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满有运动》：延安文艺研究论丛.第1辑成果发表

“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的诞生

崔莉莉

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有一个普通农民的名字，曾经多次出现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被写入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中，被拍成电影故事片，被著名诗人艾青写成同题叙事长诗。他的照片甚至和毛泽东的照片挂在一起，他的名字成为延安时期一种香烟的牌子……这个人，就是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

一、“吴满有运动”的前因后果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指出，学习吴满有，可以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日。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如此高调地大讲“学习吴满有”，这正说明了吴满有的存在对于陕甘宁边区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现“吴满有”

历史现象的生成往往有其必然的路径，“吴满有运动”也是一样。物质方面的巨大困难，是陕甘宁边区发动“吴满有运动”的直接原因。

现有的史料证明，陕甘宁边区1940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占边区财政收入的74.7%。换言之，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要靠外援来完成。可是，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浴血奋战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经济上封锁与军事上包围双重打压。1940年10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禁邮，外援也大部分断绝。国民政府停发军饷，让八路军陷入困境。1940年11月30日，朱德、彭德怀发出通电，质问何应钦，“八路军经费特少，而今停发，不啻置我军于死地”。国民党在“经济封锁”的同时，更在军事上对边区实施包围。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让国共双方的统一战线的“破裂已经成为事实”。其后，国民党陈兵40万之众，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我们度过了困难。”

为了对付国民党的几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陆续在抗日前线抽调部队，返回以保卫陕甘宁边区。于是，边区的脱产人员激增:边区脱产人员1939年为4.9万人，1940年为6.1万人，1941年为7.3万人。党政军脱产人员占总人口的5.4%，也即每20个人中有一个是脱产人员，这远远超过中央规定的3%。与之同时，1941年的人均公粮负担竟为1937年的十多倍。1941年的谷物税则超过1938年的20倍，边区百姓的负担太重，内外反应强烈。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难，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包围造成的“人祸”无法避免，可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天灾”也不期而遇，让陕甘宁边区更是雪上加霜。以降雨为例，1941年，延安全年降水量为313.6毫米，降水日为49天，而陕甘宁盆地的每年平均降水量约为450毫米。也就是说，1941年的降水量比每年平均降水量少136.4毫米。恶劣天气造成农作物歉收，政府只征收到了总量的10%的税，而此时没收地主的粮食已耗尽。1942～1943年间，华北各根据地普遍遭受旱灾和虫灾，边区经济状况更为恶化。

在国民党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也开始对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扫荡”，推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开展“抓典型、带全局”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样，吴满有的被发现也就是应有之义。

所以，在1942年即将要春耕的时候，《解放日报》派记者莫艾在陕甘宁边区寻找一位能让老百姓信服的农村劳动英雄，鼓励大家向他看齐，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贡献。恰好在1942年4月19日的春耕的联席会上，莫艾听到柳林区区长尹登高说吴满有“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于是，莫艾翻山越岭来到延安的吴家枣园村访问了种地能手吴满有老汉。吴满有对莫艾说:“兄弟用血保卫边区，我用汗保卫边区。”当时的吴满有的确是位种粮能手，1941年，在边区经济异常困难的时刻，吴满有则丰衣足食。这一年，他种地33垧，收的粮食粗细共计34石，其中14石3斗用来缴公粮，还积极缴纳了公草、公债、公应代金，数额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可观的。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莫艾的《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同时配发了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希望借着吴满有的事迹让边区农民学习吴满有，积极开荒生产，形成一种明星效应。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专门为一位普通农民发表长篇通讯，并同时配发学习社论，这说明艾莫发现的吴满有这个劳动典型既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也被中共高层确定为舆论宣传的最佳对象。换言之，陕甘宁边区要摆脱困难做到“丰衣足食”，就需要千千万万像吴满有这样埋头苦干、多打粮食的农民。

(二)“吴满有运动”

抓典型、带全局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工作思路。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普通农民吴满有从“被发现”到被树为典型，再到以他为榜样开展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前后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各地大力宣传吴满有的英雄事迹，希望通过吴满有的事迹引导广大边区农民“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为了推动学习吴满有的运动，激发边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边区政府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了吴满有物质以及精神上的奖励，并授予他“劳动英雄”、“生产健将”、“劳动之光”等光荣称号。这一年，不光是吴满有所在的村子吴家枣园以及吴满有所在柳林镇大大增加了开荒地的数量，整个边区粮食产量都有所增加。在总结陕甘宁边区1942年农业生产发展直接原因时，边区建设厅厅长高自立说:“今年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对巩固边区，增加抗战力量有其重大的意义，且足以说明边区农业生产增涨的动力之所在。”

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进一步推动边区的经济建设，加大对农业的关注力度，将“吴满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解放日报》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指出吴满有是边区农业生产的杰出榜样，希望吴满有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带动边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号召大家向吴满有学习，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此后，吴满有的名字响彻整个陕甘宁边区，大家积极学习吴满有并向吴满有看齐，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为了能够更好地宣传和开展“吴满有运动”，延安各界的艺术家，用音乐、木刻、书画、摄影、文学作品等艺术形式来宣传和歌颂吴满有，延安电影团也专门为他拍摄了纪录片。

劳动竞赛是开展“吴满有运动”的重要方式。1943年春，在开展“吴满有运动”的过程中，安塞县的劳动英雄杨朝臣首先向吴满有下达了挑战书，提出友谊的生产竞赛。吴满有接受了杨朝臣的挑战，还在复信中建议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里去，扩大到全边区的群众中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看到这个消息后，电令边区所有部队不光要积极响应，而且要以竞赛运动为契机，将这场竞赛推广开来，开展成为群众性的，个人之间、单位之间的劳动竞赛。120师师长贺龙将军也要求南泥湾驻军积极响应吴满有提出的友谊竞赛。1943年3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边区各地发出《关于开展劳动竞赛的指示信》，并在全区宣传吴满有和杨朝臣的友谊竞赛，同时将竞赛的实际情况及时传达给群众。经过有效组织，在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劳动竞赛的形式丰富多彩:各分区之间、各县之间、各乡之间互相比赛，甚至有的区县乡向多个区县乡挑战;在军队，大到各团，小至各班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也有个人或者单位向吴满有个人及其所在的吴家枣园进行竞赛;而最受百姓关注的是劳动英雄之间的开荒大竞赛，等等。一系列形式活泼的劳动竞赛，激发了陕甘宁边区无数普通民众、士兵、干部的劳动热情，创造出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劳动奇迹。

“组织起来”是“吴满有运动”的必然结果。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出席会议的有185人，都受到表彰和奖励，吴满有自然也在受表彰之列。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在会议期间招待了参加这次大会的劳动英雄代表。毛泽东在这次招待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组织起来》，给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在经济建设中的所作的贡献以充分肯定，并希望劳动英雄成为生产建设的核心和旗帜。这时，活跃在各个战线上的劳动模范积极实践，努力生产，争相创建模范村、模范乡、模范县、模范班、模范连。这种火热的场面和气象，不难想象全边区人民即将展开的是一场如何汹涌澎湃的竞赛热潮，以及有如何光辉的前景在等着全区人民。

“吴满有运动”使千千万万个普通农民、士兵、干部成为“吴满有”，也使陕甘宁边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了激励更多的民众参与到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和建设中去，1944年12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表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代表大会，到会476人。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给予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充分肯定。1945年1月13日，刘景范专门为这次大会作了《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的总结报告。在此期间，边区政府还举行了展览会，将大量的实物、文字和图表展示给大家，来说明边区在生产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至此，陕甘宁边区用“吴满有运动”的方式，圆满解决了“丰衣足食”问题，稳定了军心、民心，更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在“吴满有运动”中，吴满有成为全陕甘宁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名字甚至成为陕甘宁边区一种香烟的牌子。他不仅是位劳动模范，还时时关心边区大事，替中共领袖毛主席代耕种粮;他还在1946年初春，接受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吴家枣园上了一年“劳动大学”……据我们的统计，吴满有的事迹从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被宣传后，到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解放日报》停刊，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与吴满有事迹相关的新闻报道先后111篇之多，这形成了“陕甘宁边区时期”新闻报道的一道特殊风景。^①

(三)“吴满有运动”的影响

这场声势浩大的“吴满有运动”，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一次伟大的实践活动。这一运动从陕甘宁边区开始，推广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吴满有运动”的开展，将勤劳致富的观念植入边区人民的心中，进而转化成为边区人民积极生产的内在精神动力。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使边区军民生活开始“丰衣足食”。其次，边区政府通过“吴满有运动”的有效引导与组织，培养了一大批劳动英雄，也使得广大农民树立了一种“劳动光荣”的新思想。广大边区农民不再以劳动为耻，而是以新祖国建设者的身份参加生产，以新社会主人的热情积极建设，既提高了边区经济发展的水平，也提高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

二、长诗《吴满有》的诞生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陕甘宁边区文委为响应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号召，组织文协及所属戏剧团体的文艺工作者集体下乡、入伍，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生活。1943年2月6日，延安文艺界两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劳动英雄的大型座谈会，奏响了文化下乡的前奏曲。会上，农民吴满有、工人赵占奎、战士黄立德三位劳动英雄向大家报告了他们的翻身历史和积极生产的情景，与会的文化工作者听了深受感动，他们检讨了自己在感情上和行动上的差距，纷纷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决心把笔杆子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总有些感伤的性情，今天几位新的英雄已经给予了我们新的健康的题材了。”著名诗人艾青以朗读诗的形式，表述了自己种地的真实感受，他说，“去年我也锄了一块地，种了波斯菊和扫把草，种了瓜豆、西红柿和苞谷，放了粪又泼了尿，花的力气真不少”，“高粱长得像小米，十几颗子子，还没一人高……到了秋末收起了，卖钱不值钱，煮熟吃不饱，假如人人都像我那样还得了?”在此，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现出与工农相结合的极大热情。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作者50多人召开座谈会。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解放日报报社社长博古和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等领导到会并相继讲话，动员文艺工作者下乡，投身到群众的大海。

在“文艺下乡”的热潮中，广大作家、诗人、美术家、音乐家表现得十分活跃。1943年3月12日，延安文化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携带慰劳信、秧歌集、木刻、画片、石膏前往金盆湾、南泥湾等地劳军。诗人萧三，作家陈荒煤、高原、柳青、塞克等捷足先行，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去了。这样，曾掀起“吴满有运动”的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被文艺界重新发现，更在情理之中。

以创作出著名诗歌《大堰河》、《雪落在中国土地上》而在诗坛上享有盛誉的诗人艾青，1941年来到延安。他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是陕甘宁边区有着重要影响的诗人之一。毛泽东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曾多次征求他的意见，和他讨论当时文艺上的一些问题。1942年初春，他在丁玲《我们需要杂文》的鼓动下曾写作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的杂文，认为“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还批评那些“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散发出作家不被了解、不被尊重的愤愤情感，这些受到了文艺界的严肃批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以后，艾青意识到急需重新完善自我，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毛泽东回答他:目前还是“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再到前方，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1943年3月，延安整风基本结束，文艺界很快掀起下乡运动，艾青则直接把目光投向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体验火热的工农兵生活，完成同工农兵的结合，也非常符合逻辑规范。(www.xing528.com)

诗人艾青是比较早地深入到乡村农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家，他能去延安南区吴家枣园吴满有家的确是件不简单的事情。史料证明，《讲话》发表后，鲁艺那些要求进步的艺术家和作家们，虽然也积极响应《讲话》的精神，却没真正“下过乡”。因为陕北缺水，人很少洗澡，老乡家铺盖里的虱子很多，借宿睡一晚上，虱子就会爬上身，令人奇痒无比，难以忍受。可是，为了详细地占有材料，艾青步行来到距延安城十多里地的柳林乡吴家枣园村，一连在吴满有家住了两个晚上。他与吴满有面对面地在炕头拉话，听吴满有讲自己的身世和在大生产中的种种事迹。回延安后，艾青决心创作叙事长诗《吴满有》。他一反过去沉重的调子，尽力用明朗、单纯的笔调刻画这位新时代的农民英雄。就这样，经过数天的创作，《吴满有》这首着力表现工农兵生活的叙事长诗很快就诞生了。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整版发表了艾青的《吴满有》。《吴满有》是一首以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生活、命运为题材的传记体叙事长诗。全诗共分九部分，分别是:“写你在文化界的欢迎会上”、“写你受苦的日子”、“写你翻身”、“写你勤耕种”、“写你发起来了”、“写你爱边区”、“写你当了劳动英雄”、“写你叫大家多生产”、“写你的欢喜”，完整地叙述了吴满有受苦、翻身、发家、当上劳动英雄等生活经历。长诗用陕北通俗口语写成，将延安时代一个“开荒开得多，种地种得多，缴粮缴得多”又当上县参议员的劳动英雄，抒写得栩栩如生，亲切自然。

艾青在创作《吴满有》时，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他在诗歌的形式上，力求做到通俗化、大众化，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为做到这一点，诗写成后，艾青专程到吴家枣园去找吴满有，征求他对诗稿的意见:

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的身边，慢慢地，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看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吴满有的感受力，是超过一般普通农民的。他随时给我补充和改正。譬如我念:“你把四岁的女儿，换了五升小米。”他说:“三岁，是五升糜子，不是小米。”我念:“尔个做活，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他说:“可不是为自己!”我念:“两条犍牛……一条母牛。”他说:“母牛卖掉了，现在是三条犍牛，两条小牛。”(他不知道我写的是过去的事)，在念到“在门边的羊圈里”那一段怕他难过，就逃过去不念了。老吴现在只剩下十几只绵羊了。在我每次念完“你说……”的时候，他总是说“我说过的”、“我说过的”。当念到“人们叫你老来红”时，吴满有非常不喜欢“老来红”这称呼，他说:“叫我劳动英雄，我高兴，叫我老来红，我不要。”因为当劳动英雄是光荣的，这是他多年受苦换来的;老来红是暴发户，是侥幸的结果，他不是“老来红”。直到我问他“还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意见了。几十年的事，被你一下子写光了”，我的朗诵才结束。一般地说，农民欢喜具体的事，欢喜与他们相关的事，欢喜明快简短的句子，欢喜实实在在的内容。

《吴满有》这首叙事长诗，用诗歌方式宣传吴满有这位陕甘宁边区鼎鼎有名的劳动模范。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诗人采取了主动迎合农民欣赏习惯和理解能力的方式处理诗歌语言。这样，叙事语言采用陕北地方口语，通俗浅白，似乎显得土气，但却刚健、生动，富于表现力。即使一些文学性较强的描绘，也多从农民的生活、从他们所经常接触到的事物中提取形象，如诗歌叙述吴满有以前的穷日子:“五个孩子挤在炕上，不是赤着上身，就是光着屁股，脏得像猪子，瘦得像猴子，大的叫喊，小的哭啼。”写吴满有当选为劳动英雄到主席台领奖:“你接受了礼物，又接受了敬礼，像采叶子一样自然，像娶新娘一样快活，像选举一样严肃。”写吴满有对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你站在吴家枣园的坡坡上，你的脸像一朵向日葵，在明亮的天空下面，连皱纹里都藏着欢喜。”……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农民真实的生活，反映了他们过去的困难和今天的幸福，也深切地表达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而这些地道、本色的农民语言，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工农兵读者，尤其是农民，一读就懂，就觉得亲切，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有关系，因而就受感动，受教育。

《吴满有》这首叙事长诗，无疑是实践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有益尝试。这首诗歌一发表，便得到中共领袖的高度评价。后来，艾青还根据自己在中央党校领导秧歌队的体会写了《秧歌剧的形式》，由于这些优秀的作品，艾青也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工作者，可谓是相得益彰。当然，历史地看待《吴满有》，会发现它的宣传功能远远大于艺术功能，它是延安文艺界用诗歌的形式宣传吴满有的合奏曲。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艾青全集》的编辑者们才没有把它选入其中。《吴满有》是一种历史存在，任何规避它的存在的情况都是不正确的。

三、长诗《吴满有》对解放区文学转型的意义

叙事长诗《吴满有》是诗人艾青在《讲话》精神的感召下，配合当时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而创作的文艺作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长诗《吴满有》的诞生对于解放区的文学转型，既是有益的尝试，更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其一，长诗《吴满有》完成了文艺作品层面关注工农兵中典型人物的自觉转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解放区诗歌，更多是以“街头诗”的形式出现，主要是表现抗日热情与民族义愤，往往对解放区的新人物、新事物、新风尚关注不够。而艾青的长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群众中去，学习工农兵、反映工农兵生活的有益尝试。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同时，还指明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向他们学习，搜集文学素材，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优秀的作品。面对轰轰烈烈的“吴满有运动”，著名诗人艾青自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他深入到生活一线，运用“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文学理论原则，专门为劳动模范吴满有抒写叙事长诗，歌颂他的英雄事迹，这自然对解放区以后的文艺创作是一种引导。这样，来到了农村、工厂、部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用自身的文学素养和对工农兵生活的了解，写出诸如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高干大》、师田手的《三个模范的青年战士》等一大批描写工农兵生活优秀的作品。

其二，长诗《吴满有》放大与强化了文艺作品的宣传功能。早在“左联”时期，左翼文艺理论家周扬就特别推崇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抵是故意的宣传。”认为文艺作品本身具有宣传功能。毛泽东在《讲话》中也特别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与功利性，认为“革命文艺”就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就要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寻找与发现代表新生活的“典型人物”，用文艺的方式加以宣传与歌颂。长诗《吴满有》把翻身解放了的“新人”——吴满有当成作品的主角，加以大写特写，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自然也成为革命领袖肯定的对象。当然，这种匍匐在政治功利之下的文艺作品，因为过于追求宣传作用，使作品的功利性很强，自然也就降低了作品的审美性。长诗《吴满有》之后，作家们很少再写以往的新文学中常见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甚至很少注意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黑暗的揭露，取而代之的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以及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绘。这样，普通的农民、士兵、工人成为作品中重点表现的对象，文艺作品真正地做到了为工农兵服务，甚至于成为文艺政策不折不扣的宣传品。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长诗《吴满有》也不例外，它的所长就是它的所短。长诗《吴满有》因为过分地追求宣传功能，成为不折不扣的功利叙事。当吴满有在解放战争的“西府战役”支前期间，因战役失利“被俘变节”^②后，这首长诗也就终结了它的生命。因为它所着力宣传与歌颂的人物，已经不具有“先进性”与“代表性”了。也许，这才是编辑者们没有把它收入《艾青全集》的真正原因。然而，历史终究还是历史，叙事长诗《吴满有》从一个侧面折射“延安时期”的重大社会历史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应该知道“吴满有运动”与长诗《吴满有》诞生的情况。

注　释:

①此处的统计数字均从《解放日报》上来。

②解放战争期间，吴满有担任了王震任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带领农民担架队支援前线。1948年5月8日，他在西府战役中被俘，被押解到南京。同年7月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社和电台广播中发表了叛变声明。1949年，吴满有返回延安，后被开除党籍。1950年，他举家迁回老家横山，1959年因病去世。199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在4月份的《炎黄春秋》上发表《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曾质疑吴满有的“被俘变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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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