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群众基础的波澜壮阔与瑰丽丰硕

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

孙国林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延安时期;在中国现代文艺的历史上，也有一个灿烂的延安文艺阶段。这是一个创造了奇迹和永远值得称颂的时期。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愈加显示出延安文艺的伟大意义。

延安文艺与通常所说的“延安时期”的起讫时间并不等同。本文所说的延安文艺是指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移驻陕北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革命文学艺术。延安文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有其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也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的文艺，更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有区别。历史地、全面地、认真地对延安文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鲜明的时代性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必然打上时代的印痕。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产生的革命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历史阶段。那时，战争是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随着战争而运转。一切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都以文艺为武器，投入了保卫祖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伟大斗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就成了延安文艺的基调，即鲜明的时代性。那时，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刊物都是适应着战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宗旨也是十分明确地为了抗战。如文艺界的抗敌协会、抗战联合会、抗战剧团、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以“救亡”、“抗战”命名的社团，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抗日的特色。其活动也以抗战为中心。

作为延安文艺史上的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协会，其成立宗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毛泽东在致辞中号召:“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后来，又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在党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都以创作抗战文艺为己任，视为一种光荣，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农村，进工厂，去感受火热的斗争生活。有的穿起军装，与战士一起射出仇恨的子弹。同时从事战地工作的文艺工作者，英勇顽强，感人至深，其中有的同志为了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都汇入了全民抗战的滚滚洪流之中。在他们看来，描写抗战现实，歌颂抗日英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丝毫没有感到主体意识、创作个性受到什么压抑。他们既是文学艺术家，又是革命家和战士，一手拿笔，一手拿枪，肩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战斗历程，是当年许多作家所走过的道路。朱德为抗战殉难的文艺工作者送的挽联，是对当年文艺工作者精神面貌的形象概括:“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正义战;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雄楷模是为艺术光。”鲁艺院歌，唱出了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作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

在当时，文学艺术的各部门，从活动到作品，从业余到专业，都体现出对生活的贴近，对时代的感应，回响着中华民族的吼声。文学艺术的确成了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文艺工作者就是这条战线上的无畏战士，肩负着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文艺创作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创作，为革命事业而讴歌，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艺术观和创作原则。这种革命的美学观，是时代铸造的，是生活决定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为了获得战斗生活的题材，为了写出战斗的作品，同时也为了鼓舞人民去战斗，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数十个各种类型的文艺工作团，数百人参加工作队，经常活跃在工农兵群众中。那时，专业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未到过前线，丁玲一到陕北就要求上了前线;刘白羽多次上书毛泽东，要求上前线，终于如愿;萧三、艾青、萧军、何其芳、陈荒煤等都是多次到前方、下基层;就连茅盾，也多次表示要去前方。上前线，写战争，成了延安文艺的主潮。现实不允许关门创作那些低沉、哀怨、缠绵的作品。高亢、明朗、激情成了延安文艺的基调。当然，这期间文艺工作者也有一个适应过程，有过痛苦和挫折。但他们能够拥抱生活，向群众靠拢，终于克服了旧的思想和文艺观，培养了时代精神和使命感，以笔当枪，谱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延安文艺史。我们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对于延安文艺史上某些今天看来似乎不可理解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延安文艺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也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必将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如果否认或贬低了这一点，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延安文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二、广泛的群众性

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政治上自由，生活上幸福，同时，精神生活的内容需要丰富起来。他们不仅要求欣赏文艺，也积极参与文艺活动;不仅仅作为革命文艺描写的对象，也要求掌握文艺，自己描写自己的斗争生活，抒发在民主、自由的世界里激发起的豪情壮志。他们在文化上真正翻了身，成了文艺的主人，从而改变了“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的历史，实现了历史上多少人的憧憬。在延安，文艺事业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活动，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极其宏伟的事业，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延安文艺运动之所以波澜壮阔，延安文艺之所以那样瑰丽丰硕，概源于这个深厚广泛的群众基础。

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它深刻而充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所从事的壮丽事业，描写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赞颂了群众的抗战、生产、锄奸、扫盲、反迷信等方面所创造的业绩。而且思想感情也力求做到了工农化。文艺作品的中心人物不再是旧文人笔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内容也不是生活的猎奇。正是这种深刻的变化，延安文艺才有了那样广泛的接受对象，受到群众的欢迎。那时，每有演出，观者云集，站满了广场山坡;每有朗诵，听者涌来，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各种画展，也吸引来无数群众，巡回连展数日，盛况不衰。

其次，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还表现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各文艺团体都把发展群众文艺列为重要的活动内容。许多文艺工作者扎根群众，与群众同睡一孔窑，同吃一锅饭，劳动在一起，或者在基层任职。有了这种情感的交流，才产生了艾青歌颂劳动英雄的长诗《吴满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刘白羽的报告文学，古元的木刻，民众剧团等才能被誉为“真正人民的剧团”，收到那么多群众送的红枣和鸡蛋。文艺工作者不再是旧社会脱离群众的精神贵族，而是以文艺为群众服务的革命者，做了大量的文艺普及工作，如送艺上门，辅导文艺骨干等;群众也把文艺工作者看做同志、朋友，把文艺活动视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给予尊重和支持。这就使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建立起血肉联系。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做了许多领导和指导工作，如为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提供方便，及时发布有关决定指示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密切文艺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第三，延安文艺广泛的群众性最重要的体现是广大群众对文艺活动和创作的参与，工农兵成了革命文艺的积极创造者，涌现出一大批文艺活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学习文艺，从事文艺创作和其他活动。1940年延安群众性的文艺小组已经遍及延安以及附近各工厂、机关、学校，如解放社印刷厂、机械厂、总政印刷厂、青干校、抗日军政大学、财政部、留守兵团、女子大学、七里铺兵站、边保教导营、新华书店、军医院、中央休养所、保育院小学等45个单位，共建立了文艺小组85个，组员660多人。这些组员写作品、印刊物、出墙报，举办学习讨论会，十分活跃，有些作品发表在《文艺突击》等刊物上。仅女子大学文艺小组就有70多人参加，写出200多篇稿子，涌现出沙平、廖光、李亦云等文艺积极分子。保育院小组编印儿童文学集近十本。群众性的诗歌组织“路社”，社员发展到百人以上，除在延安建立了许多分社、小组外，在安塞、绥德，甚至晋东南都有它的分社，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创作活动。怀安诗社是党政军各界人士参加的群众性诗社，社员约50人，创作出各种体裁的诗词作品2000多首。此外，延安先后创办了许多业余剧团、业余合唱团、国乐社、星期文艺学园、音乐学院、美术学校，参加业余文艺活动和学习的有数千人。各单位还有俱乐部、文工队、剧团，经常组织文艺活动。

在农村，也有许多秧歌队、民间艺人和歌手，进行文艺活动，刘志仁、王中泉、汪庭有是这方面的代表。1943年春节，延安数十支群众秧歌队出动表演，人数之众多，形式之多样，场面之热烈，都是从未有过的，使春节成了“艺术节”，延安成了“艺术城”，真是誉满中华，名扬天下。在这些群众性文艺创作和活动中，诞生了一批好的作品，如歌曲《东方红》，社火《小姑贤》、《跑红灯》等。民间艺人李卜、韩起祥等在广泛的群众文艺活动中成长起来，并受到政府的嘉奖。还应该提到，在延安曾发动过几次规模可观的群众性写作运动，如1936年在部队中发动的关于“长征记”的写作运动，征得数百篇回忆长征的作品，由丁玲等从中精选出110篇，于1942年结集出版了《红军长征记》一书，作者大半是第一次写作的战士或各级指挥员、党政干部。1938年发动了“五月的延安”写作运动，收到了350多篇群众写的作品，从中选出55篇，于1939年出版。此外，还有“苏区一日”、“狱中一年”、“我怎样来到延安”、“警区一日”等写作运动，都获得了丰收。每遇重大事件和节日，都组织专题创作，从中产生了不少佳作。

总之，延安文艺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文艺。正如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他们不但是文艺的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而且直接参与文艺活动，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使延安文艺呈现出大普及、大繁荣的感人局面。

三、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

延安文艺是战争年代的文艺，以写战争为主，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这是不是能说，延安文艺的题材是单一、狭隘而单调的呢?事实并非如此。它的题材是十分广泛而丰富的。以戏剧为例，它除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之外，还有历史题材，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秋瑾》等，受到群众的喜爱。此外，改编、排演了一些中外名剧，如外国17世纪以来的优秀剧目和国统区剧作家的成功戏剧，极大地丰富了延安的戏剧舞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就现实题材而言，除了直接反映前线的战斗故事和英雄人物外，还描写了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伤员的感人事迹。在这种多侧面的描写中，自然就把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医护人员，以及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商人和妇女儿童等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写进了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在这个人物画廊中，既有领袖、英雄及其他先进人物、正面人物，也有敌人、汉奸反面人物及其他落后人物。许多文艺作品还反映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精神生活的巨变，如学文化、反迷信、婚姻自由、新的人际关系等，令人感到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已经触及人们的内心世界，旧传统受到冲击，封建落后的观念发生动摇或被抛弃，灵魂中射出了温暖和煦的阳光。这种深刻的变革，被茅盾称作文化的“开荒”。当年的大生产运动，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开荒、纺线、种菜、伐木等，都有作品描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方面的活动，如运盐、烧炭、造纸、打窑等也都进入文艺作品。民主选举，作为人民政治上翻身和当家做主的一项重要活动，也成为不少文艺作品的展示内容。

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作品更是举不胜举，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朱德、彭德怀、刘志丹、左权、刘伯承、贺龙等，都成了作品的描写对象。表现新的爱情故事的作品也不少。延安文艺家还把视野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描写了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日本朋友组成的反战同盟等。还有不少作品以抒发情感为内容，如怀安诗社的作品，何其芳的诗作，就是突出的代表。总之，古今中外，党政军民、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各界人物，都是延安文艺的题材，是十分广泛的。(www.xing528.com)

从作品的样式和风格看，延安文艺也是十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分而言之: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故事等体裁。在诗歌中，有短小的抒怀诗，也有较长的叙事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词和民歌。在小说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音乐方面，有声乐，也有器乐;有群众歌曲，也有合唱和进行曲。戏剧方面更为丰富多彩，话剧、戏曲、歌剧、秧歌皆有佳作;戏曲中又有平剧、秦腔、眉户、道情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延安文艺还探索创造或发展了一些新的文艺体裁，如街头诗、拉洋片、秧歌剧、广场剧等等。事实表明，延安文艺的体裁样式是多样化的。从作品的内容上看，以正面反映和歌颂为主，但也不乏讽刺和暴露性的作品。从作品风格上看，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的呈现出刚劲、高亢、紧张的壮美;有的则体现为舒缓、细腻、深沉的优美。前一类作品是主流，也是被人们所公认的，而后一类作品却往往被忽略，所以产生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结论，如说延安时期的作品都是“火药味”很浓的，粗犷有余，抒情不足或都是外露的口号式作品，缺乏耐人回味的魅力，等等。如果对延安文艺作一番全面的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看法是不全面的。以诗歌为例，天蓝的《雪的海》，井岩盾的《星》、《冬夜之歌》，公木的《再见吧，延安!》，陈学昭的《延安的秋》，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胡代炜的《深夜》，等等，都是十分婉约的诗篇。它们意境深远，情味隽永，堪称佳作，延安文艺作品的风格的确是极其丰富多样的。其所以如此，乃因艺术风格决定于作家风格，作家风格的形成除了时代、社会这些客观因素外，主要决定于作家的创作个性，其中包括思想、文化教养、心理素质等方面。显然，延安作家在这些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表现在对生活的观察、选材、描写、评价、语言等方面也就有了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作品风格，正如布封所言:“风格就是人。”

四、宽广的开放性

在延安文艺研究和解放区文艺研究领域，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它们是保守的和封闭的。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延安地处偏僻的大西北，交通极为不便，加上日寇的包围、国民党的封锁，严重地妨碍了延安与国统区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延安文艺是封闭的和保守的。相反，大量事实表明，延安文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冲破地理上的阻隔，政治军事上的限制，始终与外界进步文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多方面的开放性。它不断吸收借鉴一切进步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经验、技巧，充实自己，提高了艺术水平。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广泛进行艺术交流，这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一。延安文艺工作者清醒地认识并运用这一规律，使文艺事业始终充满着活力，不断向前发展。

延安文艺的开放性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作为延安文艺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十分宽广的意义上学习和运用的，从而使延安革命文艺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行列，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939年以后，延安报刊上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逐渐多起来。1942年，在《解放日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连续介绍了恩格斯、列宁、拉法格、高尔基等的文艺思想。1944年周扬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书中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这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对马列文论的学习更加深入，对文艺意义的认识也就具有了理性的深度。

其次，延安文艺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注意研究和借鉴中外一切进步作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屈原、杜甫，外国的普希金、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有一些文章加以评介或课堂讲授，并且还时常举行专题纪念会、报告会、朗诵会等活动。这表明，延安文艺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文艺作家和作品，也是注意学习其长处的。

第三，延安时期还上演和编印了不少中外名剧、名作。大后方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阳翰笙、陈白尘等的戏剧作品，也在延安上演;外国的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沃尔夫、西蒙诺夫、包哥廷等的剧作，也搬上了延安的舞台。在鲁艺的教学中，特设了世界文学名著课，同时辑印了这方面的作品，在书店出售。而且还应该特别指出，早在1937年延安文艺的初期，就体现出一种开放性，演出过外国戏《秘密》和《矿工》。前者反映西班牙工人的斗争，后者由日本名剧改编。这些演出，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鲁艺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草叶》，就是以美国诗人惠特曼的一部诗集的名字命名的。在鲁艺，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文学大师的名著受到普遍欢迎。早在1938年11月，延安的刊物上就开始刊登外国作家的作品，爱伦堡、休士、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雪莱、普希金、歌德、海涅、都德、左琴科、肖洛霍夫等的名字和作品，经常出现在延安的报刊上。连专为初学写作者办的刊物《大众习作》上，也刊登介绍外国作品。延安还举办过“毕加索画展”。

第四，延安文艺也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到大后方和世界范围。秧歌剧《兄妹开荒》等在重庆演出，引起了轰动，郭沫若禁不住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新中国成立前，这个秧歌剧还在上海演出过，同样产生了轰动效应。郭沫若“如饥似渴地捧读”了《白毛女》，著文说:“这是在戏剧方面新的民族形式的尝试”，“确是相当成功”。这个歌剧当年还在香港演出过。至于《黄河大合唱》在全国的影响就更大了。延安的美术作品在重庆展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统区出版的《新华日报》、《文艺阵地》、《抗战文艺》、《七月》等报刊，经常刊登延安作家的作品，介绍延安的文艺运动情况。同时，延安的报刊，也刊登和介绍大后方的文艺作品，还举办过美术作品联展。在组织上，延安的文抗属于全国文抗的一个分会，经常向总会报告工作，取得联系，共同发挥着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总会干事老舍还访问过延安，与延安作家座谈，沟通了双方的情况。同时，延安作家与大后方作家也不断进行交往，介绍各自的情况。国民党对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摧残，在延安立即引起同声抗议的反响，使两支文艺大军的活动连成一体。

在国际上，延安的木刻曾刊登在美国杂志上。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和苏联的一些报刊，也介绍过延安文艺的情况，发表过延安作家的作品。从国外回到延安的诗人如萧三，则向延安文艺界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和情况，特别是苏联革命文艺的经验。另外，许多访问过延安的国际友人如斯诺等，也向世界人民报道了延安革命文艺的盛况。世界各国进步作家如罗曼·罗兰逝世后，延安文艺家举行悼念会。阿·托尔斯泰逝世，毛泽东立即发去唁电。

总之，延安文艺始终顽强地突进、吸收和发展着，它不排外，不保守，更不封闭自己，从而使延安文艺与全国和世界进步文艺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外国友人都认为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是有眼光的，看得远的。封闭就等于自杀，开放则能够发展。延安文艺正是在打破封锁、冲突封闭、放眼全国和全世界的方针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处于那样恶劣的环境，延安文艺一定会体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党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延安文艺在性质上和事实上，都是世界革命文艺的一部分。革命与封闭是格格不入的，革命永远需要开放，延安文艺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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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