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对抗战文学的重要贡献

论胡风对抗战文学的贡献

高文波

胡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文化活动家。研究胡风，不能仅仅研究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更要研究作为文学家的胡风、文化活动家的胡风。本文只就胡风抗战期间的文学活动和有关情况作一番考察，旨在描述他对抗战文学的杰出贡献。

一、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密切关注抗战文学的进程，洞隐察微，坚持文学批评，为抗战文学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胡风曾谦虚地说:他本人不是作家，甚至连文学工作者也不是，他的从事文学活动不过是出于对文学由来已久的热情和为建构文学大厦甘当一名出力小工的真诚。的确，相对于宏伟辉煌的现代文学大厦来说，任何一个作家，无论他的成就如何，都不过是一名“小工”。可是，正是这些无数的“小工”却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主力军。胡风，这位才华卓越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抗战期间自觉把本职工作与抗战这一民族的伟业联系起来，为抗战文学的成长壮大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他这方面的工作内容十分丰富。

抗战伊始，胡风即创办了《七月》，接收大量的稿件，他发现稿中问题不少。针对普遍存在的一些倾向，他有的放矢地进行了指导，他指出:作者在作品中要抓住重点，突出本质的东西，以克服平铺直叙的倾向;作者应避免在作品中大喊大叫，特别是作者不能离开描写对象胡乱喊口号;作品里面可以赞美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但不能全是赞美，也要有批判。可以说，胡风的上述指导思想适用于一切投稿者和文学创作，因而具有根本的方法论价值。胡风觉得，仅仅从作品的如何操作上提醒作者远远不够，他把注意力放到如何提高作家的主要素养方面，做了一些研讨工作。他指出，作家要深入民族生活的传统和现实，以保证创作的充实，要“对于流贯在民众生活里面的民族传统，争得深刻的理解，对于凝结在生活里面的、民众的表现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语言和文学形式，争得丰富的知识和融解的能力”。他又指出，作家同时要眼光向外，努力向世界文艺学习，借助这种向内向外地练硬功、学本领才能使作家们真正提高，创作主体素养上去之后，抗战文艺方能真正取得成就。又如，1939年1月，文协就抗战以来的诗歌创作进行座谈，他作了名为《略观战争以来的诗》的主题报告，他严厉地指出了抗战诗歌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克服，发表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要克服概念化倾向，关键在于“用真实的感觉，情绪的语言，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现作者的心”，就是“把标语口号所综合的丰富的具体的内容，用具体的生活形象或真实的情绪体验表现出来”;要克服说理的倾向，主要是要尽量避免那种直白的长篇大论的说理，诗人要学会隐藏自己，正像西方哲人说的“作家不能在作品中出现，正如上帝不可在日常生活里出现一样”。胡风是很务实的评论家，他一贯反对形式主义。为了保证抗战文学的健康成长，他严厉地批评了形式主义的集大成者——“抗战八股”。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他揭穿了“抗战八股”的实质:内容往往很空洞，文章内容不是从作者的内心出发，而纯粹是一种玩弄概念的游戏，它们常常从政治口号出发演绎政治内容，是典型的政治传声筒，这是非常恶劣的倾向。除此之外，胡风还严厉批判了不少抗战文艺作品的色情倾向，他认为抗战文艺可以描写人性，但决不能把人性庸俗化，也不能把爱情写成色情，他还说，如果遇见这种作家应该狠狠把他教训一顿。

胡风重视从宏观的角度，尤其注意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考察抗战文学，他发现不少作家虽然创作热情很高，但对实际抗战情况并不了解，显得十分浮躁，因而真正有意义的创作题材他们往往把握不住，因而他们的创作也往往呈现两种情况: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所谓主观主义是指作家的“热情离开了生活内容，没有能够体现客观的主观”;所谓客观主义是指作家笔下的“生活形象吞没了思想内容，奴从地对待现实，离开了主观的客观”。这两种情况对抗战文学创作都不利，这使得在抗战的开始阶段，除了少数文学作品比较成功外，大量的作品是不成功的，他由此意识到，克服抗战文学创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一件极其迫切的任务。

他把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同抗战文学运动的方向结合起来作综合的研究。他指出:作家要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并且“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作家要保持不变的人格战斗力，作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是在现实生活里形成的，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只有深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才能丰富发展。他又说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痛苦，表达他们的心声，同时要启发他们的文化意识。他认为，新文学一直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可是做得不够，有关的工作需要继续加强，抗战爆发之后新作家已经出现了不少，要正确对待他们，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

正当抗战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有些人却提出了不少有害于抗战的创作理论:有的要求作家“尽可能地离开现实的人生”;有的要求作家只写光明和正面人物，不写黑暗和否定性人物;有的要求文学的纯粹性，主张文学家及其作品应以文学本身的尺度去估量，不许夹杂别的什么标准，否认抗战现实对文学的意义。胡风揭穿、批判了上述“奇谈怪论”。对第一种论调，胡风批判道:作家不能离开现实，生在战斗的时代怎能离开战斗的硝烟?同样，作家的创作只有在现实的人生里面才能得到血肉的内容、丰富的生命和健康的发展。伟大的文学作品需要伟大的思想作为支撑，而脱离生活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思想总是人生发展方向的综合或提炼，决不能是加在人生颈上的枷锁或游于天际的浮云”。对第二种论调，胡风批判道:如果按照这种“理论”，只能使作家们无视流血成河的战争现实而闭着眼睛做梦，“光明从黑暗的重重包围下面透露出来”，“肯定的人物在否定的人物的围攻里面，在被否定的人物的虐杀下面，在和否定的人物的搏斗中间”。描写黑暗和否定人物并不可怕，关键是作家能否驾驭和代表先进的思想形态，能否从形而下的描写中升华出形而上的质素。对第三种论调，胡风批判道:这看起来非常尊重文学，却可笑之极、荒唐透顶，生活在地球上却要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文学离不开政治，因为现实生活中就必然地包含了政治，文学作品与现实人生的联系尽管要经过曲折的路径，但决不会离开现实的人生，而现实人生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政治。应该说，抗战文学在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长篇小说和不少优秀的短篇作品，除了时代因素和作家创作心态的调整、艺术上的趋于成熟之外，不能不说与胡风等评论家的努力有着内在的联系。

二、通过编辑、出版活动，扶植、培养进步作家，为抗战文学不断造就革命战士

胡风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成绩显著的优秀编辑。他在长时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养成了自己的独特思路，编发、出版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不但锻炼了文学青年，而且从中发现和培养起卓有成就的作家，为抗战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地区的文化出版事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胡风和朋友们凑了几个钱，勉为其难地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创办了《七月》周刊。1937年10月，他到武汉工作，《七月》也随之移至武汉，并改为半月刊。1939年初，他又去当时的“陪都”重庆，《七月》又改成月刊。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他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离开重庆到香港。1944年再回重庆，将《七月》改为《希望》。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继续出《希望》。除此之外，他还受有关方面的委托，编辑《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文艺副刊。另外，胡风还创办、支持了几个出版社。

胡风深知作者们(投稿者)往往很盲目，因此他在从事编辑、出版活动时，非常重视对投稿者的引导。如《七月》创刊伊始，即提倡“民众活动特写”、“抗战英雄特写”、“汉奸特写”、“战地生活特写”、“地方通讯”以及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漫画、木刻、杂感、专论等写作形式。《七月》移到武汉后，将篇幅扩大，引导刊发的作品上质量、上水平，从简单的特写、通讯形式提高到真正文学的程度。《七月》在抗战文艺的大家庭里，应该说是起了非常好的组织作用的。《七月》尽量地团结、号召有共同创作倾向的作家、作者，但不去拉名作家的稿子，它对投稿者是完全公开的。胡风在从事文学编辑活动时，贯彻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反对“冷静”、“技巧”、“题材”论，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

胡风抗战期间的文学编辑和出版活动不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且为现当代文学锻炼了一批文学作者，并在其中培养起了很有前途和作为的作家，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新文学的著名作家，有的还成为标志性的文学家。在胡风编辑的刊物或主持的出版社发表或出版过作品的人甚多，发表或出版过作品的著名作家主要有:萧军，端木蕻良，萧红，艾青，曹白，老舍，宋之的，丁玲，欧阳山，S.M，天蓝，彭柏山，彭燕郊，周而复，聂绀弩，孙钿，力扬，力群，鲁藜，吴伯箫，孔厥，田间，丘东平，邹荻帆，杜谷，冀航，绿原，路翎等。当然，其他更多的作者是没有什么文名的。

胡风始终遵循既定的办刊方针，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至上的作品。凡是拟刊用的稿件，他总是及时通知作者;对于不拟采用的稿件，也尽可能地告知投稿者，并且说明不采用的原因。他从不以作者的文名决定稿件的取舍，在他的努力下，文学新人不断涌现。为推出文学新人，他一方面发表、出版他作的作品，一方面又利用有限的版面为他们刊登作品广告。广告词实则是简洁明快的、富于感染力的作品评论。请读他为天蓝的《预言》写的广告词:“作者是个特彩的诗人，他的热情是在战斗的思想里面锤了又锤、炼了又炼的，因为他所歌颂的是在时代洪炉里面烧过了结晶了的人生。他的笔触带着铿然作响的锋利，他的风格好像是钢板上的发着乌光的浮雕。”再看他为路翎的《青春的祝福》写的广告词:“路翎先生的中篇短篇合集。作者抱着蓬勃的情热，向时代突进，在劳动世界的搏斗、残害、友爱、仇恨的合奏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青春;在恋爱追求的痛苦、忏悔、牺牲、梦想的合奏里，我们看到了人生的青春。但作者一贯地用着祝福的心，不但使读者感到炽热的时代的呼吸，更使读者得到对于人生理想和人生战斗的勇气。”这不同于人们想象中的商业广告，而是有人的血肉和热情的艺术评判。

在抗战之前，胡风已向读者和文坛推出了几个作家:萧红，耶林，田间，端木蕻良，罗淑，艾青等。他们在抗战爆发之后基本上与胡风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和文学合作关系，像萧红、田间、艾青三人迅速成长起来，但胡风仍一如既往地培养他们，予以精心地呵护，只举一例:田间抗战时期创作了不少短小精悍、富有战斗力的诗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受到普遍好评，但同时也招来了曲解甚至严厉的指责、批判，一些原来喜欢读田间诗歌的人，甚至也对田间颇有微词。有个叫杨云琏的青年读者给胡风写了一封信，说田间依然拘泥于简短的形式，吝啬诗句的容量，缺少热情，传达给人的情感单调无力，残破不全，等等。类似这种曲解，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基于保护田间的考虑，他给这位读者回了信。他在信中说，“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的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他的形式最不‘固定’且过于‘灵活’，原因是，他的感觉和情绪，还只是在生活对象上面跳动的”，田间诗的形式是与情感的表达密切联系的，他并没有“使内容缩小适合形式，而是他的内容的容量只用得着这样的形式，他的情感并没有汇成‘奔流’的状态”，田间并不缺少热情，“他对于歌唱的对象，一般地说来是处在一种陶醉状态里面的”。胡风在为田间辩护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田间诗作的缺点和不足。他呵护进步的作家，但决不回避他们的缺陷。

对于确有文学才能的青年，胡风总是倾其所能，为他们的成长施以深切的关照。如S.M(阿垅)，抗战爆发之后，在上海闸北作战时，身负重伤。他在养伤的病床上，创作出报告文学《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胡风十分看重，立即发表了这两篇作品。之后，这位文学青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发表作品，但胡风还是时时关心他的创作，认真阅读他的作品。胡风1982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道，“他的诗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一种凌厉的风格的”，“那战斗的气魄和锋芒，不是那时代某些爱发表旧诗词的诗人所能企及的”。再如，彭柏山，一个从洪湖跑到大上海的青年，当年在左联工作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但他读过外国文学名著后，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胡风的鼓励下，走上了文学之路;他被敌人抓进监狱后，胡风一直想方设法在生活方面照顾他，直至他出狱为止。《七月》创刊之后的第二期，胡风就刊发了他的小说《苏州一炸弹》，后又陆续发表了他的不少作品。胡风是名副其实的文学伯乐。

胡风重视优秀的文学作者，特别是那些很有文名的青年作家，希望他们多投稿子，多发作品。可是，他从不马虎，对已有文名的作家也是如此。如《七月》在汉口出版以后，丘东平(当时已很有名气)从南京寄来一篇稿子，胡风发现其中的人物描写和环境描写都严重失真，当即给丘东平回了退稿信。胡风就是这样，相信作者和投稿者，可是从不迁就他们，真正做到以文取人，不管他的文气有多大，这有利于作者的自我教育，也有益于他们的提高。(www.xing528.com)

胡风在繁忙的文学编辑工作之余，经常孜孜不倦地指导文学青年的写作，对他们来信必复。在胡风看来，这些青年日后可能成长为文学的主力军，因为他觉得抗战时期是一个可以使文学青年迅速成材的非常时期。

三、积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文学的理论宝库

抗战文学的成就，一方面体现为大批优秀作品的出现，另一方面体现为作为智慧资源的理论方面的创造。胡风指出:理论批评是创作过程和作家实践内容的反映，创作不断发展，理论批评也是不断发展的。他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过程也是开展文艺理论研究的过程，他的文艺理论研究有非常独特的思路:他十分注意结合社会现实形势的发展，提炼理论问题，即基于对现实矛盾的缜密分析，把握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中作出超越性的思索，并升华到理论的高度。因此，他有别于那些作静观思考的理论家，也不同于从书本的条条框框出发的学者，他的每个命题都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的理论研究还能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使得论题有的放矢，把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而且他把对当前文学状况的把握跟世界文学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有深度有分量。他始终高举现实主义理论大旗，使纷繁的论述一气贯通。胡风抗战时期进行的理论研究领域很广，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某些论述与抗战之前的一些论述存在交叉之处。抗战时期，他的文艺理论文章主要围绕以下的有关问题展开:“五四”文学传统以及意义，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文学批评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下面对其精神实质略作阐释。

关于“五四”文学传统问题。他认为，“五四”文学传统体现为“人的发现”、反帝反封建以及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鲁迅的作品是“五四”文学传统的体现。抗战时期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知识者的懦弱和妥协，“五四”文学传统在抗战时期受到了放逐。

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胡风指出，形式是内容的本质要素，只有把握住形式才能理解内容，抗战文学的民族形式在本质上是“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中国社会的文艺大家庭中，民间文艺差不多占领了中国的大众的全部，它虽然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吸引了大众认识生活、表达情感的目光并引发了他们的审美意识的觉醒，但是民间文艺在本质上是充满了封建思想观念和意识理念的，因此大众中了毒素而无法察觉;抗战文学如果择取民间文艺的形式是值得警惕的也是极其危险的;抗战文学的民族形式必须体现抗战时期的生活内容，必须体现与文学形式相配合的文学的现实主义内容，而现实主义又必须体现大众的生活斗争、感情思维的表达方式。他又指出，抗战文学的民族形式在时刻警惕民间文艺与生俱来的毒素时，应该更多地择取“五四”文学的战斗传统，同时大力向外国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学习。他在论及抗战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时，对其中十分重要的语言问题发表了十分中肯和高屋建瓴的论述:他认为，民族文艺所采取的语言必然要体现中国大众的情感、思维、审美习惯，它为大众服务，但不是降低语言的质地和品位，它的语言来自大众但又超越大众语言的地域性、粗放性和随意性。

关于“主观战斗精神”问题。胡风在《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多篇文章中，提出并阐发了他的著名理论“主观战斗精神”:强调作家的人格力量，要求作家不但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更要有艰苦的奋斗意志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穿透力;强调作家忠于祖国、人民和民族，养成向上的积极性格和泼辣精神;强调深入现实生活，具有献身精神，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战斗意志在现实中形成，在现实中丰富发展完成，作家应从战斗的生活和人民的奋斗中得到提高，坚决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克服主观精神的低落;强调文学创作源于对现实生活的真诚认识和真正投入，文学创作应如实描写社会最广大民众的精神状态，要能揭露出封建主义的本性;强调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真正投入，是作家克服现实生活的批判过程，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但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捉住它的社会意义，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里面溶注着作家的同感的肯定精神和反感的否定精神”;要求作家思想力的加强，要作家深入感性的对象，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不致自得其乐地离开对象飞去或不关痛痒地站在对象旁边，这样创造出的文学作品才能既体现历史的真实又体现感性的现实的真实;强调指出，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投入又是作家的自我斗争、自我克服的过程，因为“在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里面，对象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拥入，使作家扩张了自己;但在这‘拥入’的当中，作家的主观一定要主动地表现出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的作用，而对象也要主动地用它的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选择或抵抗，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斗争”。

关于文学批评问题。胡风指出，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批评家应该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必须高扬主观战斗精神;他要在对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的分析和批判中，完成人格和美学的双重飞跃;他要告诉读者作品里的好坏善恶，指示他们生活的出路;文学批评不是直接地批判作家，不是说让作家这样做或不那样做，而是要对作家进行积极的引导。

关于历史剧问题。胡风认为，作家应写出历史的真实面目和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联系，他特别强调前者，“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就必然会加强对于今日社会发展的认识，加强了人的力量在历史过程上的作用的自信”。作家要学会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内在的精神联结点，要下大力气研究历史，抓住历史人物的性格，点燃灵魂的火花。

不难发现，胡风抗战时期的理论研究独具个性:他强调文艺的现实主义，重视创作主体的精神作用，可以说，“主观战斗精神”理论是他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联系新文学发展史，应该说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是有可贵的文学史意义的。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自“五四”以来，一直独尊马列主义的文学反映论，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其他的文学主张。这种文论强调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复写和“摄影”，认为作家的精神能动性应该让位于描写对象(所谓客观现实)，认为文学题材决定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弱化了创作主体的主观作用，造成的后果是文学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文学丧失了个性的光芒。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高张创作主体的精神能动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客观主义文学反映论的一种反拨。当然，在这一理论的大旗下，他也有一些过于偏至的论述(如对民间文艺的评价)，这就使得这种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偏颇，但这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比那些看起来四平八稳的所谓“科学”的理论大概更有突破性。在抗战时期提出这种理论并付诸文学批评、文学编辑和出版工作，应该说比强调作家写重大题材、表现壮烈的战斗或悲壮的牺牲场面更有现实意义。事实正是如此，当抗战文坛盛行一味的赞歌之际，胡风明确告诉作家，这是文学在走向歧途的信号，其他有远见的批评家，如茅盾、李南桌、欧阳凡海、罗荪、郭沫若等，也都对此类现象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热情，并做了很好的文学批评工作，在理论上也都很有建树，但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创造却不是他人所能替代的。

另外，胡风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文学交流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论述。总之，胡风在抗战期间的文艺活动成就卓著，他是抗战文学的一面旗帜、一座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1]胡风.胡风全集:第2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胡风.胡风全集:第3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胡风.胡风全集:第5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4]胡风.胡风全集:第7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