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政权问题及文化成因详解

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政权问题及其文化成因

郭文元　巨晓哲

在长达3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赵树理始终关注着农民问题以及革命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李有才板话》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这篇小说中，赵树理用农民的视角对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农村基层政权的现实状况作了审视，揭示了农村基层政权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赵树理，更深刻地认识到农村基层政权问题的存在有着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本文就试从以上两方面对《李有才板话》再作一番探讨。

一

抗战时期，阎家山的农民依旧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苦痛境地，以老槐树底两辈人为代表的广大农民希望翻身当家做主，希望建立民主政权，党领导的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建立民主政权与自己当家做主的希望。但是，抗日民主政权的仓促建立使基层民主政权被封建地主偷梁换柱，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变成了暗箱操作，革命和民主思想成了一个匆匆过客。在小说中，赵树理用农民的视角观察和揭示了基层民主政权的选举、民主政权的性质、民主政权的运作、民主政权的监督等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在民主选举前，阎恒元等大搞舆论攻势，企图操控选举。张得贵首当其先锋宣传员，在李有才的窑洞中他“把嗓子放得低低的:老村长的意思叫选广聚!谁不在这里，你们碰上告诉给他们一声”。“他们”是指老槐树底的老字辈和小字辈了，这样阎恒元的意图就传达到了老槐树底下。这样的政治攻势是见成效的，当小元说不用管“老村长的意思”，要“明天偏给他放个冷炮”时，老秦就阻挡道:“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人谁得罪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对于像老秦这样的广大农民来说，他们在民主选举前迫于阎恒元的淫威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民主权利。

民主选举后产生的民主政权领导者都是阎恒元的“自己人”。阎家祥有精辟的分析，揭出了他们这伙人的老底:“村长广聚是自己人，民事委员教育委员是咱父子俩，工会主席老范是咱的领工，咱一家就出三个人。农会主席得贵还不是跟着咱转?财政委员启昌，平常打的是不利不害主义，只要不叫他吃亏，他也不说什么。他的孩子小林虽然是个青救干部，啥也不懂。只有马凤鸣不好对付，他最精明，又是个外来户，跟咱都不一心，遇事又敢说话，他老婆桂英又是个妇救干部，一家也出着两个人。”新选村长广聚替代喜富，对于阎恒元来说只是“侄儿下了干儿上”的问题，其政权权力仍是阎恒元的。从阶级属性来看，阎恒元有土地300多亩而且“通年雇着三个长工，山上还有六七家窝铺”，是个十足的地主阶级的代表，阶级属性决定了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因此这种民主选举的结果实质只是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沿袭，而且这种沿袭是在革命“民主”思想的掩盖下进行的，便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了。

选举后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肆意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赵树理特意写了两个事件:其一是“说事”的工作程序。首先是小顺在李有才窑里向小福表兄介绍得贵时提到，“这村跟别处不同:谁有个事到公所说说，先得十几斤面五斤猪肉，在场的每人一斤面烙饼，一大碗菜，吃了才说理”，“这都是老恒元的古规”。其次是在“打虎”一节中，马凤鸣揭发喜富时提到自己说事“杀了一口猪”，“又出了二百斤面叫所有的阎家人大吃一顿”。掌握着公权的这些干部在解决邻里纠纷“说事”时，把公权变成了私有的大占便宜的手段，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二是丈地。在阎家山清丈土地过程中，阎恒元大玩“民主”手段，利用农民的弱点玩弄花招把自己300多亩土地丈成了110多亩。党的土地政策就这样被阎恒元等地主阶级在执行“民主”的过程中篡改和破坏了。

阎家山的基层政权从产生到运作始终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体制。从党的领导到群众，都未能做到对基层政权的监督。党的代表章工作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下层老槐树底的老、小两辈人更谈不上对政权的监督了，一个敢说真话的李有才的下场竟是被驱逐出了阎家山，其他人更是敢怒不敢言。

面对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如此严重的问题，赵树理也陷入了困境，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赵树理自身的政治处境和对新生活的期望，使他不得不创造出一个一身正气的清官形象——老杨同志，依靠这一理想化甚至道德化的农村领导干部形象实现了对“问题”的处理。但这个“问题”真的单靠老杨这样的一个清官就能解决吗?

二

在阎家山，革命、民主思想并未深入农村内部，植根于农民心中。面对这些“问题”，赵树理并没有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有恒元、广聚、家祥等一批所谓的坏人的存在。在小说中，赵树理有意无意地为我们提到了隐藏在这些表象之后的更深层的因素，把问题扩展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形态及其人类的特殊生存方式——文化属性，在对这种文化属性的呈现中去探寻深层的、影响规训着农村秩序、农民的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文化因素。

(一)“庙堂”、“公所”与“老槐树”文化秩序

在小说中有一个颇有含义的意象——“庙堂”。首次提到庙堂是得贵在替恒元作宣传时出现的，“明天到庙里选村长啦，十八岁以上的人都得去”。选村长的地点被定在庙里，这样阎家山的村民就有意无意地把村政权同庙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突出了庙堂的广泛认同性和强大的规范力量。其次是在描绘民主选举时提到“庙里还跟平常开会一样，章工作员、各干部坐在拜厅上，群众站在院里”。这样的选举场面展现了阎家山一直以来的权力运行场面，显出了环境的庄严，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政权是神圣的、具有广泛认同性和约束力的。这样在乡村，庙堂这种民间物质载体承载了最高权威的宗教文化，制约着农民思想，成了封建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意识在经历了几千年封建文明之后已是深深地根植于广大农民的大脑中了。

而与庙堂紧密相连的是“村公所”。小说中，阎家山农村基层政权的代表——村公所就置于庙堂之上，“东社房上三间是村公所，下三间是学校，西社房上三间是武委会主任室，下三间留作集体训练民兵之用”。这种设置使村公所就和庙堂一样取得了神圣地位，村公所作出的仲裁就同庙堂一样具有封建权威性和认同感。阎恒元等正是洞察了这种权力—文化关系，利用庙堂与村公所的权威性，以世俗性、礼仪性的形式去钳制人们的思维，控制人们的行动。小说中，“说事”的地方既是庙堂又是村公所，在面对合二为一的权威代表时，如善男信女到庙里祈祷时需要准备香火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一样，说事者在说事前必须依照故有程序准备“说事”所必需的费用。在对权威的敬仰之下，俸之者心愿臣服，吃之者心安理得，一切正常有序。

相对于庙堂、村公所的上层文化形态，阎家山还存在一种处于弱势的、具有广泛基础和顽强生命力的底层文化形态——“老槐树”文化。在阎家山，村民在老槐树下纳凉、聊天，甚至吃饭，这种空间和氛围决定了这个群体文化属性的平民化、自由化和开放化。詹姆逊认为文化“缘自至少两个群体以上的关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独自拥有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群体接触并观察另一群体时所发现的氛围，它是那个群体陌生奇异之处的外化”。“老槐树”文化就成了弱势群体观察庙堂、村公所文化的底层聚会，树下村民的攀谈变成了对乡村权力关系的发现过程。可发现之后的无奈使他们只能在戏谑调侃的语言狂欢中对其进行嘲讽，从而获得消解神圣权威的精神愉悦，李有才板话的传布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www.xing528.com)

阎家山这两种文化观念深植于民众的心里，规定和框囿着广大农民的思维和行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了相当稳固的农村文化秩序，被一代代的阎家山人所继承和延续，这种文化秩序下的生活秩序也就被固定下来了。在抗战时期，革命虽然给阎家山带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并企图改变阎家山的旧貌，然而这种文化的稳固性和排他性，使民主选举被异化，使真正的民主思想观念成了过耳的风，未能吹进农民的心中。赵树理的这种深层的文化思考可从小说中几个农民形象身上看出来。

(二)在“庙堂”、“村公所”和“老槐树”之间徘徊

在阎家山的文化秩序中，赵树理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在这两种文化中徘徊穿梭的农民形象，如张得贵、老秦、小元，使小说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小说中的张得贵是一个完全被奴化掉了的人物，他的儿子给吴启昌当长工，自己又是本村的地地道道的穷人，本属于老槐树下的群体，但他却向往着庙堂和村公所的好处，“跟着恒元的舌头转”。在阎家山领导集体中，他当上了农会主席，成了有名的“吃烙饼干部”。依靠于阎恒元，他只不过是“有时候从阎恒元那里拿一根葱、几头蒜”，“跟着恒元吃了多年残剩茶饭”罢了，为了得上点小便宜，他死心塌地地为恒元做奴才，为讨好阎恒元不惜在老槐树下去偷听大伙的议论，再到阎恒元跟前去邀赏。

老秦是老字辈的典型代表，也处于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地位，但他鄙视劳动人民，崇拜权力，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同样奴性十足。选举前老秦便埋怨小元“放冷炮”，人们议论丈地不公时，他却因占了小便宜而为阎恒元说好话:“我看人家丈得也公道，要宽都宽，象我那地明明是三亩，只算了二亩!”他初知道老杨是干部时便对老杨很恭敬，后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又打心里看不起他，后来又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最后当老杨把他的地夺回来后，他又拦住老杨“跪在地下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们真是救命恩人呀!”老秦身上显出的这种“唯上”、“唯权”、“唯利”的价值观，又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和认同的，因而老秦们的翻身“不独需要战胜自己的敌对阶级(以恒元等为代表)，异己势力(以刘广聚、张得贵等为代表)，而且要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从老秦最后口呼恩人、磕头的举动看，老秦们能否战胜自身的异己心理还是令人担忧的，因为这种感恩是他们发自心灵深处的，是虔诚的甚至是神圣的，赵树理在此写出了“农民令人震惊的悲剧文化性格”。

更深层的是具有这种“异己心理”文化性格的农民一旦拥有了所有农民都梦想的一定财富和权力后，这种农村的权力文化秩序又会怎么样呢?小元最初也是老槐树底小字辈的代表人物，与老娘相依为命，在阎家山是很穷的农户，一直受到阎恒元的欺压，因此在与阎恒元的最初斗争中他非常积极，阎恒元为了报复才故意把他选成了武委会主任。问题是受训回来的小元在掌有一定的实权后，就非常容易地被阎恒元拉进了庙堂、村公所的阵营。他经受不住一套制服、一支钢笔的诱惑，很快的“穿衣吃饭跟人家恒元学样”，“不生产，不劳动，把劳动当成了丢人的事，忘了自己的本分”，“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而终与恒元们同流合污了。小元始终也没能逃出封建传统文化造成的农民文化心理和性格藩篱。

而得贵、老秦、小元这样的人在阎家山还有很多，他们处于弱势，在社会事务中更多的是观望、推诿、寄希望于别人，而一旦个别人在权力秩序上翻了身，他们也不会成为他们这个底层群体的代言人，相反只会效仿原来上层者谋求私利，奴役乡亲，老槐树底的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悖论的背景上一代一代地重复着他们的悲剧。阎家山的农民无论是在革命前还是在革命后始终都是按照原有的处事方式办事的，阎家山的权力秩序、文化秩序还是没发生变化，在他们的思想中不同的只是“衙门”改“公所”而已。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树理对民族性的思考，这使他的小说有与鲁迅相同的思考角度。

《李有才板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抗战时期农村真实状况的原生态叙述，并且传达出这些“问题”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这种对农村社会的政治、权力、文化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和关注，使这篇小说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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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