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文学批评思想：态度、胆量、定见

论孙犁的文学批评思想

姚力虹　汪　宏

一

作为一个兼具批评家思想气质的作家，孙犁除了在小说、散文领域成就卓越，在新时期文学的理论建设和批评领域，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批评思想大量散见于《耕堂劫后十种》里的评论、笔记、序跋、书信中。孙犁的批评思想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他说，“五四”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了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二是将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思想融入了现代批评理论，成为其思想的又一精神渊源。孙犁称赞曹丕《典论·论文》切合文章规律，陆机的《文赋》是“从亲身体验得来的文论”，“古代作家的文论，我以为柳宗元的最好……他的文论切实。韩愈则有些夸张，苏东坡则有些勉强”，而“金圣叹是很有才气的，他的评论是自成一家的，……我以为金评《西厢记》，有时是思路很广的”，至于“王国维的著作，也应该学习，他的评论是很有根基的”。

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的有机整合、升华，形成了孙犁独特的批评创建。他集中对长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和20世纪80年代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的理论认识，展开了多方面的批评。所谓“文学的政治作用”，指文学的功利主义倾向，以“政治标准第一”、“大批判”文体、“样板戏”为代表，是极“左”文学的体现。所谓“文学的消遣作用”，指市场经济下出现的文学商品化、批评暧昧化、理论西方化等倾向。孙犁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对政治入侵文学与商品腐蚀文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批判，而且看到了“政治”与“消遣”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造反派最容易变为向钱看”，“文化大革命”后此种人物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概言之“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而过去的“大批判”文体，由于感染容易，戒除困难，一遇到机会，就又会在新题目之下暴露出来;至于有些评论家，以往是提着棍棒生活，形势一变，又装扮成了保姆模样，对于作品爱护备至，孙犁一语道破其中奥秘:“其霸道之气，和拿棍子的时候，是毫无二致的。”就方法论而言，孙犁坚持“大历史”观念，所谓“大历史”概念是黄仁宇先生的创意，“整体思维、整体史观，似乎更应该成为‘大历史’内涵的主体或者核心”。孙犁将笔下的古今作家、理论家和与之相关联的文学现象放宽到中国历史走过的全过程，由古到今、由今及古地往复观照，既直面经济转型的社会大环境，又深入历史追根寻源;既关注“主体”的切身体验，又注意总结社会、人生、创作与批评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之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历史与现实相互“印证”的思维方式，使孙犁的批评能避开遮蔽望眼的浮云，高瞻远瞩，避免了就事论事，隔靴搔痒的通病，“有入木凿石之感”。在今天看来，依然意寓深远，发人深省。

纵观孙犁的批评思想，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批评主体论和批评方法论两大方面。

二

有评论者说，孙犁是位深谙文学之道的真正的文学大师，他以自己几十年的创作经验，告诫后人:如果作者是一个诚挚的人，不存自欺欺人之心，他的书一定有价值，可借鉴，能流传。他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常常喜欢先读他们的传记，知其行事和为人，再读他们的文章，将道德修养视为创作的第一位。孙犁这一思想落实在批评领域，就是关注批评主体人格与文格的统一，道德与文章的统一。从孙犁文论的整体看，孙犁强调的道德修养，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修养，即注重个体实践的知行合一，体用不二，将人格的至善至美作为最高的人生范式。对批评主体人格的高度关注也是孙犁对“文化大革命”反思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使传统道德观念“日渐淡薄，不绝如缕”，而“道德伦理观念，成就甚难，进化甚缓。但如倒行逆施，则如江河决口，水之就下，退化甚易”。商品经济下文化领域毫无抵御能力，迅速堕落成市场的事实就是一个佐证。这也是孙犁缘何反复强调作家、理论家个人的修身立命的根本原因。

孙犁的批评主体论包括“态度”论、“胆量”论和“定见”论。

1.批评主体人格修养中，孙犁最看重批评者的“态度”，即“创作用心”。他解释说:写作是一种庄严真诚的事业，“用心的高下、宏细、强弱、公私、真伪的分别，形成风格的差异”。“正心诚意”是批评家的职业道德。批评家首先要心“正”。他以古代学者如司马迁、班固、王充等人为例，称赞他们虽身处困难处境，写作上却始终抱着对人民、对时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刘知几写《史通》，不怕权威，说理透彻，自成一家之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当时虽没有读者，却不失科学的态度;王夫之怕被人捉去，住在深山里，写下的《读通鉴论》，事理结合，发人深省;而当代鲁迅先生更是抱着崇高的严肃的态度来写作;孙犁自己也以前人为榜样，晚年呕心沥血，“昼夜经营”，完成了100多万字的《耕堂劫后十种》，目的是“以警来日”、“以教后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的真正繁荣。相反，某些“存有私心”，所论各成偏见的古今文人，成为孙犁警觉的对象。其次，要意“诚”，“真诚”、“真实”在孙犁文论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孙犁认为“真实”包括了生活真实与作者思想意态的真实，“真实”性的问题首先不是作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而是作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真实感受，如何看待自己的良心问题，“真”的第一要义在于“真诚”。这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特点之一。针对当代文坛的假、大、空的批评积弊，尤其“近年来，文艺批评，变为吹捧。或故弄玄虚，脱离实际……因为失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致使伪劣作品充斥市场”。孙犁重申司马迁、班固开创的“实录之言”，认为他们“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之言”在今天就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标准，这是对批评和批评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与褒奖。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这样的作品才能经得起天理良心、时间岁月、广大读者的检验。孙犁自己的文字，既敢于忘记利害，信笔直书，寓臧否抑扬于真情，又不乏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达到了“知人论世、论世知人”的境界，这是批评理论上的“天人合一”，是做人的朴实和文字的朴实的“天人合一”。

2.孙犁自省自己与当代文人的胆量有逊于古人，故借用鲁迅的话来激励自己与同时代的人:“真正的勇士，能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认为在“直、谅、多闻之中，直最为重要。直即不曲，实事求是之义”。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言，从事批评和维护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的重大方面。文学批评的价值就在于批评者通过批评的言说来达到对社会和人生的文化批判，对艺术和审美的再造。质言之，文学批评，它不是捧花的使者，也不是作家作品的臣仆，更不是为现存政治作出伪证的阐释。批评是批评者思考的武器，批评者用它去完成对社会人生精神病灶的窥视与割除。孙犁说，文学评论的工作就是对花木进行修剪，清除对民族国家非常不祥的文风，他形容自己封笔之前的文字，“真如一路闷棍横扫下去，不分男女老少，多有得罪”。当然，批评也不能一味地诉诸砍伐，批评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而不是诱人下水，毁灭作家;应该是提高社会的欣赏水平，促成社会健康文风的形成。因为社会风气直接影响作家的成长。

孙犁的文学批评坚持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触及文学的诸多方面。首先，批判虚假现实主义的种种表现:凭头脑创造“时代英雄”，主题、生活“两张皮”，“千人一题”，“揣摩小说”，“运动文学”，“主题先行”，“贩卖旧货”，侈言“高于生活”，寻找“诗外功夫”等等。指出长期以来虚假现实主义横行，根本原因是我们背离了生活，而生活才是创作的本钱和原则，作家创作的高下之分，起主导作用的是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认识。其次，揭示市场经济下文坛“芜杂”的真相:揭开文学“奖金热”的实质，任何奖金都有它的政治或人事上的目的，难得那么公平;痛斥“以文养文”，即以出版坏事养好书，以出版坑害人的书养有益于人的书，是颠倒是非黑白;对“贵妃文化”、“宦官文化”、“发辫文化”、“金莲文化”、“租界文化”、“秦淮文化”等一哄而起的新文学景象，认为它们不过是沉渣泛起;严肃地批评有的人为博洋人欢心而写“媚外之文”。孙犁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当今的“士林”:如今，有的人弃文从商，有的人文商结合，有的人以文沽名，有的人政余弄文，把文人的蜕变用“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概括得活灵活现;不仅如此，孙犁的批判甚至触及我们的文化制度，他分析说，古人虽有国家或诸侯聚养文人之事，也不同于现在的协会，如今国家把艺术家包下来，养其终身，这样不只无益于国家，更无益于个人及文艺，也绝对形不成百花齐放的景观，“文人必需放诸四海，周游寰宇，使之自谋衣食，知稼穑之辛苦，社会之复杂”。孙犁的这种认识，在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的中国，不能不说是有胆有识的。

3.一个真正的批评者，应该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个性化的批评言说者。那么，批评家的独立人格与“胆量”缘何而来，孙犁提出“定见”论。“定见”即有“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自身的思想”，尤其是“自身的思想”。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教训之一就是作家、理论家主体性、个体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创造性、探索性的严重缺失，不少人写别人的思想，写“长官意志”，写文件政策，既无本身思想，亦无本身生活，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多年来的各种理论之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理论家不断在那里摇摆，观点常起变化。“文学作品，当以公心讽世为目的。”批评家既然是精神的“清道夫”，就不应该在精神上隶属或寄生于某个团体与派别。批评家的批评只对社会、人生和文化未来的进步负责，而不是对当下充满功利目的的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献媚。孙犁高洁的文化品格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他的批评从不去参考别的评论家所定的调子，写文章完全出于至诚，发自热心，只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么如何才能有“定见”?第一，要经得住诱惑。如古人所言，不循物，不蛊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不为名利所动，自甘为文的寂寞之道。由于多种原因，新时期的文坛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以名利为重的不良倾向，有少数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淡薄，文艺成为他们沽名钓誉、名利双收的工具和手段。孙犁对这些不良现象多次提出批评，他最痛恨为了一己之利而“今日装程朱，明日扮娼盗”的胡编乱造，他说:“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从批评主体看，以名利为目的的创作和批评会使艺术家放弃自己对人格价值的追求和自身品行道德的完美，最终使人格堕落;从客体方面看，文学批评态度暧昧，格调低下，会影响作家的素质，形成“作家讨好评论家，评论家讨好作家”的危险局面，造成社会文风的恶性循环。第二，评论家无“定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理论武装，容易被“左”的理论所迷惑，或一味迷信西方的艺术理论，“吊书袋子”，丧失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因此，孙犁坚持理论工作者应加强政治思想修养，同时希望他们补上理论和美学这一课。

对于评论家本身的素养，除上述三个方面外，孙犁还提出:“评论者如果对语言没有修养，只是空谈思想政治，他的评论，只能做一般的批判稿看，不能作为文学评论看。”强调“著述要修辞立诚”，“把修辞和诚意联系起来，我觉得这是古人的深思熟虑，得出来的独到见解”。

三

与批评主体论密切相关的是孙犁“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论。“知人论世”批评方法是对实事求是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与弘扬，是文学上的“拨乱反正”。一方面，“知人论世”要求艺术批评要实事求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作具体的艺术分析。他说:“研究或评价一个时期的文学，要了解这一时期作家的素质。除去精读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外，还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它的社会情况，它的政治情况，即作家的处境。”甚至还要研究作家的性格、心理和生理。否则就作品评作品，只能是肤浅之作。另一方面，“知人论世”批评方法体现了批评者平等地尊重作者的艺术视野与艺术个性的“双主体”思想。郭湛在《主体性哲学》一书中说:“一个真正理解自身作为主体的意义的人，同时也应该理解他人作为主体的意义。作为主体的人，他本身应当是目的，而不是单纯的手段。”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孙犁说，评论家应视作者为友朋，同气相求，体会其甘苦，同情其遭际，知人论世，应“与作者能文心相印，扬其长而避其短，出于爱护之诚，加以斧正”。古往今来，论文之作的一大缺点就是“存有私心”。“己之视人，亦犹人之视己”，因为批评者和作者一样，他观察、感受和思考艺术生活也有一个视觉的角度问题，视觉的有限性表明任何个体看世界不可能是终极整体意义的，只能是生活某个具体的部分或环节。如果批评主体对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方法论和批评标准没有清醒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意识，就奢谈文学批评和品评作品价值的优劣，只能是一件荒谬的事。马理在《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一文中说:“文学批评的历史方法不仅体现在对个体人完整的经验性人伦事理上，更重要的是，这些个体及其行为本身就是目的，不是工具，他们本身就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孙犁评论文字引人入胜的原因，正是他笔下的人物话语获得了主体性的社会意义，这首先得益于孙犁“在运作语言上的自我批判意识，否则，人物只能成为作者思想的‘传声筒’，患上自我‘失语症’”。学者王富仁呼吁:批评家们对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少一点教导意识、判断意识，多一点同情和理解，多一点对创作活动自身的了解，恐怕才是使文学批评事业获得更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谈赵树理》这篇文章中，孙犁把赵树理的成功归结为时代要求与个人才能的两相结合，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与作家的思想、经历、艺术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必要条件。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政治需要的变化，赵树理的作品变得节奏迟缓，开始罗列生活细节，甚至卖弄生活知识。对赵树理的偏执，孙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民间形式，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封建落后，致使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这确是一种通达之论，既说明了民间形式产生的原因与民间形式的地位，又婉转地批评了赵树理对民间形式的僵化认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孙犁充分肯定了赵树理作为“时代歌手”的价值，对赵树理后来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其分析也切中要害，应当说，这是一篇知人论世的典范之作。孙犁论文学现象时同样具有远见卓识。他让人们警惕今天的“新八股”，因为旧八股的余毒并未清除;指出写情写欲并非“创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上就已有了张资平;某些作家想树旗帜，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如此做了，可惜很快被人遗忘了。

“知人论世”方法论的提出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现实的及时提醒与匡正，尤其对20世纪80年代后纷纷涌入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孙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艺术不能不创新，也不能不借鉴新，“但创新非务新奇，以新奇为招徕，为冠冕”，“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批评家如果滥用理论和方法，做表面“高深奥博”，实际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评论，这实是一种退化了的文学“玄学”。还有那种先有概念，然后找一部作品来加以“论证”的批评方法，同样“不足为训”。至于不看原著，止于道听途说或评论之上的评论的“语言泡沫”，孙犁诚恳地指出:“评论家多读作品，较之多读评论，尤为重要。”即使是对“知人论世”的思想方法，他也指出，这种思想如果没有阅历作基础，只能流于从书本到书本，阅历与修养的共同参与，才会使这一传统思想重新闪烁出耀眼的光辉。(www.xing528.com)

“知人论世”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与标准。在当下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浪潮下，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似乎已经终结。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要以为哪一种新批评就具有先进性，在人类思想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些被历史磨洗过，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它们有着长久不衰生命力的批评方法，仍然是引导我们前进的精神火把。历史总是选择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作用的作品。

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法潮涌而入，当代文学批评在借鉴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新”批评概念层出不穷，批评样式千姿百态，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与此同时，对理论界的忧虑与批评也达到空前的高度，进入新世纪以来，丁帆就断言:文学批评的堕落的时代已然到来，文学批评在一个多元而又无序的表面繁荣状态之下，丧失了自身言说的功能。景秀明在剖析了近年来文学批评传媒化、泡沫化和粗暴化的不良倾向后，指出文学批评正遭遇到作家、读者远离，批评界本身不满的尴尬局面。批评界发出了我们亟须那种坦诚、认真、负责任的批判的呼声。一定程度上说，孙犁的许多“隐忧”已成事实。重读孙犁晚年的文字，孙犁的批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的文学批评首先缺乏的不是西方的新方法、新概念，而是批评主体人格建设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风的“拨乱反正”。批评要想重新找回失去的“批评自我”其理论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孙犁.晚华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2]孙犁.曲终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3]孙犁.尺泽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4]王家范.中国历史通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孙犁.老荒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6]孙犁.远道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7]孙犁.如云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8]孙犁.孙犁文集4·理论[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9]孙犁.陋巷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10]郭湛.主体性哲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1]马理.试析文学批评历史方法的涵义问题[J].温州大学学报，2002(4).

[12]王富仁.说说我自己[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

[13]丁帆.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前瞻.江海学刊，2002(3).

[14]景秀明.近年来文学批评的几种不良倾向[J].文艺评论，2000(6).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