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医院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冲突与矛盾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尖锐冲突与矛盾——论丁玲《在医院中》的主题及认识价值

曾鹿平

一

在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为数并不多。然而丁玲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自1941年11月，在延安的《谷雨》第一期发表之后，70多年来，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对它倾注了不同寻常的关注，引起过巨大的争议。

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人著文说它把“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描写成“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指责作者歪曲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活，指责主人公陆萍是个人主义者。丁玲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判，这篇小说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期，对这篇小说的批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批判作者“集中地表现了她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认为主人公陆萍在医院的活动，都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等等，从而将这篇小说打成“大毒草”。

丁玲平反以后，人们对这篇著名的小说开始了重新的认识与评价。著名文艺评论家唐、严家炎早在他们1980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认为，《在医院中》“揭露和批判了根据地某些部门中存在的管理不善以及小生产者的冷漠、自私、愚昧，也显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虽然敏感、热情，然而缺少韧性，容易流于孤独和脆弱，强调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青年与劳动群众的结合上”，“小说的客观意义在于，较早提示人们去注意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障碍”。1987年，严家炎在一篇论文中进一步指出:陆萍改造医院的失败，揭露了小生产思想习气的危害，说明同这种思想习气作斗争是何等困难。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意蕴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问题，将意识形态方面反封建斗争向前推进了一步。”“陆萍是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同周围严重的小生产思想习气作斗争的人物形象。”还有的评论工作者认为，陆萍这一形象反映“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对旧思想的斗争”。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陆萍“她是一个有革命热情却尚未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知识分子形象”，“陆萍既不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而是40年代敢于向狭隘、保守、因循、苟且的陈规陋习、官僚主义勇猛冲击的改革者的形象”，“作者力图通过陆萍与医院环境的冲突，揭示出小生产者的思想作风、习惯势力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尖锐对立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还有的评论者认为，作者通过陆萍这一形象所揭示的是:“那些渴望革命，热情向上而又缺乏艰苦磨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的矛盾，描写他们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过程中的‘许多痛苦，许多磨难’，含蕴着知识分子深入革命实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艰难的、必要的这一深刻的思想内涵。”有的评论者干脆以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就是作品的最后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凡此种种，不能一一枚举。

丁玲这篇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争论，除了20世纪50年代末那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原因和极“左”思想的严重影响之外。主要在于其作品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的深刻与尖锐，内容与主题的新鲜丰富，以及内涵的广大、深远。以上所引的评述(除50年代末期)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揭示了作品的内涵与意蕴，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严家炎先生的观点更具有客观性和深刻性。但笔者认为，研究这篇小说的主题、内涵与意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要充分了解与认识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离开了这一点，就无法对作品所揭示的社会矛盾进行本质性的把握。

二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大批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到中共领导的各项抗日救亡工作。“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更多的知识分子经历千难万险来到陕北。特别是1939年12月，毛泽东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决定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高度集中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决定无疑是广大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进入共产党的有效通行证。

延安骤然增多的知识分子，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带来了活力。然而，当最初的狂热与新奇退潮以后，当这些知识分子真正融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生活，来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之后，新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就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进入革命队伍后，与工农干部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的冲突与矛盾。

本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的关系已作了辩证的阐述，即“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许多工农干部长期形成的恐惧知识分子、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中共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改变而立即烟消云散，加上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就是想把自己和一般大众作为不同的存在而区别开来”的固有特征，也使他们看不起工农干部。由于社会、阶级、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就全人类而言，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隔膜是一种普遍现象，相互之间的沟通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却要打破这种隔膜，实现这种沟通，而沟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毛泽东甚至认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结合”。

从知识分子本身的缺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中国革命现实需要的角度讲，毛泽东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其实西方的有识之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毛泽东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就说过:“本来，所谓知识分子是以民众生活为舞台才能使其知识或智慧发挥作用的。因此，如把一般民众比作根的话，那么知识分子就是由那里开出的花。”

中国共产党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出发，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这是正确和合乎逻辑的。然而，我们认为，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和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是同等的重要。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在剥削制度下，工农大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经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因此，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的，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干部作为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从总体上讲，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朴实，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值得知识分子学习的。但他们同样具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缺点:他们简单、粗暴、狭隘、缺乏教养，甚至愚昧。他们同样给中共带来了许多封建残余，特别是小农宗法意识。而知识分子在这些方面又明显地优于工农干部。毛泽东曾指出:“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强调改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却严重忽视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甚至有意无意地抬高工农干部，以至要求知识分子在生活方式上也与工农同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状况发展到了极端，“大老粗”竟成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的批判改造，纵容和强化了工农干部本身的缺点;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最终成为所谓的“臭老九”。

一些评论者认为:“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丁玲对现实的思索、反省是深刻而尖锐的，远远超过了延安文艺的大多数创作者。”就丁玲《在医院中》的创作来看，这一评价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在医院中》创作于1940年，发表于1941年，当时正是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严重时期。由于边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残酷迫害，来延安的知识分子骤然减少，热潮已经退下。抗战初期大量来延安的知识分子经抗大、陕公等院校的培训，已经参加到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之中，融入工农大众的现实生活之中。因此，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矛盾，也就日趋明显和突出地表现出来。此时，丁玲在延安已生活了四个年头，她以一个文学家和革命者的敏锐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切身感受，深刻地抓住了这一重大的主题，并大胆地通过《在医院中》将其形象地表达出来。因此我们认为《在医院中》这篇小说的主题应当是:通过对主人公陆萍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这些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描写，揭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深刻而尖锐的矛盾以及现实对这种矛盾的无奈。

三

《在医院中》所描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上海产科学校女学生陆萍，因向往革命来到延安，她先在抗大学习，并入了党，后来组织上分配她到离延安40多里路的一个医院工作。工农出身的院领导对医务管理完全是外行，既不尊重知识又不尊重人才。“他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得医治护理工作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把医院弄得乱糟糟，一些本可不必截肢的伤员因此而失去了手脚。陆萍以极大的热情，企图改变医院的面貌，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诽谤、中伤以及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这里的许多工作人员愚昧、麻木，他们不好好工作、学习，因而都很闲，百无聊赖地传播小道消息。陆萍在这里感到很孤立，她的行动不被人们所理解。最后上级批准了她申请继续学习的要求，将她调离了医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小说塑造了三组对比鲜明的人物:

第一组是陆萍、郑鹏、黎涯，这是一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我们首先看看主人公陆萍。“她虽是一个上海姑娘，但她并没有一般上海姑娘那种娇羞和腼腆”。她对工作的愿望与要求虽然落了空，但是她并不抱对立或消极态度到医院来应付，更不怠工。床架支不起，只好席地而卧;没有灯油，老鼠跳到她的被上，以至步过她的头。但她还是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投身工作。就是在一系列不愉快事件包围中，“当她听到婴儿的啼哭声，便将那些困难、不愉快事甩掉了，立即愉快而紧张地投入工作”。她除了细心而积极地做好产科医生外，又做了各种琐细而繁杂的护理工作。她扫院，亲自为病人、产妇换药，也“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纱布卷”。她的工作受到群众的赞扬，但却得不到领导的重视与支持。因为她看不惯他们那种因循守旧、敷衍拖拉的作风，经常提意见。陆萍受过现代科学文明熏陶和训练，因而她要在医院严格执行科学管理和卫生要求，但却不能实现。她不得不同管理员、总务处长，甚至院长争执。她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但问题还不能解决。因为大家都已习惯于那种工作方法和环境，要改变谈何容易。她还在本职工作的闲暇去帮助外科医生做手术、学技术，由于手术室简陋缺氧，她累病了，但却因此遭到无端的诽谤。最后她的一切努力都归失败，不得不离开医院。

郑鹏在小说中着墨不多，但却形神兼备。他是“一位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来便漫无止境，而且很长于描绘”。

外科手术室在隆冬季节还未装煤炉，陆萍找院长，院长却以要艰苦为由拒绝了。郑鹏对此虽无奈，但却不应付，做手术时“为轻便，只穿一件羊毛衫在里面”，而且他和陆萍、黎涯对病人“都用着一种伺候神的那么虔诚和谨慎”。由于手术门关得严，又烧着三盆炭火，屋里严重缺氧，几个小时过去了，黎涯、陆萍先后都被炭气熏晕，被扶出室外。“郑鹏一样也头晕得利害，但他却支持到把手术弄完。他到无人的雪地山坡上坐了一个钟头，使自己清醒，然后才走回来，吃了些热开水，又马上分别去看望黎涯和陆萍”。

从以上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有文化、有教养，工作严肃认真，极端负责，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他爱好丰富，感情细微，关心他人，令人肃然起敬。但他却得不到信任，因为他“是非党员，历史不明……”。他活得很累很压抑。

黎涯是一位同陆萍有着相同志趣、相同理想，但却又比陆萍成熟、结实、单纯，同属于南方的姑娘。陆萍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交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想法都会一样”。

共同的理想、志趣和修养使陆萍、郑鹏、黎涯成为亲密的朋友。陆萍在心情抑郁的时候“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责她，悄悄的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因而，姚文元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也将他们诬陷成“反党小集团”。

第二组人物是院长、黄守荣、李管理科长。这是一组带有一些工农干部典型特征的人物形象。我们看看作品中的描写吧: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着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着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做别的事。(www.xing528.com)

一个自负、麻木、敷衍、苟安的形象跃然纸上。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着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的想到连上去啊。

这就是陆萍所在医院的两位最高首长，在他们的管理下，其水平那是可以想象的。

李管理科长虽然不是医院的最高领导，但却更带有工农干部，特别是基层工农干部某些典型特征。

(他)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躁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件老羊皮大衣。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们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

第三组人物是以林莎、张医生老婆、张芳子为代表的小市民形象和总务处处长老婆为代表的愚昧的家庭妇女形象。前者没有思想，冷漠、自私、缺乏工作热情，只是对传布谣言，拨弄是非有着无穷的兴趣;后者愚钝、猥琐，她们只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只对鞋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有着炽热的情感。她们出来工作，是因为“新的恐惶在压迫着”她们，“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

《在医院中》就是通过对这三组人物的言行及其冲突的描写，揭示了作品的主题。最后，作品又通过一个因医疗事故而失去双腿的老干部的口，表达了现实对作品所揭示的矛盾的无奈:

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们在军队里长大，他能懂得多少?是的，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么容易么?……

现实并没有给陆萍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小说中的陆萍终于败下来了。这篇小说重大的社会价值就在于，陆萍的失败不是陆萍个人的失败，而是知识分子的失败。这个失败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必然性:主观上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和毛病，客观上是小农意识的强大和指导思想及政策上的偏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丁玲是不可能为这种失败寻找到出路的，她所能做的提示只能是“讲究策略，注意健康，保护自己，在曲折中成长”。

这篇件品给我们提出的现实启示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如何定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仍然是今天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这是不容怀疑和否定的。丁玲的这篇作品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都在反复地提示我们，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具体政策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偏差。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究竟如何来定位?笔者认为，还是毛泽东早在70多年前提出的“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而今天的偏重点，也许更应该通过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以现代意识去重铸我们民族的灵魂，将全体人民的意识纳入现代化的轨道。

这也许应当成为本文最主要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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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未注明者，均引自丁玲原作《在医院中》)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校史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