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爱情叙事分析

论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

杨利娟

赵树理以歌颂恋爱自由的小说《小二黑结婚》而享誉文坛，但之后他创作的《三里湾》、《卖烟叶》等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却颇受诟病。通过对这一悖论的探究，我们发现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存在着明显特点:首先，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其次，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附丽于政治之上，并随社会矛盾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借爱情叙事反映现实问题是其小说的本意所在，这种创作理念导致了其作品中爱情叙事的简单化。

一

《小二黑结婚》的发表使赵树理声名鹊起，成为解放区的文学明星。从1929年创作《悔》在文坛初试牛刀到1964年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卖烟叶》为止，在赵树理公开面世的68篇小说、故事(依据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赵树理全集》)中，有关爱情叙事的小说主要有《有个人》、《福贵》、《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灵泉洞》、《登记》、《三里湾》、《卖烟叶》等。纵观这些小说中的爱情叙事，一个显著特征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经历了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根据赵树理作品中爱情的存在形态，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有个人》、《福贵》为代表的遵从父母之命成婚的传统爱情叙事;二是个性意识觉醒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并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携手抗争，代表作有《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登记》、《灵泉洞》等;三是以《三里湾》、《卖烟叶》为代表的年轻主人公以明确的价值判断自觉选择感情归宿，表现出敏感清醒的政治意识。《有个人》描写了老实本分的秀才之子秉颖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最终债台高筑被逼远走他乡的经历，《福贵》则表现了普通善良的农民福贵在新旧社会人鬼两重天的巨大变化。两篇作品爱情叙事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遵从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走入婚姻，先结婚后恋爱，在共同承担苦难生活的过程中建立了深厚感情。长期浸淫在传统礼教中的旧式女子没有选择爱情的自由，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只有夫唱妇随，听从命运的安排。她们对丈夫表现了十分的顺从:秉颖女人对他“比恋爱专家还要好”，当秉颖从准士人变为农人后，他的妻子随喜丈夫，无怨无悔地告别了脂粉幽香，坦然接受了褥子上秉颖的土脚印，甚至“反而好像‘这样便好’”;福贵的妻子银花对丈夫体贴入微，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苦难中煎熬了七八年，仍矢志不渝地等待着音信皆无并被人骂为“忘八贼汉赌博光棍”的丈夫，并表达了对丈夫的充分理解和信任:“是你们不摸内情，俺那个汉不是坏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旧式婚姻中，不论是带有士人影子的秉颖还是纯粹的农人福贵，都没有表现出男尊女卑的封建大男子主义思想，而是投桃报李，与妻子平等相待，夫妻相濡以沫，共同分享艰难生活。这种追求两性人格平等的思想，流露出作者在五四风潮影响下鲜明的民主意识。秉颖、福贵生活在民族民主革命猛烈发展时期，彼时人民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阶级敌人垂死挣扎以图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更为变本加厉。如果说此时政治上备受压迫的秉颖们的爱情尚处于自发状态，他们的个性意识还停留在蒙昧混沌状态中的话，《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登记》、《灵泉洞》中沐浴在新政权麾下的主人公们则享有了自由恋爱的权利，他们的爱情带有浓郁的自发色彩，在争取婚姻自主的过程中他们表现了鲜明的个性意识。女子天生丽质，男人英俊勇敢——郎才女貌是这几篇小说爱情叙事的共同模式。关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是怎样萌发的，《小二黑结婚》中有这样的描述:“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作家并没有深入开掘两人相爱的深层思想基础。《登记》中的艾艾与小晚、燕燕与小进的爱情也基本如此。其他如《邪不压正》中的软英和小宝、《灵泉洞》中的金虎和小兰则是儿时的伙伴，他们在长期相处中萌生了恋情。这种单一的爱情模式带有“落后农村纯朴的乡土式的自发的特点。它在描写时还没有完全脱尽中国传统小说所谓的‘郎才女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窠臼”。不可否认，这种爱情叙事模式对传统并无多大突破，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新政权的建立宣告了农民政治上的翻身，但长期落后蒙昧农村生活的浸染并没有也不可能迅速改变他们的精神面貌。因此，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的自发色彩。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自发的爱情已然折射出新的时代信息。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主人公的社会意识逐渐觉醒，清醒自觉的爱情观取代了纯朴的自发式爱情模式。《三里湾》中，中学毕业生、团支部书记范灵芝在爱情上有着明确的择偶标准:除却人品相貌的基本要求外，她更看重思想进步、有文化、有能力和有抱负。为此她处处留心，谨慎行事，最终放弃了虽然文化程度与自己般配但思想不够进步的同学马有翼，选择了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大公无私、在劳动中极富创造精神的玉生，并大胆主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她清醒地对玉生和有翼的家庭进行了比较:“玉生家里是能干的爹、慈祥的妈、共产党员的哥哥、任劳任怨的嫂嫂;有翼家里是糊涂涂爹、常有理妈、铁算盘哥哥、惹不起嫂嫂。玉生住的南窑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模型、工具，特别是垫过她一下子的板凳、碰过她头的小锯;有翼东南小房是黑咕隆咚的窗户、仓、缸、箱、筐。玉生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党、团、行政、群众团体的干部、同事，常作的事是谈村社大计、开会、试验;有翼家的院子里，常来往的人是他的能不够姨姨、老牙行舅舅，作的事是关大门、圈黄狗、吊红布、抵抗进步、斗小心眼、虐待媳妇、禁闭孩子……她想:‘够了够了!就凭这些附带条件，也应该选定玉生、丢开有翼!’”《卖烟叶》中，王兰和贾鸿年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产生了爱慕之情，但因政治和生活道路的分歧最终分道扬镳。在学校时王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心直口快、有甚说甚”，是一个先进的共青团员，而贾鸿年则“看客下菜、看风使舵、明似谦恭、实则傲慢”;回农村后王兰对生活充满热情，在脚踏实地的劳动中逐渐成长，而贾鸿年好逸恶劳，投机钻营，最终成为令人不齿的落后分子。贾鸿年曾以出色的文学才华和貌似进步的政治表现赢得了王兰的垂青，但当王兰经过理智地观察和分析看清其为人后，果断地挥剑斩情丝，体现了社会主义新人自觉冷静的感情抉择。

从秉颖式的遵命婚姻到小二黑们纯朴的自发爱情再到灵芝、王兰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自觉的感情抉择，在主人公的爱情从被动走向自发再到自觉的过程中，主人公们也经历了从个性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觉醒。从自发爱情中个性解放意识的觉醒到社会解放思想下自觉的感情取向，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跨越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从而使其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

二

立志于“文摊”文学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以“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作为自己毕生的创作追求。他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并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以此来探究他作品中的爱情叙事，不难发现: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政治紧紧胶着在一起，并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呈现出从反映敌我斗争到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变化。这从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成文过程可窥一斑。

《有个人》和《福贵》以爱情叙事穿插在小说中，旨在控诉阶级压迫和剥削对人民的残酷戕害;而《小二黑结婚》的内容虽然是歌颂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其目的却在告诉人们:唯有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篇小说是赵树理在实际工作中调查研究的结晶。现实事件本来是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故事——小二黑的原型岳冬至为追求恋爱自由被恶势力暴力致死。而更令人锥心和愤慨的是，悲剧发生后，受害者家人和当事女方家人竟然都不同情他们的自由恋爱，居然认为适当地教训一下岳冬至是应当的。尽管边区政府已制定并颁布了新的婚姻制度，但农村中对封建包办婚姻视为经典、奉若法规的陈规陋习依然根深蒂固;而对于村长之流的罪恶行径，农民们反倒表现出莫大的容忍，这种状况深深撼动了赵树理敏感的心。“为了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他决心以岳冬至为原型进行创作，来刺激人们被传统习惯愚弄得麻木不仁、是非不分的神经，把他们从血腥的社会偏见中拯救出来。”与以往其他作家以阴郁的笔调、悲剧的结局对旧社会进行鞭笞和挞伐的同类题材相比，赵树理“以热情、开朗、乐观的心情对新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歌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不能不是作家处理恋爱题材的一个重大变化”。

作为《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登记》虽然是配合婚姻法的宣传之作，但其却并非图解政策，而是现实矛盾在作家作品中的艺术反映。新政权的成立为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提供了政策保障，但在现实生活中，赵树理发现农民的婚恋问题并未因此一帆风顺。在共产党的革命政权中，尤其是在具体执行婚姻法的区、村基层干部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固守着僵化的封建观念，办事主观武断，动辄以权谋私，成了男女青年婚姻道路上难以逾越的主要障碍。这种现象如若得不到鞭挞和遏制，婚姻法将成为一纸空文，妇女解放更是无从谈起。凭借与农民血浓于水的精神联系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腔热情，赵树理将一篇有“遵命”之嫌的小说演绎得有声有色，并成为作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佳作。

《邪不压正》是赵树理表现农民婚恋问题的又一篇小说，该文的发表曾引发了强烈反响，誉之者欲捧之上天，毁之者欲按之入地，评论者甚至为究竟谁是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争得不可开交。赵树理为此写了《关于〈邪不压正〉》。他明确表示:“我写那篇东西的意图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基于土改初期流氓混入干部队伍和积极分子群中，在群众头上大抖威风，而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时，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的现实考虑，赵树理创作了《邪不压正》以为警示。“我所以套进去个恋爱故事，因为想在行文上讨一点巧。”这个套进去的软英和小宝的恋爱故事，对他而言只是要“把它当作一条绳子来用——把我要说明的事情都挂在它身上，可又不把它当成主要部分”。为什么会这样写呢?作者是这样考虑的:“要是正面写斗争恶霸、穷人翻身，少数人多占了果实留下穷苦窟窿，二次追究中连累了中农，一直写到整党、纠偏，篇幅既要增长，又容易公式化，所以我便想了一个简便的方法，把上述一切用一个恋爱故事连串起来，使我预期的主要读者对象(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从这一恋爱故事中，对那各阶段的土改工作和参加工作的人都给以应有的爱憎。”表现土改斗争却不从正面下笔，而是围绕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所发生的曲折变化，以及一些不走正道的农民借着土改运动的风暴，扩大打击面，破坏党的政策，达到自私肥己的目的，通过这些描写展现农村民主革命运动的复杂和激烈，说明进步势力终将战胜邪恶势力，才是《邪不压正》的主旨所在。

1953年，赵树理奉命调往全国文协(后来的中国作协)担任驻会委员，这个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农业合作化的论争激发了他创作《三里湾》的欲望。赵树理说:“写《三里湾》时，我是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旧式农业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评。因为当时有些地方正在收缩农业社，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扩大。”在长期的酝酿和工作体验中，赵树理本着问题意识创作了《三里湾》这部首次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作品从农民的家庭生活、劳动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和党内生活等相当广阔的范围内落笔，表明合作化运动已成为势不可当的时代潮流，而社会主义新生力量必定要战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小农经济习惯势力。

多年来，赵树理一直用忧郁的眼光注视着农村知识青年的动向，并为他们鄙弃农业、向往城市、追求名利而愤慨焦虑，于是继《互作鉴定》之后，他又创作了《卖烟叶》再次表达自己的忧患和期冀。小说主角贾鸿年的原型是一个常常向赵树理请教的文学青年，他曾以极其谦恭的态度骗取了作家的信任，从而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然而此人动机不纯，企图一鸣惊人，在一事无成后弃文从商，一变成为投机倒把分子。赵树理对此痛心疾首，他以该青年为模特，虚构了一个正面人物王兰，通过惯用的对比手法，以两人的爱情纠葛来结构故事，抒发了希望青年热爱劳动、安心扎根农村的愿望。不幸正赶上文艺界的多事之秋，该文的发表成为他“写中间人物”的口实而招致口诛笔伐。(www.xing528.com)

从《小二黑结婚》、《邪不压正》反映人民与混进革命内部的坏分子作斗争的敌我矛盾到《登记》、《三里湾》、《卖烟叶》揭露官僚主义、表现进步与落后的人民内部矛盾，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始终与政治胶着在一起。以爱情叙事为线索却不致力于爱情描写，通过爱情叙事揭示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构成了赵树理小说中爱情叙事的独特方式。

三

作为人类永恒的感情，爱情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爱情叙事在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笔下异彩纷呈。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无疑流于简单和模式化。有读者写信给赵树理，说《三里湾》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甚至有人批评《卖烟叶》中的王兰“简直可说是赵树理笔下唯一不真实的人物——言谈举止全然不像一个在谈情说爱的知识女性——赵树理肯定很少接触这种少女，一点不懂他们的恋爱心理，竟把李成娘处理破布的方法搬过来，让王兰把爱人的信件信物分门别类、编号归档，则是令人不能置信的”。文学批评欢迎百家争鸣，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描写确实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如果因此断定赵树理根本不懂爱情描写和恋爱心理，则会显得武断和以偏赅全。在其早期小说《有个人》中，有秉颖被迫离家前夕和妻子话别这样一幕，赵树理把恩爱夫妻恋恋不舍、缱绻不已的深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堪称一幅美丽动人的爱情画面，“他抱了她睡倒，也和拍银妞(秉颖夫妇的女儿)一样轻轻拍着她一点无言的安慰”，及至秉颖不得不动身时，“不禁又抱住她，紧紧吻她”。因此，日本学者野二看了《有个人》这篇小说后，马上就改变了自己认为赵树理的爱情描写很糟糕的成见，“这个描写不仅美好而且有道理，让人心服呀!……这个美好的描写，还是通过他的深刻的眼光所能做到的。他毫不回避地注视着并解剖着严酷的现实”。

在赵树理小说的爱情叙事中，尽管女性经历了从个性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觉醒，但她们的性别意识却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对此我们虽然不无遗憾，但也要认识到，正如一个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们不能苛求作家脱离自己的生活时代做不着边际的虚构。作为农民的代言人，赵树理始终植根于现实的大地，以谨严的现实主义态度描摹农民生活与精神的点滴变化。正像他对批评《三里湾》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描写”的答复那样:“‘有爱情的描写’这种写法，目前我还写不了。因为在咱们农村，尽管解放了多年了，青年们都自由了，但在恋爱、婚姻上还不能像城市那么开放。如果我把他们的恋爱写成就像你们说得那样有声有色，花前月下呀，舞厅公园呀，目前在农村还办不到……文学创作，在技巧艺术上要高于生活，但不能脱离实际。生活中没有的东西，你硬去编造出来，就失真了。”朴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一个具有民间情怀的知识分子重视生活真实却又不拘泥于现实本身的创作追求。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一方面是赵树理小说中的爱情叙事流于简单化，而同时这种单纯的爱情叙事也更凸显了其小说的现实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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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树理.关于《三里湾》的爱情描写[A]//赵树理全集:第4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