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与延安文艺：纪念60周年

秦邦宪与延安文艺——纪念秦邦宪牺牲60周年

黎　辛　刘小飞

秦邦宪(又名博古)是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10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担任党的“总负责”与总书记，参加和领导了前四次反围剿并取得胜利，犯过路线错误，但勇于修正错误，长期在中央工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4月8日，在重庆与王若飞、邓发、叶挺等十余位同志乘飞机返回延安，途中因天气变化，飞机迷失方向，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飞机焚毁，全体遇难，被党中央称为“4·8”烈士。

1941年5月16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机关报《解放日报》，秦邦宪以中央政治局要员的身份兼任社长，不久又兼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统帅党的新闻、广播和出版大军。秦邦宪重视文艺宣传，调配著名文艺家负责副刊编辑，团结作家，培养新人，发挥文艺为抗日服务的作用，对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解放日报》的文艺版面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也是党的最重要的文艺阵地

1941年5月16日至9月15日，《解放日报》出版对开两版，文艺稿件发表在第二版左辟栏位置，每天发稿约3000字。9月16日报纸改为对开四版，文艺稿件发表在第四版下半版，用“文艺”两个字作报头，每次发稿6000字，每月约发20次。《文艺》栏从创刊到1942年3月停刊共发表111期，发稿约100万字。1942年4月1日，第四版改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发表的文艺稿件大量增加。在此期间，《解放日报》发表的文艺稿件在全国报刊中是最多的。抗战时期，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出版过每期发稿8万至10万字的文艺杂志，但大多不能坚持长期出版，或缩小版面出版，而且它们发稿的字数也不及《解放日报》的多。

《解放日报》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而《解放日报》的文艺版面则由报社社长秦邦宪亲自主持工作，重要稿件由他审阅，特别是初创那一年他审阅了全部稿件。抗战以后，与其他报刊相比，延安《解放日报》不仅集中的著名文艺家最多、发表名家的作品最多，而且也培养了许多文艺新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艺阵地之一。同时《解放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它反映的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及党的文艺意图最快也最多。因此我们说延安文艺是延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说:《解放日报》发表的文艺稿件“篇幅不大，但它是根据地重要的文艺阵地”。这种说法不恰当。同时大百科全书所载的《解放日报》发表文艺稿件的副刊版面、历任主编的姓名与任期，也不准确。

《解放日报》出版时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1941年和1942年，“我们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报纸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创办的。纸张和油墨都是中央印刷厂的工人自己动手生产制造的。印刷机是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去上海采购的民国初年的旧机器，还有代替打版纸用的毛边纸都是装在棺材里混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偷”运到延安的。

《解放日报》的《文艺》专刊100期的时候，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著名作家欧阳山撰文《祝“文艺”百尺竿头》说:“《文艺》底发刊是1941年延安文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表现了我们底党对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实际上，它的本身还做了许许多多的非常有益的工作，它对革命，对艺术，有了一样多的新贡献。”欧阳山的话可以让人想到《文艺》专刊不只是根据地的重要文艺阵地，而且在国内外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二、《解放日报》首先调配著名作家与编辑家做主编

《解放日报》创刊以前就调丁玲来做主编。丁玲是1936年从上海来陕北的。丁玲曾在上海主编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杂志《北斗》，《解放日报》的《文艺》创刊后丁玲一直没有助手，后来从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借调文艺理论家刘雪苇帮助三个月，文抗的东北作家马加也帮助做些工作。

1942年春，丁玲想写作，介绍舒群来当主编，舒群是左联作家，1937年在武汉出版的《战地》杂志是他与丁玲合编的，1938年来延安，为朱德做过秘书。丁玲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介绍舒群，经秦邦宪同意，报毛泽东认可，于1942年3月13日调来。1982年10月9日舒群答《人民日报》副刊问时，说:“我只编过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刊名《文艺》，后改称“第四版”综合版)。据我们所知，共经三位主编——丁玲、舒群、艾思奇……三任元老编辑陈企霞、黎辛。”《解放日报史》说黎辛任《文艺》栏秘书是错误的。1942年4月1日，《文艺》专刊改为第四版，成为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的全版副刊，仍由舒群、陈企霞、黎辛三人编辑，任务非常重。因为那时做编辑不仅要看稿、画版式、看清样，还要向退稿提意见，帮助作者进步，退稿经主编看过才能发出，编辑每人每日要写十封左右退稿信，而且经常要占用休息时间来写，甚至还要用旧报纸糊信封用。舒群多次向毛泽东与秦邦宪提意见，1943年3月终于把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央文委秘书长、中宣部文艺科科长、中央研究院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调来了。艾思奇调来后《文艺》栏改为副刊部，艾思奇任报社编委会委员、副刊部主任，舒群任副主任，同时艾思奇调来温济泽、林默涵、庄栋、陈学昭、白朗任编辑，同时报社把美术科也划归副刊部，从此副刊部有十人左右，1944年周立波也来做过约半年时间的副主任。而副刊部的艾思奇、舒群、周立波、陈企霞、陈学昭、白朗、林默涵与美术科科长张谔都是持正式邀请函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占参加座谈会人员的1/10以上，可以说副刊部编辑阵容的强大在中国新闻史与文艺史上也是罕见。

1946年5月28日，中央书记处任命总编辑余光生代理社长，艾思奇任副总编辑兼报社编辑室主任，编委会下属的各部取消，改为新闻版、国际版、解放区版与副刊版，各版设主编，由编辑室主任领导，副刊版主编由刘祖春担任(刘祖春曾是北平的京派作家，抗战以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淡血》)。

《解放日报》的副刊编辑来来去去，变换不断，后来调来做过编辑的有白原、陈铁耕、方纪、陈元直(葛陵)、冯牧、扬思仲(陈涌)、徐亮、李涛。陈凡与苏晴在美术科工作约一年。黎辛是1942年初调来的，可以说是在副刊从头到尾工作时间最长的资深编辑。

三、《文艺》栏的编辑方针与任务

关于《文艺》栏的编辑方针，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博古同志多次对我说，《解放日报》是党报，《文艺》决不能搞成‘报屁股’‘甜点心’，也不能搞成《轻骑队》。”“报屁股”是指国民党统治区的副刊常排在报末，内容通常可以和新闻与社论不一致，我们地下党与进步人士经常利用这种副刊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甜点心”是指可有可无的内容，我们党报不办这种副刊。《轻骑队》是指驻在延安北门外闹市区大砭沟口的中央青委办的大型墙报。《轻骑队》的名字来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列宁青年》，其中有个专栏专门揭露缺点，开展批评，叫《轻骑队》。《轻骑队》的编辑在沟外广场上用木棍搭起高高的架子，上面糊满旧报纸，像一堵墙，用毛笔写的大字报贴在上面，就叫“墙报”。其内容有诗歌、杂文、顺口溜、短论、小道消息等等，开始编排还比较正规，后来就有些杂乱无章，其形式颇像我们现在说的“大字报”。延安整风以后，1942年4月23日，《轻骑队》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自我批评》，检讨“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能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精神来进行批评，因而我们的批评就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因而也就不但不能达到我们积极的巩固的团结的初衷，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时还产生了涣散的恶果”。不久停刊。

秦邦宪说不能搞“轻骑队”，大概是指不能发表对延安生活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的稿子。秦邦宪要求《文艺》栏要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和其他栏目一样要有党性，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内容、形式和在报纸上出现的位置。秦邦宪认为:“报纸的文章、消息，都要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步调一致，要成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利武器，成为党的真正的喉舌。”他还强调“报纸不能闹独立，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而且“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存在”。秦邦宪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党报与党报副刊的创论。为表示《文艺》栏是党报的一部分，不被误认为是一般的副刊，《文艺》栏的行政机构就叫文艺栏，公章用的也是这三个字。

而对于好的文艺稿件，秦邦宪强调不仅可以在《文艺》栏上发，还可以发头版头条的位置。

四、团结作家，不搞山头与宗派，繁荣创作

《文艺》栏一开始在第二版以辟栏的形式见报，发表的第一篇稿子是戈宝权翻译苏联作家爱伦堡的《另一个法国》，接着发表了欧阳山的论文《马列主义和文艺创作》、艾青的诗《哭泣的老妇》、刘白羽的散文《同志》、田间的通讯报道《最后的一颗手榴弹》。其内容既反映了中国解放区英勇抗战的主旋律又丰富多彩，其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报纸创刊后，发表过许多名家的名作。遇到重大纪念日，《文艺》栏都出版特刊，如纪念屈原时就发表了萧三在爱国诗人屈原殉难纪念会上的发言稿;鲁迅逝世五周年时，又发表了许大远的《鲁迅的小说》、萧军的《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在郭沫若五十寿辰时发表了周扬写的《郭沫若和他的〈女神〉》、李初犁写的《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认识》以及艾思奇、萧三、高长虹、草明和陈伯达等人的短文章;1941年“9·18”十周年，发表了“9·18”文艺社19位在延安的东北籍作家《致东北父老兄弟姊妹书，并致各地文艺工作者》的来件;1942年元旦的《新年试笔》，发表了艾青的《我的希望》、萧军的《也算试笔》、萧三的《〈职业文人〉和〈业余文人〉》、刘白羽的《感触》等。

1941年年末香港失守后，《文艺》栏于1942年1月28日转载了胡风的《作为思想家的鲁迅》，29日转载了茅盾的《某一天》，并加编者按语:“一方面表示我们对两位先生的深切的怀念，一方面也是给予同感者们的一点安慰。”编者对这两位远在沦陷区的作家的怀念，应当说也是党报对这两位作家的关怀。

副刊上发表的杂文是读者所欢迎的。如林默涵、尚吟(王匡)、扬耳(许立群)、田家英、彦修(烟秀、曾彦修)等人原本是理论家，他们所写的杂文不论是谈思想，还是谈学习，都能联系实际，内容充实，文笔锋利，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除杂文外，《文艺》栏的评论也是很活跃，很有水平的。周扬、艾思奇、林默涵、蔡若虹、王朝闻、欧阳山、刘雪苇、艾青、萧军等名家都给《文艺》栏写过较多的评论文章。著名的评论稿件如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及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思想的《唯物主义的美学》，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何其芳的《关于现实主义》等。

《文艺》栏对当年延安文学艺术的创作、研究、表演、展览、文艺刊物等等也给予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关注，如对延安的《前线》、《白毛女》、《逼上梁山》等的演出，对于边区的秧歌剧、快板的创作和表演，对木刻、漫画、美术的创作和展览，都及时发表评论，再加上报纸其他版面对延安文艺活动的翔实报道，读者可以从报上大体了解延安文艺的概貌及其成就。因此我们说《解放日报》的《文艺》栏和报上的其他文艺报道，是延安文艺的一面镜子。

丁玲说:“对于住在文抗或住在鲁艺的知名作家，我们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存在门户之见。”丁玲说得对，《文艺》栏对各文艺机关团体的文艺家的联系，不管其人数多少，态度都是友好的。对来延安以前已成名的文艺家，无论他是文学研究会的、狂飙社的、创造社的、南国社的，还是上海左联或北京左联的，都尊重他们。对于来稿，不管作者是谁，一律就稿论稿。

丁玲在《文艺》栏《百期特刊》的“编者的话”里说:“有三十几位作家都是新人，而其中有不少甚具写作的才能，在读者中取得了很好的反应，如灼石的《二不浪夫妇》(按:“二不浪”是“草包”、“二百五”的意思。灼石是方俊夫的笔名)、葛洛的《我的主家》、刑立斌的《回家》、叶克的《猎人的故事》和《科长病了》、温馨(按:是孔厥的笔名)的《凤仙花》、平若的《温情》、鸿迅(按:是朱寨的笔名)的《厂长追猪去了》等。”刘白羽在《文艺》栏《百期特刊》发表的题为《新的气息》的文章，还提到了一些丁玲没有提到的新作家的作品，如孔厥的《病了的郝二虎》、洪流的《乡长夫妇》。除此之外，给我们印象比较深的还有韦君宜的《龙》、钟静(张炼锋的笔名)的诗《正在抽芽的树枝无声的摇》等。钟静善用长句写诗，他在当时被称为“惠特曼式的诗人”。写的好的还有以正面描写陈赓兵团战斗事迹的黄钢的报告文学《在树林里》、《雨》，《雨》曾得到毛主席的称赞。此外还有贺敬之的小说《情绪》等等。

《文艺》栏还发表了新作家的评论文章，如扬思仲的《关于果戈理》、岳瑟的《读〈浮士德〉后记》等。丁玲主编《文艺》栏十个月，出现了三十几位新作家;《解放日报》出版六年，发现与推出了新文艺家有几百人，如孙犁、贺敬之、邵子南、海默、华山、穆青、天蓝、张沛、莫文、冯牧、郭小川、方纪、陆地、张鲁、安波、马烽、李未为、西戎、古元、罗工柳、华君武、彦涵、于敏、魏巍等等，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都是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www.xing528.com)

1941年6月爆发了德国侵犯苏联的苏德战争，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战争，《文艺》栏较多地发表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如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英、美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以后，又发表了一些英、美作家的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品。

《文艺》栏还发表了不少研究外国文学和艺术的文章，如胡蛮的《纪念巴黎公社的艺术家戈尔培》和《列宾的艺术》、黄照的《莫里哀的〈吝啬人〉》等。

对于外国现代和古典作品也有介绍，如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与哨兵》、《电灯匠》，拉甫列涅夫的《人小心大》，犹太作家白里次的《母亲》、《明奇·赛林特》，美国作家惠特曼的诗歌，英国作家菲尔丁的《创作漫谈》，法国作家都德的《磨坊书简》中的精彩篇章等。

《文艺》栏改为副刊版以后，不仅继续发表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反法西斯的报告文学，还发表多幕剧、长篇小说，仅苏联的长篇小说就介绍过华西夫斯卡娅的《虹》、西蒙诺夫的《日与夜》、苏波列夫的《水手的灵魂》、巴夫林科的《复仇的火焰》、果尔巴托夫的《不可征服》、彼尔文采夫的《考验》、格罗斯曼的《生命》和《人民是不朽的》、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等等。

现在，有人说延安与解放区的文艺是“封锁”的，那是他们没看到过延安的文艺报刊。也有人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不演大的、洋的、古的戏了。这种说法不完全对。“整风”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张、严峻、艰苦，不演与时代、与群众距离远的大、洋、古的戏，不再演契诃夫的《婚事》、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莫里哀的《伪君子》了，但却上演了包哥廷的《带枪的人》、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和《望穿秋水》、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沃尔夫的《新木马计》、卡达也夫的《红色进行曲》以及柯涅楚克的《前线》等等。延安是西北山沟里四万人口的小县城，试问全国哪里的县城编出过这么多的外国戏?

《解放日报》还经常发表一些漫画与木刻，如张谔、华君武、张仃、彦涵、古元、罗工柳的一些作品。好的文学作品请古元、罗工柳等人做托图，这样高水平的托图在报纸上至今没有再见过。关于漫画常常是秦邦宪出题目请漫画家画，如张谔版的《四大领袖》，画的是:一个靠背有两个座位的椅子，两个蒋介石背靠背坐在椅子的两边，一边是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共坐，是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一边是蒋介石、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共坐，是法西斯的四大领袖。这幅漫画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的两面派态度，影响很大。

《解放日报》的文艺宣传是按照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发展和繁荣的，一手伸向古典，一手伸向外国。因此《解放日报》也发表旧体诗词。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会长谢觉哉在交际处宴请民间诗人墨客，大家欢聚一堂，发起组织了一个诗社，本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宗旨，定名为“怀安诗社”。《解放日报》以《怀安诗选》为专栏标题发表过三次续范亭、林伯渠、谢觉哉、李木庵、李建候等人的旧体诗。怀安诗社的活动，不仅表现在旧体诗创作方面，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总的来说《解放日报》的副刊一般不发表旧体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特殊情况时才发表党的领导人或党外人士的一些旧体诗。这是秦邦宪请示过毛泽东的，毛泽东说旧体诗不好懂，我们不提倡大家写旧诗，但有些老人不会写新诗，只会写旧诗，发表一些是可以的。

五、《文艺》栏的“紧张”、争论与失误

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我们文艺栏的确曾为某些文章而紧张过。”丁玲具体说的“紧张”有三次。

丁玲说，“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紧张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说中央有人对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发表的《一个钉子》(按:作者严文井)有意见，并嘱咐我们注意，要重视杨家岭来的意见”，“小说写两个同志发生矛盾冲突，只是为着一个钉子，一个要拔，一个要留，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才是对公共财物的爱护。看起来这是小题大做，很容易解决的事，把钉子拔下来留着，不就不成问题了吗?何必小题大做呢?但我们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写检讨，事情就过去了。接着是十月十三日我们发表的《厂长追猪去了》”，“我读后也觉的很好，但顾虑是否写的太实，容易引起风浪，就把文章交给博古同志看。博古看后笑到:‘这是左琴科的笔法。’既然如此，我就决定发表了”，“不出几天，安塞纺织厂的厂长来信了，说写的是他，写得不合事实……我回信说这是写小说，是虚构的，文章里也只是说这位厂长有点事务主义，没有坏意，希望他不要多心。一九四四年，我仍然到了这个工厂，而且同这位厂长相处很好”，“第三次受到批评仍是博古同志从杨家岭带回来的，这次是关于小说《间隔》(按:作者马加)。小说写一个老干部、游击队长喜欢一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但他那种简单、纯朴、粗鲁的爱使这位女学生害怕，他们中间有很大的间隔。作者没有把这位老干部写好”，“作者挑选一个自己不同情的人作为代表人物，是容易被认为是反对老干部的。我们在编辑部的会议上作过检查，但没有写文章公开发表”。

丁玲说的“三次紧张”，有两次是秦邦宪说“杨家岭有同志对《文艺》栏发表的稿子有意见，是提醒我们注意，不是批评”，也没有公开检讨。

秦邦宪对报上发表文艺作品很谨慎，但是他不主张在报刊上作过多的批评与检讨。如1942年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在《谷雨》杂志发表后，媒体多有批评，丁玲要在报上作检讨，秦邦宪说“不必”。

丁玲在谈到“三次紧张”以前，平淡地说了一件关于《文学与生活漫谈》争论的事。她说:“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我们连续发表了周扬同志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文抗的舒群、萧军、白朗、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写了《〈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一文。他们漫谈的时间是七月二十日左右，文章发表在八月一日的《文艺月报》上。这篇《漫谈集录》对周扬同志文中所提的作家要到生活中去并无异议，只对周扬同志在漫谈中的态度和对作家写不出作品的原因的几条假设不同意。当时的《文艺月报》发行数量很少，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广泛。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

这件事，《延安作家生活纪实》一文(原载《女作家》杂志)中有记述:8月11日傍晚，“毛泽东同志前来拜访作家”，“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文艺思想方面的争论”，“《解放日报》的《文艺》专栏连续发表了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文抗的同志读后纷纷议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7月20日集中谈了一次，丁玲也参加了的。最后由萧军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署名的有: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五人。萧军把文章送到《解放日报》，退回未登。便把稿子送到毛泽东同志那里，说我们对周扬的文章有意见。毛泽东同志让萧军把稿子放下，隔了几天，萧军又去找，回答是:你那里不是编着个《文艺月报》吗?你不会把文章登在《文艺月报》上吗?”这样发表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这件事丁玲参加了讨论，并不签名，也没有组织文章争论，这说明丁玲谨慎，秦邦宪说丁玲这么处理好。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最后过去，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批斗罗烽、白朗、艾青等人与周扬论争是反党行为。在罗烽的右派结论上写着:“1942年罗烽在延安发表了反党文章《还是杂文的时代》……同年还和萧军、艾青、白朗等人联合发表了另一篇反党文章《太阳中有黑点》。”罗烽等人根本没发表过《太阳中有黑点》的文章。“太阳里有黑点”是周扬在《文学与生活漫谈》中首先说的。罗烽、白朗右派分子罪名的起草人大概是不便把学术争论写为右派罪，就替罗烽、白朗起了个文章名字。而罗烽与白朗的右派分子结论中说的《太阳中有黑点》这篇所谓的反党文章实际上就是与《文学与生活漫谈》的争论。《延安作家生活纪实》里说的“等人”是指舒群，是因为1957年周扬“照顾”舒群，没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到了1958年却把他划为反党分子开除出党了。

如果说《文艺》栏有“紧张”那是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前记”、“一、我们的生活里缺少什么”和“二、碰‘碰壁’”。后来据说毛主席看了曾经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14日上午上班，秦邦宪来《文艺》栏办公室向陈企霞(这时陈企霞是执行编辑)询问有关王实味和《野百合花》情况，企霞说: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注:中灶伙食待遇的研究员)，昨天发表的《野百合花》是丁玲看完认为可以发带来发表的。秦邦宪了解情况后说，他还没写完，以后不要登了。23日《文艺》栏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三、‘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和“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24日秦邦宪来问企霞:怎么又发《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丁玲看后，签“可发”交给他带回来发的，而且发稿以前我们送给你审阅了。秦邦宪说:我最近忙没看你们的稿子，以后绝对不要再发了。现在想来，是知道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的，没有告诉我们。

3月31日毛主席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不点名不引原文地进行了批评，他说:“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又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我们当然想到这是说《野百合花》的，因为《野百合花》里不仅写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且还用了“大头子”、“异类”等非同志间常用的语言。

《野百合花》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应，褒贬不一。3月20日《解放日报》的《群众来信》栏就有稿提出批评。4月6日《解放日报》副刊开始发表批评文章。王实味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多谈。

因为发表《野百合花》，丁玲参加了中央研究院自5月27日至6月11日断断续续召开的全院“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并在6月11日的会上作了题为《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的发言，6月16日全文在副刊上发表。丁玲检讨她“马马虎虎地发表了这样反党的文章，在党报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罪过。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作为自己的警惕”。丁玲的检讨是认真的，以后她再没有犯过类似错误。而秦邦宪在整风中也作过检讨，承担责任。

六、秦邦宪与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4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可是，这时报社总编辑扬松因病住院，秦邦宪每晚要审阅《解放日报》与新华社的稿件，签发报纸的大样，难以整天在外开会。5月2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改为毛泽东与何凯丰两人签名邀请了。

但是，秦邦宪还是为文艺座谈会做了许多工作。书记处研究文艺座谈会与少数人研究毛泽东的总结他都参加了。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与23日分别举行，秦邦宪只有半天没去。

为配合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引导会议走向正确的方向，秦邦宪还赶译了列宁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注:瞿秋白在《海上述林》中介绍这篇文章时用的就是这个题目)，署名P.K，在《解放日报》第四版5月14日头版位置发表，并以“编者告读者”的形式写了按语:“近日由毛泽东、凯丰两位同志主持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接着，于5月20日在第四版头题发表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编辑按语是毛泽东同志处送来时加的:“这是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鲁迅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演，其中对于左翼作家与知识分子的针砭，对于文艺战线的任务，都是说的很正确的，至今完全有用。今特重载于此，以供同志们研究。”19日、20日又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中发表了关于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列宁论文学的文章。

为实现1942年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指示的新方向，1943年3月10日中央组织部与中央文委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余人开会，组织部部长陈云与凯丰讲话，刘少奇、秦邦宪与李卓然也应邀讲了话。5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有关这次会议的7500字的长新闻。在会上秦邦宪讲了速写、通讯报告一类作品在文艺上与政治上的重要性，要求到会文艺家都做党报的通讯员，今后在前方或在边区群众中，都要多写这类作品，并向大家介绍了《解放日报》几位记者写作的经验，供大家参考。秦邦宪的讲话从实际出发，视角新鲜，受到了诸作家的重视，以后许多作家都写了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如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生活在新社会里》就是这类作品。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