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及其危机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周维东

一

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科的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这些成熟的方法和范式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程，也深化了研究者对于学术本身的理解，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能够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推进。然而，时过境迁，文学的生存环境改变致使今天文学的身份也发生变化，这些固有的研究范式、研究方式在有效性和合理性上受到双重质疑。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就是在这个背景上成为反思的焦点。

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分化本源自研究者兴趣与研究方法选择的差异，但随着这两种研究向度的成熟和理论化，其各自包含的内容就超出了方法论的范围。在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文学的“外部”研究包括:文学与传记、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及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学的“内部”研究指在文学语言基础上出现的文学音律、意象、隐喻、神话等研究。在他们划分的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基础上，随着文学研究新问题的出现，文学“外部”研究又包含了文学与文化工业(报刊制度、传播方式等)、文学与政治(政权、性别等)、文化人类学等新问题;文学的内部研究也新出现如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新方向。总体说来，文学“外部”研究的是文学在生产过程中与诸多外在因素的关系问题;而文学“内部”研究则以文本为基础探讨文学的技术与审美问题。^①

从韦勒克和沃伦的理论划分可以看出，文学的“外部”和“内部”包含了文学不同侧面的特征。文学“外部”研究揭示文学文本复杂的成因，解析文学与社会文化、个人体验、政治制度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将文学与历史、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展示出来;文学“内部”研究则总结文学审美经验，将文学创作中零碎、独异的审美创新归纳成一般、普遍的文学知识。作为方法，两种研究在具体进行的过程中时时互相渗透:如果没有对文学审美的独特感受，所谓的“外部”研究只是隔靴搔痒;同样，如果没有对文学文本存在语境的了解，“内部”研究也只会形成对文本的“误读”或偏解，很难发现文学审美的真正独异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和谐共处建立在学界对“文学”模糊理解的基础上。当文学还饱含蓬勃的生命力时，研究者认知文学主要依靠经验，虽然有不少理论家力图对文学进行本质主义的定义，但都不能触及文学史家对文学经验的推崇，因为任何本质主义的文学定义都不可能包含全部的文学经验。经验文学理解边界的模糊使过去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存在的问题被掩盖了。

实际上，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对文学的评价系统。文学“外部”研究将文学置于社会文化总体框架下，评价文学必然要考虑文学与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的关系;而文学“内部”研究则将文学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封闭系统，评价文学只需要考虑文学的技术问题。对文学不同的评价系统，使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只能以权力的平衡来解决。中国现代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随着文学在新世纪的转型被暴露出来。新世纪，文学生存的危机使对文学的经验理解方式受到冲击，文学研究者必须理性地思考:文学是什么，文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承担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它要求研究者不能再埋头于文学的“外部”或“内部”，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认知文学和文学史。此时，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形成的隔阂和冲突就成为必须直面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

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造成的问题和后果，在延安文学研究“政治决定论”出现的过程中极具典型性。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通俗的理解即延安文学是政治决定下的产物，或者说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看法在当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存在，已经成为无须证明的“公理”。客观上说，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也符合延安文学存在的事实——有谁能够证明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不存在紧密的联系呢?但是，在我们认同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合理性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种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因为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紧密的联系，因此它不是文学，不具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性。

这样看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就具有批判和深究的必要。从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过去研究中积弊的后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权威化，“工农兵文学”成为唯一合法的“文学性”理解，延安文学也毋庸置疑地代表了“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这种“文学性”理解方式决定了这一时期延安文学研究的重心:揭示延安文学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充分说明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并能够清晰指导当时文艺创作的发展)。当然，这种研究思路相对地忽略了对延安文学艺术性和审美性的总结和反思，使之后的研究者产生了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初步印象。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重写文学史”和“纯文学”口号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研究开始强调“文学自足性”，企图通过“纯文学”来摆脱极端意识形态造成的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困境。“纯文学”是一种偏至的文学理解方式。所谓“纯文学”，就是说文学是纯粹独立的审美艺术，不受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的任何影响;如果文学受到政治、历史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它就不是“纯文学”，文学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偏至的“纯文学”口号之所以出现，是带有文学理论家的某种策略。作为“纯文学”的创始者，钱理群先生在新世纪对“纯文学”提出的背景进行了解释:“我们是针对文革带来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政治对于文学构成的一种困境，当时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才提出的……在80年代也存在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我们遮蔽了它，遮蔽是带有策略性的，因为我们处的位置不便点破。但是，实际上遮蔽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权力的关系。”在“纯文学”的旗帜下，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一股文学“内部”研究的热潮:注重在“工农兵文学”理解下被遮蔽的作家、作品的发掘，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以及九叶派诗人等在此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角;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尚词语。延安文学研究相对这些新的研究“兴奋点”，作为“不纯的文学”受到冷落在所难免。但在研究者对延安文学冷落的同时，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随之而起。它包含着一个三段论式的思维结构: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纯文学”——延安文学与政治联系紧密，不是“纯文学”——延安文学没有研究的必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延安文学研究的范型其实已经“静悄悄的进行”了改变。研究者已不再拘泥于“纯文学”框架，简单地以政治诟病延安文学，而是开始注意延安文学的“发生学”考察，即延安文学是怎样出现的;政治是如何对延安文学的发展产生左右力量——这与80年代延安文学研究的范式相比已经发生了转变。静观这一时期延安文学研究的成果:延安文学地域文化研究、鲁艺研究、延安知识分子研究、“延安学”建构等，都不再将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但是，因为“纯文学”观念在90年代后的巨大惯性，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学界对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深刻反思，反而被部分人误认为是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新证据，一些延续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思路下的研究沉渣泛起。

三

不能忽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存在的积极意义。当整个延安文学研究停滞于“政治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之中不能自拔时，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用“文学自足性”抵抗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本身就带有批判的色彩。它让人们认识到文学并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艺术;它告诉人们在延安文学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样式的文学;它还揭示出在延安文学当中出现的“王实味现象”、“轻骑报”现象也是重要的文学内容，不能受到遮蔽。所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积极意义不能简单从延安文学研究的兴衰来判断，它的意义是针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文学，它对延安文学研究的推动是整体思路的革新。

但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的反思:“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摧毁“政治反映论”的神话之后，自身却成为神话。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调的褊狭性。前文提过，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出现的理论基础是“纯文学”口号下的文学观。如果我们反问一下，文学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地存在?“纯文学”马上就显现出理论的褊狭性。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整体思想文化背景下，作家不可能不与政治发生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论是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还是国民党作家，他们的差别仅仅是对政治态度、与政治联系紧密程度的不同——没有完全不受到政治影响的作家。如果严格按照“纯文学”观研究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没有可以研究的对象。而且，在“纯文学”观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一种荒诞的“失衡”:一批与中国现代社会联系紧密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左翼作家群、延安作家等，常常受到冷落或各种各样的诋毁;而一些貌似不问政治实际存在“问题”的作家，如胡适、梁实秋、周作人、张爱玲等却俨然成为“完人”。如此以往，文学会不会成为如鲁迅所说的“摆设”令人担忧。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局限性还表现为:当其作为研究的“前理解”，其包含的研究“定势”使延安文学研究进入不可再深入的“绝境”。试举延安文学研究中出现一种新观点——“党的文学”为例，“党的文学”，从结论本身可见受到了“政治决定论”思维影响。“党的文学”的意义在于揭示出政治对延安文学影响的本质，但当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的结论，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就值得推敲:如果为了说明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文学受政治影响的本质似乎无须证明;如果为了深化对延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那么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延安文学如何受到政治影响的过程，而不是下结论。“党的文学”反映出延安“政治决定论”思维的困境:在文学、政治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在力图说明延安文学不是“纯文学”，不具有“文学自足性”，但“纯文学”的批判意义已经丧失。所以，对当下研究者来说，延安文学受到政治影响已经是客观事实，承认与否都失去了实质意义，但延安文学是怎样受到政治影响?这种影响有没有合理性?存在怎样的偏颇?对当下文学发展有什么启示意义?等等问题却具有当下意义。这就要求延安文学研究的思路必须走出政治、文学的“二元对立”思维，走出“政治决定论”预设的思维“定势”。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造成了延安文学作品价值理解的“限度”。这里的“限度”指它抹杀了延安文学作品具有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价值。今天讨论延安文学作品，研究者必定要将之还原到产生的具体语境中去理解，似乎只有在具体语境中延安文学作品才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或者，研究者将最有超越时代价值的延安文学作品要么定位为延安文学中的“非主流”作品，要么被认为是延安文学中的“边缘”产物。这也是一种理解的偏见。为了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暂且不提延安文学中出现并受到研究者重视的丁玲、孙犁等人的作品(因为会让人产生他们不是延安文学主流的看法)，而是举一个最近阅读的延安“新诗歌”的作品《生命离不开土地》作一个说明:

我们的生命
来自土地;
我们的生命
也交给了土地
谁不爱惜生命?
谁不爱惜土地?
当我们
缺少土地的时候
我们要拚生命
争取土地!
缺少土地
就象缺少生命。
当敌人
侵犯土地的时候
我们要拚生命
保卫土地!
丢掉土地
就象丢掉生命。

我们的生命
来自土地;
我们的生命
也交给土地
——生命离不开了土地。(www.xing528.com)

这首诗用田间“鼓点”式的诗句讲述了一个边区人对土地的看法，并不在于诗句的优美和内涵的丰富，但诗人对土地朴实的情感，甚至有些朴拙的表达方式让读者感觉到一种“生的执著”的力量，使诗歌获得了超越战争与政治的永恒价值。当我们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不仅感觉它属于抗战、属于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气息，也能联想到当下的社会分层、“底层写作”、搬迁维权等一系列社会现实——这就是诗歌的“非限度”的力量，超越时代的力量。研究延安文学必须认识到延安文学存在这种非限度的力量，只有这样，才是对当时万千延安知识分子的尊重，也才能激发延安文学研究的活力。

延安文学的“非限度”力量还表现为很多方面:清新的泥土气息，出现了《兄妹开荒》、《生产大合唱》、《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质朴的审美传统，如赵树理、刘白羽等人的创作;文学为底层的平民精神等等。平心而论，这都是当下浮躁的文化环境中所缺少的，但这也不是在“政治决定论”的框架下可以发现的。

四

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原因。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出现的过程经历了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交替，但无论哪一种研究向度都没有使延安文学更理性地向前发展，反而使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日渐稳固并最终使延安文学陷入理解的困境。在强调延安文学“代表新的人民文艺的方向”的时代，延安文学的评价系统自然是在“外部”研究的向度上，着重考虑的是文学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系;而批判延安文学的时代，延安文学的评价系统显然是在“内部”向度上，考虑文学存在的独立性。这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存在问题的本质——“文学性”理解的偏至。

所谓“文学性”，即文学存在的本质是什么。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概念，认为“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不是经验的产物，而必然有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文学表象的内部。俄国形式主义者给出“文学性”的答案是文学的语言和形式——显然，它不能穷尽对文学的概括，但他们的“文学性”思考却将对文学的经验主义理解引入本质主义理解的领域。此后文学理论界又出现了文学的形式主义定义、功用主义定义、结构主义定义、文学本体论定义以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的定义，都力图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说明。事实说明，不管出现多少种“文学性”理解，都只是丰富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并不能穷尽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社会对文学的理解依然在经验主义的路线上发展——每一种新的“文学性”理解只是对文学的一种新的经验而已。“文学性”的这种特征是今天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问题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背后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两种“文学性”理解——功利主义文学观和非功利主义文学观。这两种“文学性”理解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文学性”理解一样，都只是文学经验的一个侧面(也只能是一个侧面)。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两种“文学性”理解在不同的时期，不是彼此丰富而是非此即彼，都力图用文学的一个侧面说明文学的全部。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外部”研究存在的基础显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它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特点(但只是一种特点)，但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内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合法性，这使此时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均不能健康发展，也为此后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向合理化转型制造了难度。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研究包含的“文学性”是非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同样，它也不能包含文学的全部内容。

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反思的目的是如何重建两种研究向度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显然不是“外部研究+内部研究”的简单叠加关系，因为两种研究向度的基础在今天看来都不合理。以延安文学为例，今天的延安文学研究显然不能用“文学工具论”和“纯文学”“两结合”的办法(结论完全相反的两种研究不可能结合起来)，只能在打破两种研究向度基础的绝对对立之后，才可以重谈研究的合理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出现的无论是用来指导“外部”研究的“文学性”，还是指导“内部”研究的“文学性”，其实都关心一个共同问题——文学的价值——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合法的、有价值的文学。从哲学上说，这种思维框架属于“价值论”。以延安文学为例，从“外部”阐释延安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无非强调这种样式的文学是合法的，具有存在的价值;反之，从“内部”说明忽略延安文学的价值，也无非说明另外样式的文学是合法的。价值标准的不同，形成文学“内、外部”研究的隔离，也形成文学理解的偏至。然而，“价值”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词汇，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之后，存在的本质意义受到质疑:所谓“价值”，都是相对意义上而言，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永恒而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件事务的价值，也会在强调一种价值的同时遮蔽或忽略其他价值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停留在“价值论”的框架下研究文学史，必然会遮蔽一部分文学，或过分强调一部分文学。

所以，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出现的问题，新世纪文学研究需要一次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移。所谓发生论，即研究的重心不再是追求什么终极价值，而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客观存在物，去探讨它如何发生的过程。这种转向就如同存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反拨，当我们无法说明这个世界的本质，存在就是本质。在“发生论”体系下的文学研究，“价值”就不再是核心的话题，文学史内在的复杂性则是研究的核心和目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放弃自己文学合法性评判者的角色，不再证明什么样的文学合法且具有价值，而要作为一个历史的叙述者，说明文学史上一个个历史现象是如何在复杂的语境中发生，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延安文学研究而言，在发生论的框架下，延安文学传统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当下文学的启示就成了核心问题。这也符合理性思考的常理，既然文学“工具论”是不合理的一种文学观，只判断对错显然不能说明问题，更深入下去必须说明它是怎样发生的。对当下文学而言，如果我们只能面对文学的转型长吁短叹，还不如直接进入这种转型的内部，追踪“逃逸”的文学审美。后现代文化的出现，带给我们一系列过去的“不合理”，但并没有给我们说明未来的“合理”，这种文化的转型留给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清理那些被解构的文化碎片，我们只能再一次回到现场，回到发生。

注　释:

①第九界中国现代文学年会2006年10月12—16日在大连召开，核心话题包括:史料和全集编纂问题;学术史问题;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解放区文学丛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2]钱理群.重新认识纯文学[J].北京大学校友网.

[3]刘增杰.静悄悄的进行——论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J].文学评论，2002(2).

[4]〔德〕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朱子奇，张沛.延安晨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6]〔俄〕雅各布森.诗学问题[M].巴黎:巴黎瑟伊出版社，1973.

[7]周维东.论当代延安文学研究的学理转变及“延安文学”学科建构的紧迫性——兼论“延安学”提出的意义[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