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治理体系研究的文献综述与经典理论回溯

1．2　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成为国际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热点之一，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甚多，不同学派、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成果显著。现以问题为导向将主要研究成果作以下简要述评。

1．2．1　相关经典理论简要回溯

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最早来源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些描述，包括分工以及市场范围的关系等都涵盖了与集群有关的思想。

一般认为，经济学史上第一个阐述产业集群理论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他在对产业区的分析过程中，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用外部经济来概括产业规模扩大的好处，这种好处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工业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平衡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在马歇尔以后并没有对产业区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系统研究。

工业区位理论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韦伯最早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他在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并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胡佛（1948）在其《经济活动的区位》一书中，也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将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胡佛（1948）提出了单个工厂或商店、单个公司、特定地方的企业集中3个层次的规模经济，胡佛将最后一种规模经济称为群体经济（王辑慈，2001）。

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指出，地域生产综合体具有集聚性质，且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集聚的特征。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则强调经济活动中心地区也即“增长极”具有“支配”效应和“创新”的特点，具有吸引和扩散的作用，能够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产生聚集经济效果。

作为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1991）认为，由于缺少精确的范式对报酬递增进行分析，导致空间问题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随着杨格（1928）、罗默（1987）等人在报酬递增领域的创新成果的出现，报酬递增作为正式的分析工具开始被应用到许多原本被忽视的经济现象中。克鲁格曼把空间经济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就是其中一例。克鲁格曼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产业集聚是由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通过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而产生，这样的循环累积过程使产业集聚一旦发生，就能自我增强而持续下去（克鲁格曼，1995）。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历史趋势，并把这种集聚归于一种历史的偶然，认为特殊的历史事件将对产业区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新产业区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意大利学者对“第三意大利”生产模式的研究，强调与历史继承性有关的社会文化因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力量，刺激着区域内企业的不断创新。随后的新产业空间学派（也被称为“加利福尼亚”学派）强调在“柔性集聚”空间内产业链的垂直分离，会导致企业间减少交易成本，并形成专业化的本地劳动力市场（Isakse，2001），非常重视在经济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条件下习俗、非正式规则和习惯对经济因素的协调作用。

产业集群理论真正引起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关注是在迈克尔·波特提出产业集群理论之后。波特主要从竞争优势理论的角度展开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在其代表性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提出了“钻石模型”，指出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4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同时，波特提出了集群的概念，认为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实际上就是提出一个地区或国家要创造一切条件，努力发展有竞争力的专业化产业，即支持有效率的集群。整体而言，波特已经比较全面地分析了集群的内在结构，并把集群研究推向了学术界的最前沿。但波特的理论也遭到一些批评，一些学者认为，波特的“钻石模型”忽略了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跨国的贸易活动、技术和知识的来源与性质、生产活动的社会嵌入性、网络关系的复杂性等。

1．2．2　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概况

1．2．2．1　产业集群的内涵和类型划分

对于产业集群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世界广泛认同的界定，不同学派从不同的研究出发点给出了不同的定义^[5]。与产业集群相关的同义词和近义词有企业集群、产业集聚、产业区、新产业区、地方生产系统、区域集群，等等。产业集群的度量方法主要有空间基尼系数法和集群指数法，而利用投入－产出表进行产业集群识别的方法则主要有三角形化方法（朱英明，2007）、网络流理论方法（Slater，1978）和图论方法（Champbell，1974）等。

关于产业集群的分类，Peter Knorringa和Jorgmeyer Stamer（1998）借鉴Makusen（1996）对产业区的分类方法，把产业集群分为意大利式、卫星式和轮轴式；Lynn Mytelka和Fulvia Farinelli（2000）则根据集群的内在关系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集群、有组织集群和创新型集群。我国对产业集群的分类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王缉慈（2001）通过对新产业区的研究，把我国的产业集群分为以下5类：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智力密集地区、条件比较优越的开发区、乡镇企业集聚而形成的企业网络以及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网络。此外，还有一些更具一般意义的集群分类方法，按照产业集群的结构，可分为市场型产业集群、中心卫星型产业集群和混合网络型产业集群（仇保兴，1999）；按照产业集群的功能可以分为传统集聚模式、产业综合体模式和社会网络模式（新产业集群）等；按照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可分为小企业群生型产业集群和大中小企业共生型产业集群等（任寿根，2004）；按照形成机制，可分为原发型和嵌入型（金祥荣、朱希伟，2002）；按照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程度及组织架构体系，可分为蜂窝型、专业市场领导型、主企业领导型和混合型（张杰、刘东，2006）；按照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可分为市场主导型和政府主导型（李凯、李世杰，2005）。此外，王珺（2005）以珠江三角洲西岸的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在缺乏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外部资源进入的条件下，专业化市场对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还提出了衍生型集群的概念。任寿根（2004）则提出了新兴产业集群的概念^[6]，并指出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制度分割有关^[7]。

1．2．2．2　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是驱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刘恒江、陈继祥，2004），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是产业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研究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是理解集群形成和发展动因的重要环节，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如Best（2001）认为集群存在的主要动力包括集中专业化、技术多样化、知识外溢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魏守华（2002）将集群的动力机制划分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刘恒江、陈继祥（2004，2005）则将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进一步划分为内源动力机制和激励动力机制，其中，内源动力机制包括分工互补、降低交易费用、外部经济、规模经济、知识共享、网络创新等，激励动力机制则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规划、调控行为（如集群政策）。

1．2．2．3　产业集群的动态演进规律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空间集聚现象，一定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和演化机理。奥地利著名区域经济学家Tichy（1998）提出了区域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提出集群发展的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的4个阶段。Port（1998）描述了产业集群诞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指出产业集群会由于内部僵化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走向衰退。还有一些学者（Guerrieri、Pietrobelli，2001；Giovana、Dini，1999；Ahokangas等，1999；Grabher，1993）针对不同地区或国家集群发展的实际，描述了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特征。国内研究方面，蔡宁等（2003）、吴晓波等（2003）、仇保兴（1999）等学者利用生物学、社会网络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分析了集群存在的各种风险，其引申的含义是集群竞争优势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集群衰退。

1．2．2．4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经典经济理论已经对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作出了解释^[8]，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外部经济性、交易成本的降低等，此外，知识流动和地区学习的新视角丰富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从促进知识外溢、学习效应和创新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大量研究（Jaffe等，1993；Feldman，1994；Audretsch，1998）认为，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空间聚集性，并且集群中的知识共享和溢出对企业的持续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国内学者的研究（张元智、马鸣萧，2004；王子龙、谭清美，2004；陈守明，2003）也普遍认为，企业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和分工协作有利于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集群内的企业比集群外的企业更容易分享产业中的隐性知识。此外，王文平、谈正达、陈娟（2007）通过建立一个自主内生型产业集群中企业创新资源配置与知识共享决策模型得出，企业的知识共享程度与不同质量特征的公共知识和企业私有知识相互作用，形成了具有不同知识共享和创新投入特征的产业集群。

虽然集群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但其劣势也已经在实践中显露出来，包括：由于劳动力和房地产成本膨胀带来的成本递增；由于过度专业化和技术同质导致的恶性竞争；制度和产业锁定；地方拥挤和环境压力；结构转换和不稳定性；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冲击等（谢贞发，2005；Ron Martin、Peter Sunley，2002）。国内学者对集群劣势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如臧旭恒、何青松（2007）提出了产业集群租金的概念，指出产业集群起因于生产要素对产业集群租金的追逐，租金的耗散导致了产业集群的衰败；陈佳贵、王钦（2005）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行政区划锁定、社会资本锁定、价值链低端锁定等现象。

1．2．2．5　产业集群的风险

产业集群的风险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马歇尔指出在一个协同创新环境中，新技术和新思想能够在集群内很快传播和应用，并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样，不但集群内部企业会快速发展，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集群分享经济外部性。但是，当集群内企业超过一定的限定时，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会制约集群内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集群本身也会开始衰落。而“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则会使集群内成员产生创新惰性，削弱了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使得集群在低水平的生产中徘徊不前。

波特在《簇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指出，集群产生以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随着新公司和新产业的兴起或衰落以及当地机构的变化，集群也不断演进。部分集群能够维持长期竞争力，也会由于外界因素和内部力量而丧失竞争地位。比如技术间断也许是外界威胁中最重要的因素，它可能会同时抵消许多原有优势。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可能使得当地需求与其他地方需求有差异，这种转变对集群是一种威胁。相对于外部威胁，内在的僵化也会使集群变得脆弱。过度合并、相互谅解、卡特尔和其他对手竞争的限制都会损害当地竞争（波特认为集群竞争力来自竞争，所以他强调了维持竞争对集群效率的影响）。此外，集群中成员具有的群体思维（从众或模仿）也是一种僵化的形式。如果集群中成员的眼光过于狭隘，整个集群就会由于群体思维惯性而受到损害，单个公司难以接纳新思想，也难以察觉创新的必要性。

奥地利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Tichy在佛农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区域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分为4个阶段：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阶段，并指出集群存在结构风险。集群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当集群走向成熟甚至衰退时期，企业集群由于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一般而言，集群越成功，越可能老化。因为集群越成功，就会因自增强机制而更加专业化，专注于相关产业（或产品），吸聚与产业（或产品）匹配的资源（包括人才、技术等）进入和传递，而排斥其他不匹配资源。这可能使得集群长期发展的“知识基础”过于狭隘，而且会阻止其他产业企业发展（因为一个产业成功的示范效应而吸引其他产业的人才等资源），不利于区域经济结构多元化。

Fritz等在Tichy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由于宏观经济周期对企业集群产生的冲击——周期性风险。周期性风险源于区域、国家甚至国际性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一种突发的、不能人为控制的周期性波动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出现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一段时期，将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

蔡宁等从网络视角对产业集群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企业集群中企业间网络关系是企业集群的本质特征，企业集群的竞争力与其内部网络具有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网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的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企业集群僵化、失去弹性的源泉，继而集群中企业与非集群中竞争对手相比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

吴晓波等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部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并构造了区域集群“自稔性”风险成因模型，指出构成区域集群竞争优势的集群自身特性——专业化分工、地理临近性、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同时也是区域集群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www.xing528.com)

朱瑞博在吴晓波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分析，提出了用模块化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仇保兴利用信息经济学的原理，以浙江省永康市保温杯作为具体案例，分析了因过度竞争所导致的产品质量恶性循环、不断退化的过程，指出了产品质量信息分布不对称所导致的“柠檬市场”效应是集群内部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陈金波将生态学中近交衰退和传染病的概念引入集群风险的研究，分别分析了企业集群的近交衰退风险和传染病风险，指出近交衰退风险的集中表现就是整个集群普遍陷入低效状态整体上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弱化，而传染病风险则主要表现在产品的以次充好的“柠檬问题”、信任缺失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产业集群风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总体上把产业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内生风险，另一类是外生风险。对于外生风险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周期性风险理论忽视了集群对外部环境适应的主动性，结构性风险理论由于没有考虑技术创新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理论研究的静态性缺陷（吴晓波等，2003）。此外，现有的对风险的研究没有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只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工具从宏观角度来讨论集群发展的风险，或者局限于微观的企业本身问题的研究，使得对集群风险的解释力不够（蔡宁等，2004）。虽然吴晓波指出，集群的内生风险是集群风险产生的直接原因，但吴晓波把内生风险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于集群的专业化分工、地理临近性、相互关联以及协同与溢出，这种简单的描述性论述缺乏理论的支撑。笔者认为，应该从更深层次的技术变迁的层面挖掘集群风险产生的原因，为探求集群风险的化解途径提供更多的支持，进而对获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启发与借鉴。

1．2．2．6　非正式制度与集群发展

在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将网络、信任、信息等社会资本因素（非正式制度）运用到产业集群的研究中。现有的文献形成了两条研究路径：一是探讨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影响；二是分析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

关于前者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马歇尔关于“产业空气”的描述，此外，新产业区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对根植性（嵌入性）、文化和制度的研究趋势。很多文献讨论了社会－文化的同一性对集群发展的重要意义（Pyke，et al．，1990）。此外，经济社会学者分析了社会关系网络、根植性和社会资本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Harrison，1992；Isaksen，1998；Hansen，1997；Staber、Morrison，1999；Porta，et al．，2003；Mcdonald、Vertova，2002）。普遍的观点认为集群中这些个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正是这些信任关系的存在，集群内各个团体的集体行动才不同于市场契约或科层组织联系的行为。蕴涵于亲缘、地缘等关系网络中的非正式制度规范是影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对此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如徐进（2003）通过诺特模型解释了信用能带来集群优势的原因，并分析了集群环境导致高信用行为的原因。

关于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性，首先，有的学者发现，某些特殊的社会和种族体制妨碍了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对产业集群发展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Sandee、Reitveld，2001）。其次，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以及由此给集群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Bazan、Schmitz，1997）。如Harrison、Bennett（1998），Prouder、Richard、John、Caron（1996）等认为，基于地方根植性网络的信任可能只是暂时的，信任同样可能抑制创新。

1．2．2．7　政府作用与集群政策

关于政府在产业集群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持赞成观点，认为集聚的形成需要政府的支持，主张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Krugman，1991；Poter，1998；Kung，2002；Saper－stein，2002），Roelandt、Den Hertog（1999）概括了几项重要的集群政策，包括：改革规则和体制，搜寻信息并对集群展开战略性研究，提供建设性对话平台，发挥中间组织作用，建立优良的产业研究机构，制定公共采购政策等。Markusen（1996）指出，良好的制度能有效地增强地区对区内外要素和资源的吸引力、黏合力，从而塑造了全球滑质经济空间中的众多“黏性”地区。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有非积极的一面，批评者的观点主要是（Rosen－feld，1995，1997；Martin、Sunley，2006）：集群政策并非对所有区域都合适——集群政策仅仅适用于城市区域，比较而言，更适用于专业化的小企业；产业政策可能与产业集群发展相背离等。

1．2．2．8　简要综述

历史地看，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描述、分析、比较产业地理集聚现象—引入集群概念—分析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分析集群的竞争优势—探讨集群的动态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多学科融合成为一种趋势，并为集群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整体而言，虽然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由于产业集群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动态演变以及不确定性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仍值得国内外学者展开进一步深入的系统研究。

1．2．3　产业集群治理研究概述

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网络组织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集群治理内涵的界定以及对集群治理机制、结构、绩效、模式的分析。

1．2．3．1　集群治理概念的现有界定

关于产业集群治理的概念，国外学者主要从竞争力、管理控制、主体间关系等角度去定义，例如，Gilsing（2000）认为集群治理是所有集群成员都参与的、旨在促进集群增长并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集体活动；Rittera等（2003）将集群治理定义为集群组织的管理控制过程；Langen（2004）和Brown（2000）等则将集群治理定义为集群企业以及集群内各种协调机制的互动关系。国内学者对集群治理的定义基本上延续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如冯祈善、黄媛梅，2006；黄喜忠、杨建梅，2006，等），其中，杨慧（2007）对集群治理的定义视角比较独特，她从战略角度将集群治理定义为理解和评价集群的发展过程。

1．1．3．2　集群治理的机制、结构和绩效

（1）集群治理机制。产业集群治理机制是集群治理的核心（Langen，2004），包括组织管理、规章制度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信任机制、竞争合作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康胜，2005）。国内学者主要从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如彭文慧（2007）、李恒（2006）等提出集群治理的激励机制包括基于价值链的治理机制和模块化生产的研发竞赛式治理机制；刘冰、高闯（2006）在区分高技术产业集群治理合约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治理合约所对应的治理机制类型。应该说，集群治理机制从集群问题研究伊始就开始了，只是没有直接使用“治理”这个字眼，并且研究的视角和对象也存在差异，如主要从社会网络运行机制角度去探讨。

（2）集群治理结构。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集群内各种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Enright，2000；Propris，2001，刘恒江等，2004），是集群主体在相互影响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Brown（2000）提出建立集群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维持集群内各方力量的均衡。关于集群治理结构的类型划分，郑建伟等（2004）提出了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治理和网络治理；朱华友、丁四保（2006）提出了产业集群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余秀江（2006）基于集群治理机制，将治理结构划分为正式治理、行业协会治理和非正式治理。治理结构划分的差异主要源自不同学者关注重点的差异：向内审视集群治理问题，或是将集群看成客体研究外部要素对集群的影响和控制。

（3）集群治理绩效。关于集群治理绩效的研究目前还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主要涉及集群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评价指标体系，如Langen（2004）等提出信任、知识中介、龙头企业以及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效率是影响集群治理绩效的主要因素；Dijk（2005）提出对集群治理绩效的衡量必须考虑到治理成本以及预期目标的实现效果；国内学者刘冰、高闯（2006）提出，制度环境以及制度的历时关联将会影响治理合约的治理效率，必须使制度环境与信息体制相匹配。

1．2．4　集群治理的探索性研究方向

现有的研究在以下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商榷或完善：一是集群治理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的混乱与模糊。首先，产业集群和产业集群治理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作为一种组织交易方式，更强调集群的状态特征，而集群治理则兼顾了状态和过程，是二者的结合；其次，集群治理不同于集群管理或是整治，如果片面强调对集群诸多失灵问题的整治、控制，只强调对企业微观主体的整顿，而忽视了“治理”的本意——治理强调的是多元、参与、互动与协调，就会导致无法把握集群治理的实质和关键问题；再次，集群治理不完全等同于网络组织治理，过于强调产业集群作为网络组织的交易特质及完全基于网络联结的性质来进行产业集群治理都是不完善的（李恒，2006）。就二者的关系而言，网络组织治理应该作为集群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而不是集群治理的全部内容。因为仅仅把集群等同于企业网络或区域网络，既不符合集群特征，也容易造成片面性——网络治理将治理问题变得过于不确定，并且忽视了治理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王淑贤，2006）；最后，集群治理不同于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治理，诚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也好，产业集群也好都不可避免地要纳入到全球版图中，但集群治理需要更多地向内审视自身的条件，最多，我们可以表述为全球价值链下的地方产业集群治理。二是现有的研究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居多，定量分析不足。其原因在于，产业集群治理研究仅仅是作为产业集群特征分析和政策分析的一个补充，现有的研究内容仍然无法摆脱以往相关研究的束缚，难以从定量的角度找到分析的切入点。

对于产业集群治理问题的研究，需要打破现有的研究框架，借助治理理论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同时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特殊性，明确研究的具体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基于以上观点，笔者提出以下探索方向：

（1）把握治理内涵，强调多元、参与、互动与协调。首先，需要进一步廓清集群治理与网络治理、利益相关者治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差别，这是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需要在现有基础上重新界定集群治理的内涵。需要指出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组织及其效率研究所采用的交易成本分析范式必须与社会分析和网络分析相结合，以充分理解治理概念的内涵和特征，才能准确地揭示和界定集群治理的本质和内涵。

（2）揭示集群治理机制之间的互补关系。现有的相关研究一般将集群治理机制等同于网络运行机制，集群治理机制的研究也主要散落在网络运行机制或动力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将生产网络的治理机制与社会网络以及技术网络的治理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治理机制之间互补关系的分析也比较缺乏，需要深入剖析治理机制之间的替代和补足关系。

（3）揭示集群治理结构中的权力来源、分配和运行机理。集群治理的现有文献将集群治理结构定义为基于权力或权力分配属性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欠缺对这种权力内涵的界定和分析，包括权力的由来、运行机理、关系配置及演进，而这些是理解集群治理结构演进的基础。

（4）阐释集群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和实现条件。现有的研究大多将集群治理最终归结为集群治理行为主体的集体行动（联合行动），对集群集体行动的困境、影响因素、行动的对象或者内容以及实现条件作深入的理论分析，是将集群治理从理论层面转化为政策层面的重要衔接环节。

（5）展开对产业集群治理绩效的定量评价。理论界对集群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的定量评价比较丰富，但是对集群治理绩效的评价几乎没有涉足。笔者认为，在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或机制的形成与完善阶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必定要牵涉到政策的后评价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分权是否合理到位，中介机构的桥梁作用是否充分发挥，企业网络是否完善，企业与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等等，都需要采取定量的方法进行评价。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评价，寻找不足，促进沟通，为调整集群治理结构或机制提供参考依据。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等都可以尝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理论有机地结合，将集群治理的研究引向纵深。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集群治理理论体系应当由治理动因、主体、目标、逻辑、机制、结构、行动、绩效等要素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