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启蒙文学：三种精神取向

论延安启蒙文学的三种精神取向

祝学剑

五四启蒙文学随着经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到来而传播到延安，延安掀起的启蒙文学思潮对延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前人对延安启蒙文学已作过一些探讨，但这些探讨都比较简单笼统，没有看到延安启蒙文学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需要追问的是，延安启蒙文学到底表现出哪些精神取向?与五四传统发生了怎样的联系?这也是本文要论述的问题。

五四知识者以启蒙思想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审视，对封建伦理道德发动猛烈批判，以破坏一切的反叛精神将传统彻底打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个性等人的现代价值得到关注。陈独秀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高呼要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来推倒忠孝节义等封建的“奴隶道德”。鲁迅始终将“立人”作为他早年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根本，大声疾呼:“东方既白，人类向各民族要求的是‘人’。”五四启蒙文学并没有随着“五四”的远去而销声匿迹，而是延绵百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20世纪30年代，启蒙思想在一些左翼作家身上得到继承。40年代，五四传统并没有随着民族救亡的紧迫而被压倒，而是在延安得到传播延续。具体而言，丁玲对延安民众精神病苦的揭示继承了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萧军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彰显出个性主义的启蒙精神，王实味提出对人的灵魂的改造表现出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延安启蒙文学表现出这三种不同的精神取向，这也正好说明延安文学与五四传统发生了多样而深入的联系。

丁玲是五四狂飙突进时期横空出世的女作家，无疑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1904年，丁玲出生于湖南一个仕宦之家，母亲倔强坚毅的性格影响到她对五四精神的接受。在长沙中学、上海平民女中及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她直接或间接接触到的许多师友都作为五四精神导师而深深地影响着她。左联时期，她战斗在鲁迅旗帜下，更加受到鲁迅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丁玲一接触文学，便爆发出“五四”的叛逆精神和时代的绝望吼叫。梦珂(《梦珂》)、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都莫不是“五四的女儿”——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在探索人生新道路的过程中，与封建势力还很强大的社会单打独斗，屡屡遭遇挫折，陷入社会的绝境，她们都是启蒙先行者。丁玲1930年左右创作的《韦护》等作品虽主要是在左翼精神参照下表现出的革命的惊涛骇浪，但叛逆、苦闷、彷徨的五四启蒙精神在小说中多有流露。

到达延安后，丁玲发现这里依然跳动着启蒙主义的音符。丁玲此期创作大多以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来关注延安社会，尤其是延安的农民和女性，揭示出延安民众的精神病苦，这直接继承了五四批判蒙昧的启蒙精神，直逼延安这块明朗的天空下一个个带着精神奴役创伤而需要医治的麻木灵魂。《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了一个被日军蹂躏过的农村女孩贞贞，那些背后指指点点的村民都不过是些愚昧无聊的看客。在看客的背后，作家以悲悯的目光嘲笑着看客的麻木愚昧。《在医院中》以一位启蒙知识者的眼光来打量延安的一座小医院，它显得那么的破败，民众是那么的麻木不仁。而小说的最后，知识者陆萍却在不觉悟的民众的漠视中被迫离开了延安。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更是充满“五四”的睿智。《勇气》、《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我们需要杂文》等显然是在对延安各种封建落后现象进行揭露。丁玲明确表示杂文是追寻着鲁迅先生的启蒙精神，她说，“鲁迅先生因为要从医治人类的心灵下手，所以放弃了医学而从事文学。因为看准了这一时代的病症，须要最锋锐的刀刺，所以从写小说而到杂文”，“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他与中国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批判蒙昧是延安启蒙文学的一个重要精神取向，这一取向在一段时期直接影响到延安文学的基本面貌。

与丁玲不同，萧军在延安时期更多地表露出五四个性主义启蒙精神，这种价值取向构成延安启蒙文学的重要一极，延安奔流着五四个性主义，而这恰好被前人研究所忽视。这里着重论述之。个性主义是五四时期一股重要启蒙思潮。茅盾指出:“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从晚清到“五四”这一段时间，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思想家认识到个人主义对民族兴盛、对改变国民精神的重要性。梁启超曾经大力呼唤“新民”的出现:“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个性主义也是鲁迅早年思想的重要构成，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散文中大力宣扬个性主义，正如《文化偏至论》所言:“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要义也。”可以这样说，“五四”前后，个性主义在中国影响甚大，作为一股思潮影响着当时的思想走向，从而催促健全国民的产生。

萧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是五四精神对萧军影响甚大，突出表现在对五四个性主义的张扬。萧军的家庭出身就带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东北自古气候严酷，当地居民在白山黑水中渔牧狩猎。这种生活方式使东北人养成好勇斗狠、雄强彪悍的性格。萧军就出生在民风强悍、盗匪横行的东北。萧军的父亲，讲义气，富于正义感，但性格粗暴，虐待妻子至死。二叔纠集一些好汉上山当盗匪，使官兵闻风丧胆。萧军上小学时因为不愿受学校的束缚，经常逃学，被父亲用棍子、皮鞭残酷地毒打，但越打越倔犟，越打越反抗，形成一种任性、倔犟、顽强、杀打不怕的英雄性格。萧军后来的习武经历、从军经历，更加促使其个人英雄主义的发展。

早年家庭以及从军的经历只是使萧军形成了个人英雄主义，为萧军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提供了先决因素。个人英雄主义是一种带有个人冒险性质的民间意识，和真正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五四个性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它可能为个体接受个性主义提供先决条件。当然，使萧军接受五四个性主义最重要的缘分是他与鲁迅的关系。1934年10月，远在青岛的萧军和萧红怀着崇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了第一封信，开始了与鲁迅先生的书信交往。鲁迅立即作了回复，这给萧军以极大的鼓舞，“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1934年11月，萧军、萧红来到上海，第一次见到鲁迅。在鲁迅的关心与培养下，萧军不仅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而且积极参加革命文艺活动。此时，萧军已经由一个信奉好狠斗勇的草莽英雄转变为一个深受鲁迅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向度上，由个人英雄主义转变为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个性主义。这和鲁迅先生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五四个性主义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核。

1938年3月，萧军拄着拐杖，衣衫褴褛，独自步行20多天，到了延安。延安时期，萧军为文为人都激荡着个性主义。在延安，萧军组织成立了延安鲁迅研究会，旨在对鲁迅先生的思想、行传、创作、翻译、学术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使鲁迅思想在延安得到传承。他还写了一系列文章纪念鲁迅，这些文章都重新回到鲁迅那里，高举鲁迅旗帜，自始至终维护鲁迅传统。在《〈鲁迅研究丛刊〉前记》中，萧军试图在延安这个特殊的环境中对鲁迅进行还原，强调“立人”在鲁迅思想中的意义，他说，“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产业是他的二十部全集;留给我们的理想是怎样把自己的民族从奴隶和奴才的地位提到一个真正‘人’的地位;把人类从半虫豸的地位提到人的地位……留给我们的事业，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开展和提高。”而在《为纪念而战斗，为战斗而纪念!》一文中，萧军更加明确指出鲁迅批判奴隶的思想对于民族的贡献和意义，这对于延安被遮蔽的鲁迅传统是一个有力反拨，他说:“我们流泪，我们痛哭……并不单是哭的鲁迅先生，而是在哭我们自己底奴隶的命运!我们不愿做任何异族或同族的奴隶，我们要反抗，我们要战斗，而鲁迅先生就是我们这不愿做奴隶行列里面最英勇最伟大的旗手。”正是萧军坚持个性主义，才使得他敢于在延安独立体现自我价值之个性，坚持真正的鲁迅传统，弘扬真正的鲁迅精神。

在为人上，延安时期的萧军更是处处表现出个性主义，但由于延安是一个战时共产主义社会，按供给制分配生活物资，强调集体主义原则，因此萧军的个性主义在延安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冲突。萧军第一次来到延安的时候，在边区举行的欢迎萧军、何思敬、徐懋庸等文化人的欢迎会上，萧军不同意“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其发言与康生发生冲突，康生阐述了党的文艺政策，中间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最后萧军中途拂袖而去，以表示对康生的抗议和不满。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萧军第一个发言，反对文艺的功利性，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他说，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决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他还举鲁迅在广州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文艺不需要党的领导，说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党派、哪一组织的领导。萧军这些充满个性主义的发言遭到胡乔木的强烈反对，胡乔木从党的文艺观点出发，针锋相对地指出文艺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极力维护文学的独立性，表明他在延安始终坚持个性主义，这些个性主义言论决定了萧军在延安不可能处于主流位置，而只能位于边缘位置。

萧军的个性主义，还表现在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上。延安时期的萧军，“总是一个人单独散步，手里提着一根手杖，走起路来很有力，迈着八字步，摇摆着上身，很有一股别致的风度。说起话来干脆、果断、嗓音高亢”，“他经常穿着自己设计的鲁巴式克(俄国式衬衣)，堇色的布料白色的花边，胸前再扎上花或树枝子之类的图形。在灰黑色一片的延安，实在是漂亮极了”。据刘雪苇回忆，每当萧军走过时，杨家岭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就在山上讽刺他，而且不止一次了，萧军就与警卫团的战士争吵，“所以他来到连部，要找那个战士‘决斗’。”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王实味一开口便招来一片吼骂声，萧军便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王实味)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萧军对众人不让王实味开口说话很不满，在回去的路上便说这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这句话便成为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中央研究院派人到萧军处抗议，萧军勃然大怒，把中央研究院的四名代表轰出门外。不久，延安召开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他的《备忘录》惹下众怒，与丁玲展开舌战。丁玲说:“我们一点也没错，你是百分之百的错!告诉你萧军，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丢掉你一个萧军，不过九牛一毛!”萧军听后大怒曰:“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你连百分之一的错都不肯认账!那好吧，你们既然朋友遍天下，我这个‘毛’绝不去依附你那个‘牛’;你那个‘牛’也别来沾我这‘毛’，从今以后咱们就他妈的拉——蛋——倒!”说完拂袖而去。延安时期的萧军作为精神流浪汉张扬着五四个性主义，对延安文化的发展也未尝没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在现在看来，至少是使延安文化和延安文学因此而变得较为丰富。当然，受到当时文学规范的限制，这种个性主义的取向并没有在延安蔓延开来，更没有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潮，而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抑制，发出微弱的声音，正是这种微弱的个性主义声音构成延安启蒙文学的重要一极，其直接渊源是五四个性主义。

王实味坚持的启蒙精神取向又不同于以上两者。他在延安更加惊世骇俗，提出对人的灵魂的改造，坚持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精神取向，引起很大的争议。《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杂文明显地带有五四启蒙色彩，承续了鲁迅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政治家·艺术家》论述了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认为政治家的任务“偏于改造社会制度”，而艺术家的任务“偏于改造人的灵魂”。他并不认可当时在延安占主导地位的党管文艺的观点。相反，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的不同，认为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服务对象不同，工作性质任务也不同。并且，王实味辩证地论述了政治家与艺术家工作的关系，认为社会制度改造与人的灵魂的改造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他说:“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的灵魂的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的改造过程，也就是人的灵魂的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政治家的工作与艺术家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后者(艺术家)却往往更加热情更敏感，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从精神上充实革命的战斗力。”与鲁迅等启蒙者一样，王实味又特别强调人的灵魂的肮脏与黑暗，以及艺术家改造人的灵魂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解放区这块明朗的天空下也不存在例外。他指出旧中国是包脓裹血的社会，因此从旧社会转换过来的民众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精神奴役创伤，连革命战士也不例外。延安民众灵魂改造尤其艰苦迫切，因此，艺术家自觉地负担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应当“首先针对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大胆地但适当地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野百合花》这组杂文，针对延安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提出具体而尖锐的批评。《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批评了延安有些人的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对延安存在的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延安社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存在严重的等级制度与不均情况。很显然，王实味坚持的是改良人生的启蒙传统，这与五四启蒙传统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因此，坚持五四启蒙立场的王实味与延安的文学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他后来被戴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特务”、“探子”和“反党集团成员”等帽子，显然与此有关。艾青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坚持的也是一种改良人生的启蒙传统。艾青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中再次强调了文学的特殊社会作用，那就是文学在对社会的批判中推进社会前进，要发挥文学改造社会的功能。由于文学的特殊功能，因而“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能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所以，“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或是智慧的瞳孔”，“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他提出了领导者要“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给艺术创作以独立自由的精神”。

抗战时期，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他们或多或少带有“五四”的思想印记。他们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把五四启蒙传统播散到这里。正如在上文中所论，延安文学包含启蒙传统本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前人已经作过相关研究。但由于启蒙思潮包蕴着丰富多样的思想蕴涵，因此深入探讨五四传统对延安文学深层次的影响，有必要对延安启蒙文学的种种精神取向和价值表现进行深入分析。这样，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延安文学的复杂乃至丰富性的一面，呼唤我们今天来进一步深入地加以思考延安文学与五四传统的关系，总结其中的经验。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延安文学仅仅理解为当时风光无限的主流作品的总和，延安文学也应该包括当时受到批判的一些作家和作品。这些当时受批判的作家作品，相当部分折射出了五四传统在当时新的环境中所遭遇的历史挑战。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没能解决好这一挑战，但它的意义照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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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