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重要历史时期的转型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田　刚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开始实现根本性“转型”的重要时期。作为“五四”启蒙文学的先驱者和最杰出的代表，鲁迅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这一重大的文学转型中扮演着十分突出的历史角色。尤其是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始把鲁迅树为“新文化的旗手”，确认“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在延安更是成了先进的新文化的象征。而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一批打着“鲁迅”旗号并以鲁迅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作品遂应运而生并在延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但这一由鲁迅而启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强力阻遏，并最终逆转为一种以“工农兵”为核心的新的文艺运动。问题在于，同样尊奉鲁迅，毛泽东为什么要通过“整风”对延安发生的这一以“鲁迅”为旗号的文艺思潮进行“整肃”?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大标志性人物，鲁迅与毛泽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原生状态究竟如何?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何在?

本文的目的，则试图把“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通过探讨其与延安文艺思潮的内在互动和纠结，来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重大“转型”的思想轨迹，以期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有更深入的掘进。

一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举国震惊。鲁迅逝世的消息，立即由当时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通过秘密电台报告给了远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的中共中央。三天之后即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了三个“表示最深沉痛切哀悼”的文件，即《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政府电》，赞颂鲁迅“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决定在全苏区内:1.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2.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3.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 4.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5.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6.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同时，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还向主政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1.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2.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3.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 4.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5.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6.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7.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8.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鲁迅的正式评价。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回忆，这三个文件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的手笔。它们先通过秘密电台传到上海，接着在保安通过红色中华新闻社(CSR)，用口语进行广播。张闻天为此还向主持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了内容要点，并指示在白区“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另外，张闻天还给在上海的冯雪峰发去专电，责成他代表中共中央全权主持鲁迅治丧工作。冯雪峰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以及许广平、周建人等商量，很快就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表了讣告。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共九人组成。但毛泽东的名字，当时除了一家日本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的日文版、中文版曾经披露过以外，其他的报刊都不敢披露。《上海日日新闻》10月20日所载为“葬仪委员已决定由宋庆龄……等八氏”(按:少了一个“马相伯”，其他人名均同)且特别指出:“其中列有中国共产党巨人毛泽东氏之名，极堪注意”。毛泽东的名字被列入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确实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1936年10月30日，中央苏区鲁迅追悼大会在保安举行。据《红色中华》10月28日报道:“自鲁迅先生逝世消息传来后，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少共中央局三机关发起盛大之追悼鲁迅筹备会，该会负责人选已决定，正在筹备收集鲁迅先生的译著及其他作品，并将在志丹市于本月卅日召开各机关部队群众团体之盛大的追悼会。”据当时曾参加了这次追悼大会的朱正明回忆:“那天，红军和各部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大学学员都出席参加，人数总在一二千之间，毛泽东并亲自出席发表了演说，对于这位革命的青年导师，苏维埃政府给予了沉痛的追悼及崇高的哀思。那时天气很冷，全体参加者已经在寒风中坐立了二三小时。”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这次保安追悼鲁迅的大会在当时和后来都鲜有人知，以至于各种有关悼念鲁迅的文献资料不仅没有记载下大会的具体情形，而且毛泽东在鲁迅追悼大会上的讲演内容也没有保留下来。

“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驻延安，从此开始了中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延安时代”。随着中共“延安时代”的来临，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及文学的“旗手”形象也逐渐被确立起来。而鲁迅“旗手”形象的确立，则主要得力于当时正在中国共产党内冉冉升起的新的政治领袖——毛泽东。

1937年1月，毛泽东进驻延安后，他在设于此地的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图书室发现有鲁迅的书，如获至宝。他借了几本，读后再借，先后三次借阅。最后，他读了这里所有的鲁迅选本和单行本。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一时期的阅读体验时，曾这样讲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1938年1月12日，他曾回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的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其实，这时所谓的《鲁迅全集》还没有出版，但由此可以看出他渴望系统阅读鲁迅著作的心情。1938年6月，由上海复社出版的20卷本的普通版《鲁迅全集》开始发行。当时周恩来正在武汉，他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延安预订了精装本和平装本各十套(后来送到延安时实际上各为八套)。这些《鲁迅全集》送到延安，即给鲁迅图书馆和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各分了两套。这年8月，《鲁迅全集》又特印了200套编号发行的布面精装纪念本，在每册的版权页上注明为“非卖品”。这其中的58号就是送给毛泽东的，从此，毛泽东才真正拥有了《鲁迅全集》。后来新华社发表过—张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里工作的照片，办公桌上放着三卷厚厚的《鲁迅全集》，书脊上的书名字迹依稀可辨。

毛泽东之所以关注鲁迅，是与他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战略息息相关的。早在1936年11月22日，他就在陕北保安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进行中国革命的“文武之道”:“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中国革命，仅仅靠武力夺取江山是不够的，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是文武兼备，相得益彰。而鲁迅在“五四”之后的现代中国的“文豪”地位，尤其是他作为左翼文坛盟主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巨大影响，正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所要寻找并借重的最为合适的对象。

现存的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谈论鲁迅的有关记载，是1937年3月1日他与前往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认为“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按:即与“西安事变”后与国民党的谈判)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但毛泽东在这里只是拿阿Q作比喻，以增加谈话的丰富性和形象性而已，对鲁迅及其作品并无实质性的涉及。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这可以说是给予鲁迅最高的“谥号”!还有能比“圣人”更高的溢美之词吗?紧接着，毛泽东概括出了鲁迅的“三大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最后他总结说:“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里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视角，来论述“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的。但鲁迅毕竟首先是一个文学家，他对于现代中国的价值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化领域。那么，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呢?以鲁迅为盟主的现代左翼文化对于中国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为此，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毛泽东是有自己的系统的思考的。这一思考的结晶，就是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1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刊登了该演讲稿。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来认识鲁迅的价值和地位，从而把鲁迅推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手”的地位: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里，毛泽东对于鲁迅的尊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民主建国的政治文化方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鲁迅的上述评价和定位，对于此后的延安文艺思潮无疑具有“法典”的价值和意义。从此，鲁迅的“旗手”地位得以确立，“鲁迅的方向”，开始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二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被确立之后，其作品遂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共产党控制区内迅速传播并弘扬开来。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以“鲁迅”命名的学校和机构。鲁迅逝世后，为纪念鲁迅先生，陕北苏区即成立了鲁迅青年学校、鲁迅剧社等机构。党中央迁驻延安后，又相继成立了鲁迅图书馆、鲁迅师范学校、鲁迅小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基金等以“鲁迅”命名的机关和学校。这其中，鲁迅研究会在传播和宣传鲁迅方面发挥了核心的组织作用。鲁迅研究会是由党中央领导人洛甫(张闻天)在1940年1月5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议，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于1941年1月15日在延安成立的。鲁迅研究会选出艾思奇、萧军、周文三人组成干事会，同时又成立了由艾思奇、萧军、周文、周扬、陈伯达、范文澜、丁玲，萧三、胡蛮、张仲实等十人组成的编委会。鲁迅研究会成立后，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和弘扬鲁迅的文化活动:编辑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论文选集》，由延安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编辑出版了研究鲁迅的最新成果——《鲁迅研究丛刊》和《鲁迅研究特刊》(《阿Q论集》);设立了鲁迅文化基金，以资助在延安工作同时生活上有困难的文艺工作者;举办了纪念鲁迅的展览，如“世界油画展”等;同时还协助举办了历年的鲁迅逝世纪念活动。每年的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纪念日。从1937年到1942年，每到这一天，延安都举办大型的有中共领导人参加的鲁迅纪念活动，同时其他的文化活动也随之展开。可以说，“鲁迅”已经成了延安文化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延安新文化的象征。对此，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曾发表了惊秋的《陕甘宁X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一文，其中以“鲁迅在延安”进行专题报道。该文称:“最尊重鲁迅的，是最澈底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斗争的延安……在延安，鲁迅的品格，被悬为每一个革命青年尤其是文化工作者的修养的模范，鲁迅的语言，被引作政治报告中最确切的补充例证，鲁迅对新文化运动的见解，被作为研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导循，金字红色书面的《鲁迅全集》，成为青年们最羡慕的读物。”^①一时间，在延安形成了一股“鲁迅热”。

随着鲁迅作品的传播及其精神的弘扬，到了1941年前后，一场在“鲁迅”影响下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却在延安风行开来。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延安文坛的风云变化乃是抗战时期特殊政治经济情势下的产物。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不但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开始出现全面破裂的转折点，也是延安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开始。在此之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之下，国共两党纵有摩擦冲突，但仍属局部问题;在此之后，双方剑拔弩张之程度，离全面破裂以至发生大规模内战，实仅一步之遥。事变最后虽然不了了之，但双方的关系已经难以修复。国民政府从此不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经费，并且还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和进攻。国民党的行动，促使共产党在政治上全然脱离了国民政府的统辖。他们另立银行、发行边币、自行收税，再不与重庆政府发生请示、汇报关系。国共关系的这一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延安的社会文化生活。本来延安就处于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生产能力有限，加之抗战爆发后，在中共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感召下一下子又涌来这么多的进步青年，而国民党的封锁和进攻，则更使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生活雪上加霜，陷入空前的困难之中。经济的困难也使延安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固有矛盾更加凸显，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日常生活的困顿自然激发了艺术家们对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一股以“批判现实”、“暴露黑暗”为旨归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艺思潮，遂在延安文坛应运而生。

而这一文艺思潮却是因鲁迅而启动的。1940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由丁玲、舒群、萧军三人发起的“文艺月会”正式成立。在当天举行的有近三十人参加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讨论了文艺月会的组织、性质和任务，《文艺月报》的编辑方针及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等事宜。在讨论《文艺月报》编辑方针时，(周)立波、萧军、雪苇、周文等发言，提倡办成一个短小精悍、有斗争性的刊物，要有小说、诗歌，还要有批评、杂文。同年11月17日，在文艺月会的第二次座谈会上，丁玲发言:“听人家意见要有大度，几句恭维话有什么用呢?原来就是要让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来。而批评人要直爽，要贡献意见给别人，是爱护人的。作家见面不谈作品的现象一定要打破。”萧军很赞成这个意见，他也说明他对于批评的态度，不管别人说话的方式怎样，只要动机好，就要容纳，就要选择接受。后来丁玲又把这次的发言整理成《大度、宽容与〈文艺月报〉》，进一步发挥了在第二次座谈会上发言的精神。她呼吁:“《文艺月报》要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出现，把握着斗争的原则性，展开泼辣的自我批评，毫不宽容地指斥应该克服、而还没有克服，或者借辞延迟克服的现象。”^②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任文艺副刊主编。10月23日，《解放日报》上刊出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文章认为:“现在这一时代仍不脱离鲁迅先生的时代，贪污腐化，黑暗，压迫屠杀进步分子，人民连保卫自己的抗战的自由都没有……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联结着的。”所以，她主张:“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同年9月16日，文艺副刊出版第1期，到1942年3月11日出版至100期。丁玲在副刊101期的“编者的话”中总结时有这样的话:“在去年10月中就号召大家写杂文，征求对社会、对文艺本身加以批判的短作。”

在以丁玲为首的文抗作家的鼓动和引领下，这一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开始在延安逐渐蔓延开来。到了1942年初，随着毛泽东所发动的“整顿三风”运动的开展，这股文艺思潮更是进一步泛滥，进而弥漫于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坛。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抨击时弊”的杂文。在当时的延安文坛，出现了一股杂文创作的热潮。这其中最著名的有:丁玲的《干部衣服》、《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终身大事”》、《论同志之“爱”与“耐”》，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陈企霞的《鸡啼》等，这些杂文大多发表于延安出版的《大众文艺》、《解放日报·文艺》、《文艺月报》、《谷雨》等报刊。除此之外，当时轰动延安的还有中央青委在文化沟口的《轻骑队》、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讽刺画展》，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这三种墙报，上面的文章也多是短小精悍的杂文。这些作品，以抨击时弊为主，大都触及当时延安社会的诸多阴影，如男女不平等、人情冷漠、分配不公、干部特权，等等问题。

第二，“暴露黑暗”的小说。除了“抨击时弊”的杂文，在延安文坛还一度出现了一批触及社会矛盾、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这类小说中，有的是讽刺官僚主义、事务主义的，如《一个钉子》(严文井)、《厂长追猪去了》(鸿迅)、《科长病了》(叶克)、《躺在睡椅里的人》(雷加)等;有的是反映农民出身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与矛盾的，如《在医院中》(丁玲)、《间隔》(马加)、《结合》(晋驼)、《丽萍的烦恼》(莫耶)、《陆康的歌声》(刘白羽)等;也有的写生活中尤其是革命队伍中的人情冷漠和是是非非的，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老马夫》(黄既)、《废物》(柳青)等。

第三，轰动延安的“讽刺画展”。讽刺性的漫画活动，最早是以墙报的方式出现在鲁艺。但在延安真正引起轰动性效应的还是张谔、蔡若虹、华君武三人的“讽刺画展”。“讽刺画展”于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在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共展出60多幅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针对延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党八股、恋爱、开会、不遵守时间、乱讲自由、自高自大、小鬼、干部生活、学习、工作等不良现象而发，可谓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妙笔横生，针砭备至，参观同志，无不同声称快，流连欣赏”。许多中共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如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林彪、艾思奇、萧军等均前往观看。“讽刺画展”先是举办了三天，参观者络绎不绝，而且“因观众过于拥挤，甚至将门挤倒，并有向壁而返者”。因此，美协决定画展又于2月19日至20日、21日至22日在文抗作家俱乐部、新市场商会俱乐部继续举办，真可谓盛况空前，成为当时延安的一大盛事。^③

第四，文艺批评中关于“太阳中的黑点”的论争。对于延安文坛涌起的这股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时任鲁艺副院长的周扬颇不以为然。他于1942年7月17至19日在《解放日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主要意思是强调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在文中针对延安一些作家主张“暴露黑暗”的观点，提出了“太阳中也有黑点”的命题。认为“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有时甚至很多，但它到底是在前进，飞快地前进”，实际上他更强调生活中光明面，主张“歌颂光明”。周扬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丁玲、萧军、白朗、艾青、舒群、罗烽等文抗作家的不满，他们协商后决定由萧军执笔写出《〈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④，对周扬的观点逐一加以批驳。针对周扬提出的“太阳中也有黑点”的命题，萧军他们驳斥道:“但若说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的事。这除非他本身是一个在光明里面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底追求和创造者。”文章写好后，曾送《解放日报》，遭到退稿。萧军认为这是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再加上其他不愉快的事，就想离开延安，但最终被毛泽东挽留，参加了后来的文艺座谈会。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蔓延于延安文坛，以暴露黑暗、抨击时弊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思潮，其源头却来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的鲁迅。

首先，这一文艺思潮中的活跃人物，或是鲁迅的弟子，或是鲁迅的崇拜者，尤其是丁玲、萧军等，在鲁迅生前曾亲炙于先生，都曾发愿以秉承先生的事业为志向。鲁迅与他们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精神性的传承谱系。其次，是他们公开地打出了“鲁迅”的旗号，提出“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自然就成了他们景慕和模仿的对象。比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形式，就受到了鲁迅的《无花的蔷薇》的启发;他在《零感两则》等文中一再标榜的“硬骨头”，也是以鲁迅自许的。至于说这一文艺思潮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述，如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萧军的《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杂文还废不得说》，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张仃的《漫画与杂文》等，则更是直接以“鲁迅”的名目而出现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这一文艺思潮的精神旨归及文学价值观与鲁迅的内在契合。鲁迅的启蒙现实主义文学不是要“大众化”而是一种“化大众”的文学，它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是掌握了现代文明的知识分子对于蒙昧的大众的“启蒙”。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他谈到自己写小说的初衷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所以，我们的作家应该“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基于此，他的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杂文是一种“社会批评”或“文明批评”，其特征“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这一以“启蒙”为旨归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自然就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作家所尊奉的典范。上述这些作品，实际上就是他们师法鲁迅的结果。在这方面，丁玲的《在医院中》最具典型性。小说中的主人公陆萍是一个受过现代科学知识教育而又初步接受了革命洗礼，有着高度革命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但是她的现代观念却遭到了医院中以工农干部为主的习惯势力的不解和漠视:她的科学的救护管理方法得不到采纳，反而备受从院长到护士的责难和诽谤。其实，陆萍与院长和其他同事的冲突，并不是她“不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具体表现，而是一种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丁玲《在医院中》试图诉求的，是一种典型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念。上述这些文艺作品，实际上就是“五四”时代鲁迅启蒙现实主义文学观在新的时代的回响。

三

但是上述这股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却与延安当时所处的战时环境是不协调的。因为战时环境下的社会组织要求的是高度的统一，这就决定了当时延安社会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即生活的供给制和组织的军事化，使每个人都以个体的形式编织到集体中。战时共产主义诉求的是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文学却是个体化的事业，其根本的生命在于自由。这样，随着以个性、自由为内在诉求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延安社会的滋长和蔓延，其实际上动摇和瓦解的乃是延安社会的基础——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包围下，任何动摇军心的行为和思想都是延安社会的控制者们难以容忍的。发生在延安的这场以“鲁迅”为名目的文艺思潮，立即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对于近来延安文坛出现的一些杂文的思想倾向，他提出尖锐的批评，“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他还说:“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4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康生提出，《轻骑队》以及王实味、丁玲两人的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康生的意见，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有利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于收场。毛泽东的态度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放，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会议决定:在《解放日报》上设批评与建议栏，用严正态度开展正确的批评，纠正无的放矢与无原则的攻击毁谤的态度。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著名的“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4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了《矢与的》墙报。从3月23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由此看来，中共领导人更为关注的还是文艺所发挥的政治功能。在他们心目中，这类处士横议式的文艺作品，已经触及政治的敏感区域，甚至妨害到了党的核心利益，这对于战时状态下的凝聚人心，无疑具有某种败坏的作用。因为战争所依靠的主要对象无疑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或者说就是农民。而上述文艺作品中，农民出身的干部或战士却成了批评或讽刺的对象，这无论如何都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难怪在看了“讽刺画展”后，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竟愤愤然地说:“扯淡!简直是夸大的讽刺……乱弹琴，不过和我们开开心罢了，再说，政治影响……”而贺龙、王震等八路军将领对《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批评更尖锐。就在《解放日报》的改版会上，贺龙、王震把矛头都对准了《三八节有感》。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王震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据胡乔木回忆，当时他听了感到问题提得太重了，便跟毛主席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主席批评他:“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文艺和政治在这里发生了正面的交锋，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背景及目的，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延安时期的电报抄件——《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对此有详细的介绍，可以参看^⑤。但本文主要关注的，还是其中所牵涉的“鲁迅问题”。我们知道，自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确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之后，鲁迅在延安无疑具有“革命导师”和“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和价值，其人其言的真理性也是不言自明的。但问题在于，上述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也是在“鲁迅”的旗帜下，或者说是在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影响下生发的。但这股由鲁迅而生发的文艺思潮，在《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中却被认定为“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是“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是在“鲁迅”的旗帜下发动的文艺思潮，为什么却成了“错误”的呢?那么，“鲁迅的方向”的正确性何在?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面前的一个“拦路虎”，或者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要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敏感的问题，就是“鲁迅问题”。

果不其然，在1942年5月23日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鲁迅的弟子萧军和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思想“发展”与“转变”的激烈争论。据胡乔木回忆:

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就坐在我旁边，争论很激烈。他发言内容很多，引起我反驳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里胡乔木的记忆可能有误。据近年披露的《萧军日记》记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5月2日毛泽东作“引言”后，萧军第一个发言，但发言的内容是后来他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底我见》，其中没有牵涉鲁迅。倒是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前的文艺座谈会上，萧军和胡乔木就鲁迅所走的道路是“发展”还是“转变”的问题，发生了上述的激烈的冲突。萧军认为:鲁迅的道路是“发展”，不能说是“转变”。“转”者方向不同也，原来向北走，又转向南了或者转向东、向西了，越走越远了;“变”者是质的不同，由反革命的变成革命的，或由革命的变成反革命的，是质的变化，鲁迅先生并不反动，所以只能说是“发展”而不能说是“转变”。对此，胡乔木进行了批驳，认为是“转变”。这里，两人的争论牵涉的是对于后期鲁迅的评价问题。后期鲁迅参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的工作，他受党的领导和指挥，还是保持自己的创作“自由”，这是鲁迅是否“转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鲁迅晚年虽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左联”的工作，但还保持着身份和创作的“自由”，这是与鲁迅前期的思想一致的，所以说是“发展”;但如果说鲁迅晚年受到党的领导和指挥，就意味着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萧军和胡乔木争论的焦点说到底还是文学创作的“自由”问题，或者如胡乔木所说的，“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www.xing528.com)

这里应最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萧胡二人争论的倾向和态度。据《萧军日记》记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的第二天，即1942年5月24日晚上，萧军即拜访了毛泽东:“吃晚饭后想去毛泽东处谈一谈，关于我去绥德的事。他们正准备下去跳舞，我说了以一个作家身份来慰问他，并说明同意他那结论的意见。也告诉关于乔木说鲁迅是‘转变’，我已经给了他信，请他说明一番。毛的脸色起始是很难看，他说‘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的，经我解说，他也承认应有区别。”从毛泽东对萧军的不耐烦和敷衍态度可以看出，他对萧的“发展”论显然是反感的。而与对萧军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毛泽东对胡乔木却是关爱有加:“对于我的发言，毛主席非常高兴，开完会，让我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而且，“会后，乔木还特别给萧军写了一封信，经过思考又另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信上还有两处毛主席用铅笔修改的字迹，说明乔木这封信是和毛主席共同研究过的。”可见，胡乔木代表的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观点。

但毛泽东鼓励胡乔木只是赞赏他的立场，而对于胡乔木在与萧军的争论中表现出的对鲁迅的批评，即“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的论点，毛泽东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鲁迅既然成了“旗手”，就不应该有“不足”，否则，怎么能代表“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呢?毛泽东显然比胡乔木更有深谋远虑。他既要高举“鲁迅”的旗帜，同时还要让“鲁迅”适合自己的思想节奏;既要让“鲁迅”继续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同时还要适时地“转变”。而他于1942年5月23日晚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在理论上成功地调适了这一思想上的矛盾。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评价“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一争议的论题的: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这里，毛泽东运用辩证的分析方法，巧妙地解决了鲁迅杂文在新时代遭遇的理论尴尬:鲁迅杂文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确的运用，鲁迅是永远正确的;但执著于鲁迅的战法，在新的社会继续写鲁迅式的杂文则是不合时宜的。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鲁迅式杂文在新时代存在的合法性。“讽刺”本来是无所谓阶级性的，但在毛泽东这里，却被赋予了阶级性的内涵。如何运用“讽刺”，关键还是“立场问题”，屁股决定脑袋。要写革命文，得先做革命人。做革命人就得融入革命集体中，与工农大众“相结合”。那么如何“结合”呢?这时候“鲁迅”又进入到毛泽东的话语中来了: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里引用的鲁迅诗句，来自他的旧体诗《自嘲》。查鲁迅原诗，其原意并不是毛泽东上面解释的意思。“千夫”并不一定就是“敌人”，“孺子”更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这首诗意在表明:“无论是所谓‘千夫所指’，还是所谓‘为孺子牛’，都无非是作者徒唤奈何的自我嘲讽。”毛泽东在这里对鲁迅《自嘲》一诗进行了创造性的“误读”。但问题并不在于《自嘲》一诗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来阐释和编排鲁迅，成功地实现了对鲁迅的“改造”!到这时，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那个孤独愤世的启蒙主义者鲁迅了，而是在党的领导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了。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是“铁屋子”中的先觉者，是以“化大众”作为自己的使命的;而经过毛泽东的“改造”，这个孤独的“先觉者”却已经通过“大众化”的洗礼，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鲁迅所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和“改造”，在理论上成功地遏制并逆转了这股以鲁迅为根底而生发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并使得延安文艺的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以全新的面貌开展自我反省、相互批评则是从座谈会以后才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文抗、青年剧院、中央研究院等文艺家集中的部门，都结合各自的实际，对以往不符合“讲话”精神的文艺思想和实践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总结和检讨。1942年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在文抗作家俱乐部举行座谈会，批判王实味的错误思想。会上作家们纷纷表示了严格的自我反省，表示决心彻底扫除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密切和群众结合。这其中，数丁玲的自我批评和忏悔最为引人注目。早在6月11日，丁玲即在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从立场和思想感情的高度，对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允许《野百合花》发表，和她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作了检讨，并以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自己在“整顿三风”中的收获。她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新的感觉。”然而，“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还要“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胡乔木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说这段话表明了一位有成就、身上又有着小资产阶级弱点的作家在毛泽东的启迪下所发生的思想认识上的超越。作为延安文艺思潮中最为活跃也最为著名的作家，丁玲的检讨颇具引领和示范作用。接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悔过自新运动逐渐在延安知识群体中展开。而随着延安知识分子的纷纷“转向”，“鲁迅”的形象也随之改变。1942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为此，《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纪念鲁迅先生》的社论，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底先进战士和指挥员，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代表”，并特别强调:“只有与先进的阶级一起，只有自愿的遵守它的‘命令’，只有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恶劣残余及反革命的托派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才配得上作为‘鲁门弟子’，才配得上作一个先进的文学家，作家。”同时又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著名诗人萧三的长文《整风学习中读鲁迅》，按照毛泽东“讲话”的精神对鲁迅进行全面的话语整合和改造。由此开始，至今仍影响着文学界的鲁迅阐释话语系统开始启动。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的《解放日报》以近三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发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在题后文前加“按语”。该“按语”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讲话”以如此的方式隆重出台，这其中颇具有一种象征的色彩。它意味着延安这场以“鲁迅”开始的文学思潮的终结，同样，它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

注　释:

①《新华日报》(重庆)1941年1月7～8日连载。

②以上引文均见《文艺月报》(延安)1941年1月第1期。

③见《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2月17日、18日、19日的有关报道。

④见《文艺月报》(延安)1941年8月8日版。丁玲曾参与此文的讨论，但发表时因有些不同意见，最终没有署名。

⑤该文件没有标明为中央文件，但从其行文和语气看当是中共中央所发的一份非正式的文件，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44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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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