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人在延安-延安现代中国革命的见证

外国文人在延安

朱鸿召

现代中国革命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始于延安。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僻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外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功劳。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有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德国、朝鲜、日本等十多个国家，50～60名外国文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或访问或工作。他们当中有记者、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学生领袖等。就社会文化的交流、影响来说，本文主要论述的是他们中的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与延安文人不同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客人的身份，带着西方文化的历史背景和精神传统，从而为观察延安，描述延安，评价延安，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架起了中国红区与白区，共产党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相互认识、了解的一座桥梁。

一、来的都是客

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伦理，素来有内外之别，主客之分，相对于一个集体，客永远是异己物。友谊替代了责任，兴趣替代了义务，纪律原则让位给了礼遇客气。同时，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主面对着客，可以暂时超越集体生活里的禁忌，忘却集体生活里的避讳，吐平时不能吐的言，抒平时不能抒的情。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密苏里州人。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1928年5月，经日本到中国，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RevienoftheFarEast)编辑和记者。1931年9月，他结识宋庆龄。1933年2月，开始与鲁迅有过多次交往。1935年12月，斯诺夫妇参与并报导“一二·九”学生运动，与中国进步学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对红星照耀下的黄土地产生了神往之情。在宋庆龄的引荐和帮助下，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周密安排，1936年7月，斯诺与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一起到达当时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今志丹县)。马海德是医学博士，此后十年一直在延安当医生，并与浙江姑娘、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周苏菲喜结良缘。埃德加·斯诺成为采访红军、报导现代中国革命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对接待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在斯诺到来之前的5月15日，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当时在保安的外国人只有一位——奥托·布赖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曾随同红军长征，中文名字叫李德，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使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接待了外国客人。

当天晚饭后，毛泽东来到招待所看望两位客人。这位闻名遐迩的“赤匪”、国民党政府悬赏25万元银洋予以“缉拿”的第一号人物，即刻引起了斯诺浓厚的兴趣。而自苏维埃后期以来颇不得志的毛泽东，也正需要和一个对自己感兴趣的局外人聊一聊，叙一叙，既释散心中之抑郁，又可以梳理情绪和思想，并借以表明态度和立场。

斯诺这位客人得到特殊的待遇，收到特殊的收获。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央的政策，说明在中国产生共产党的力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之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及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作了仅此一次且以后再也没有过的详细叙述——斯诺视毛泽东的生平历史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普通士兵都袒露情怀地接受了客人的采访。

待客以诚，待客以礼，在外国客人面前，中国人更显得是中国人。延安条件艰苦，外国文人的生活却都被安排得比较好。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0～1950)1937年1月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到延安，在“外交部招待所”住过很短的时间后，就搬到凤凰山东麓的两间窑洞里，出行有马，使唤有“小鬼”，做伴有翻译莉莉吴(吴光伟)，生活很是满足。同年7月，她致朋友信中称:

在战争和战争的各种流言中，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美国式的花园。一位外面的朋友给我寄来了各种各样的种籽:其中有葡萄树、金莲花，还有蔬菜——茄子、蚕豆、南瓜、黄瓜。几个月来我铲地、除草，现在花已经开放——美丽诱人。到它们结了种籽，我要分送给农民，使这个地方增加花的新品种。

延安宁静温馨的客居生活，深深地感染着这位生活中的流浪人，感情上的浪荡者。

史沫特莱生于美国西部，自称有印第安血统，中学时代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爱惹是非，激烈异常，带着枪和匕首进进出出”，要人们喊她阿亚胡(Ayahoo)这样一个印第安名字，“想出各种办法来消除我身上任何一点女人气”的人。她有诙谐而粗俗的谈吐，她以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去交往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领导人，她在美国被捕入狱，她偷渡去柏林参加第三国际，她要“象一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极度的激烈和反抗，使她一度接近神经崩溃和彻底衰竭。直到1928年她从柏林到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并由此而到中国，在上海见到茅盾、鲁迅、冯雪峰和新文学年轻作家萧军、萧红、周立波等人后，她渐渐地收敛了自己。“中国已使我成为一个神志清明的女人。”她进一步反省自己的过去说，当她还是个姑娘的时期，美国西部也很年轻，暴力和体力的法项处于支配性的地位。西部不需要“小姐”，能够赢得男人尊敬的女人，常常是能够赤手空拳地把他打倒在地再坐在他身上直到他叫救命的女人。她强调，至少她那个阶级的情况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迫使她对生活采取专横和傲慢态度的因素，她说是因为她的丑陋。所有这些被生活扭曲了的个性和自我的尊严，都在延安的客居礼遇中得到慰藉和补偿，她感到“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拒绝;她提出领养一名“红小鬼”为养子，又未成。殊不知，客只能是客。从冬到春，经夏至这一年的9月，她不无感伤地离开了延安。

客居虽如此，找到延安做客的路却是不寻常的。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有治外法权为做客的洋人们作保障，但土匪、流弹、灾祸、疾病是不认这个账的。还有国民党当局政府的检查封锁，更使外国文人到延安遇到困难重重。

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笔名尼姆·韦尔斯(Nym Wales)，1936年10月以美国记者斯诺夫人的身份到西安，“我在西安逗留了大约两周，每天都急得要死，渴望次日清晨动身，到那个地方(指保安和陕甘宁边区——引者注)进行一次危险的旅行”。由于西安事变前形势危急，她未能如愿。

六个月后，1937年4月她再到西安。此时，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东北军群龙无首，西北军被迫调离，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进驻西安城。黑云压城城欲摧，全城笼罩着一片恐怖。原计划由红军西安地下情报局联系的保密卡车前往延安落空了，在约定的4月25日早晨，出现在海伦面前的却是国民党西安警察局的一个队长。不用多说，海伦在这位队长安排的四名警卫员的“保护”下，住进了戒备森严的当时西安所有外国人被要求下榻的西京招待所。

在所有到延安的外国文人中，海伦·斯诺是出身最高贵、最有教养、最美貌的一位。她生来性情文静，举止从容。为着延安去冒险，她心里承受的忧患也更多，更沉重。

为了作逃跑准备，她先设法从原来分配的招待所二楼搬到有后窗户的一楼住。所有可能为她提供援助的在西安的英美传教士都已经被监视起来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机械师埃菲·希尔——他给一个亲纳粹的瑞典探险家修理汽车，所以国民党对他不加监视。

出逃的那晚，另一个背景广大的美国青年肯姆普顿·菲奇(当时美孚石油公司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乃翁是在华基仔教青年会首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愿意为她帮忙，约好以午夜12点45分墙上举起的烟头为暗号，然后要她越墙而来，他领她到机械师那里。凌晨城门一开就出发，迟了，即使逃出城门，中途也会被截住。

约定时辰到了并不见墙上的烟头，怎么办?十名头戴钢盔的宪兵正在街上巡逻。退回招待所也会被发觉。豁出去了!她从墙根踏上通往大门的便道，竟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她镇定自若地走上去，抓住大铁门的把手，门竟然没上锁，她举止端庄地走了出去，门外站岗的哨兵大概事先没有得到特别的关照，竟然放她通行。她乘上洋车盲目又迅速地行进在大街上，突然看见一辆自行车驶过，骑车人竟然是肯姆普顿——真是一次大智大勇的冒险传奇。

终于辗转逃到陕甘宁边区边缘的三原时，她不禁感慨万端地默诵着:啊，三原小镇，1937年春天的那个早晨，你对我是多么美丽啊!

1937年5月5日，海伦·斯诺到延安，成为自1927年红军创立以来冲破对红色中华封锁的第八名外国人、第五名外国新闻记者、第二名外国女性。

二、提供了一个视角

路途的艰险，延安的礼遇，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外国文人为观察延安，认识延安，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

1944年6月，随中外记者团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采访的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因(Gunther Stein)，通过自己的观察理解，发现:

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英美属于某一政党，和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和做苏联共产党员一样，做中国共产党员得要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生命贡献于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凌驾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说，在个人的职业和住所的选择上，也要服从党的命令，服从党的决定，不管这决定是由上面交下的，或是个人所属的小组的多数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象做一个职业士兵一样。

近代个人主义民主思想西方文化背景，作为潜在的精神资源，使他将中国共产党与英、美、苏政党相类比，从而得出他眼中“中国共产党人惊人的特点”。

带有西方贵族气质的海伦·斯诺，她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关注着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问题和生命问题。

前者使她《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中以近一半的篇幅探讨中国的“妇女与革命”;后者使她选择人性、母性的角度来看红军和中国革命，这虽然“往往在生活细节上太肯花篇幅了……而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有时却一笔带过”，但因此却保存了许多当时延安生活的真实细节，并由生命意识而注意到疾病，进而思考中国革命的力量源泉和道德理想，颇多见识。理想，崇高的理想，她发现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英勇奋斗的动力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奥(欧)文(Robert Owe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共社会生活，惟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静。”个人观点难免偏颇，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便增加了一份对复杂历史的理解可能。

1937年1月底，史沫特莱在翻译吴光伟和旧友丁玲的陪同下，从华北前线到延安。“她双手搂看毛、朱、周，给他们以热情的‘大吻’”。三位勇敢热情的女性掀起了延安交谊舞的旋风。继之，史沫特莱又发起了“捕鼠运动”和“节育运动”。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说:“我一直忘掉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她在延安招致了一些非议，乃至于有“败坏军风”的恶名，几个运动都未能持久或真正实行。逐渐地，她收敛了自己，倾心于朱德那种平凡而伟大的性格。1944年动笔，写作《伟大的道路》一书(1956年正式出版)，表达了她自己对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

最出色的还是那个密苏里州人埃德加·斯诺。“我是一个密苏里人。”这是斯诺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典出于1899年美国国会议员范迪弗的一次演说:“我是密苏里人，我的州盛产谷物、棉花、欧龙牙草，还有民主党员。你们有什么呢?请拿出证据来。”从此，“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就成了表示“请拿出证据来”、眼见为实的美国民谚。继1936年到保安采访后，斯诺又于1939年9月访问延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有了自己的判断。“当他记录了每个共产党人的经历，长征的各种事迹，这些都证明他们不是‘赤匪’，他很激动地想尽快将他的见闻报道给全世界。”他将毛泽东比作为林肯，极力寻找“一种天命的力量”，他断言“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斯诺1937年所作的结论。这是一个外国记者，经过实地考察，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现代中国革命和延安事业作出的正确判断。

个人的认知行为离不开民族文化背景所提供的视角。作为新闻记者的外国文人，他们以各自的西方文化为背景，来到延安，对红军和中国革命进行自己的观察了解，采访认识。并且，永远是“客人”的身份，使得他们能免于像延安文人那样，要参加整风运动，经受精神清洁，在某种程度上斩断自己个人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全方位联系，统一思维，统一思想，同一话语，同一声音。他们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传统，站在异质文化的立场上，带着各自不同的精神个性，多声部、多语调地议论延安，报道延安，记载延安。延安在外国文人的笔下，是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三、架起了一座桥梁

正是因为外国文人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采访报道，人们倒宁愿相信那是客观公正的描述。在当时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情况下，外国文人的延安报道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使共产党的红色区域与国民党的白色区域之间、共产党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架起了一座认识的桥梁。(www.xing528.com)

1937年7月，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全面记述他陕北之行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0月，该书英文本由英国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十万余册。10月底，第三次印刷仍供不应求，到12月，已连续印刷五次。1938年1月，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发行该书美国版，一个月就卖掉12000本，每天平均收到600张订单，成为美国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时年32岁的斯诺，被列入下一年度的美国名人录。

此后，该书在国外一版再版，先后被译成法、俄、德、意、葡、日、荷、蒙古、瑞典、印度、哈萨克、希伯莱、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1938年2月，胡愈之等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支持下，以“复社”名义，于上海翻译出版了该书的中文本《西行漫记》。第一版发行后，顿时被抢购一空。接连数版(次)，仅上海一地就印行了近五万册，其他各地的翻印本、抽印本多达五六十种。

抗日烽火，民族危亡。《西行漫记》极大地激发了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使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核心力量。据当时在上海的两位读者回忆:

读了《西行漫记》，使我从理论上进而到形象上具体清晰地见到了共产党人，如亲临其境。什么是真正的真理和光明?就在这里找到了。看得见，摸得着，不再是抽象的了。我也要做这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

中共地下党组织有意识地在青年学生中传阅该书，帮助想象，唤起对中国革命的向往，引导他们走上奔向延安的路。

在美国，总统内政秘书哈洛特·艾克斯连夜读完此书，并推荐给罗斯福总统。曾较早读过该书手稿的总统前侍卫长卡尔逊，在斯诺帮助下，到过华北抗日根据地。对许多美国知识分子来说，斯诺的书是他们见到的最佳著作。一个学生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而改写有关中国的报告。“可以说，通过《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整个西方联系的渠道，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了解了中国革命，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发生转变。”时任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统帅部政治顾问的约翰·谢伟思(John Service)，在该书出版前的一个晚上，认真听取了斯诺的内容介绍。1944年7月，他参加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

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把中共领袖的群星形象推向西方世界和全中国，斯特朗则将毛泽东的一个大胆论断，伟大的声音传给了西方和全中国。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生于美国中部的一个牧师家庭，从小就秉承一种拯救人类的圣徒精神，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参与西雅图总同盟罢工，从此步入新闻界。她一生三分之一的时光在美国度过，三分之一时光在苏联度过，另外三分之一时光在中国度过。从1925年至1947年，她曾五次到中国访问，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事业。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请斯特朗如实报道事变情况，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为中共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1946年7月，斯特朗通过宋庆龄与中共取得联系，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北平飞抵延安。采访毛泽东是她此行的重点。有关方面安排在8月15日进行。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到延安，发现“我在莫斯科，从来没有象在延安这样感到自由。我一直在苏联住了那么久，而他们从来也没跟我个别交谈过”。由于暴雨水涨，延河难渡，采访延至8月16日，那天，整个下午直到日落时分，杨家岭窑洞前的一棵苹果树下，斯特朗在采访着毛泽东。

谈话毫无拘束，翻译也很流利。先是毛泽东询问关于美国的情况，然后斯特朗才提出关于发生苏美战争的危险的问题，从而开始了现在已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的谈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的声音，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中，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信心。

利用“美国军调部”的方便，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斯特朗访问了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东北解放区，并写出《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1949年由美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是为美国人民写的，不是使用外交官的语言，而是通过故事、图片和谈话使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新的领导人的目标以及他们赖以取得胜利并开始重建自己国家的各项政策。”在延安，通过采访中共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斯特朗还撰写了《毛泽东思想》一文，发表在美国《美亚》杂志1947年6月号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向外国记者介绍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用英文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概述”。

用生命的历险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桥下必然是湍急的旋流。延安以其黄土地的深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肉精神，赢得了这些外国文人的倾心。当这些外国文人因为延安而颠沛流离，为了延安而梦萦魂牵，新中国敞开胸怀，安顿这些永远的客人。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中央正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遭到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时蒙受不白之冤，后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她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津大学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信件，其中交代:

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

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次年5月6日，史沫特莱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埃德加·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火化后，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又先后三次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内瓦逝世，遵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中国，延安，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怀，吸引着天下的朋友，安顿着一代同样有血性的永远的客人——外国文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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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前言[M]//斯特朗文集:第3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作者单位:上海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