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悲剧新解，延安文艺研究论丛第1辑

失败的文学疗救——王实味悲剧新解

江震龙　刘刚圣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文学除了传统认定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治疗功能。相对以往的宏观的文学社会作用，文学的治疗作用是从微观上考察的，侧重于从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者两个角度来看文学的作用。关注文学的治疗作用，预设的立足点是:文学应是人类存在的精神家园。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文学创作既可治疗作家自我心灵，也可治疗有同感的接受者，是积极的“双向治疗”。王实味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在他的身上我们必然能够看到文学治疗的影子。在下文集中论述了文学治疗在王实味身上的出现、失败及失败原因探析等问题，全新阐析了王实味悲剧。

一、重拾锐笔——自我疗救的必经之路

王实味是一个追求理想光明与现实不断碰壁而产生极大苦闷的矛盾体。他的一生都充满着积怨、郁闷和愁苦。在其年幼的时候，当时街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听见呼噜噜噜噜，王举人家喝稀粥。”王姓是乡居当地的大户人家，拥有大量的田产，但独其父王言炳无一垄地、一亩田，生齿日繁，家境困顿，潦倒得很。父辈的教诲、家庭的熏陶和同遭平民百姓困苦的人生事实，让王实味早谙世事。他的内心渐生出苦难、不平和对这社会的反感。青年时期的王实味别离了亲人和故土，走向了外出求学的生涯。他像当时无数青年一样，带着憧憬，满怀希望踏入这茫茫人海。他们就像一个个燃烧的火球充满能量。然而中途因家境贫寒，无经济来源不得不辍学，这让他感到人生的第一次失望。“我怀着满腹鬼胎走向这黑暗龌龊的社会路上来。素日自命洒脱不羁的我，心头也不免有种种的疑虑与忧恐，不知此后的世界，对于我将呈现一种什么状态!”“……中途辍学的痛苦，爱友别离的悲哀，过去的失望，前途的渺茫……”这一切都让王实味感到惆怅、苦闷和迷茫。尤其是在驻马店的这一段邮务生活，更让他看清了世态的炎凉、社会的黑暗和丑陋。他污言恶语地把这社会指责为“龌龊的社会”、“万恶烂污的社会”、“毫无人味的社会”、“鬼蜮的社会”、“豺狼横行的社会”、“腥臭之中国”等等，充分显示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对丑恶社会的诅咒与控诉。后来经历恋爱风波，遭开除党籍，再与刘莹结婚，在家乡潢川、南京、山东、上海、湖南、杭州、济南、开封等地辗转求生。这些着实让他感到世事的艰辛，奋斗的酸楚，前途的迷茫。可以说苦闷、不平和愤怒是青年时期王实味思想的主基调。他迫切需要寻找到一片人间天堂。

1937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一路艰辛，跋山涉水，如同当时大批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救国的愿望来到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如同丁玲一样，王实味的到来受到了延安有关领导人的重视和关照。因有着极强的翻译才能被张闻天所赏识，委以重任:翻译和研究马列原著。四年内译出两百多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马列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位居高级知识分子行列，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其实王实味不仅具有超强的翻译才能，也是一个小说家。1925年末尾完成中篇小说《休息》^①，接着又陆陆续续发表了短篇小说《杨五奶奶》^②、《陈老四的故事》^③、《小长儿与罐头荔枝》^④，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⑤。虽然现在看来这些小说并非佳作，但也充分显示了王实味的文学才能。王实味到延安后，主要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又由于性格内向不太与人往来，一心只扑在马列原著的译介上，他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对于他来说似乎已成往事。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译人员，为什么最后却因为发表了两篇杂文就断送了性命，酿造了一场令人心酸的人间悲剧?一心一意地译介和研究马列原著，不卷入这场整风运动中，不就不会出现悲剧吗?为什么对于早年的创作已成往事的他，不专心译介马列原著，要重拾那支笔进行文学创作呢?

1937年到延安的王实味，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延安并非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在这里同样看到了丑陋与阴暗，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指责解放区某些同志的不良作风，如不太爱关心群众、搞特殊化、爱摆架子、自私自利等。王实味原先的苦闷并未平息，这样一来又被激起，就像石头掉进水中的波纹一样越激越大。没有什么比期望中突来的失望更让人失望。他苦闷极了，甚至愤怒了。长期积压在心中的苦闷像火山一样急需喷发。为了平复心里的极大失衡，他就要找到一个火山口，及时有效地把自己的苦闷宣泄出来，排解出来。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的第一个目标是使自己自由，并且靠着把他的作品传达给其他一些有着同样被压抑的愿望的人们，使这些人得到同样的发泄”。

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一名知识分子，选择宣泄自己苦闷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信仰宗教、唱歌跳舞、离开延安等等。为什么他就偏偏选择文学创作来自我宣泄呢?因为文学创作是当时他的必然选择，也是宣泄苦闷的最佳方式。

首先，其他宣泄苦闷的方式在王实味身上是行不通的。第一，如唱歌跳舞。一般青年尤其是当下青年，凡遇到苦闷烦愁时大都喜欢用唱歌跳舞的方式来求解脱。然而在笔者看来，王实味并不热衷于这些。引两个例子就可以得出:1.王实味在其杂文《野百合花》中极力批判了“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2.王实味延安的妻子薄平一次正用英文唱《马赛曲》，被王实味训了一顿，从此以后，王实味就不让她在窑洞外唱歌了。从这两例我们可以得出，王实味对歌舞并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希望用它们来调节心情的可能性也不大。第二，如信仰宗教。有些人在内心极度苦闷和抑郁时，往往喜欢求助于某种宗教，把自己的精神寄托给上帝或者神。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方式在王实味身上行不通。王实味是一个共产党员，无产阶级、唯物主义者，从他的入党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王实味两次入党，1926年春，他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乡、河南洛阳人陈清晨(陈其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后发生与李芬的恋爱风波，被开除出党。后来他不断表现出向党组织靠近，于1937年经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些可以看出王实味不可能走上信仰宗教之路。第三，爱情婚姻的不幸。没有美满的爱情婚姻让王实味的生活感到孤独凄凉，他心中的苦闷没能有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首先是早期与李芬的恋爱，结果造成了一场恋爱风波，被开除党籍，这对王实味一生影响很大。他心理上更觉得自己的私事与自由被强烈地干涉。其次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王实味与刘莹结合后为生活所迫，他们南下北上，聚少离多。在1937年王实味往延安后，这竟然是两人的诀别。再次是后来在延安，王实味与薄平的结合几乎是王步步紧逼、强迫的结果。两人之间年龄相差12岁，又存在着个性的差异，爱好的偏离，思想的冲突，不免最后分离，悲剧收场。这样一来，爱情婚姻的不幸就使王实味的苦闷只能积压在心里而没有一个释放的空间。“设若历史可以回溯，在王实味后来的命运潮汐中，有妻子陪伴在侧，或许不会那么激烈对待人事，或许他遭到批判时因顾及妻子会顺应时变，不会再遭更大的厄运。”第四，如有些人那样面对困难，遭遇苦闷就逃避离开延安。这种选择在王实味身上更不会出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当时王实味被宣布为托派分子，又被宣布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延安是不会轻易放他走的;二是国统区的黑暗王实味是知道的，他肯定也不想再回国统区，况且国统区对出离延安的人是敌视的、防备的，至少他在国统区是很难存活的;三是王实味的内在性格不容许其离开延安，自己遭诬陷、背恶名，没有弄明白岂能一走了之，再者倘若自己离去不就默认了这些罪名吗;四是当时的王实味在延安作为特别研究员，地位很不错，待遇也很好，为什么要离去呢?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宣泄苦闷的方法并不适用于王实味，也不是王实味合情合理的选择。

其次，他青年的身份特征使得他爱打抱不平，好冲动。同时，那暴烈的火性，不屈的媚骨，使得他讲话无遮无掩，不计后果地坚持己见，无所顾忌地顶撞上司……正如王实味自己所言:“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见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这些就使得他爱说些什么，想说些什么，要写些什么。

再次，知识分子和先前文学家的身份认同。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古时是楚国和中原的连接纽带，楚文化的骚狂和中原文化的雄傲集于一身。另外，王实味幼年勤奋刻苦，随父习诵四书五经，打下较为深厚的国学基础，他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文以载道”、“哀而作诗”、“不平则鸣”和“愤怒出诗人”的思想早已映射其脑际。同时，王实味也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与鲁迅、徐志摩、胡适、张天翼等人的交往，使他在成长中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文人的启蒙主义和批判精神。这些都使王实味和文学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必然性。此外，王实味早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他能很快地把握文学创作的精髓和技巧，从而快速地进行创作。

最后，批判性杂文的倡导与兴起。“从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浪潮。到1942年春则以洪波巨浪的态势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新潮的创导者们主要以大量的杂文给延安文坛带来一股奇异的风。”这股杂文风就是王实味急需寻找的火山口，内心的苦闷找到了一种排泄的外在机缘。二者进行合理完美的结合，这是自然。

二、英雄气短——自我疗救的付诸东流

在王实味青年时代的文学跋涉期，是以小说创作为主的，写杂文恐怕也不是他的长处，但此时忽而为文，以文来发泄心中苦闷，这显然与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社会、文艺思潮有关，同时与王实味的个性及各种文体样式也不无关系。诚然，一方面在40年代初，毛泽东提倡鼓励支持要求自我批判，同时丁玲、艾青、罗烽等人纷纷进行鲁迅式杂文的创作，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暴露批判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如丁玲《我们需要杂文》指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罗烽《还是杂文的时代》写道:“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已经埋在地下了，锈了，现在能启用这种武器的，实在不多。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另外还有萧军《杂文还废不得说》等文章。另一方面，杂文这种文体是“短剑”、“匕首”、“是一切论文形式中的王，兽中的豹子，石中的金钢石，金中的白金，鸟中的猫头鹰”。这种爆发式的文体与王实味暴烈的个性、粗暴的脾气一拍即合。所以说王实味忽而从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王实味寻找到了杂文这一文体来排泄心中的苦闷与不满，他找到了一条合理的出路。其实选用这种方式内含着文学治疗功能的发生。文学治疗功能就是指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获得了克服自我苦闷或错乱的方法并将苦闷情绪在作品中宣泄出来，达到心灵的健康，同时，接受主体(读者)从欣赏(阅读)文学作品中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感，苦闷得到了宣泄，精神有了寄托，心态保持了平衡，灵魂也得到了净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是文学治疗发生疗效的两个基本途径。通过这两个途径我们可以补偿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愿望，宣泄被压抑了的苦闷。鲁迅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曾经也这样提到他开始创作小说时的动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们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长时期在体内郁积的苦闷与忧郁就像感情上的定时炸弹，而这颗炸弹是否爆炸则要看作家心中的这种苦闷是否得到及时的宣泄。这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都能达到心理健康、心态平稳的状态。若处理不好，有些作家则走上精神分裂甚至自杀死亡之路。

泰戈尔是以1913年诺贝尔获奖作《吉檀迦利》而知名于世的。《吉檀迦利》的字面义是“颂神诗”，它以向神的诉求为外观表象，表达的却是诗人对美和自由的信仰与追求。这部诗集是泰戈尔在现实挫折和精神极度苦闷的情形之下创作的，它本身就是艺术代替宗教实现自我治疗的标本。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鲁迅的一生可以说是在忧患中度过的。然而其创作的苦闷期则集中在1923～1925年。这个时期是“主体在精神最痛苦、最艰险、最危险的时期”，有“防止人格崩溃，实现心理平衡的需要”。在1923～1925年间“五四”落潮后，现实背景黑暗; 1923年7月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受无端谣言中伤;1923～1925年曾多次肺病复发;在感情生活上，与朱安毫无情感，与许广平的感情尚在“初递”阶段，缺少情感上的慰藉。这众多的内在、外在的因素，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压抑，造成了一个集中的“苦闷期”，他甚至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鲁迅并未走上这条绝路，相反他是把这种最浓厚的非理性的自杀意图通过语言符号在《野草》中进行了彻底、痛快的宣泄，保证了自身心理的健康和人格的健全。然而恰恰相反的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就是一位把文学视为第一生命的自我疗救者。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丧祖母、十六岁丧祖父，成为病弱孤儿，从小在死神召唤的阴影之中挣扎。其《文学自叙传》明确表达的创作观是:“我对于现实，既不想弄懂，也无意于接近。我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可以说云游幻境的艺术创作是他排解孤儿情感、抵抗精神绝望的唯一有效的寄托。然而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表现得江郎才尽，过了三年干脆自杀了。社会现实的要求与作家内心的创作驱向产生了严重的偏差与矛盾，致使作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难以摆脱这种困境，而采取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求解脱。像这样艺术家自杀的现象西方还有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叶赛宁、法捷耶夫、托尔斯泰、卡夫卡……我国文学史上也不少，如屈原、李贺、王国维、老舍、顾城、海子、徐迟等等。

王实味继承了鲁迅的启蒙主义和批判精神，他走上文学创作并选择杂文写作来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和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以起到一种疗救作用。同时他也不会像川端康成那样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苦闷到极度时，自杀两字也曾在我的脑际盘旋，但是我素来主张有血要痛痛快快地流，要拿它换点代价，要用它洗去些这社会的污迹;自杀是太懦弱了。我极端反对自命觉悟的青年自杀，我要忍耐着奋斗下去。”“我就要离开这龌龊的世界!——那是太不值得了!那是太不值得了!我是要留着这躯壳同它搏战的!……就是死，我愿意死在慈母底怀里，把这副皮囊葬在潢水畔的故乡……”就是这样的一个王实味，为什么他没能像鲁迅一样，而是酿出了一场悲剧呢，令人深思。

三、内外原因——失效疗救的精要解析

王实味像鲁迅那样，面对心中长期压抑的苦闷，选择创作杂文来获求宣泄以达到心态的平衡、心理的健康，可结果并未如鲁迅那样获得解救，这其中就存在着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了。

(一)社会环境对个人话语的排异

20世纪70年代末，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一次访谈中说，40年代“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首，以丁玲为代表……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以丁玲为代表的“暴露派”即强调文学的真实性，既要反映生活的光明面，更要揭露黑暗面，通过自我批评，缩小黑暗面，扩大光明面，从而发挥文学的积极作用。这股革命现实主义思潮在40年代初兴起并流行，一方面这是一批深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的文艺工作者对“五四”精神和鲁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是作家批判精神和启蒙意识与现实问题碰撞的产物。

从国统区来到延安追求光明的作家，在这里见到了阳光，同时也发现了丑陋和阴暗。正如丁玲所说:“有人说边区只有光明没有黑暗，所以只应写光明，有人说边区是光明的，但太阳中有黑点，太阳应该歌颂，黑子也不必讳言，有人说这问题提法就不适合，不应该把黑暗与光明并列，只能说批评缺点。我以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上是立场与方法问题。所谓缺点或黑暗也不过辞句之争，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俗话说“金无足金，人无完人”，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光明的延安也不例外，这里存在黑暗与不足，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些作家由于先前脑海中固有的浓郁批判意识，面对现实黑暗，不免大肆揭露起来。丁玲小说《在医院中》描写一个青年共产党员、产科医生陆萍在延安附近某医院的所见所闻和遭遇，表达了作家对延安生活的独特看法。小说描绘了丑恶的社会众生相，如院长“对医务工作完全是外行”，对人总是“懒洋洋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指导员“有一副八路军队长的神气”;产科主任对人虚伪;化验员“傲慢”，经常“用敌意眼光”看人等等。“这里弥散着浓厚的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褊狭的气氛。这里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而官僚主义又使这里的气氛得到保留和蔓延。”《三八节有感》则以女人的身份谈延安妇女问题。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也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说他觉得革命队伍里“‘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了;二是说他希望人们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而要能“耐”。^⑥王实味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加入到新潮的合唱中，于1942年3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⑦两篇影响一时的杂文。

然而当时延安的社会环境又是怎样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政府把政策重点从抗日转向反共。1940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后，同年秋又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初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被打退以后，国民党政府仍然大军包围解放区，并在经济上进行封锁。日本侵略者也集中其主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连续进行“扫荡”。这样，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遭到极端严重的困难。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写这些批判性、揭露性文章似乎与时不相适宜，不利于稳定军心、民心，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进行最顽强的反抗。“当前艺术家同志们应当肩负起的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借揭露自己阵营内的黑暗来改造我们的灵魂，而在于向敌人及反共分子斗争，揭露他们的残暴和黑暗，他们的明枪和暗箭，他们的罪恶与丑行;同时，并指点出光明，指点出新生的力量。”正如罗迈所言:“谁也知道，我们正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这时候更需要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和团结，以便团结广大人民，战胜困难，粉碎新的反共的高潮，最后击退日本法西斯强盗。而王实味却利用困难的时机，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制造谣言，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谁都知道，我们的党同千千万万的民众在一起进行着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我们的党不断地壮大了自己，日益为广大民众所拥护和爱戴，在革命的实际工作中，诚然不免有缺点，在干部的思想中和工作作风中诚然不免有弱点，但这是前进中，和发展中的弱点，我们有力量克服它们，并且在实际上不断地克服它们……”这句话对王实味问题不免有偏颇之处，然而对事实的论述则不无道理。可以说，王实味进行文学创作但文学疗救并未能发挥作用，与这一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复杂的社会环境阻碍了王实味文学疗救的进行。

(二)主流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压制

“文艺家作为一种类型的人，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上、气质上的特点与弱点。他们一般具有聪明、敏感、热情、有正义感、心理超前、喜欢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特点，同时又具有不了解实际、片面性、情绪性、清淡、多变、猜忌、好嫉妒、好内讧的弱点。”面对全社会的黑暗和压抑，无数作家带着这些特点和陋习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在延安，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创作上时时表现出这些特点和陋习。这不利于同广大工农兵结合，不利于团结，更不利于文艺服务政治的主张。毛泽东把参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定为小资产阶级的范畴，而这一阶级的特性就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动摇的一面，若用形象一点的话来说就是:“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乃至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都成了这一阶层特有的专权。出自这种判断，被教育、被改造的命运也就成了必然。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使文艺能更好地为抗战服务，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整风运动。“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了主观主义，要求革命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向实际。1942年2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要求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开展起来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也被正式有序地付诸进行。到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更是这样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这表现在，“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知心的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文艺作品中的“人性”问题与写光明和写黑暗问题，他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利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学家的基本任务”，“人民大众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正如周扬所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它“规定了党对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这样一来，当时的延安文艺政策已经文件化了，主流意识也是相当明朗了。可王实味硬是个“叛逆者”，他“倒行逆施”、“格格不入”。一方面由于深受“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批判意识和启蒙精神传统的影响，“可以说王实味是站在进步知识分子的立场崇尚精英意识的先进作用，反对大众化通俗化所导致的文艺上的农民意识上的倾向”;另一方面，王实味认为“‘愈到东方，则社会愈黑暗’，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做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上再向他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与黑暗”，“为了民族利益，我们并不愿意再算阶级仇恨的旧账……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的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在拖曳的过程中，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他还认为，“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同时，王实味还在《野百合花》一文中指出了延安的一些不良风气，这样一来，王实味的观点与延安歌颂光明的大众声音相左了。最后王实味还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比较了二者的异同，有些很精辟的见解。可他忽略了鲁迅早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作了如下论断，“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王实味的个人意识与延安主流意识完全矛盾着，为了争取最大的团结，为了顾全大局，主流意识必定封杀其个人意识。这样就阻碍了王实味用文学创作宣泄内心苦闷进行自我疗救道路的前行。悲剧就生成了。

(三)自我性格的局限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悲剧产生除了与一定的客观环境有关外，还同自身的性格有关。文学疗救之所以未能在王实味身上起效，其实也是王实味自身性格缺陷所造成的。

正如萧军所言:“这里我们所提到的‘耐’字，是有两方面解释的。一面是说我们既然要干一番事情——不必说改造人类——第一个字需要的那就是能耐，而后才能说到其他。另一面那就是同志与同志间的‘耐’——说服、教育、理解——只有这才是最可宝贵的韧带!”王实味缺乏的正是这种“耐”。他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内含着暴戾的习性、倔犟的个性、牛一样的脾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斗争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用谣言中伤人是最卑鄙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正是这种“硬骨头”使得他面对现实不满时，总是爱发牢骚，爱发脾气，遇分歧总爱吵口。这样与同事之间关系不好，与领导之间关系僵持，整个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都把他当做另类一样看待。设想这样的一个“怪物”在这样的环境下是怎样过活!?这种环境一方面使他的苦闷无处诉说，只能积压在心里;另一方面环境又使得他这种性格向着更深更坏更孤僻的方向发展。尤其在发表《野百合花》后，党委就其思想问题委托有关同志对他进行多次谈话，这些谈话在王实味看来就是无理取闹，是对他最大的误解而不是教育，这让他反感、愤怒。及至后来被囚禁，面对被冷置和繁多的审查，近乎使他“疯狂”、“神经”。就是这样的一种“至大至纲(刚)的硬骨头”，面对现实麻烦、不满和困惑时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做到游刃有余、能屈能伸。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能坦然地对待、接受和转变。个人性格和环境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只有我们个人去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来适应我们，否则必将自取灭亡。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王实味自身的性格缺陷，客观影响了文学在其身上的疗救作用。断送了用文学创作来排遣苦闷达到自我救治的道路。可以说王实味这样的一种性格使得他悲剧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我们设想一下，倘若王实味有萧军所说的“耐”，倘若他能屈从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那么他就还能进行文学创作，用此来宣泄自身的不满情绪，这样他的最终命运可能会截然不同了。

王实味早已死了，他的名字也鲜为人知了。可他的最可悲之处正如鲁迅所言:“死在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诚然，王实味的悲剧与当时的一些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不无关系，但他的死已经成为不可挽回的历史事实。“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可悲剧的力量不只是在于令人生悲，而在于激起人们对于制造悲剧的种种原因的探寻和解答。“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赫尔岑语)

注　释:

①小说署名王实味，1930年由徐志摩编入《新文艺丛书》，中华书局出版。

②小说署名叔翰，原载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第1445号，1926年2月27日出版。

③小说署名实味，原载《创造月刊》第二卷第6期，1929年1月出版。

④小说署名实微，载于《新月》第二卷第8期。

⑤小说署名实味，载于《现代评论》第148—152期，1927年7月出版。

⑥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www.xing528.com)

⑦原载《谷雨》第1卷第4期，1942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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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