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冬
解放区文学的兴起与整个解放区的生存环境紧密相关，本文所要论及的只是延安解放区及其晋察冀等延安周边地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的现代化民主新国家，这也是20世纪一代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即被后人概括而成的“现代性”追求。这个追求在抗日的烽火中似乎具有可实现性:在许多中国人的意识里，抗战给四分五裂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如果能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的梦想就可即日成真。因为驱逐了日本人，中国就是中国人的了。因此，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努力抗战的精神资源一方面来自于全民族亡国灭种的焦虑感，一方面来自于有识之士建立新中国的期待感。
在抗战五周年时，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宣言是:
总之，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中国共产党声明:自抗战开始我们就是为着共同抗战并共同建设这样的新中国而奋斗。远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上，就宣布:“(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政权的暴动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为实现建立一个这样的新中国目标，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极大的让步:取消苏维埃政府，接受三民主义;由阶级革命转为民族革命;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各根据地称新四军;政权上拥护并接受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领导，“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连编年也由世纪纪年法改为民国纪年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竭力达成并维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那天起，至1947年3月18日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止，加上前后几年，总共十余年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了一套与国统区判然有别的高度自治的社会机制——严密而健全的战时计划供给制。
据当时的文抗驻会作家方纪回忆:
大家待遇都一样，每日无非一斤菜二钱油。每逢开饭时间，“小鬼”用两个半截煤油桶做饭担挑上山来，一边是香喷喷的金黄色的小米干饭，一边是清水煮白菜。一吹哨子，大家各自从自己窑洞中出来去打饭。
作家们几乎没有什么事情，除了看书、学习马列和听时事报告外，就是专心写作。冬天的晚上，他们常常在炉子上煮红枣，香气能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延安作家衣食无忧，虽然清贫却不用为生活烦心，延安的体制为作家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写过小说《落伍者》的陆地①回忆说:
部队对待我们这批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倍加优厚:鲁艺的专家教员，月生活津贴每位12元，我们部艺教员则得6元，比在鲁艺当研究员的3元多了一倍，而且每月每人另外还有五斤面粉、两斤猪肉的技术津贴;一人独居一孔窑洞，衣服是营级干部的那种浮吊口袋，有别于连级干部;饮食有“小鬼”从山下厨房挑送到山上的窑洞来。生活在当时的同辈可算够优越的了。
在我生活周围的伙伴中，读书、写作已不可能全部寄托于情思。于是，有人养鸡下蛋，有人种植西红柿，多少帮助补充物质供应匮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C。
1941年春天，艾青刚到延安时，也在自己窑洞门前开荒种植西红柿等蔬菜，朋友来了，还可以用它们来做下酒菜。与国统区作家的生活相比，解放区作家应该有无比的优越感。尤其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以后，重庆作家的生活更是普遍陷入了困境。
洪深一家三口在1941年2月5日，因生活艰难，留下遗书服毒自杀，幸免于难，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
这个事实比一切宣传都更有力地说明了国统区作家无法生活下去的生存处境。
当然，解放区作家没有生活忧虑，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别的忧虑。他们的忧虑和压力来自更内在、更本质的地方:他们可能经常被质疑作家有什么用，文学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话。所以聪明的丁玲一到解放区就一再要求当红军;抗战一开始，她就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沙汀作为党员作家来延安一年半就坚决地离开了，以后周扬请他再来，他也没有答应;而到延安才一年，又被延安特别尊重的诗人艾青竟然要求“理解作家，尊重作家”，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作家的作用、作品的作用、作家的要求等等。所以，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赵超构说:
在延安，形式上的检查制度是没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动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评……延安有一种批评的空气，时在干涉作家的写作，延安是最缺乏学院气的。
这里讲的是1942年《讲话》以后的延安，用来指1942年以前延安的大环境也可以，只是程度上有些差别而已。所谓“学院气”的缺乏不仅是指缺少自由发言的空间，更是缺少自由创新、创造的空气，缺少在文学层次上的真正理解和尊重。《讲话》以后大家好像过上了一种标准化的生活，这是一种最扼杀诗意的生活。而《讲话》以前，延安的文化环境还允许萧军、王实味等人发出与体制不同的声音，虽然被冠上延安“四大怪人”的称号，生活上也还比较自在。所以，有研究者认为:“1941年之前可以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甜蜜岁月。”
事实上，在一个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的实用主义文化环境中，作家或说知识分子显然不会获得什么重要的位置，他们从“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中所获得的独立个性和自由人格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毛泽东在1944年3月22日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说: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知识分子显然不会打仗、不事农业生产，这些不是他们的专长。而在延安，只有会打仗、会生产才能得到重用和尊重。应该说，因为知识分子只会拿笔，所以在延安才始终是被排挤的对象，他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具体劳动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可，从而获得一种合法身份。中央发出的许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都强调指出:
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这一现象在各个根据地都一直存在着，“作家”是他们原有的身份符码，在新的环境中只是被沿用而已。《讲话》以后，他们不仅要改称为党的文艺工作者，更是一种身份再次下降的表示，他们要赎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文化。他们的出路也只有一条，就是努力改造自己，改写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从灵魂上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进而成为无产阶级的被改造好的一员。
延安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直是统一的:就是实用主义的使用原则。要改造他们，使他们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抗战服务。这是封建社会对待读书人的传统观念: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依附于“皮”上的“毛”，而不是看做为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追求的知识阶层。陈毅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说:
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任务，在抗日高于一切大前提之下而且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个人可以保持各自的立场，但并不妨害统一起来联合起来向日寇进攻。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我们只要求在抗日立场上大家一致，至于其它争执可以因追求真理而互相讨论。
文化工作不是单个文化人的努力，而是整个政治军事工作的一个重要配合部门……新中国的文化需要创造，因此新中国的新文化人也需要创造。
在团结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的新文化人”，这是党的文化政策的总方针。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阐明了这一政策，他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同我们争夺和收买知识分子:
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在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他又说:
(要对)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炼，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
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
同时军委也发出了军队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精神，要求各部队及各政治机关:
彻底纠正一切排斥与拒绝知识分子参加我们军队的倾向。
就地尽一切努力吸收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军队。
对已经参加我军的知识分子，要好好地给以教育和率领，善意地纠正其弱点，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
直到《讲话》以后的1942年，总政治部仍然针对部队在知识分子干部的使用问题上发出指示，这是一个更具有总体性、权威性的指示。指示说:
军队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三个方面:“容”“化”“用”。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的分配他们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
在这样一个集体性的害怕、拒绝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环境中，生活在农民与拿枪的农民中间，处于战争和农村的包围之中，在党的利用与改造的政策之下，延安知识分子的处境不仅是边缘的，也是尴尬的。因此，他们的反映也是复杂的:有的产生自卑、无用和真诚改造的决心，如何其芳;有的仍然我行我素，如萧军、高长虹;有的要对农民进行新启蒙、对延安的文化环境进行改造，如丁玲、王实味、罗烽等;也有的只是把延安当做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如艾青;更有大多数作家自觉地应和战争，为战争服务，走上抗日战场，如田间、魏巍、钱丹辉等晋察冀诗人，他们以笔为枪，实现了中国士大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传统美德。
《讲话》之前的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基本上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一般性的尊重之外，总是要求他们描写战争、参与战争，但却不是强制性的要求。有关“深入生活”、“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口号不仅在延安也在大后方回响着，这些口号只能诉诸文化人个体的自我觉醒程度和投入战争的程度而言，没有强制性政策。
延安知识分子被集体改造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一篇《讲话》的语言魔力，而是来自于《讲话》之后一系列的行政手段:学习22个整风文件，写出学习笔记，写出自我检讨和改造措施，撤销文抗、鲁艺等文化团体，集中文化人到党校集体受训，开小组讨论会以及最后把作家全部下放到农村代职等等。紧接着《讲话》而来的，是针对外地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进行的“审干”运动，使这些长期浸润在人文关怀情感下的作家“魂飞魄散”。而当时的延安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状态，国民党胡宗南部队30万大军长期把守进出延安的通道，想离开延安是很困难的;延安已经普遍执行的战时供给制生活，使每个人都无法建立起独立自主、保持个人隐私的正常人际关系。正是这些行政审查和无法克服的客观原因，加以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钳制的力量，使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有效地改造了。
而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指那些仅仅从事与文化有关工作的人，而是指:
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
所以，知识分子除了专业工作以外，必须同时关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情，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他们要对一切现有的思想、观念和宣传充满怀疑，并且不屈服于任何一个政治或政党的压力。他们的关怀超越于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的阶级或集团利益，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讲话》以后的延安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
《讲话》以前的延安文学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正是得益于这种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存在。而且延安的文化政策在《讲话》之前并不是铁板一块，与毛泽东相比，洛甫在文化领域内有更大的领导权。②除此之外，党的高级干部与作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缓解了作家与环境的尖锐矛盾，使许多作家能够自由地、安心地从事创作。即使那些从事与宣传有关的文艺家，也是他们心甘情愿地选择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追求，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个人的自觉行为，来自于作家内在的道德律令，而不完全出于外在的规范。
二、延安文化人的人际关系
延安文化人主要由苏区与左翼两部分组成，但1938年以后，东北作家群作家、创造社作家、京派作家、自由作家和投奔延安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都陆续地来到了延安，延安文化人的成分相对复杂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了。尤其是其中有些作家，他们在来延安以前，彼此就有成见。而左翼作家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两个口号”之争使本来宗派严重的左翼，更是分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
《讲话》以前，作家们大多住在延安城内，过着以写作为生的生活，他们多数集中于文抗和鲁艺两个延安最大的文化团体之中。所以，文学家也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和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他们的文学观念、作品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有一定的差别，后人概括为“暴露黑暗”派和“歌颂光明”派。周扬自己也这样认可，尽管丁玲有些不同意见，但至少文抗作家的艺术趣味和鲁艺作家有些区别，这是历史能够证明的。
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历来在现代文学论争中都是很重要的一笔，论争的意义在于:从作家主体上为左翼文学转入抗战文学作好了准备，宣告了左翼文艺运动的终结和抗战文艺运动的兴起。争论中只是显示了严重的意气之争和宗派情绪，基本上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分歧。夏志清说:
(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国防文学”的口号已引起一场论争。这是共产党创造的口号，藉此推行它的统一战线政策，以拉拢写作界的爱国分子到它的阵营，不过，即使没有这些宣传，很多作家也会相继声援抗战，歌颂战争英雄，以振奋人心。
这说明，“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左联有意的政策引导，属于党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参与和指导性行为。但鲁迅认为这一口号有些片面，后来支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接着就发生了论争，从而引起了很多不愉快的人际纠纷，一直到延安才最终以行政的方式——党的领导人参与的方式得以解决。
其实，这是“中国文艺协会”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也表明了延安文学的开端就与党的意识形态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在它成立半年以后，即1937年5月间，曾专门就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召开过两次会员座谈会。丁玲任主席，由从上海来的李殷森(朱正明)会前阅读资料，会议上作了关于联合战线下的文艺运动的报告。据他在1937年秋天回到上海后写的《陕北文艺运动的建立》中所述，他的报告内容为:第一部分是联合战线论;第二部分检讨“两个口号”的论争;最后是联合战线下文艺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文章中记录了他当时的观点:
显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于进行和建立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个口号是太狭窄了。即以它的名字一项而论，标榜“大众文学”，那么非大众的分子就已经都被关在门外，丢到联合战线之外去了。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是要“大众”的联合，而且是要联合非“大众”的资产阶级、地主以至甚至军阀等等。如果政治上的联合战线或整个的联合战线的阵营是这样的广泛，而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却是如此的狭窄，那么这个联合战线是不可能成立的。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这一口号在目前确是不适合的。
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作了结论:
他说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甫、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当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适合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帜是可以的，但用它来作为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
文章最后谈到座谈会上“吴奚如和白丁两人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因为它的革命性质比较明显”。就是说，虽然座谈会已经有了最后的结论，也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
徐懋庸是“两个口号”之争问题上的重要人物，1938年去延安后，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要谈一下上海“两个口号”问题的论争。毛主席派秘书和培元、华民约他凤凰山麓谈话，总体上是说，周扬来延安后，我们对这个问题已基本上有所了解。而且认为这次讨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直到1938年9月5日，《新中华报》辟出《鲁艺特刊》，沙可夫写了《抗战文艺杂谈二则》一文，仍然在谈这个问题。文章说:
“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热烈的争论都无非是为了“正名”。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用“抗战文艺”之名呢?我们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关头，除汉奸亲日分子外，不分阶级、阶层、党派、男女、老幼，都一致奋起，精诚团结，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现阶段中国文艺也应该服从抗战。于是“抗战文艺”之名就应运而生了。但有些人死抱住“国防文学”或“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名，不肯放手，大有非此不能“名正”之势，那么，现在再来“名正”，似乎是必要的了。显然，“国防”与“民族革命战争”之名太笼统，太一般化了。已经不适合用来说明现阶段的中国文艺的性质与任务了。就现阶段来说，“抗战文艺”才是“名正”。
沙可夫是苏区文学的老作家，他对这个问题发言显然是有所指的，他要作家们抛弃当时“两个口号”论争的孰是孰非问题，关注当前的抗战现实，用现实代替对历史的既往不咎。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见解，至此之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再出现过。沙可夫当时是鲁艺的代理院长，他有可能是针对文艺界存在的某些宗派主义倾向而发言的，他希望能彻底地清理历史，用新的名称来统一文艺界新的团结。
李初梨在《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中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以前的十年来，革命文艺界主要问题都存在着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抗战发生以后，由于上海、北平两个文化中心的相继失去，文化工作陷入了纷乱与停顿状态，自由主义成为严重的危险。所以目前的文化工作就是既要肃清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又要与投降主义、自由主义作斗争。这当然是就全国的革命文艺而言。延安在抗战以后，逐渐吸引了全国的文化工作者，在延安成为文化中心以后，也一直存在着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问题。
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周扬与左联作家的关系问题。本来在上海时期，他因与鲁迅的关系不睦，得罪了一些人，后来又与丁玲和胡风交恶。而与何其芳等人，虽然长期在鲁艺共事，关系也很平常。左联老作家吴奚如，在上海文化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时，曾站在鲁迅、胡风一边，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讲话;在延安，曾经与丁玲一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上前线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在《讲话》前夕，他对从未谋面的后生陆地说:
周扬在鲁艺都叫你们躲进象牙之塔，专攻什么世界名著。可就是他周起应(周扬)在上海左联时候，却拿走上街头冒险去搞飞行集会、贴标语、喊口号来考验个人的党性。把鲁迅、茅盾等等都给吓跑了。现在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极端，让你们脱离抗战现实，关起门来提高。不左即右。
在抨击了周扬之后，他肯定了陆地的小说《落伍者》，吴奚如说:
可周扬他作为党的文艺界的领导，却对它说三道四，甚至把它选作有争议的几篇作品之一，拿到文艺座谈会上去讨论，好在朱老总说了公道话:认为“青年文化人肯写我们部队，单这一点就值得欢迎。文章写得不够全面不要紧，以后继续深入连队生活就会克服片面性的”。可见大人大量，高瞻远瞩，拿与人为善的胸怀，爱护人才，不同一些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者那样小鸡肚肠。
吴奚如真是口无遮拦，这种做法一方面说明他个性真率，有意见随时就要说出来;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延安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民主的，不必担心说出来以后有什么不良后果。但小说《落伍者》还是遭到了“周扬手下理论班子的……发难”。陆地不服气:
好在当时即令在党报上也还允许学术问题的批评与反批评的自由……立即写篇《关于〈落伍者〉》的答辩文章，投去《解放日报》文艺栏，给主编舒群……
文章发表以后，有一次散步遇见周扬，周扬让他有空去“我那里谈谈”。但陆地没有去，因为现在“不在鲁艺，不受他领导，为什么要听他召唤”?但陆地却真实地感到了一种“左”的空气，于是及时地把自己在鲁艺写的长篇《寻》的初稿投进了火炉。
在大量回忆延安生活的文章中，很少有像陆地这样写延安的，因为大部分有关延安的回忆文章都充满了激情和快乐的情绪。当然什么样的文章都有可能是真实的，都是个人的真实体验，因为每个人遇到的生活都可能有其特殊性，对生活的评价也有不同的观点。但一种相反的感觉或评论更应当受到重视，因为它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陆地所谈的正好是1941年至《讲话》前后的事情，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知识分子，对当时的风云变幻全然不知:《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已由丁玲改为舒群，延安正在召开文艺座谈会，政治部要他们写通俗小故事供前方战士阅读，但不准写对立和矛盾。陆地对此评价说:“这，明明白白是画地为牢，缚住了创作想象力的翅膀。”一个普通作家出于职业的责任感和尊严，表达了对文艺政策的不满。
我之所以选择这一篇文章来看延安的文人关系，是因为陆地真实地写出了那时发生的事情和个人的真实心理，他不是在学习了《讲话》之后紧跟主流的表态。事实上，只有周扬的《与赵浩生笑谈历史》(《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1期)与陆地此文具有比较真实的个人历史感，从中可以看到曾经历史的烟云变幻。它不同于那些痛定思痛、人云亦云的官样文章，它没有言不由衷地叙说个人认识《讲话》伟大和自己渺小的过程，而是表达了作为作家真实自我的困惑与不解。
周扬的另一件事就是与萧军、白朗等就有关文艺问题进行的论争。
《讲话》之前的周扬有两种“野心”:既想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他要把作家组织起来为抗战服务，要求他们上前线体验生活，如果能在中国拥有苏联作家日丹诺夫那样的文坛霸主地位，全面掌控文坛和作家的话，这两种野心就能同时实现。
周扬在1979年回答美籍华裔记者赵浩生有关问题时，回忆了讨论的背景。他认为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着两派，就是以鲁艺为代表的歌颂光明派和以文抗为代表的暴露黑暗派。周扬自己说他主张歌颂光明，并为回答暴露黑暗派而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那是在整风以前，我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后来就是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五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我。有萧军、艾青，还有白朗、舒群。”(另一作家为罗烽——笔者注)周扬的文章对作家指手画脚的态度和“我才是真理的代理人”的口气激怒了萧军等文抗作家。周扬在文中探讨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他说:
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与周围环境发生了矛盾，是可能有各种决然相反的原因的。一种是周围生活本身是压迫人、窒息人的，是一片黑暗，作家怀抱着对于光明的热望不能和那环境两立，他拼命反对它。另一种是他处身在自己所追求的生活中了，他看到了光明，然而太阳中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作家走着他特有的艺术知识分子的步伐，和那生活的步调就不一定合得很齐。
(因此，作家)必须参加一点实际工作，而要这样做，你就得不怕麻烦。写钢板，来;做发行，也来;不论是教部队中的小鬼，或在乡政府上跑腿都好。安于工作，热心地活动，不妄想在这里求得创作的环境和时间。和周围的人们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请教他们。不怨他们不理解自己，倒是自己必须要理解他们。
我是主张创作多体验实际生活的，不论是去前线，或去农村都好。
周扬这种指手画脚、高高在上的态度激怒了萧军、白朗等人，据说萧军曾为《解放日报》不予刊登他们争论的文章而找过毛主席，毛主席建议他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文中对“太阳中的黑点”回答说:
凡是到这新社会来的人，他们主要是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另一方面对于“黑点”也不会全没想得，而且也决没有因了这黑点对光明起了动摇，不忍耐地工作，不忍耐地等待着……但若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唱，这是没有道理的事。除非他本人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
他们认为，周扬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是对的，那么文艺理论家要不要深入生活呢?
比方我们不独主张创作家多体验生活，去前线，去农村……对于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我们是也主张这样做的。从大的方面说，理论与批评也就是一种创作，它也许比一个创作家应该知道得更广更多更深些。
他们争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关于歌颂与暴露的问题和关于作家深入生活、深入抗战前线的问题，是贯穿整个解放区文学的两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讲话》之后才以行政的手段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了。
其实这是当时延安作家面临的困境，很多文艺工作者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诗人鲁藜说:
……因为惟有深入斗争的实践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文艺的功能。一个伟大作家的产生是联结于他的时代，联结于他在这时代的革命的实践的;革命的实践是一切艺术生命的源泉。我们反对躲在后方“闭门”创造浪费纸张的“作品”。
应该说，周扬敏感地意识到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他提出问题的方法和口气却引起了萧军等作家不满，从而引起争论。其中部分原因应归于这些左联作家在上海时就有偏见，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意气用事和宗派情绪。但也说明《讲话》之前的延安，文艺家可以自由发表对文艺问题的看法，而且这些问题也都发生在文艺家之间，没有上升为政治问题或立场问题。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他们之间的关系向来是不容易处好的，延安也不例外。当时艾青去延安时，几乎不与作家往来，他对只一墙之隔的萧军就有意见，关系冷淡。平时除了写作，只与江丰、古元等几个画家来往多一些。而萧军向来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好像只买毛泽东等几个人的账③。萧军对处理王实味问题有意见，他可以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的大会上仗义执言，写什么备忘录，当众宣读，还要舌战群儒。受了委屈甚至可以一下子放弃一切，到乡下去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农民。好像一个延安文艺座谈会，萧军和高长虹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教育。看起来很奇怪，其实这是1942年以前延安文化空气比较自由的结果。当然，解放战争时期，萧军去东北解放区办《文化报》，还想延续“鲁迅风”杂文，很快就遭遇到了与王实味同样的处理方式。虽然没有危及生命，但写作生涯却被强制性地结束了。高长虹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冷落，也算补上了延安时未被改造的一课。
但《讲话》之前，延安的文人关系还是松散自如的，虽然彼此之间有派系和观点的交锋，却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情交友与生活。而且很多文人都与党的领导人有直接交往的经验，这些经验成为他们以后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改造自己灵魂的情感因素。
例如，丁玲与毛泽东的友谊历来都是文坛佳话。丁玲初到延安时，与毛主席交往很多，说话也很随意。毛泽东曾单独给丁玲写过一首欢迎词，词名为《临江仙》④，丁玲在陇东前线时，毛主席用电报发来了这首词，回去以后丁玲请毛主席把它写在宣纸上。还有一次，丁玲、徐梦秋和周小舟三个人正在一起为徐老六十寿辰凑句子，毛主席来了，看到他们在作诗，高兴得大笑起来，并对他们的诗进行了及时评价。⑤后来，在1942年4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大家都批评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毛主席最后总结说:
《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毛主席这是有意保丁玲的话，使丁玲没齿不忘。
另外，萧军也有很多与毛主席等领导人交往而广为人知的故事。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为了给作家俱乐部筹集基金，萧军当时向许多领导同志进行过募捐活动。他说:
毛主席的生活当时也不宽裕，津贴不多，他分三次交给了我一千元。我找朱总司令要钱，总司令笑着说:“没有钱了!钱让战士们拿去驮盐了，等他们回来后才能捐给你。”萧军同志风趣地打着手势，又回忆说:“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还算有点钱，他很痛快，一次就给了我们三千元。”这个小小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党的领导同志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异常关怀的，他们和作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毛泽东做过大量的民主调查工作。他曾几次找到萧军、艾青、欧阳山、刘白羽等作家谈文艺问题，并让他们代为收集反面意见;同时也找周扬、何其芳、刘白羽等谈文艺的“写光明”与“暴露黑暗”等问题。毛主席这种“礼贤下士”的民主作风使这些老作家在四五十年以后，历经了政治生活的磨折却仍然心怀感激。
延安作家与党的领导人关系的分界是1942年《讲话》以后和接下来的“审干”运动。无休无止的学习和检讨，自我反省，使作家们终于知道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曾经的那种启蒙大众的热情变成了向大众赎罪的心理，个人的情趣和爱好变成了“非法”，成为被批判的、需要被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趣。甚至作家之间的友好交往都是需要检讨的，因为这种交往排斥了与农民的交往。当时延安的知识分子，以文抗和鲁艺为两个最重要的文化山头，它们各有自己的作家、刊物，也有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观点，好像成为两个不同的文学派别。但在交友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却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鲁艺的周立波说:
整风以前，我到了延安，在鲁艺教课。这所艺术学院的院址是在离城十里的桥儿沟，那里是乡下。教员的宿舍，出窑洞不远，就有农民的场院。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整整四年之久，我没有到农民的窑洞里去过一回。
而且这样的文化人:(www.xing528.com)
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里，也不在少数。
严文井说:
我的朋友是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何其芳的朋友是我、周立波、陈荒煤，周立波的朋友又是何其芳、陈荒煤和我。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除了我们几个搞文学的知识分子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彼此来往来往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朋友。没有农民的朋友。当然，更没有同工人、同兵士交朋友。
这种文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新的语境下，也是不合理的了。在《讲话》之前，作家不仅交往自由，在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上也被充分地尊重着，与领导人的关系也比较融洽，虽然不是都能以诗唱和与随意闲谈，至少是友好与平等的。
当然，这些并不特别说明延安作家之间的关系怎样不友好或怎样友好，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文人之间互相讨论、互有争论是完全正常的，不论是争论学术问题还是彼此之间有成见，都是思想自由、言论开放的结果。而“诗人之间、社团之间，没有门户之见，相互关怀，相互支持，坦率磋商诗艺”若是指作家们在抗战文学目标上的一致性，是可以的;若是指延安全体作家之间的人际关系，则无疑是过分理想化的说法。
三、战时延安的文化语境
1936年至1942年间，延安文化的总体特征是一种政治型、实用型的文化，其总体目标是实现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领导下的抗战建国政治纲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与平等、民主的现代中国。延安作家对这一乌托邦之梦的孜孜以求，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它不仅与近代以来中国深重的民族屈辱有关，更与中国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有关。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此目标的实现，曾经放弃了一切个人所有，包括头颅: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一代学人纷纷走上以启蒙图生存的救亡之路。所以，李泽厚概括中国现代思想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在《讲话》以前的延安是有所侧重的，在救亡的呼声中，知识分子一直有着“新启蒙”的努力，他们没有放弃对民族劣根性的反思，更没有放弃对延安现存社会问题的批判，同时他们也反思自己在民族灾难面前的角色问题;但《讲话》以后，“启蒙”的任务失落了，因为“启蒙者”变成了被改造者。
《讲话》以前的延安，是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抗战为个人使命的时期，文艺发展也基本上处于自发期。尽管有党的领导人有关文化问题的各种讲话、各种文化政策的指示和各种官方的文化团体组织，文化人仍然有自由的个人言说空间，他们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手法的运用上，也有着充分的个人自我天地。延安的朗诵诗或街头诗等文艺活动的发生，与国统区武汉等地一样，是诗人自发自觉地寻求与政治运动结合的产物，不是出于党的意识形态行为。
艾思奇曾总结说:“17个月来的文艺活动的各方面的成果，都是自然发生性质的东西。”“17个月”是指1937年7月(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陷落)，这段时间一般被认为是抗战的第一个时期，此后就是漫长的持久战时期。其实，从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开始，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而是汇入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运动之中了。1939年仍然是自发时期，1940年至《讲话》以前，虽然共产党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文艺的思想指导和行政领导，但由于处在与蒋介石政府争夺知识分子时期，延安有关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都是友好和宽大的，如知识分子来延安，进出自由，陈学昭就三进三出延安城，卞之琳、沙汀、光未然都来过延安，一段时间以后又离开了。正因为这种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才使延安的文艺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各种文艺观点、各种表现方法都有各自发展的空间，文艺家们可以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可以自由创作和讨论，才使延安文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时期。
战时延安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知识分子自觉地为抗战服务的决心，文艺家要尽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不论对旧形式的利用还是对文艺“民族形式”的构想，都以文艺如何能更好地为抗战建国服务为目标;二是延安文化强烈的“亲苏”倾向，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文学的介绍与褒扬充满了延安的党报党刊与文艺报刊;三是党的领导人和文艺家对鲁迅的普遍尊崇与学习。
(一)文艺为抗战建国服务是文艺家的共识
抗战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使每一个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抗战的现实之中。因此，全民抗战是那一个时代的主潮，为抗战服务也是那一个时代的主旋律。茅盾在抗战一年回忆文艺界情况时认为，文艺所应表现的战时社会生活的核心:
就是——我们民族的力量怎样像百川朝海似地从各自不同的“源”与“流”而汇合到当前的大事业:抗战建国。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写的东西，非写不可的东西。而且应该以这为圆心，去摄纳我们这时代的森罗万象。
茅盾所说是全国抗战初期文艺的主导方向，也是延安前期文艺的特点。艾思奇也说:
有谁能够否认，目前中国的文艺，已经和抗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艺作者的生活，更是和抗战的发展前途分不开了呢?
综观解放区的文艺作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发出宣言说:
中国文化的存亡是取决于民族的存亡的;如果中国民族灭亡，那就将是中国文化的灭亡。而这点正是需要我们全国文化界人士来深刻认识的。全国文化界人士正需要从这个认识来决定自己在这大时代中的使命的。这个使命就是:文化界人士需要把自己文化的工作和抗战的工作深相结合起来，而且要一切文化的工作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
延安文化人就这样与现实的政治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方面他们有着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边区新文化运动中，艺术家们能够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必须一切服从与服务于民族的抗战，一切以抗战建国为目标。所以，在文学表现上，有直接将文学的发展与党的政治任务、宣传鼓动工作联系起来的倾向，那些短小精悍的活报剧、街头诗、通讯、特写等文艺形式都是对抗战政治的文学应对。当然，作家们一边写着抗战文学，一边也认识到了文学的特殊功能。一篇署名“振”的文章说:
……我们的文艺，已亲切地与政治联系起来……现在，文艺工作者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反映转变与发展中的政治号召。创作者，要执行这任务，理论者及批评者要推动这任务的实现及完成。
要求文艺藉其特殊艺术功能，实切，机敏而具体地随时为政治服务。席勒式的留声机文艺，不应被给以高度评价的。
文艺工作者的心也是无边的，他愈爱政治，愈深入政治，他愈丰富，愈充实。
文章在论述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中，一方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一方面强调文艺应以自身的特殊性为政治服务。这个观点最符合毛泽东对文艺的基本要求，所以，三年后《讲话》的产生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二)文艺界的“亲苏”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汲取着域外文学的丰富营养。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进步知识界影响很大，李大钊当时就有《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苏俄革命的成功，所以，激进的革命文学本身就是五四文学的重要一翼。而且，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其方针、政策就倾向于苏联，在政治上也受到第三国际强有力的领导。所以，当抗战爆发，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奔赴延安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其仿苏模式就可以表现在文化上的各个方面:文化、文学上明确的政治色彩和党派倾向;领袖者讲话对文学的指导性作用;文艺界论争的结论往往由政治干预得出;对文学组织形式的行政领导;对苏联文学创作方法亦步亦趋的模仿等等。这种仿苏模式在《讲话》完成了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整合之后，更显示了无所不在的强大精神力量。
翻阅当年的报刊，很容易发现很多对苏联文学的介绍和翻译文章，萧三、周扬、欧阳山等都写有这方面的理论文章，曹葆华、李又然、萧三等翻译了很多苏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萧三是当年留苏作家，他写了很多宣传高尔基和苏联文学的文章，如《伟大的爱神圣的恨》(为纪念高尔基去世五周年而作)、《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抗战中苏联文艺动态一瞥》、《关于高尔基》等文章。萧三怀着一种自觉的政治信仰和精神皈依的情怀，把高尔基写成了一个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这种过分注重作家的政治作用而轻视其文学价值的做法，是延安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越到后来，这种倾向就越严重。
其实，对中国文化界来说，崇苏情结并非从延安开始，而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就开始了，五四运动对此更是一个推进作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言，苏联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日本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一样，是作为解决中国现代化民主国家的参照而出现的。当时的重庆就办有《中苏文化》的杂志，而且全国报刊也都不断地登有苏联作家的作品和理论文章。如京派文艺阵地《大公报·文艺》中，仅1941年下半年就有三篇有关苏联的作品:9月8日有戈宝权的纪念文章《诗人莱蒙托夫百年祭》和一组《莱蒙托夫诗选》;10月8日有范纪曼译的顿河流域哥萨克人的新歌曲《在新契尔喀斯基草原上》;12月10日，有曹葆华翻译的高尔基小说《亚里克金》。与解放区相比，国统区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各个时期、各派作家都有翻译。
相比之下，延安文学对苏联文学的翻译比较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不仅题材集中，时间段和作家的选择也比较狭窄，多翻译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进步作家作品;对19世纪翻译很少，即使阅读也只倾向于托尔斯泰等少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则基本上持保留态度，甚至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排斥心理，周立波、周扬等鲁艺教员都在教学中贯彻了这一想法。
事实上，在延安只有少数19世纪的西方作家的作品才能入选，如《短诗四首》(歌德著，立波译)、《可怜的彼得》(海涅著，黄既译)和《故事及其他》(普式庚著，曹葆华译)等不到十个作品在延安被翻译过，而苏联作家则不计其数。
(三)鲁迅的“两副面孔”——政治家与文学家的不同理解
在延安文化界，有两个名字不断地被提起——一个是高尔基，一个是鲁迅，1942年以前的延安，几乎每年都有对他们的纪念活动。对比高尔基一开始就被意识形态定位来说，鲁迅的意识形态化有一个逐渐被整合的过程:文学家心目中的鲁迅逐渐被政治家心目中的鲁迅所整合。但在1942年以前的延安，政治化的鲁迅和文学化的鲁迅可以并行不悖地存在，“鲁迅风”的杂文也可以被提倡和发表出来。
对于高尔基，1937年6月20日，延安苏区文艺协会在召开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时，毛泽东到会讲演说，要学习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与他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毛主席作为政治家，要求延安作家学习高尔基的政治立场是很正常的，但作为作家的萧三等人也一直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评论文学的高尔基。
对于鲁迅，毛泽东更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在思想文化上高举“鲁迅”，他说:
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所以，他强调的“鲁迅精神”是“革命精神”、“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940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与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这一评价成为鲁迅研究中最重要的政治定论，周扬、艾思奇等在鲁迅被意识形态化的话语阐述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特别是周扬，在上海左联时期因被鲁迅批评而无法开展工作，被张闻天调到了延安。当延安的文化空气以鲁迅为旗帜时，他抓住了鲁迅话语的阐释权，先后写了《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精神界之战士》等文章，对鲁迅的思想加以意识形态化解释。
艾思奇也是鲁迅话语的官方阐释者，他认为鲁迅的生命:
和中国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一切活动都有关系。他不仅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最显赫的旗帜，也是为着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中国人民的模范。
他把鲁迅的精神概括为“鲁迅主义”，其含义是:
为民族求解放的极热的赤诚，和对工作的细致而认真的努力……他不能容忍一切压迫，一切妨害民族生存的新的和旧的传统……学习鲁迅主义，并不在于做文章，并不在于俏皮和讽刺，而在于不论在什么工作当中，不论在文艺和一般文化当中，或在政治、军事以及一般抗战建国的工作当中，都能够贯注着这坚决不妥协的、英勇牺牲的精神。鲁迅的精神，事实上也就是中国的民族革命的精神。
这些着重于“鲁迅精神”的话语阐释者，其实是以对鲁迅后期政治立场的理解架空了对鲁迅的文学性理解，使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化的鲁迅，变成了一个革命化的、政治化的鲁迅。
文学家们的理解与政治家的理解完全不同:丁玲、萧军、罗烽等一批文化人是鲁迅精神的真正传人，他们在文学精神上继承了鲁迅，他们的创作不仅给延安文学带来了繁荣，更重要的是显示了文化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丁玲写的《“开会”之于鲁迅》、萧军写的《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以及《杂文还废不得说》⑥都与官方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构成歧异，正是这些作品成为延安文学的代表作，成为延安作家继承五四文学精神的凭据。
总的说来，延安的文化环境与国统区大相径庭，而且延安1942年《讲话》前后也大不相同:虽然总体文化取向都偏向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和鲁迅方向，大环境也是“缺少学院气”的抗日战争和农村环境，但文化政策不同，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也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前后迥异:由启蒙主义者变成被启蒙和被改造者，差别有如天地。《讲话》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具有主体人格精神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了，只有从事文化工作的专业知识分子，而且他们正在向普通劳动者转化，努力成为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劳动者。
注 释:
①陆地是部队艺术学校的老师，他刚从鲁艺的文研室出来，因鲁艺调整撤销了这个办公室，他被派到延大学俄语，被“部艺”及时聘任了.部队艺术学校的一切规章都模仿鲁艺。1941年初成立，是一所专门培养部队文艺干部和戏剧人才的学校，它的成立对部队戏剧运动起了很多推动作用，《讲话》之后不久就被取消了.参见贺志强、杨立民主编:《延安文艺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②延安时期，张闻天关于文化、文艺的文献有:在中国文艺协会上的《洛甫同志讲演略词》(1936.11.22)、在特区“文化救亡协会”成立会上的报告《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1937.11.14)、在边区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1940.1.5—7)、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9.10)、为中宣部、中央文委起草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1940.10.10)、为中宣部起草《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6.20).这些文章都发表于1942年以前，是延安《讲话》前的文艺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③毛泽东1941年8月2日写信给萧军说:“……我因过去与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毛泽东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④《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把毛主席的这张手迹寄到重庆的胡风那里，请他代为保管。胡风看出是毛主席的字，保管得十分用心。这张手迹在胡风手里保管了近40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灾难，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完好地回到了丁玲的手里。
⑤1937年1月30日，中国文艺协会祝贺徐特立60大寿的诗:苏区有一怪，其名曰徐老。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故事满肚皮，见人说不了。万里记长征，目录已编好。沙盘教学生，AEUIQ。文艺讲大众，现身说明了。教育求普及，到处开学校。绿水与青山，徐老永不老。
⑥见《谷雨》1942年6月15日第5期。这时已是批判王实味和《讲话》之后了，毛泽东已明确表示:杂文不适合解放区，只适合对敌斗争。萧军仍要保存杂文文体形式，《谷雨》也给予发表，可见文艺界和萧军反应得多么慢。但如果《讲话》之后没有审干、强迫文艺家自我改造和下乡代职等具有惩罚性质的行政手段，《讲话》被作家普遍接受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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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大连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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