣上下齐心，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因此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就走出汉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击败三秦，夺取关中。例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郦食其所云:“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起蜀汉之兵击三秦”。陆贾也说:“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刘邦“愤发蜀汉，还定三秦”。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叙述和《史记》有关人物传记的记载，无可争辩地说明汉中是西汉王朝的发祥地。

(二)“入汉中”是汉初功臣资格的主要标志

刘邦“愤发蜀汉，还定三秦”，“鞭笞天下，劫略诸侯”，消灭项羽，一统天下;其核心骨干是进入汉中的元从功臣;刘邦“出散入秦”，由弱变强，中原鏖兵，对峙荥阳，四面埋伏，垓下灭项;其成就帝业的奥秘就是进出汉中的功臣构成了领导集团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汉初功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进出汉中的人生经历。为此，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写明功臣进出汉中的经历，而且在《史记》卷十八专门设了《高祖功臣侯年表》。例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史记·曹相国世家》云:“从至汉中，迁为将军。”《史记·留侯世家》云:“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史记·周勃世家》云:“从入汉中，拜为将军。”《史记·樊哙列传》云:“迁为郎中，从入汉中。”《史记·灌婴列传》云:“沛公立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在《史记》汉初臣的传记中，“从入汉中”的经历与记载，俯拾皆是。在《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在功臣的简历中也多写明“入汉”或者“入汉中”。现以《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主，参以列传和《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将汉初功臣侯者与汉中的关系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高祖时期的功臣大半数以上都曾进出汉中。高祖功臣137人，84人“入汉中”或“起汉中”，占功臣总数的60%以上，而且这些人都是刘邦最坚定的追随者，是刘邦征战四方、建立汉朝的核心力量。进出汉中成为汉初功臣们最自豪的人生经历和最耀眼的政治资本。《史记》卷九十三《陈豨传》记载，陈豨反叛，高祖亲至邯郸平定，为了收买人心，决定提拔赵地四位壮士为将，“封之各千户”，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由此可见，“入汉中”已是衡量汉初将相是否为汉初从功臣的主要资格和重要标志。

二、汉中在西汉的经济地位

秦汉时期全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是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秦蜀一体化”构成了西汉帝国的经济支柱，共同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处在秦蜀两大盆地之间的汉中盆地则是西部经济带的枢纽。(www.xing528.com)

(一)汉中是西汉经济的起飞之地

西汉的经济政策是从汉中开始的。萧何等人进入秦都咸阳后，将秦朝国家的户口财税档案全部接收后带到了汉中，为汉初经济政策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史记·萧何传》云:“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汉中是西汉经济活动的开始之地。在刘邦兵出散关、东定三秦之时，萧何留守汉中，筹措粮饷，确保了大军的后勤补给，正如《史记·萧何传》所云:“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渝告，使给军食。”《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亦云:“高皇帝元年春，沛公为汉王，之南郑。秋，还定雍。丞相萧何守汉中。”刘邦由弱变强，击败项羽，汉中繁荣稳定的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郦生传》云:刘邦“起蜀汉之兵击三秦”，“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由此可见，由经济政策到兵源粮饷，汉中都是西汉经济的起始之地。

(二)汉中是西汉发展繁荣的经济基地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将西汉的经济区划分为“山西”“江南”“龙门与碣石以北”三大区域，而汉中是“山西”经济区的咽喉，亦即大关中经济区的枢纽。《史记·货殖列传》云:“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在“秦蜀一体”的大关中范围内，汉中独特的经济地位是无法替代的。它北连关中盆地，南接成都平原，共同支撑起了“天府之国”这一西汉王朝最繁荣的经济带。《史记·留侯世家》云:“夫关中左殽信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故苑之利，阻三面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曹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汉中是西汉走向繁荣富强的经济基地。汉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在秦末天下大乱和楚汉相争时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持续发展，为汉朝的建立和汉初政权的稳固做出了贡献。在西汉繁荣富强的汉武时期，汉中经济仍然引人注目。汉武帝下令开凿褒斜道，就是为了密切关中与汉中、巴蜀地区的经济联系。《史记·河渠书》云:“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仓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褒斜道的开凿，不仅密切了关中与汉中的联系，而且提升了汉中经济对西汉王朝的贡献度。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和用兵南越之后，设置了十七个郡，朝廷下令汉中等郡对这些初置郡县进行对口支援。《史记·平准书》云:“汉连兵三年，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这充分证明汉中经济在西汉最强盛的汉武帝时期，仍然保持着繁荣的局面和在全国领先的地位。

三、汉中在西汉的文化地位

汉中是汉家发祥之地，是西汉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都助长了汉中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汉中发达的交通和国都长安之间紧密的联系，使汉中成为国都的有效辐射区，这为汉中人才的成长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方面相结合，有力地促进了汉中文化的发展。

首先，汉中贡献给了我们民族和国家一个美好而又吉祥的名称。汉水—汉中—汉国—汉朝—汉族—汉文化，这一系列渊源关系都与汉中有关。已故著名学者吕思勉指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近人或谓王朝之号，不宜为民族之名。吾族正名，当云华夏。”“夏为禹有天下之号，夏水亦即汉水下流。禹兴西羌，汉中或其旧国。则以此为吾族称号，亦与借资刘汉相同。”近代大学者章炳麟最先提出汉族的名称与汉中有关，“下逮刘季，扰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英国学者崔瑞德、鲁惟一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也主张汉朝的名称渊于汉中。“越过秦岭山脉，位于关中南面的汉中此时分给刘邦。可能项羽希望，把刘邦安置在这一偏远地区将阻止他威胁自己的安全;最后，刘邦一旦与项羽清算了宿怨，就采用这块地区的名称作为他的王朝的称号:他此时已经称为汉王。”由此看来，汉朝、汉族之名与汉中有关，已得到了中外著名史学家的确认。

其次，刘邦君臣进出汉中，打破了汉中的闭塞状态，加快了汉中人才的成长步伐，产生了以张骞为代表的人才群。《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开了中国人的世界视野，而且开拓了“丝绸之路”，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开辟了通道，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比张骞时代稍早的汉中城固人邓公，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杰出人才。《史记》卷一百零一《晁错传》云:“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在汉景帝错误的处死晁错后，唯有邓公直言敢谏，不仅让景帝醒悟，而且为朝廷人才辈出创造了条件。以张骞、邓公为代表的汉中杰出人才在西汉社会发展中的伟大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中在西汉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再次，司马迁对汉中进行过实地考察。《太史公自序》曰:“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此次奉命出使，大约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他对汉中及大西南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考察，为后来《史记》的写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司马迁的远祖司马错也曾有功于汉中及大西南，为秦国的富强和统一做出了贡献。《太史公自序》又云:“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对此，司马迁是非常自豪的，使他对汉中及大西南的考察充满激情。司马迁的好友田仁的父亲田叔在高祖和吕后时期“为汉中守十余年”，在《史记·田叔列传》中，“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对田叔的敬重和与田仁的密切关系，使得司马迁比一般人更了解汉中。司马迁的至交好友任安曾任益州刺史，也熟悉汉中及巴蜀情况，又使得司马迁多了一条了解汉中的渠道。《史记·田叔列传》云:“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划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汉武功县在渭水南，今盩厔县西界也。”这里有骆谷道通往汉中，任安在此为亭长，自然对汉中有所了解，“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司马迁与这二人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使《史记》对汉中及西南史事的记载更加翔实可信。可以说，司马迁特殊的亲友关系，使他产生了比较浓郁的汉中情结。

最后，在秦汉人的精神家园中，汉中也有着重要地位。《史记·封禅书》在记载秦汉时期名山大川的祭祀体系说，“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水曰河，祠监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那;江水，祠蜀。”汉水的祭祀地点在汉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汉水上游的汉中是汉家的发祥地。汉文帝即位后，下诏“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史记正义》说:“言二水祭时各加玉，壁二枚。”进一步提高了在汉中祭祀汉水的规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朝廷对汉家发祥地的认同和尊敬。《史记·天官书》对“天汉”之“汉”也有解释，“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史记索引》曰:“水生于金，散气即水气。《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为天汉’也。”这说明“天汉”之名来源于地上的汉水。这也许是汉人崇重汉水、汉中的另一原因吧!

综上所述，汉中虽然地域狭小，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西汉建立及其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中，汉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光彩夺目的地位，为西汉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难怪司马迁说:“汉之兴自蜀汉。”后世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人墨客也充分肯定汉中的地位。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里的“益州”实指汉中与成都平原。晋朝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汉中志》中亦云“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而皇刘应之，洪祚悠长。萧公之云，不亦宜乎!”南宋大诗人陆游说:“岂知高帝业，煌煌汉中起。”大文豪辛弃疾亦云“汉中开汉业”。

【注释】

[1]该文原载《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