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散文现象浅析，探索自由言说与自觉言说的整合

从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延安时期”散文现象浅论

梁向阳

“延安时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名词，它专指中国共产党在以延安为核心的根据地领导全中国人民抵御外寇入侵，迎接全国解放的十三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个历史时期，相对于我们平常以1949年为界划分“当代”和“现代”的标准，可以称为“前当代时期”。解读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延安时期”所衍生出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现象，对未来新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延安时期”文艺现象，是一个谁也绕不开的话题，许多学者曾有过宏观论述。有人认为，“从文学本身及其与外部世界所构成的多元关系看，延安文艺是十七年文学的源头、雏形，十七年文学是延安文艺的延伸、壮大，二者同属于、统一于‘社会主义人民文学’”;还有学者认为，“延安文艺在整体形态上就是一种具有极为明确而具体的政治指导思想的文艺运动”。“延安时期”的散文现象与戏剧、诗歌现象一样，隶属于“延安文艺”。尽管它和其他文学样式有许多相通的地方，但是它亦有其质的规定性。有学者曾解读为“延安散文”，认为它“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念以及“追逐时代”、“抹杀个性”的倾向。

如果我们拂去历史的烟尘，客观地把握当时的散文状态的话，不难发现“延安时期”的散文状态，亦有其丰富性与复杂性，它是对自由言说的整合而进入自觉言说状态，并逐渐成为当代“抒情散文”的自觉滥觞。

一、自由言说时期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散文”，是现代文学批评语境下的散文概念，其外延宽泛，仅仅以非虚构性文体作为划分标准，包括叙事性强的人物特写以及杂文、随笔、抒情小品等种类。散文最基本的元素是“真实”与“自由”，以非虚构性特征可以作为区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文学样式的标准。某种意义上，散文更接近亚文学状态，与纯文学状态多多少少有点距离。散文的“真实性”，使其便于写真相，表真情，诉真心，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反映生活，针砭时弊;它的“自由性”，又使其在形式上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散文就成为“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其所建构的话语方式，就是自由言说状态。知识分子们寻找各自的立场，有激进、昂扬，有消极、低沉，代表各自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总的来讲，基本处于同一平台，发布着自己的声音，直接刺激了杂感、随笔等散文样式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场运动退潮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反封建与“立人”的旗帜下建立的松散联盟开始瓦解。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自由言说”已经深入人心，散文成为知识分子心灵话语的直接载体。

随着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与加深，五四运动所开启的启蒙主义文化正被战争文化规范所取代，“救亡又一次压倒了启蒙，知识分子在革命战争中也为这场革命所征服”。知识分子原来的视野开始转移，把思考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上，这点在“延安时期”的初始阶段尤为突出。

“延安时期”，大批知识分子、救亡学生涌入延安。有研究者分析，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文化人约四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者近万人。众多知识分子认定延安是一块净土，也是个性解放的乐土。来到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目的，是释放在国统区长期被压抑的心灵，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知识分子在文艺方面的策略，在自觉歌颂新天地里的新生活同时，为当时的民族救国运动鼓噪、呐喊。这种鼓噪和呐喊，必须通过一定合理而有效的形式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点，当时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说得很清楚:“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民族的、大众的方式成为知识分子们进行宣传的首选，街头诗歌和大众戏剧成为延安的流行色。

就散文而言，它虽然没有大众戏剧、街头诗歌这些形式灵活、表现力强的艺术形式的优势，但它却有其质的规定性。散文是寄予真情实感的场所，便于写真相、抒真情，因此它起初有这样的存在方式:

一是情文并茂的抒情散文。如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师田手的《延安》等，就是以激情和浪漫的笔调，歌颂延安的新景象、新风尚、新事物。

二是回忆性散文。它以非虚构的亲历性特点，向读者讲述作者所见所闻的真实事相。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组织的史料征集委员会，曾编辑了十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这里面的作者既有普通战士，又有著名的红军指挥员。这组文章真实地回忆了长征途中的战斗、行军、英雄人物和战友之间的生死友谊。著名的有陆定一《老山界》、肖华《南渡乌江》、李立《渡金沙江》、黄玉山《忆过草地》等。还有吴玉章《纪念蔡孑民先生》、齐燕铭《追悼吴检斋先生》、韦君宜《悼纪毓秀》、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等回忆散文，也是痛悼亡人、追忆往事、表现真实的情感。

三是纪实特写散文。这类散文自觉选择了叙事方面的优长，真实地记录战争现象。其写作技法类似于小说，但与小说唯一不同的是故事与人物是真实的，具有亲近感和真实感，因而受到读者的喜爱。如丁玲《秋收的一天》、沙汀《贺龙将军印象记》、刘白羽《三颗手榴弹》、穆青《红灯》、果力《“五四”火焰在延安燃烧着》等，以特写的方式还原场景，给读者以真实感。

四是杂文、随笔。这类议论性散文以谈论人生、时事为话题，善于传达情感与思想，某种意味上是知识分子的言说。这类散文的写作，一方面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需要独立的思考精神。正如萧云儒先生在解读丁玲时说:“等进入第二阶段，一方面丁玲更加深入腠理地进入了延安的精神生活和陕北的传统文化，在令人振奋的新生活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一些实际存在着的缺失。另一方面，当丁玲由政治社会的实践性活动逐渐沉入编辑和写作的精神活动，精神生命、艺术生命开始从政治社会生命的覆盖下腾升，人文理性和批判眼光也开始从革命激情和赞颂视角中沉淀和结晶出来。”丁玲的这种思想状态，在当时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许多深受五四新文化精神浸濡的知识分子，撩开被理想与激情遮蔽的空间后，发现现实生活里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缺憾。这种对现实的敏感认知，在思想活跃、感情解放的状态下，转化成杂感、随笔的方式加以表现。

就丁玲而言，进入延安后曾发表过如《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一系列小说，也写作过《作家与大众》、《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干部衣服》、《战斗是享受》等杂文。其杂文均是以身边琐事为题，多是对小说中思考问题的直接诠释，以小见大、短小精悍、坦言直陈。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10月23日，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文章指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说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该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这篇杂文明确主张把杂文作为革命队伍内部开展自我批评和自由论争的手段，积极参与反对革命内部的封建主义的斗争，强调使用杂文的目的“只是为着真理”。其逻辑支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传统，是知识分子的自由言说。

在丁玲《我们需要杂文》的号召与鼓动下，延安的知识分子们纷纷拿起笔写杂文、随感。这也就形成了“延安时期”一个短暂而宽松的“自由言说”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焕南(谢觉哉)的《一得书》，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这些杂文、随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针砭时弊的功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说到底，“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学精神，它解构一切文学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作为散文一种形态的杂文，这种自由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更为充分。“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杂文批评传统，很大程度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我们拨过岁月的尘埃，客观地把握历史，会发现昙花一现式的杂文繁荣背后，有相当深厚的逻辑基础:一是作家们认定延安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真正实行的地方，在这里不仅老百姓获得民主的权利，而且作家们也拥有创作的权利;二是五四新文化的批判传统，在延安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秉承;三是整个延安为战时服务的“自觉言说”的话语状态还没有有效地建立，仍有个性主义滋生的土壤。

二、自觉言说的整合

按照字典的解释，“自觉”是“自己有所认识而觉悟”。“自觉言说”的整合，是对以杂文、随感这类议论性散文所传达的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而言。在统一纲领、统一行动的战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形成的个性主义传统，没有生存的空间。严格意义上讲，在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完成的由自由言说到自觉言说的整合，既是知识分子的转型道路，也是“延安时期”散文的转型道路。

我们知道，延安整风运动是在战争期间中共全党思想与行动的一次大整合、大统一，其标准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这种整合在文艺界大致表现出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1941至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整个解放区全面的、有组织、有系统地学习“整风文献”，以求在思想上统一认识。文艺界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杂文作品为契机，坚决肃清以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为主要内容的个性主义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原来提倡杂文的丁玲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所言:“我希望所有的文艺家除了对王实味加以深刻的分析，无情的揭露外，还需要在整顿三风之中，好好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把头脑中旧的东西去掉，而换进新的，清除那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虚夸的自高自傲，扫除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改造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丁玲的话语很有代表性，在以批判王实味自由言说的过程中，延安的作家们已经完成角色转型，自觉加入集体主义的合唱中。

二是战时的革命文艺方针的及时制定，使“延安时期”文艺真正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种对文学艺术武器化、工具化的定位，带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特定的要求。毛泽东首先把文艺的对象确定为工农兵，“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学成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载体。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关于文化的所有论著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的。它标志着整风运动已从对党的知识分子领袖的斗争扩大到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改造，标志着实用化的精神已从理论、学术领域扩大到了具有特殊性质和特殊规律的文学艺术领域，标志着文化实用化的程度已从重视知识逐渐增强到了文化的完全工具化”。

所有这些整合形式及其结果，自然对与时代气息关系密切的散文，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www.xing528.com)

第一，散文话语中，作家们自觉放弃了个性追求，真诚地融入工农兵之中，表现为对新社会新制度的赞美和对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热情描写。散文作品在取材上更加符合新的文化与思想规范，遵循歌颂劳动者中的先进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曾列举了当时延安文坛存在的多种糊涂观念，如“人性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问题，受到激烈的批判后，再没有在延安文坛上出现。从那时起，批判等级制度、反对家长式武断作风、要求尊重作家、提倡妇女解放等匡正时弊的杂文，便在“延安时期”的文学园地里销声匿迹了。

第二，散文形式上“通讯化”倾向更加突出。这类散文，它的长处在于客观性和纪实性，具有现场感，能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缺点是主体情感的抒发，只处在从属于事件的次要位置。如丁玲的《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光华》、《三日杂记》、《记砖窑湾骡马大会》等都是这类作品。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是人物特写《田保霖》，丁玲通过对陕北靖边县的一个小商人在新的制度下思想进步的描写，表现了边区政府政策的胜利。在艺术上，作者着力揭示人物心理的变化，展现人物的心灵历程。与此同时，欧阳山的《生活在新社会里》、杨朔的《英雄爱马》、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刘白羽的《一个战斗英雄的传记》、穆青的《赵占魁同志》等作品，标志着当时“延安时期”书写工农兵先进人物的“通讯化”散文热潮的出现。

第三，“抒情散文”的自觉滥觞。这些宣传新人新事的叙事散文，表面上看起来是对特定人物的书写，其实质具有“歌功颂德”式情怀。因为题材选择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新社会、新制度、新生活，只允许赞美，不许批评;形式上追求语言的大众化、民间化。这样势必导致题材褊狭，形式单一。要使这类散文既表现出它的歌颂性，又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必须走“诗化”的抒情道路，也就是走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路子。如茅盾的《白杨礼赞》等优秀散文作品，既寄予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丰富的艺术性而很快成为“抒情散文”的样板与典范。另外，对散文的批评标准，也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宽泛与多元的标准，降到以“抒情性”为正宗的标准。

由此可见，“延安时期”散文话语由自由状态到自觉状态的整合，打破了散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张扬个性及多元话语传统。在新的语境中，散文成为既定秩序的维护者，表现为“作为文学一支轻骑兵，却能及时参加战斗，迅速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同样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确定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中国文艺新方向为全国文艺工作的方向”，换言之，就是把“延安时期”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延安时期”的散文，自然对当代散文走向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毋庸置疑，凡事都具有两面性。“延安时期”散文方向对当代散文的负面影响，表现为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与批判精神的言说状态长期被幽闭，情感单一的“抒情散文”泛滥。直至新时期文学以后，五四新文化的批判传统才得以恢复，单一的“抒情散文””模式才逐渐消解。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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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