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延安学的重要发现

“鲁迅”在延安——延安学的一个重要论题

潘　磊

“‘鲁迅’在延安”这个论题处于延安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的交叉点上。二者已有的研究均有所涉及，但都不甚深入。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鲁迅”在延安，这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存在方式^①。“延安的鲁迅”回应的不是鲁迅本身，而是延安的整个历史语境。这一论题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到1948年为止^②。这里的“延安”并不特指地域上的延安，而是泛指整个陕甘宁边区。

首先说明这个论题与延安文艺研究的关系。先来看整体的延安文艺研究。20世纪80年代，延安文艺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以较大规模展开，相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受到延安文艺与最高政治机构、文化机构的直接关系和研究者主观认识能力的双重制约^③，延安文艺研究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延安文学，研究者们或大褒或大贬，缺乏对历史情境的“呈现”与“还原”^④以及从历史文化角度的更开阔的开掘与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和研究者认识水平的提高，延安文艺研究才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中山大学吴敏的博士论文《“倾斜”与“缝隙”:试论延安文人40年代的思想转变》(2000年，藏于国家图书馆)相当缜密严谨地呈现了延安20世纪40年代文化语境的丰富性、复杂性，向我们剖析了延安文人转变所包含的诸多可能性;倪婷婷在《中国现代文学主潮》(许志英、邹恬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延安文学”一编中借助大量第一手史料对延安的文艺整风、延安文学的题材与形式以及延安文学的深层意义作了颇为完备和深湛的探讨。王培元的《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大量丰富的史料做基础展现了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状况，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和独到的分析。这些延安文艺的研究，无论其论题还是研究方法，都有很多我们可资借鉴之处并丰富了我们对延安历史文化的认识。这为我们进入“‘鲁迅’在延安”这一论题提供了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只有极个别的延安文艺研究者注意到了延安的“鲁迅”，且未在更具体、更丰富的细节上展开。南京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文人的理想与新中国梦》(付道磊著，2000年，藏于国家图书馆)里的一节——“在延安被树立为旗帜的高尔基和鲁迅”，只论述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但没有展开更为详尽的史料的铺陈。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朱鸿召(博士论文《兵法社会的延安文学》，1998年，藏于国家图书馆)在他的论文目录中有“作为旗帜的鲁迅”一节，但这一节仅作为存目^⑤。近期有袁盛勇的《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上、下)(《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3期)一文，上篇阐述了鲁迅的小说(以《阿Q正传》为主)、杂文在延安的种种反响，下篇纵时地勾勒了整风以后鲁迅的丰富内涵在延安被意识形态抽离的过程。这一成果与这一论题的关系最为密切。与已有的延安文艺研究相比，这一论题的目的在于:第一，通过对“‘鲁迅’在延安的‘命运’”的分析与描述展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段里延安文化空气的变迁以及延安文化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延安这一特定的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揭示出阐释鲁迅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以及在很多不同的具体“历史现场”，“鲁迅”这个词语所分别指代的不同含义。还有在延安特定的时空里这诸多对鲁迅的理解是如何碰撞冲突的?这种碰撞冲突又是如何参与延安文化的形成的?延安以自身独有的方式^⑥来解读鲁迅，这些解读对鲁迅也是一种“重新发现”和再建构。而这些对鲁迅的解读反过来又参与到延安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最后甚至演变成为体现延安历史文化主要特征的重要载体。第二，通过延安文人对鲁迅的阐释，梳理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脉络。奔赴延安的很多知识分子在鲁迅生前都与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如周扬、成仿吾、萧军、萧三、丁玲、高长虹、徐懋庸、江丰、周文、胡一川、温涛、王实味^⑦等等。他们有的与鲁迅感情深厚，有的对鲁迅膜拜崇敬，有的得到鲁迅的耐心指导，有的与鲁迅留下极深的隔阂。即使之前没有与鲁迅有直接交往的(如王实味)，在延安“最尊崇鲁迅”的环境中也难免不受其影响^⑧，多少留下了一些叙述鲁迅的文字。笔者要努力发掘他们在叙述鲁迅的文字中是如何叙述自己的?在不同时间的纪念鲁迅的文字中又是如何把“鲁迅”作为一个符号去回应当时急迫的现实政治或文化问题的?鲁迅思想中的多个侧面是如何被凸显、忽视或展开的?他们通过对鲁迅的再建构表达了什么样的意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鲁迅观的细微差异是什么?甚至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对鲁迅的理解会是完全相同的吗?他们对鲁迅的不同理解是如何渗透到他们的生命之中影响到他们在延安的文化实践和文学创作的?所谓“鲁迅精神”是如何参与塑造他们的精神气质的?这样把“鲁迅”作为一个切口来透视延安的文化历史和延安文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或许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与认识。

其次阐明这一论题与鲁迅研究的关系。仅就笔者目力所及，鲁迅研究者在谈到延安时期的鲁迅研究时，大量地提到的是毛泽东的鲁迅论，《鲁迅研究丛刊》(第1辑)，一些专著(参见王锡荣《解放区出版的几种鲁迅研究专著》一文，收入袁良骏《鲁迅研究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周扬、艾思奇、丁玲、萧军等个别重要文化人物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延安的其他与鲁迅有关的颇为丰富的现象和人物，研究者则很少关注。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The Political Use of LuXun(Merle Goldman，China Quarterly，No.91.Sep.1982)一文与这一论题相关。此文重点描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作为工具在各派系斗争中被运用的状况。虽然时段与这一论题的时段不同，但文中也颇有些真知灼见。他的许多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并丰富我们对新中国成立后鲁迅的接受状况的认识。这一论题与鲁迅研究的区别在于:第一，选择材料的角度不同。鲁迅研究者选择材料的标准是这些材料对鲁迅研究所能提供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认为在这个题目下展开研究，立意不能仅仅足限于“鲁迅研究”，当然这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更关注的是“鲁迅”作为一个话题在延安是如何展开的，鲁迅是如何被言说、被叙述的。“鲁迅”在延安的存在方式与他的其他存在方式(如在国统区)的复杂关系是什么?有了这样一个角度之后，在延安所有与鲁迅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人物、事件、现象以及言语种种，无论巨细(它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不涉及价值判断)，都进入这个研究视野。第二，把鲁迅放置在延安这样一个由党政军领导人、延安各类型文人、新兴的读者群(工农干部、士兵、小学教师、爱好文艺但水平较低者等^⑨)等多重关系组成的接受网络中，来描述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但也有着某种一致性^⑩的阐释鲁迅的复杂体系。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对这种复杂形态的描述便具有不可或缺的学术意义，它们至少可以给后人一面文学文化思考的镜子。第三，追溯我们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鲁迅文化”是如何形成的?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许多研究者也承认谈论中国现代文学是绕不过鲁迅的。在延安，鲁迅被树立为一面旗帜，他对延安的文化有相当的辐射能量。鲁迅思考和谈论过的许多问题在延安都得到了回应和发挥(如文艺大众化、汉字拉丁化、木刻等)，并且延安是把鲁迅上述方面的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看待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普通大众的鲁迅观可以说基本上来自延安对鲁迅的阐释。只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阐释被再强化和再固化了，它塑造了几代人对鲁迅的认识与理解。钱理群先生就注意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的全国中小学统编语文教材，鲁迅作品仍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所选篇目与“文化大革命”前大体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阐释与提示，依然沿着“文化大革命”前的思路:把鲁迅作品作为毛泽东思想命题(如“农民的革命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等)的例证”。在中学的教课过程中，“又把鲁迅作品作为某种语文知识的例证，将其肢解与繁琐化，并强迫学生死记硬背，以应付各种机械量化的考试”(同上)。因此鲁迅变得面目可憎起来，导致了“八九十年代相当一部分的中学生对鲁迅的疏离以至拒绝”(同上)。笔者就是这一代的中学生，对此有着深切的个人体验。甚至这种认识被凝固成一种常识和集体无意识。提起鲁迅，我们就会想起诸如“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语句。渐渐地鲁迅研究成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它“担负着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规范的沉重任务”。由此我们可以推想，“鲁迅文化”在形成之初，还是充满着多种声音和多种可能性的。另外，通过“鲁迅文化”这一个案，我们也能够透视左翼文化、延安文化、当代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相信这一论题对延安文艺研究和鲁迅研究都会有所裨益。对“延安”(延安的历史文化语境)和“鲁迅”(在延安阐释鲁迅的复杂体系及鲁迅思想的不同侧面)复杂关系的研究也会进一步丰富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认识。

在方法上，历史上曾有过以“个案研究”(the casestudy)反映“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的现象。如勒华拉杜所说，“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面对“‘鲁迅’在延安”这一论题，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把鲁迅作为一个个案，以他作为一个话题在延安的展开过程来反映延安文化历史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鲁迅”又发挥了他的主体性，参与了延安文化的形成。这样就有可能呈现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把延安有关鲁迅的文献不再视为对历史的记录，而是把文献本身作为历史事件，作为一个必须研究的对象。重点不在于文献怎么说，而在于探索这些文献为什么这样说?它们为什么在此处出现?对在延安发生的一些有关于鲁迅的文化现象，历时性地考察它们形成、流变的过程以及它们与延安历史文化语境的关系。

当然完成“‘鲁迅’在延安”这一论题，似乎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夸大鲁迅的影响力，因此也会遮蔽掉另一些文化现象。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应尽量做到“用史料说话”，不过甚其辞，不做惊人之语。在写作方式上，做到努力“呈现”复杂的历史语境。“呈现”也有“还原”的意味，无限地逼近“事实”本身。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在史料的使用和选择上，尽量使用初次发表的版本。在寻而不得的情况下，才使用其他版本，并需作出具体说明。

注　释:

①这一时期延安在空间上有相对封闭性的特征。由于战争的影响，延安对外的交通与联络是很有限的。在延安，鲁迅著作的流通也是很有限的，毛泽东曾找艾思奇借《鲁迅全集》。徐懋庸在《阿Q正传》注释本(华北书店发行，1943年)的“序”里无奈地说:“但现在手里所有的鲁迅的论说，只是一本《鲁迅论文选集》，没有《热风》以至《且介亭文集》的各个集子，所以许多的材料，无从征引，这是很苦的。”而徐所说的《鲁迅论文选集》也是由延安解放社于1940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读物。由此可见，在延安大量阅读鲁迅的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鲁迅”在延安的存在一方面是指鲁迅著作在延安的流通状况，另一方面则是经由在延安发生的种种对鲁迅的阐释而实现的。

②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及延安的很多知识分子向东北解放区集中。因此，这段时间，一些知识分子的书籍在大连和沈阳出版。因为解放区文化的一贯性，所以这一部分也列入考察的范围之内作为辅助。

③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空气有很大关系。譬如重宏观研究，研究者在研究时常带有激烈的感情色彩等。

④关于延安文艺研究的现状，可参见刘增杰《批评的偏至——近年来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月)、《回到原初——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4月)以及他发表在《文学评论》(2002年2月)上的《静悄悄地行进——论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

⑤截至本书出版，经笔者向朱本人询问，这一节现还未写成。

⑥所谓“延安的方式”大意是指延安各种对鲁迅的阐释中的共同性: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共的盟友，民族魂等。在延安各种阐释都是服务于“抗战建国”这一具体目标的。当然，具体的阐释是会有差异的，但基本都没有违背这一大方向。(www.xing528.com)

⑦王实味曾给鲁迅写过信，但没收到鲁迅的回信。

⑧当然也由于鲁迅在文坛有较大的影响力，许多文学青年在内心都很崇拜鲁迅。这也是一个因素。

⑨这一部分人的文化程度大约都在中学左右，高一点的到中专，低一些的到初中。

⑩因为党政军领导人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所以他们对鲁迅的阐释比文人的阐释更易深入广大群众中间而被普遍接受。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阐释通常是标语化、口号化了的语言，群众更喜欢这样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因此有一部分人所表达的鲁迅只不过是重复复制他者的话语而已。即使是文人，在延安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里，他们对鲁迅的阐释也难免不受党政军领导人的影响。

如在延安推行文艺大众化的周文经常提及鲁迅的《文艺大众化》一文，并认为自己是在沿着鲁迅的文艺大众化方向前进。在延安，周文负责大众读物社、《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等文艺大众化的重要部门。大众读物社编的《大众化工作研究》(新华书店1941年版)一书，主要是总结大众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该书的第一篇就是鲁迅的《文艺大众化》一文。还有延安“新文字运动委员会”出版的《新文字论丛》第一集，内容有吴玉章《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和鲁迅《门外文谈》。可见，鲁迅的《门外文谈》是被视为推行新文字的重要理论资源的。

也许学界很早对鲁迅已有了不同于延安的理解，但是就基层民众而言，他们对鲁迅的认识在很长时间里并无多大改变。以笔者自己的经验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读高中时，语文老师所讲的鲁迅仍未改变。譬如说《药》里的乌鸦是封建卫道士的象征，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国罪恶的封建制度造成的。这种对阿Q的认识与在延安出版的徐懋庸注释本《阿Q正传》(华北书店1943年版)里的观点不相上下:“但这样的国民性，不是永远不变的;这是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国民性。只要把封建社会和封建影响彻底推倒和肃清，国民性就会变好的。”(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钱理群著:《鲁迅:远行以后(1949—2001)[之一]》，《文艺争鸣》2002年第3期。

汪晖著:《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证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著有《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它的史料来源是主教雅克·富民埃——后来任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任帕米埃主教时的审判记录。这个审判从1318年到1325年，共进行了370天，计578次审讯，总共涉及案件98个，有114人受到起诉或者追究，其中48人为妇女。被起诉者绝大多数是普通百姓，如农民、工匠、小贩等。因此这些审判记录不仅反映了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而且反映了居民们的精神世界。

还有一段话与此句话意义相同。《蒙塔尤》法文版的扉页上引用印度《奥义书》中所说:“孩子，通过一团泥便可以了解所有泥制品，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泥’是真实的;孩子，通过一块铜可以了解所有铜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只有人们所称的‘铜’是真实的;同样，通过一个指甲刀可以了解所有铁器，其变化只是名称而已，而人们所称的‘铁’才是真实的，这便是我对你说的……”

因为鲁迅不像蒙塔尤(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村庄)那样弱小，“这个村子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却没有历史，只有许许多多的故事，从建立村子直到当代的故事”。鲁迅的能量足以影响和渗透到延安文化的形成。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