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平 张 芬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周文是“以鲁迅先生为旗帜的左翼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埋头实干的作家”，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分》、《多产集》、《爱》、《周文短篇小说集》，中长篇小说《在白森镇》、《救亡者》、《烟苗季》等。鲁迅称其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并先后两次将周文的小说介绍到国外发表，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周文研究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其冤案平反后，相关研究才初露生机，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西安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一批可喜的著述及论文，使得周文创作的基本风貌逐渐显现。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周文就以其独特的小说风格在左翼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周文以纯客观的他者姿态，用冷峻的笔调和原生质朴的语言为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了“边荒一隅”的独特风景，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小说叙事风格。本文即希望以上述的题材选择、人物形象、表达方式来论析周文小说风格的形成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以期对周文创作有更深一层的领会和把握。
一
古往今来，凡为优秀的作家无一不具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李白的清新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鲁迅的冷峻犀利、老舍的京味幽默等都在当时的文坛中独树一帜，因而，鲜明的风格特征对于作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风格的形成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周文的小说就以独特而鲜明的风格特征在中国文坛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小说的风格若按黑格尔的审美理想划分属于严峻一类，按中国简单的两分法属于非“柔”而“刚”的一派，按刘勰的“八体”划分则是新奇(非典雅)、显附(非远奥)、繁缛(非精约)、壮丽(非轻靡)的综合，总之是以纯客观的视角作几近冷酷的表达，这种冷峻风格的形成是周文创作个性的外在显现，同时也是时代、民族、地域、阶级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简练而深刻地表明了文风与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道理亦然，对作家个体而言，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无法遁逃的巨网，关涉着作家的创作表达，成为其文学作品的隐性指认特征。周文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在其出生的20世纪初迅速地易位切换，带来了经济生活、社会思潮、文学艺术等全方位的变革，但是旧势力却并不甘心于自己突然地被迫退位而时时寻求机会进行反扑，同时也造成旧势力之间的多方交恶，因而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各地军阀战乱频仍，百姓生活困苦，及至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双重叠加，造成中国社会难以想象的混乱局面，这种特殊的时代特征是所有身处其中的作家都无法规避的时代胎记，它决定了周文不可能不执著于现实而正视自己身在的血与火的社会，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真实再现当时的社会情状以及底层民众血泪交织的窘困生活。
如果说时代因素在作家风格形成中的影响稍显隐蔽的话，那么地域特征之于风格的体现则要直接明了得多。鲁迅笔下的未庄、鲁镇带有浓郁的浙江水乡气息，沈从文塑造的湘西世界再现了边地的农村风貌，萧红叙写的呼兰县城提供了独具东北特色的自然景观，此外，废名笔下的湖北黄梅县城、赵树理笔下的山西农景、师陀笔下的河南果园城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熏染，文学的历史会是怎样的齐整而失色。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中，周文的小说所以能独树一帜并得到鲁迅的青睐，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其作品中体现出的鲜明地方特色。周文生长于遥远腹地的西南边陲，那里自然条件恶劣，没有北方的辽阔壮大，更没有南国风情的柔丽灵秀，有的是川康边境特有的自然地理与民俗乡情。周文18岁起就在川边军队中做事，曾随军队转战而亲身经历过高原气候的险恶，感受过军政界中人性的复杂，因而我们得以见识在其他作家笔下无法呈现的独特景物:雪山、寒风、糌粑、酥油、鸦片、鲜血、死亡、尸体……这些都是形成周文小说风格的重要地域特征因素。
除了时代与地域的客观因素外，作家个体的主观因素是风格形成的重要内在依据，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作品所有的外部特征都是作家主体精神、人格气质、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的外在表达，它们内在规定了风格的形式呈现。周文在不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父亲的早逝、祖母的冷眼、亲戚的恶言都使年幼的周文从小便受尽了心灵的创伤，他本人曾回忆说:“年幼的我们，便开始受到社会的冷眼和歧视，遭到亲戚的呵斥，受到大大小小孩子们的侮辱，我的一颗小小的心，便刺上各种创伤。”童年的痛苦记忆好似沉入水底的潜石，是周文一生都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这就决定了周文的作品不可能表现出林语堂式的幽默豁达，徐志摩追求爱与美的诗意浪漫，冰心对于人间有爱的理想抒写，而更多地流露出冷静的观察与表达。
二
风格是一种综合的品质，是作家主体意识与作品内容及形式的有机结合，它以独特的表达方式直接地展露，同时也通过作品题材的选择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得以体现。周文小说的冷峻风格就综合体现在其题材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塑造及表达方式的呈现上。
题材上的表现主要在于周文“以沉重峭拔的笔调，画出川康地区的人间百相图，画出‘边荒一隅’的满纸沥血的素描”。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中塑造了一个阴冷黑暗的边远世界。这里没有辽远秀丽的自然山水，没有浓密相惜的痴男怨女，有的只是上层官僚无休无止的明争暗斗与底层民众的痛苦挣扎，“弥漫着蛮荒偏僻地域的中世纪式的黑暗，有一股拂之不去的阴湿凄苦，有一股漫山遍野的血雨腥风”。周文之所以敢于冲破当时左翼文坛的题材限制，大胆暴露“边荒一隅”的丑陋阴暗是因为得到了左联盟主鲁迅的鼓励，鲁迅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曾说:“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于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们的作者们，大半都是从旧社会出来，情形熟悉，反戈一击，易制敌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现在能看到小说的大多数，究竟还是稍为能出得钱买书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地使那些觉得这世界一切都很完满的人们来看看他们所处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暴露的作品是还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怎样的看法。”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周文没有躲进书屋的寸方天地吟风弄月，独抒性灵，也不去描绘大上海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而是将一个不为人知的边地军政世界完全赤裸地暴露，也正是这种对非常态世界的持续关注使得周文小说冷峻的风格首先获得了题材选择的基础。
周文用半数以上的短篇和几乎全部的中长篇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之外再现了一个阴冷的黑色世界，这里没有真与善、爱与美的温情色调，而是到处充满了严寒、鸦片、血腥、杀戮、死亡、尸体等阴森恐怖的意象，随时上演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卑劣行径，因而带给读者一种不寒而栗的非愉快的审美感受，《雪地》、《山坡上》、《退却》、《俘虏们》、《第三生命》、《在白森镇》、《烟苗季》等便是其代表作品，这之中我们会清楚地了解到在川康边境的高原气候下，军阀部队从作战到撤退的全过程以及战争带给生命的巨大伤害。在《山坡上》中，敌我两军展开生死对决，不断有脆弱的身体倒下，最后“彼此皆人”的主题显现，王大胜与李占魁由死敌变成了兄弟;在《退却》中，作者描写了两军经过一天一夜的对峙后，一右翼散军仓皇撤退的狼狈丑相;《雪地》中，驻防藏番的官兵在返回营地的路途中，更要和奇崛险恶的雪山挣命，死里逃生后仍无饷可拿，于是群起哗变;《俘虏们》中，作者描写了战争中被擒的俘虏们在敌方受尽的非人待遇及俘虏间黑暗的等级差异。
《在白森镇》和《烟苗季》两部小说则将笔端由血腥的战场转到常态下的文争武斗之中，《烟苗季》“以纷繁的线索，偶或难免节外生枝，以生动的人物性格，每每是细致逼真地揭示了川康地区军阀为政的凶残和险恶，揭示了军阀之间割地分肥、军阀内部上下猜忌、派系纠结，裙带风、朋党风渗透于每个组织细胞的封建性结构”。而《在白森镇》“以施服务员为着笔的主心，在穷形极相的社会剖析中，揭示了军阀、官吏、土匪的连环套给县乡治裁下的黑色根苗”。
除了上述一贯以作者亲身经历为主的军政界题材外，周文另一类叙写小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同样体现出题材选取上的冷峻特征。如果说前者展现的是非常态状况下人性的丑陋与阴暗，那么后者则是对日常生活中人的悲剧性存在的深刻揭示。《三个》中，玉方、华光、阿元的生计命运全部牵系于老板的喜怒哀乐，即便是苦中作乐的涂红玩闹都是可能招致灾难性后果的奢侈享乐;《一幢房里》专接外国水兵的私娼的悲剧命运不光来自于生活的残酷压迫，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其姘头的暴力威压，即便是在有着温暖标题的《爱》中我们也丝毫感受不到爱的温馨甜蜜，反而时时体尝到亲情与爱情之间的冲突与伤害。
三
除了一贯的题材选取之外，周文小说的冷峻风格还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上。周文曾说:“艺术作品决不是‘故事的编排’，‘政治的杂音’，而应该是以现实的人为主体。”他用毕生的小说创作为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添加了冷面一派的人物形象系列，即上层争权夺利的军阀官吏和下层受苦受难的广大士兵群像。无论是上层的官吏还是底层的士兵，二者身上都不具有优美温暖的人格力量，前者尽显人性中的丑陋阴暗，他们制造卑鄙可怕的事件，时常暴露伪善面孔之下的狰狞面目;而后者则时时处于被前者压榨欺凌的悲惨境地，令人不禁心寒慨叹。
在上层军阀官吏的系列群像中，高大正义的英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在周文的笔下他们是一群互相利用，卑鄙冷血，为权利金钱联系裙带，乱结朋党，施尽心机，不顾下层士兵的死活，甚至草菅人命的活鬼，集中代表了人性恶的一面。如《雪地》中私贩鸦片、乱搞蛮太太、最终却以鸦片贿赂旅长而脱罪的营长;《红丸》中身为禁烟官员却为查获的一坛红丸而钩心斗角的王科长、张科长、李督察员;《俘虏们》中不顾士兵俘虏死活却对连长俘虏特殊照顾的王连长等等。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在白森镇》和《烟苗季》中军阀官吏的群像，《在白森镇》中，刘县长与陈分县长为了地方政权而明争暗斗，刘县长阴险狡猾，诡计多端，设下土匪与陈分县长勾结的圈套，利用施服务员的不谙世事巧妙地将对手陈分县长拉下马，事后又诱惑施服务员代自己去做无利可图的苦差，而陈分县长由于与参谋长有裙带关系，因而获罪后并没有出现刘县长期待的置之死地的严重后果，反而利用手中最后的余威将公款财务席卷一空，并离间刘县长与施服务员，使后者终于恍然大悟而愤然出走。长篇小说《烟苗季》展示的冷面人物群像更为广泛、复杂，围绕着禁烟委员的线索，敌对双方悉数登场:一方是握有军事实权的旅长、赵军需官、陈监印官、张副官长等，另一方则是有司令作后台支柱的吴参谋长、李参谋、沈军医官、周团长、孙连长等。旅长虽打败过“江防军”，握有兵权，但毕竟是一介武夫，粗暴鲁莽，没有主见，不攻心计，但对背叛自己的人却心狠手辣，不留活口，而吴参谋长却要阴险狡诈得多，且善于心计，依仗司令官作后台，私交洋人，内与周团长勾结，外与敌军交好，最后将旅长逼上绝路。此外，赵军需官的挑拨离间、陈监印官的懦弱怕事、李参谋的巧舌如簧、余参谋的愚笨胆怯等都被作者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www.xing528.com)
如果说上述人物群像所体现出的冷峻风格只是由于读者表面的厌恶而引起，那么底层士兵群像身上所体现出的冷峻则是源于读者对其悲惨命运同情后的慨叹与无奈。他们处于军队的最底层，要与敌人在野蛮血腥的战场上作你死我亡的搏斗，即便侥幸胜利也还要和恶劣险绝的自然环境挣命，但到头来连基本的军饷也拿不到，于是终于发现真正的敌人其实并不在战场上而就在自己的面前。《山坡上》中王大胜和李占魁的形象是所有在战场拼命厮杀的士兵的缩影，在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非常态情境中，只有战胜对方才能保全自己，因而二人都表现出动物性的本能，要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当死亡以最残忍的方式逼近时，李占魁终于发现了“彼此皆人”的道理，将泪水流在“弟兄”王大胜的脸颊上。《雪地》中作者塑造了夏得海等哗变士兵的群像，他们以残酷的代价穿过了到处暗藏死亡威胁的大雪山，满以为可以拿到用性命换来的饷钱，但层层的克扣使他们最后的希望也落空了，于是，乱由官逼，他们将刺刀砍向面前的真正敌人，最终完成了集体的出走。
四
上述周文对于别样阴冷世界的描绘以及冷面一派人物形象的塑造所体现出的冷峻风格如果说是“表现的冷”，是作家记忆的自然传达，那么表达方式的选取则是“表达的冷”，是作家主体的主动选择过程，蕴藏着作家的写作态度和基本立场，同时也更加内在地表征着作品的风格特征。
周文曾说:“要写出客观的真实，应该是由人物在事件发展中自然的流露，那末在写法上采用叙述，或作者随时从作品人物行为间伸出头来插说几句的办法，究竟不妥当了。因为叙述的，常常会多出许多作者主观的议论，而不是现实自然的流露。这样看来，要做到完全是写实的，必然地应该是素描的，因而也才是形象化的。”周文正是以这种客观真实的原则来实践自己全部的小说创作，在其作品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作家自己的影子，周文始终游离于文本之外，以他者的姿态对事件的发展、人物的命运作冷静的近于冷酷的叙述与描写，从不掺杂主观的喜怒哀乐、爱憎嫌恶。在《山坡下》中，关于赖老太婆死亡过程的描写便典型表征了周文在表达方式上的冷峻风格:
破布分开，现出断了的关节，血红的碎骨和碎肉，膝管骨在那血红中透出一点白色，血水从那碎肉与碎骨那儿汩汩地流了出来，好象涌泉……那碎肉周围的血水还是湿腻腻的，两个蚂蚁的细脚便洗澡似地在里面乱动，染成亮亮的红色。前面的一个就用它头上两条粘血触须夹着碎肉的下面，碎肉一动却把头压住了，于是所有细丝似的脚都在浅浅的血水里乱动起来。后面的一个蚂蚁伸出头上的两条粘血触须去推那碎肉，前面的蚂蚁才拉出它染红的头来，于是绕着碎肉又转了一圈……赖老太婆的两耳嗡的一声，牙齿一咬，眼前顿时变成黑暗，高高伸出去的两手向地上一搭，惨白的脸便慢慢地慢慢地搁在地面，鼻尖埋在土里。
周文如此冷静甚至冷酷地描写一个老妇人生命走到尽头的悲惨过程，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并不多见。鲁迅与沙汀的表达也体现出冷峻的特点，但鲁迅的冷不是视觉感官上的表面暴露，而是含蓄内敛的情感抒发，是一种需掩卷深思后方可体悟的深层的冷，而沙汀的冷自然地融合于其辛辣的讽刺之中，沉实厚重的同时却也少了“一点点紫黑色的血”。周文则完全以他者的姿态外在于文本的存在作纯客观的表达，丝毫看不出作家的主观情感的介入，即便是在面对人生大亡大灭的终极状态时也能保持一贯的客观与冷静，依然如故地对死亡进行大胆而赤裸的描写，泉涌般的血水、群聚的黑色大蚂蚁、血红的碎骨和碎肉任谁读来都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而周文直白而不动声色的描写，不加任何的修饰反而造成了陌生化的阅读效果，加强了作品阴冷悲森的整体氛围。
在周文全部的小说创作中，冷峻的艺术风格始终贯穿如一。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西南边陲的地域特征以及作者自己的主体精神构成了周文小说冷峻风格的形成要素，而周文又将这种冷峻风格自然而然地融合于题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塑造及鲜明的表达中。无论是“边荒一隅”的阴冷世界、冷面一派的人物群像还是不动声色的冷静表达，都让读者感受着非温暖的阅读情境，同时这种一贯的冷峻描写也标志了作家的成熟。虽然周文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于短短的四五年时间里，小说的文字总量也不可谓丰厚，但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依然占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新一轮左翼文学研究的热潮中，周文的小说创作理应得到更加广泛而高度的重视，从而使其在现代文学的历史坐标中获得真实而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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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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