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人的文学与政治观失衡问题

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人“文学与政治”观的失衡

吴　敏

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人来说，最难以判断和选择的，莫过于文学与国家民族、社会形势、政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关系问题。多少年来，“文学/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文人，尤其是生存于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20世纪里的文人。

或许，确乎如美国学者詹姆森所言:“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陈平原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里谈道，章太炎不断地在“论学/议政”、“求是/致用”之间徘徊，胡适在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特殊环境里，困惑于“政治/学术”的关系，苦恼于“保国/著书”的选择，于是采取了“讲学复议政”的特殊策略。1930～1940年，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成为时代最大的“政治”，变成思考一切文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从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人的文学思想轨迹可以看出，其思想转变的支点和根底，就在于“救亡图存”和“新社会梦想”，延安文人的文化活动大多基于这种民族主义根底的“政治激情”。

一、文学与“政治激情”

法国学者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里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激情”现象以及其中“知识分子的背叛”。他所描述的情形用来说明延安文人，不少地方也比较恰当。或者说，“政治激情”是二次世界大战和不断出现的国际政治纠葛背景下，一种全球性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班达说，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激情“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它包括种族、阶级、民族、政党的激情等，“每套政治激情都备有一套结构谨严的学说……宣称它的运动符合进化的方向，历史长远的发展”。班达进而对“政治激情”年代里的“知识分子行为”进行了描述和批评。他站在“善”、“上帝”、“正义”、“理性”、“超凡脱俗”、“形而上学”等立场来确定知识分子的位置和价值，批评当时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激情”而发生的对自己位置价值的“背叛”。但是班达的批评，对于具体环境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抉择而言，不免显得悬空而遥远。T·S·艾略特当时就指出，艺术家、批评家、哲学家如果要摆脱政治激情，就“意味着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完全分离，这是无法想象的，它会导致一种浪漫主义的离群索居”。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不是一定程度的行动主义者，将很难持久地坚持其“理想”的意义;同时，“理想”也可能只是轻浮飘游的空幻梦臆。当然，“行动”的方式各有不同。

延安文人的“政治激情”是自然而然，由具体现实而激发、扩张、高扬起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已经成为“忧患意识”沉淀在中国文人的文化血液中。抗日战争更强化了文人救亡图存的民族责任感。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①，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却召唤了许许多多富于民族热情的文人到延安。延安文人与抗战救国的“政治”目标有着自然的血缘关系，“爱国”投合了许多文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热情。作为文人，“民族的存亡”与“文化的存亡”息息相关、互为因果、成败合一，这是他们清醒的认识:

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取决于民族的存亡的，如果中国民族灭亡，那就将是中国文化的灭亡，而这点正是需要我们全国文化界人士来深刻认识的。全国文化界人士正需要从这个认识来决定自己在这大时代中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的文化工作和抗战的工作深相结合起来，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

文化人对于抗战的使命感，与对于领导抗战救亡的共产党的忠诚、热情、献身联系在一起。从清华大学毕业去延安的韦君宜的话应该是许多延安文人的基本想法:

为什么当共产党?……最简单的一点爱国心使我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反感……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

周扬说，战争时期的作家被两种力牵引，一种是“抗战”之力，一种是“旧的生活习惯”，而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后:

作家已经不能再继续过去的“作家式的生活”。

在延安的作家几乎都和革命结有血缘的，他们可以说都是革命的亲骨肉。

文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理想是融合在一起的。文艺为抗日救亡、复兴中国这个最大的“政治”服务，这个民族主义的大方向是所有延安文人的奋斗目标，所有与之相关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活动都因此而获得了合法性和神圣感。何其芳、周扬等人的“新中国梦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两项基本内容。他们所有的文化努力和实践都建立在这样的目标上，这是他们所有的文学思想转变的动因、动力、基本逻辑通道。他们所有的思想突变、转变、改造以及相关言行，都在这两项基本内容上可以得到一个总体性的合理解释。

无须赘述，救亡图存的民族战争是思考一切文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文学在特定情形下的“政治性”倾斜，甚至某些极端的“政治化”，并不悖乎情理。利用文学为民族解放服务，文学为人生，这符合中国的文化道德，是顺应人类生存本性的。关于文学与抗战的关系，1938年，吴组缃曾经这样说:“在目前，是抗战高于一切，我们一切的力量都应该集中在这点上面。我悬空说句话:文学和抗战，假若万一有相妨碍的地方的话，我们宁愿叫文学受点委屈，去服从抗战。因为若抗战失败，民族不能生存，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哪里还说得上什么高尚的人性。我们不承认有超时间空间的永恒的高尚人性。在现在，只有努力抗战的才是高尚的人性……目前我不承认另外有什么高尚的人性。”吴组缃针对文学和抗战两相矛盾时的取舍态度，在当时的文人中相当普遍。

如果说，延安文人的“政治激情”体现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大目标和总方向上，应该说，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朝着民族主义总目标和“政治激情”的言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在行进路途中，发生了扭变。

文学的政治性倾斜，只应该是“权宜”之计，文学观念究竟有别于政治意识形态。根据时势的变化，进行“经/权”(经常/权宜)的再调整^②，才会符合“常态”的事理。如果说，救亡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冲淡文人对文学进行“经院式”的探讨，救亡意识必然会使文人对自己以往的文学观念进行调整;那么，到20世纪30年代末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尤其是40年代战争很大程度地具有日常生活的特征之后，文人们或许应该有空隙来理性地沉思诸如文学的社会功能、文学的审美艺术等问题了。在大后方，胡风曾经热切地提醒、呼吁文坛返归文学自身。1942年底，在文协成立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风宣读了论文《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用他“主观战斗精神”的思路和言语，论说了抗战以来的文艺变化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抗战的童年期”，文艺家兴奋真诚地服务于抗战，“把文艺创作的任务庄严地献给了现实历史的命令”;大约从武汉撤退开始，战争已经由一时的兴奋生活变为持续的日常生活了，作家的创作出现了多方面发展的现象，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期，但创作却处于“混乱期里面”。胡风体会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变化，并对抗战延续下来的作家创作的一些惯性思维方式、作品所表现的游离于现实主义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但在延安，却没有人对胡风的这些观点予以有力的理论上的回应，大多数人依然沉睡于文学为抗战建国的“政治”服务这个单一的观念路向里，缺乏对于“政治/文学”之间在不同时空所应该具有的远—近、疏—密、间接—直接、离—合关系的理性思索。

二、“文学服务于政治”与“文学服从于政治家”

延安文人们不仅仅对“文学的政治性倾斜”问题缺少“经/权”之变的思考，同时对文艺服务抗战的“政治”也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致使其“文学/政治”观走向质变。纵观周扬、何其芳、艾青、丁玲等延安文人所述说的“政治”，大体可以看出，他们主要在三个层面上使用这一词义:第一，实践性、行动性的“政治”，如政界运动、社会活动等，包括国家、民族、社会的重大事件;第二，理论性的“政治”，即意识形态，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理论、政策规定等;第三，政权组织机构和成员，如政党、军队、领袖等。这三个层面的“政治”意义，在周扬等人的文章里，混为一体，几种不同的观念被模糊地对等使用。于是，从他们的文章中，便可看出“政治/文学”之间某种连环套似的推理关系:

……国家民族的命脉(具体而言，是抗战建国)，主要体现于政党政权机构和工农兵大众的完成，更具体化为政权领导者及其所颁布的政策法规及其实施情形;

……因此，文学要实现自己的国家民族理想，担当救亡图存的大任，就必须依附政党组织，懂得各种革命政策，学习革命理论，使文学符合时代大方向;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当作实现国家民族理想的最重要的文艺政策，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文艺方向;

……因此，文人的国家民族理想，最终是通过文学作品所体现的《讲话》思想来完成的，是通过运用《讲话》进行文学批评工作或其它文学实践工作而得以实现的。

延安文人所理解的“政治”与“文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简单地表示出来:

文人的国家民族理想≈共产党≈毛泽东≈《讲话》≈实施《讲话》的文学工作

周扬自左联时期，已非常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等。抗战爆发后，他又较多地启用了“政治”概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民族解放运动来看新文学的发展》、《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关于政策与艺术》等一系列文章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扬所表述的“政治”内涵的变化:由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内容，到更为具体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权、人民军队、工农大众、各种革命政策，再到政党领袖:“艺术反映政治，在解放区来说，具体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大众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要反映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就必须懂得当前各种革命的实际的政策”，“文艺服从政治就是服从党的领导……也要服从人”。这样，“政治”的内涵从范围阔大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到了具体有所指的政权、政策、领导者。从表面上看，周扬的这种思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里隐藏着太深的文艺“陷阱”:“文艺服务于抗战”和“文艺服务于领导”，是两个内涵和外延有很大差别的观念，前者有着巨大的包容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服务方式、途径、结果，可以包容不同作家的多种表现形态。

当“政治≈政治家”、“文学服从于政治”转为“文学服从于政治家”之后，文人与政治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崇拜、神化政治家，变成了一种趋向，以至于丁玲会说:“我没有别的，我不要别的，我只向着一点，坚持一点，那就是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伟大的情感。”她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艺方向就变成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而周扬也会用“最……最……”的程度副词来叙说毛泽东的《讲话》，说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唯一方向，除此之外就是错误的方向。何其芳说:“我们要彻底消灭我们对于理论的糊涂观念，即不符合毛泽东同志的解释的观念。”

但是，文人们对政治家的忠诚热情与政治家心目中的文学位置及对文人的要求，不仅不同步，而且有相当大的错位。毛泽东的“文人观”或者说“知识分子观”，是一个太大的也过于复杂的问题。但本文在此想强调两点:第一，毛泽东看待知识分子，历来是“两个重心”的。毛泽东在30年代末的《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和《五四运动》、40年代前期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年代中后期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文章或演说里，总是同时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的“弱点”这“两个重心”，表述总是坚定而果决，“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很多知识分子“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毛泽东需要的是经过“改造”的、为政权服务的、政治化的文学家，正如列宁所说的李卜克内西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于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从“两个重心”延伸下来的“亲”和“疏”、“用”和“防”、需要自己政权的知识分子，与列宁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第二，毛泽东对待丁玲等文人们的态度与对待“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的政治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延安的知识分子大体可分为工农知识分子、都市知识分子和俄苏洋知识分子等几种。毛泽东对王明等人代表的共产国际、苏联、“莫斯科派”的政治理论和政治模式，以及跟随王明等人的知识分子有着直接尖锐的政治冲突。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直接的政治目标是王明路线。相对而言，毛泽东对于丁玲等文人(基本属于都市知识分子)的态度主要集中在文学(化)层面。这些人被视为“需要改造”和“可以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共产党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

于是，延安文人与政治家的关系便呈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情形:从政治家的角度而言，文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螺丝钉”，是可以更快促进其政治目标实现的一种工具，政治家需要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文人;从文人的角度而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家、政权机构、政治方向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文人们的社会理想、奋斗目标是同向的，同时，毛泽东身上所兼有的文人情趣以及他对文人的关怀，也令文人们感到心灵的温暖和报答“知遇之恩”的热情。但是，丁玲、周扬等文人也都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从“五四”、3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观念，他们所曾执守的自由、个人、人道主义、人性、文学的批判功能等文学基本观念与毛泽东《讲话》的基本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冲突。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家之间既有着相当多彼此交叉、互渗的文化界面和文化肌体，同时，差异对立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文人如何抉择，则成为文人文化品质和精神品质的试金石。作为后人，在审视延安文人在这一阶段的精神发展链环时，我们看到的是集体性的政治化转轨，文人为本位的思想立足点和创作生长点被淹没在政治家的思想轴线里，尽管这转轨中仍然包容了若干文人自身的“缝隙”。

从周扬的文章基本上“主席看过”，丁玲的《田保霖》、《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的出版、获奖等文学现象，^③还可以看出，延安时期形成了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文人文章由政治家决定价值，价值高低最终又取决于政治家权位的高低。谁的“权位”更高，谁的“评说”就更有权威性，更可以当做“定论”。政治家不是文学的“读者种类之一”，不是文学评论的“一种声音”，而是文学的“特殊读者”，是文学评论一锤定音的“决断声音”。文人成了政治家手中的风筝，文学价值需要仰人鼻息，作品缺少文化市场的检验，评论界缺少互相交锋的多种声音，文学评论的支点框架一点点地模糊、退位、消失，以至于到50年代文人受到政治家的冷嘲热讽以及这样的斥责:“你们是文学家，文气也不足!”^④

英国学者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之一，是寻找依靠“强大阶级”，渴望创造理想的社会组织。鲍曼强调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在这一理想中加上一种特征:最高权威必须听命于理性及其代言人。他们同样倾向于从以下的这些角度来品评存在着的种种社会形态:与理性王国这一标准模式相似的程度，向着这一标准模式的充分实现而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有学者在分析俄国诗人勃洛克时说:“他从人文主义变迁的历程感受俄国文化变革和社会制度革命的必然性、可能性，呼唤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理解革命;又从理想人文主义角度，质疑、悔恨甚至反对现实中的许多有悖于民族文化建设、破坏人文精神建构的革命行为。”高尔基对列宁非常敬重，但在与列宁十多年的交往中，高尔基一直“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一方面，他跟列宁十分友好;另一方面，他又与列宁有着相当尖锐的思想冲突。他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列宁说:“我亲爱的，我非常敬重您，而且您是我心里很喜欢的人。但是您知道您对待人评判人方面是一个极其天真的人，原谅我这样说。如果只是天真，那倒还好，而有时我觉得，对您来说，任何人都不过是您吹奏某一支您喜欢的曲子的长笛。您评价每一个人时，只看他对您——对实现您的目的、意见和任务是否有用。”1919年10月，高尔基就“逮捕科学界知识分子”一事致信列宁，明言“苏维埃政权引起我对它的敌对情绪”。也就是说，像勃洛克、高尔基这样的俄苏作家在接受革命思想、在崇仰政治家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其中的文人自己的理性思考，他们既从当时所能具备的思想理路去趋同于革命思想，又保持着对革命思想和政治家个体的人文思考。相比之下，人们会发现，崇慕俄苏文学的延安文人缺乏俄苏文人的“理性”、“理想人文主义角度”、“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那样的思想风骨和精神力量。

三、“道统”与“政统”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也存在着“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里分析说，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墨儒道三家分别以“兼爱”、“仁”、“道德”为核心的“道”的精神文化传统，出现了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观念和王侯君主所代表的“政统”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紧张冲突的一面，“道”以其自有的特性与政统之“势”相抗衡，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才能抗礼王侯。”虽然后来的历史在不断地演变，但知识分子的“道/势”之别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正是凭借着对“道/势”的个人体认而决定的。(www.xing528.com)

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里确实还有其复杂性的地方。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经过详细的历史考察辨析后认为，士大夫阶层与士大夫政治是中国古代官僚政治非常富于特征性的现象，士大夫是文人学士(知识分子)和官僚“一身二任”的结合体，其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宗法身份高度混溶。在士大夫政治的文化模式里，政统、亲统和道统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士”的阶层虽随时代而变异，但其基本特征却保持着连续性。

或许，“文人—官僚”二者合一的观念和行为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文化基因、一种文化血脉，亦仕亦文、兼仕兼文对于很多文化人而言，是自然而然、无须多虑的选择，“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可以随时调整。这样，既可满足其救国忧民的宏大理想，又可以优游心性慰藉自我。虽然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虽然经过了五四资产阶级一些思想的洗礼，但这种“可文可官”、文人随时可能投笔从戎、弃笔从政或者利用笔杆子管理天下的基本人生趋向，仍然积淀在不少中国文人的潜意识里。所以，对于延安文人而言，做一个主张抗战建国的政权机构所需要的公家文人，在民族战争背景下是顺理成章的事，将文学与政治的观念合二为一，将其文学活动与政治活动混溶一体，似乎不言自明，无须理证。正如何其芳所说的:“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我不但把我自己看作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还把我自己看作一个做启蒙工作的人，今日的中国是太需要启蒙工作了。”^⑤除非像另类知识分子，在理念上明晰“道/政”之别，在行为上坚守“社会分工”和“本职岗位”。但延安文人的问题在于伤“道”媚“政”，为了迎合“政治”而损伤“文学”，并由此走上变异的歧途。

注　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9月25日《解放》第1卷第17期)，《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7年10月2日《解放》第1卷第18期)。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时说:“座谈会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主席跟我讲，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话是毛主席直接跟我讲的，他对‘有经有权’的说法很欣赏，觉得得到了知音。郭沫若的意思是说文艺本身‘有经有权’，当然可以引申一下，说《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可惜的是，被郭沫若当做“权宜之计”的《讲话》里的基本内容，后来都被“经常性”的固定化、体制化了。

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可参阅龚明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变迁》(《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还可见丁玲1948年日记(收入《丁玲全集》第11卷)。

④1954年，《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毛泽东为此文作了几处批注，有明显的嘲讽挖苦口气;另可参见阎纲的《毛泽东与〈文艺报〉的“再批判”》，《随笔》2000年第1期。

⑤何其芳.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J].1941年4月1日《文艺月报》第4期.不过，何其芳在这里所说的“启蒙”，指的是延安政权机构的思想观念对工农兵大众的“启蒙”，而不是五四时期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思想针对封建观念的“启蒙”。抗战初期，曾有人提倡过“新启蒙运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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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