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的当代范型建构与王久辛的《大地夯歌》

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由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说开去

王俊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延安文学的独特性、重要性乃至现代性，王富仁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延安文学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学，因而也有其独立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有延安文学，才是中国现代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的文学。”袁盛勇认为:“作为一种以服务革命政治尤其是党的政治为指归并且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迁的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形态，后期延安文学在完成它的历史性使命这一点上无论如何也是激动人心的，是毫不逊色于世界红色文学之林的。进言之，这是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民族色彩的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定性的现代性文学。”李洁非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两个主要的源流，一个是‘五四’新文学，一个是延安文学。一百年的文学，几乎都是由它们引导的。从实际影响力来看，延安文学的重要性，超过了‘五四’。”当然，如果不独囿于文学审美层面(文学内部)来考察上述两类文学，就文学文化层面(文学外部)来看，李先生的观点不无道理。一个简单的、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例子对读者理解此问题应该有所帮助:代表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鲁迅和代表延安文学权威的毛泽东谁对20世纪(尤其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影响更大?当然，我们无意也没有必要对五四新文学和延安文学分个你上我下，但是能把延安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相提并论，就已经改写了“文化大革命”后学术界对延安文学敬而远之的落寞境地。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前后，延安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发展方向和建构模式，一度迎来自己的辉煌时期，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随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大解放，受文学本体论、文学形式主义、文本主义、符号学等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延安文学因其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使其研究处于历史的低潮期。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全球化趋势的增强、“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日常化”的讨论以及文学文化学观点的影响，延安文学研究又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在贺敬之、丁玲、林焕平等老一代作家、学者20世纪末对延安文学学科的倡导下，王富仁、李洁非、袁盛勇、黄科安、朱鸿召、高浦棠等学者都投入巨大精力对延安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发掘，极大地推动了延安文学研究的进展，与延安文学在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火热状况相比，实践领域即文学创作领域却缺乏对此研究现状的有力呼应，而以王久辛的《大地夯歌——谨以此诗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铸碑》(原刊于《解放军文艺》2007年第8期，以下简称《大地夯歌》)为代表的系列长诗的出现，改变了文学创作领域的这一尴尬境地，率先在诗歌领域对延安文学优良传统进行了很好的承传，在承传基础上，这些诗歌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浓烈的忧患意识，始终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强调史诗的历史承担责任，改写了当下新诗写作读者严重缺席的窘境，提供了当代诗歌创作的新范型。

说长诗《大地夯歌》等系列长诗是对延安文学当代范型的成功建构，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大地夯歌》等系列长诗必定包含延安文学某些基本特质;其二，《大地夯歌》等长诗具有浓烈的当代意识，能够解决当代中国人遭遇到的精神困境并引领当代文学创作潮流，提供当代文学创作模式。

先从第一方面来论证笔者提出的观点，就是《大地夯歌》所包含的延安文学特质。延安文学最明确的特质就是文学题材的工农兵倾向(文学为谁服务的问题)、文艺大众化与文艺普及化(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在《大地夯歌》等系列长诗中显露无遗。

首先，从题材来看，以长诗《大地夯歌》为代表的一系列长诗都是以工农兵作为叙述、抒情、议论的主角，他们在王久辛的长诗中始终是关注与叙写的对象和焦点。《大地夯歌》中的长征战士——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夯歌的主人，从瑞金一路走来，经过二万五千里的艰辛跋涉，激越、雄壮的声音一直伴着他们豪迈的脚步声，像创造世界的劳动歌声——夯歌那样在中国大地上久久回荡:

“夯歌终于从人心!如岩浆般迸射出来了!赤红的岩浆如礼花的缤纷!把瑞金城点染得彤红彤红……把新世纪的黄钟大吕!撞响那是彤红的命运!谱写的彤红的绝唱!响彻云霄的钟声里!有无尽的热血!伴着理想在飞翔!所有为创业而打夯的人们!都把理想溶进了翅膀……

博古、李德、毛润之、周恩来、张闻天、瞿秋白、王稼祥、方志敏、陈毅、徐向前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诗中也是作为和“大舅”王春生一样的长征战士来抒写的，既凸显出他们的自信、勇敢、坚强，也暴露了他们的犹疑、烦躁和郁闷，诗中所映现的共产党人，都是有血有肉、与人民患难与共的子弟兵形象，把红军领袖纳入长征战士的整体群像中来刻画，既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又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以及群众路线相合拍，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包容量。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长诗《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以下简称《狂雪》)，刻画了日军侵华时期多灾多难的中国老百姓遭受的屈辱和蹂躏，叩问中国军人的缺席、作为和使命，作者此诗的写作不仅仅是揭露民族旧伤，更在于感召当今的人们珍惜和平，共建精神家园。长诗《钢铁门牙》，源于作者到邱少云生前所在连蹲点时，亲眼看到一名士兵从单杠上翻飞之后，磕掉了两颗门牙的事件，作者感动于这名士兵将两颗断掉在地的门牙拾起，扔进了口中的一瞬间，激起了创作的冲动，凭借作者诗意想象和巧妙构思，作者替这名士兵嚼碎了一切艰难困苦并使其精神得以升华，从而使我军普通一兵也具有英雄的风采。王久辛近期(2008年8月19日)所做的诗歌《瞬间永恒——汶川大地震百日为抗灾英雄而歌》，作者在讴歌了人民教师谭千秋、13位唐山兄弟、女公安干警蒋敏之后，把抒情视角又回落在英勇的人民子弟兵——陆海空三军将士身上。从王久辛的诗歌创作来看，在文学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明确而坚定地践行了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

其次，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诗人王久辛有着明确的姿态和立场。在《大地夯歌》的题记中，作者不同意索尔兹伯里“长征是人类求生存的凯歌”这样文绉绉的说法，借用“大舅”的民间话语来批驳索尔兹伯里的思想观念:“太洋气了，什么人类啊生存啊凯歌啊，不要说陕北农民听不懂，江西贵州四川和全国的工农大众也听不懂呀。”这短短的一句话透露出作者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即以全国工农大众“懂不懂”为标尺，最后以老百姓最熟悉的夯歌取代了书面语“凯歌”，而全诗正是在追求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的艺术追求中一气呵成。在这首长达1800行的长诗中，读者很难发现拗口或者读不懂的诗句:

不管你是谁!是天是地!是天王老子/咱也不管!……该跑就得跑!跑不赢就得钻!钻山沟蹿山梁子!蹿得无影无踪!像孙悟空七十二变!让你找不着!让你晕头转向!我呢/想什么时候钻出来!想怎么钻出来!想在你前面钻出来!想在你后面钻出来!就怎么钻出来!不管!白天还是深夜!都是出其不意!都是异想天开!你想管管不着!你不想管太好啦!正中下怀我就来管你!管你要脑袋!要命要创造红色江山……

全诗基本是由这样一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口头用语组成，与延安文学当年对语言严重欧化的五四新文学的反驳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王久辛用他的诗歌语言反驳了充斥当下诗坛的一些所谓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过度陌生化、黑色幽默、荒诞派、零度情感等晦涩难懂的洋味语言。对汉语诗歌进行语言探索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充斥于诗歌作品的全是读者不能理解并以“难倒”读者为能事和指归的诗歌创作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另外，全诗以劳动夯歌统领各章，使宏大的革命理想与活泼有趣的劳动号子交融一体，寓庄于谐，张弛有度，于平朴生活之中蕴藏时代真理，使全诗笼罩在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之中。

《大地夯歌》写作之前，王久辛创作的新民歌体长诗《翻身道情》(发表于2002年《中国作家》第5期)就更能体现作者文艺大众化的炽烈追求。通读此诗，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陕北民俗民风，简直是延安文学经典作品《王贵与李香香》的姊妹篇:

娘!娘!毛主席在枣园里说话哩，娘!娘!

娘抬抬头，头上沾了棉花，白生生地好看哩。四贵搂着娘嚷嚷:“娘!娘!毛主席掐着个腰眼子，对那些个戴玻璃镜的婆姨和一群八路说话哩……”

说话就说话呗，谁还不说话?你嚷嚷个啥哩?

娘!娘!毛主席说文艺文艺的儿不知道啥叫个文艺哩，你给儿说说啥叫个文艺，文艺叫个啥?

四贵娘停下手中的纺车，用手捋一把流海儿，叨念着那个文艺哩。文艺是个啥，啥叫个文艺?四贵娘说不出个道道哩，虽然这道道那道道，四贵娘知道不少的道道哩。也有不少这道道那道道她不知道，但毛主席说的这个文艺道道究竟是个啥道道，她要整个清清白白哩。(www.xing528.com)

……

四贵抢着说:俺娘领俺来问问毛主席啥叫个文艺哩。啥叫个文艺?一群人吃了惊，张口结舌不知从何说起哩，毛主席听见了，走过来对他俩说:“文艺嘛，就是唱歌，扭秧歌、画小人儿、看那个皮影戏。”

全诗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背景，叙写了以四贵和娘为代表的普通群众对什么是文艺的追问以及毛泽东对此问题最为通俗、形象的回答。虽然作者注明该诗创作于2002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77周年纪念日，但笔者以为是诗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60周年的文艺杰作，因为该诗不仅内容写的是《讲话》发表过程，形式上更是对延安文学理论经典文献《讲话》精神的活学活用。

另外，王久辛始终不渝坚持“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信条和史诗的“担当”功用，这本身就是对延安文学优良质素的继承和发扬。王久辛认为:“所谓艺术的角逐，就个体诗人来说，就是创造实力的竞争，而实力从何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当然不是。实力是生活与才华的日积月累，是它们互相转化之后赋予诗人的创造力的蓄势待发的状态。你有实力吗?有实力为什么写不出让人叫绝的佳作呢?要想真正回答好这个问题，就还得回到生活中去，生活是我们创造者取之不尽的源泉。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可以说革命文艺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其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诗人作家们牢固地树立起了‘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观，把这个观念树牢了，身子与心深入到生活中去了，获得了蓄势待发的状态，我们的军旅诗创作也就上去了。”长诗《狂雪——为被日寇屠杀的30多万南京军民招魂》、《艳战——魂系红军西路军女战士》、《蓝月上的黑石桥——为抗日先锋29军而歌》、《肉搏的大雨——为“百团大战”的将士们铸碑》、《洞中的红石头——为红岩村江姐而泣》都是王久辛深入生活、严肃审视历史而创作出的感人诗篇，在这些诗歌中，诗人怀抱对祖国、对人民、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以高尚的情怀、敏锐的眼光、严肃的态度、大胆的想象为中华民族树立精神丰碑，铸建精神家园。诗人在《大地夯歌》中执著追问:“如果前进的时代没有灵魂/我们该怎样来面对希望/如果提高的素质没有理想/我们又该怎样来期待未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王久辛的大诗写作，是一种崛起与担当，是对几千年人文精神与艺术形态弱化趋向的拯救。王富仁在谈到延安文学时指出:“只要回顾一下人类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我们就会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是躺在现实荣誉的温床上进行创作的。革命家、政治家要有所承担，文学家、艺术家也要有所承担。正是这种承担意识，才能赋予文学艺术以思想的厚度和艺术的厚度。所谓承担，就是有困难、有危险，需要承担，而要承担困难和危险，就不能太直露，就必须探索能够将自己的思想感受暗示给读者的艺术途径和方式，就必须选择适于自己的文体形式或者独创仅仅属于自己的新的文体形式。而能够支撑自己的承担意识、支撑自己面对困难和危险的，则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所不能没有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只想成名成家，只想享受文学家、艺术家的荣誉和利益而不想承担任何困难和危险，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而王久辛就是这样一位敢于承担困难和危险的“真正的文学家、艺术家”。

前文我们主要谈论了王久辛以《大地夯歌》为代表的诗歌所具有的延安文学优良质素，那么王久辛在继承了延安文学优良传统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特点又对延安文学作出什么样的改造和提升?使得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够与时俱进，解决当代中国人遇到的新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引导新的创作潮流。

20世纪90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结构大动荡、大调整时期，市场经济开始在中国内地全面展开并逐渐获得合法甚至统治地位，文学以及作家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渐趋“边缘化”，王久辛正是在这个时期迎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显现并不断加强，采用何种方式参与现实文化实践与文学创作的社会环境，显然已经与延安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了质的差异，消费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当今社会环境与崇尚政治文化的革命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在看到王久辛诗歌背后浓郁的延安文学质素之外，又能感受到不同于延安文学的当代气息。王久辛在诗歌选材上，充分凸显了他作为军旅诗人的优势，聚焦当代军营生活和军事历史题材，弥补了延安文学题材上“重农轻兵”的缺憾。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文学，除了文学题材上对中国革命战争主体——农民的重视和强调外，为配合革命斗争形势，多追求文学作品的短小精悍，追求文学功能的立竿见影效果，而王久辛的诗歌写作背景显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设年代，诗人崇高的精神追求没有被市场经济带来的浮躁心理所俘获，而是沉潜下来用心写作，追寻以史诗的宏大结构、厚重容量来持久感染读者的文学效应。《大地夯歌》讲述的是革命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在这首长诗中并没有凸显延安文学所追求的阶级观念和阶级立场，没有以明显的阶级分析学说来架构自己的艺术文本，这和延安文学是有着显著差异的。例如作者在讲述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争斗中，并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有意藐视、丑化、贬抑蒋介石，而是客观理性地审视毛蒋斗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该诗完全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思想，作者以当代人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打量和估价70年前由共产党人所开创的长征伟业，否认了“长征是人类求生存的凯歌”，得出了“长征是建立新中国的夯歌”这一全新论点。长诗《狂雪》虽然取材于日军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但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军暴行的愤怒谴责上，而是着眼于当今人们对于和平与发展的期盼，出于对当时中国军人缺席和现今军人作为的思考和探究;没有拘泥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延安文学准则，而是以历史、人性为准则，探求生活真理，这样就使一些已成定论的历史事件在诗人敏锐的眼光审视下衍生出新的哲理思考和价值判断。

当然，王久辛的诗歌在传达宏大的历史史实和全新的哲理思绪的时候，并没有忽视诗歌的艺术之美、形式之美，坚持文质并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有力纠偏了延安文学多数作品“质胜于文”的不良倾向。战争年代的延安文学由于独尊革命现实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一些文学创作方法往往讳莫如深，敬而远之，造成作品色调单一，风格趋同的特点，王久辛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胆汲取各种艺术创作方法，对象征主义、意象派、意识流、陌生化、荒诞派、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虽不盲从，但也决不一味排斥，而是为我所用，丰富了自己诗歌的艺术表达方式，例如《大地夯歌》伊始，作者采用松鼠与洞穴的象喻，以小松鼠的聪明机灵来窥视被历史遮蔽的奥秘，洞穴则是深奥幽长历史的象征，松鼠和洞穴正是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的聚焦，意义上有着相当强的互文性，作者把松鼠和洞穴两个意象和长征伟业融合在一起表达了对历史、现实、未来的发掘、审视和展望。王久辛在诗歌创作中还特别强调修辞的作用和意义，认为修辞是诗歌的“科技含量”，决不能轻视和马虎。在《狂雪》等系列长诗、组诗里，诗人努力追寻“没有修辞不写”的极高境界，“我和我的民族面壁而坐，我们坐的忘记了时间”看似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但里面却包含多种复合的修辞，正是这样一些诗句极大扩展了王久辛诗歌语言的表达空间，就艺术表现方法和诗歌艺术技巧来说，王久辛诗歌是对延安文学的丰富和超越。

王久辛在《大地夯歌》的创作谈中写道:“我清醒地意识与认识到:中国正在向发达国家阔步前进，长征精神正可构成这种理想和信仰的精神源泉。于是，我又获得了写作的自信，因为从人类发展史来看，长征精神无疑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把它写出来，而且是用今天人的现代眼光把它写出来，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看一看70多年前，红军为了追求公平正义是如何拼杀的，长征不仅对我们每一个公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我们执政的政党也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长征精神在今天的‘现代意义’。”正是这种对“现代意义”的不断追问，使得王久辛的诗歌在弘扬人文精神主旋律中，应答了消费文化与商业文化激荡下的当代社会精神痼疾，在当前“喧嚣”、“热闹”、“自我”的个人化写作语境中，在大量诗歌精神委顿、消退甚至缺失的情况下，王久辛以长诗《大地夯歌》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就显得尤为可贵，当然，笔者无意将王久辛的诗歌创作作为当前和以后诗歌创作的终极模式，因为毕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是，这种继承优良延安文学质素、汇集现代文化基因、广采博纳各种艺术手法、带有强烈时代气息和浓厚民族作风的诗歌创作，对未来新诗创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极强的示范性。

参考文献

[1]王富仁.延安文学有重新加以研究的必要[J].学术月刊，2006(2).

[2]袁盛勇.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J].学术月刊，2006(2).

[3]李洁非，杨稢.延安文学研究:为什么研究和研究什么[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1).

[4]王久辛.永远的源泉——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N].解放军报(长征副刊)，2002－05－22.

[5]祁鸿升.大地夯歌:抒情史诗的自我超越——浅谈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的空间建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e6b600100al41.html.

[6]王久辛.长诗《大地夯歌》的现代性追求——我写长诗《大地夯歌》[N].文学报，2007－11－29.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