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盛勇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无疑是充满困惑与危机，也充满了自信和希望的十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里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均值得给予认真总结和反思。由于近年来我主要致力于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因此，我愿不揣浅陋就本人阅读所及率先谈谈新世纪以来延安文学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取得的新进展。我认为，延安文学研究在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这个十年的延安文学研究，也已经突破了延安文学研究本身的限制，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深入认知和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延安文学研究在新世纪里一度成为一个学界研究的热点和前沿性话题，这是很难得的。
新世纪延安文学研究新气象的出现和渐次形成，也是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新的延安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乃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接续和强化而已，只是，这些成果在90年代是闪闪灭灭、若有若无的，而到了新世纪，就形成了一种自觉的研究行为，一种不可多得的研究氛围。可以说，新世纪延安文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比较可观的新进展，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学术积累和发展过程，是一些内外因素或主客观因素多方面促成的结果，但是，它的直接原因在于一批较为新锐的学人的迅速出现和成长，他们中不少人把博士论文的选题敏锐地限定在延安文学研究领域，而另外一些学者在进行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时，也往往不断驻足于此。这样经过十年来的不懈努力，延安文学研究界终于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它们所内含的创造性品格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其对于以往研究成果的超越性努力也就越发值得肯定，新的延安文学研究也就日渐形成和崛起了。在这崛起中，延安文学的种种复杂性因素得到了不少新生代学人的揭示:有的学者更多地揭示了延安文学的体制化，有的更多关注了延安文学的民间化，有的对延安文学所蕴涵的革命伦理作了较为细致的阐释，有的对延安文学的文艺、美学观念的演进作了整体性考察，有的对延安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作了一番较为全面的梳理，有的对延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比如鲁迅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有的直面延安文学作品和文体本身，对其作了种种富有历史、人文和美学意味的细读，有的从中国现代文化和意识形态嬗变的角度总体性地探讨了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而延安文人可歌可叹的心路历程及其命运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持续关注，有的对延安文学从媒体、版本角度作了种种梳理和考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贵的是，这些成果大多力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或层面揭示延安文学，接近或部分地还原延安文学的历史真相，努力寻求并揭示延安文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本体属性及其复杂化内涵。
在迄今为止依然徐徐展开的延安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较为从容地择取几道亮丽风景来予以细细品味，我以为，这也正可代表延安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所取得的新进展。
风景之一在于对延安文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而到90年代更是成为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话题，艾青、何其芳、丁玲、周立波、周扬以及王实味等人不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的文人传记也都设有专章来写其传主在延安时期的特定历程及其心态变迁。待到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出版，人们对延安时期的文化人有了更为深入而富有同情之了解。而能把9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全面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并且在延安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应该说是朱鸿召。他对延安文学、延安文人和延安政治、文化等着手进行较为系统性的研究，始于90年代，他在199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兵法社会下的延安文学》，同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他选编的《王实味文存》，2001年又跟广东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了“走进延安丛书”②，其中就包含了他在1996年即已完稿的率先研究延安文人的专著《延安文人》。可以说，他把90年代人们和他自己对延安文化、延安文人的思考直接带进了新世纪，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化层面上凸显了延安文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朱鸿召善于通过客观叙述的笔调，从延安文人这个角度去重构和考量整风运动，力求全面而客观地写出延安文人在那个特定政治文化区域的歌与哭、笑与泪，力求揭示延安文人前后精神剧变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精神文化层面由杂多趋向统一的复杂过程。他认为延安文人主要由叛逆者、逃亡者和追求者构成，认为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求得思想、认识统一，精神清洁、作风纯洁的运动。这样，他在研究和历史叙述中就把延安文人和一个重要的历史运动与历史时期紧密关联起来，呈现出较大的认知价值。他的叙述往往给人一种现场感，力求做到一定程度地历史还原，也能给人带来更多热切的人文思考③。
经历整风运动尤其是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延安文人的思想路向和人生走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少文化人前后判若两人，思想或者进行了新的规训和调整，或者进行了全新的转换，即丁玲当时所言的“脱胎换骨、革面洗心”是也。不如此带有强制性或自觉性的变化，心灵往往会承受莫大的痛苦，诚如1941年8月2日，毛泽东先知先觉地写信规劝桀骜不驯的萧军:“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④此种思想转变在90年代以来日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吴敏就是在此显现了她敏锐而机智的学术观察力和判断力，在她进行的延安文人研究中，她紧紧地抓住了“思想转变”这样一根红线，其实就是点了延安文人不堪言说的心灵之穴。致力于知识分子之灵魂或思想改造，这是毛泽东时代一个长盛不衰的政治工程和意识形态工程。可惜啊，记得新世纪之初，曾有一名胡风同仁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关于胡风的研讨会上相当自豪地宣布，在他们身上，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改造注定是失败的。其实，从大的历史范围来说，对于整个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这说的又何尝不是实情?何尝不是值得深入研究并给予反思的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就当代中国而言，思想改造之根在延安，延安时期所积累的整风和改造经验直接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所以，对延安文人思想改造和思想转变过程的探讨，不仅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延安，也能帮助人们理解当代中国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对延安文学与文化、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走向产生更为切实的理解。吴敏对延安文人的研究，注意点面结合，力求把对延安政治—文化的总体性观照和延安文人之个体——比如周扬、何其芳、丁玲等——的内在精神脉络结合起来予以理解和探究。⑤人们以往在理解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时，大都注重外在环境和时代政治的分析，但对延安文人先在的思想观念和内在的主体性转变机制所谈甚少，吴敏在其研究中显然致力于两者的结合，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话语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冲突，尤其对延安文人之内在一面的分析更为细腻结实，较大程度体现了刨根究底的学理性特征，这是其独特处，也是后来者难以回避的。在我看来，她对周扬在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徘徊及其思想突变的研究⑥，以及对何其芳之新社会梦、黏附心理和自卑情绪的探讨⑦，都能给人以历史和思想的启迪。
在对延安文人，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探讨中，贺桂梅可说较为深入地开掘了丁玲。丁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其所经历的大荣大辱迄今仍令人咂舌，而其文学创作和心灵历程的丰富性尤其耐人寻味。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1940～1950年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转折”是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考察传统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源头时提出的一个命题，也是其对于四五十年代文学一体化态势形成之际的一个基本判断，贺桂梅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认知框架中考量丁玲和其他文人的。⑧贺桂梅认为，中共文艺政策和延安文学在其制度化过程中，丁玲和延安新主流话语之间发生的较为激烈的碰撞是有其很大代表性的。丁玲在延安文艺整风前表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和情绪逻辑，显然体现了一种较为强烈的“五四”和鲁迅印记，而在其思想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又使其与延安新主流话语之间的抵牾包含了一种犀利而明确的性别观念冲突。在冲突与融合、缝合与裂隙之间，丁玲在新的革命话语逻辑中表现了一种别样的烦恼，其间既涉及较为普遍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问题，也涉及革命政权中的性别秩序等问题。⑨贺桂梅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不仅由此触摸到了丁玲思想及其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而且把它上升到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即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在她看来，“延安道路”中蕴涵的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女性运动和党的工作孰重孰轻的冲突，事实上正是女性主义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时发生冲突的普遍问题。⑩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我想应该补充的是，这样一个普遍化存在的问题也是跟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有其更为具有东方人文色调的一面。贺桂梅对延安文人和性别问题的探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力，显然受到前述“再解读”研究范式的影响，也受到某些欧美研究者的启示，而其话语分析和历史叙述显得较为机智而老练，文风却是质朴而硬朗的，仿佛一匹充满智慧的马儿急遽奔跑在思想的地平线上。
不少人以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面向真理和敢于言说真理的诚实与执著，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生存在一种美丽又虚妄的历史场域中，而其突出表征及其心理机制的形成其实正可追溯到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文艺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期间。经历了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延安文人、知识分子跟那些饱经风雨的革命干部一道，在意识形态化或葛兰西所谓“有机化”改造与磨合的过程中，其人其文仿佛真的焕然一新，但是，其间蕴涵的危机也在历史和现实中绵绵不断地表现出来，深刻地制约了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这个危机赖以发生的重要心理机制之一就是延安文人和知识分子在延安时期最终形成的说谎机制。对于这个机制的合乎历史实际的揭示，应该说是在袁盛勇的论述中完成的
。袁盛勇是在研究延安文人的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发现这一较为普遍的心理机制的，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又经历了一个在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层面均非常复杂却最终走向卑微化和有机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言卑微其实在当时乃是带有更多自觉奉献于革命的自豪和庄严感的。袁盛勇指出，延安文人在整风期间经历了一个由真诚逐渐走向说谎的心灵变奏过程。从意识形态认同的角度看，说谎具有其不容否认的积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对新的话语形态及其思想内涵产生认同的前提条件之一;当然，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致力于生存诉求而发生的一种本能反应，此种反应在一些制度化的政治—文化机制的规约下，往往就会历史性地沉淀为一种特殊的心理—文化机制
。延安文人的命运之所以令人感叹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成了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探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和延安文人心灵的变迁史，其实就是在触摸并反思这样一个心理—文化机制的形成及其所带来的种种人文后果，也是在触摸并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
风景之二在于对延安文学观念的深入探究和重构。新的延安文学研究者认为，延安文学的形成机制及其意义结构乃是一个复杂化的存在。朱鸿召在《重新厘定延安文学传统》一文中以延安文艺整风为界，认为延安文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张闻天主政意识形态时期形成的文学传统，即具有实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一个是以毛泽东《讲话》为核心形成的符合政治目的性的文学传统，即具有观念形态的延安文学传统。
在我看来，这其实提示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某种变迁，延安文学的丰富性也应得到进一步发掘。其实，在文学观念的变迁上，人们以往对之缺乏一种富有历史和文化意蕴的揭示，研究者往往根据毛泽东《讲话》的表层含义，根据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工农兵文学思潮之表象，把它理解并界定为“工农兵文学”，这在当时尽管具有较为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现在看来，它还只是道出了部分的文学真实，远非主要的和本质的真实(倘若真有所谓本质真实的话)。延安文学观念由前期演进到后期确乎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但是，归结到一点，乃是从根本上确立了一种基于国家意识形态统制的“党的文学”观念，我以为，这既是毛泽东对列宁主义文化观念的继承，也是一种新的创造。毛泽东以为，党的文学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学本身，而且适用于民族文学的发展。党的文学观念所内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文学应该从属或服务于党的政治，后者变化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发生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错误。依此观念就可理解，同样是赵树理，同样是写所谓的工农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为何前期大受欢迎，后期就步履维艰并饱受批评了。对于不少当代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命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均可作如是观。在这方面，李洁非和袁盛勇用力甚勤，开掘较深，他们从不同层面为重新理解延安文学观念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确立作出了较大贡献。
袁盛勇注重从20世纪4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和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延安文学的内在发展和矛盾，以及毛泽东致力于新的文化建构的努力等方面来理解“党的文学”观念出场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且从这一观念出发，重新对延安文艺观念的总体性构成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解和论述。比如，倘从民族主义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党的文学”观念的出场，袁盛勇指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和党性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就是毛泽东在《讲话》等经典文献中所确立的党的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内涵。
其实，不论从哪一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讲话》在深刻意义上都是指向党的文学观而非其他。客观言之，这样一种文艺观念的确立并不影响其他观念的有限度的存在，但是，此种观念在延安文艺整风后乃至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成了一个文艺实践话语指向的中心，这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李洁非对延安文学观念的重新理解也正是由此开始，他是通过对毛泽东《讲话》这一经典文献的细读来完成的。《讲话》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是毛泽东著作中为数不多的、经常被人提及并定期纪念的权威性文本，至今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资源之一，因之，构成了一种非常特别的“《讲话》现象”。这个现象本身即是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研究的。李洁非认为，《讲话》首先是一个从外部引进的体系或者说一个“接受”的符号，而非一种原创思想
，因为，它的基本话语和理论合法性，主要来自并依托于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所倡导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才是《讲话》赖以立足的关键所在。又着力指出，《讲话》的旨趣主要在于:如何在中国建立起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模型的党对文化的领导权，即如何从根本上变革中国传统的文化制度，使其并轨于有明显现代特征和国际背景的马列主义文化模式。这个才是《讲话》之“体”和所要达取的“目的”。而为了达到这目的，首先就要排除和颠覆传统知识分子价值观，瓦解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文化霸权。在此意义上，所谓“面向工农兵”并非此前所倡导的“经”和“体”，而是“权”和“用”，而“面向工农兵”所能收到的最重要效果，乃是去知识分子化。毛泽东曾经对延安新秧歌运动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对新秧歌运动本身，毋宁说是对知识分子终于改变了立场和态度。因此，“面向工农兵”主要是一个极其有力的意识形态策略，而非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正是由于李洁非对《讲话》进行了一种还原和剥离相结合的解读，所以，他才会沿着文学的党性原则和党的文学观念，认为《讲话》不仅催生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文化领导权，而且在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化理解和建构方面，出现了一种特异的文学形态——“超级文学”。此种文学的核心力量来自于文学的组织化和意识形态化，它最终凭借强有力的政权机器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又反过来消解文学于无形。
当然，李洁非把这样一种基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文学观建构起来的文学形态命名为“超级文学”，其有效性仍须得到检验，但是，他对“超级文学”所包含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理解，还是非常精当的。
风景之三在于对延安文学形式变革的深入理解。形式变革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其实也构成了一条重要的文学发展线索。对于形式变革探索的热情在延安文人这里表现了某种耐人寻味的持续性，当然，形式变革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品格，这些尽管至今受到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但在我看来，重要的还是应该肯定在形式探索和变革方面所体现的那种延安文人的激情，即使此种热情在文艺整风后随着创作主体的历史性转化也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其实，创造一种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始终成为延安文人在文学理念和文学实践中予以探究的问题和动力。袁盛勇以为，延安时期文艺上“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因应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故而是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学理论与批评上的一种显明表达或呈现。“民族形式”这种有待创造的新形式是一种既有民族性又含现代性的现代形式，民族—现代性乃是其特有的现代性内涵。置身于“民族形式”论争中的周扬、何其芳等人，在文艺实践上坚持了一种艺术形态的二元论观念，但在最终的价值取向上又分明指向了文学的民族—现代性。无论是地方形式、民间形式，还是传统的民族形式，只有在民族—现代性的统摄下才能显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且只有如此，才能转化为新的“民族形式”并成为其内在构成的有机部分。
但是，随着党的文学观在文艺整风后的全新介入和确立，“民族形式”的价值指向也就成了文学的阶级—民族—现代性，不了解这方面的深刻变化，也就不可能了解“民族形式”在延安时期的那种历史性变迁。在民族形式的理论探究和文学实践中，民间形式或旧形式其实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运用与变革环节。
王光东曾经承续陈思和先生对于文学史中民间理念的思考，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民间文化形态作了较为系统而出色的考察。就抗战以后文学中的民间形态而言，王光东认为毛泽东的《讲话》以政治权利的方式，确立了“民间文化形态”作为整体——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部意义。王光东显然注意到了抗战以后文学中民间的复杂化存在，尤其注意到了民间、知识分子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性关联，这在其对赵树理、孙犁等作家的论述中体现得较为突出。在他看来，赵树理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意义的理解，使他能够从民间的立场上去表达来自民间的声音，并寻求与政治之间的圆通，但他不会不顾民间的真实情形，依照某种指令去肆意涂抹“民间”。因此，赵树理所代表的民间立场写作，在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保持了文学中民间文化形态的丰富和完整。而孙犁的小说与赵树理有所不同，他在民间发现的是在抗战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身上所表现出的自觉的政治热情和爱国热情，民众在他笔下变得单纯、乐观，深明大义，绝无缠绵的哀伤，而是有无畏的勇敢。因此，孙犁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形态包含着更符合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指向的价值追求。通过综合考察后，王光东准确指出，知识分子、民间文化形态和政治权力三者之间关系的沟通，在当时是以“政治”为中心联系起来的，但是，民间既然已被唤醒，它本身已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就不可能完全被政治所取代，由此在文学创作中就民间与政治而言，就构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关联。
黄科安在其探究延安文人对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本土话语体系所做的努力时，指出后期延安文学在毛泽东《讲话》的理论设计下，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意识:表面上看，此时期的延安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走向“民间”，好像是回归“传统”，但这正是建构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性起点。其实，对民间的借用，正是现代性知识传播的典型方式之一。现代政治是通过共同的价值、历史和象征性行为表达的集体认同，从而梳理和重构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大众神话与文化传统。
当然，延安文人对于民间的书写和塑形也是一种复杂化的存在，比如，如果从“文化身份”角度来看赵树理的小说就是如此。
王荣在这方面具体探讨了延安文学中的叙事诗及其“谣曲化”问题，指出它们是此前文学大众化、民族化追求以及现代性想象的重要结果之一。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一经典性“谣曲体”叙事长诗在延安的发表，宣告了一种新的艺术规范的确立，并从主题到形式直接主导及影响了40年代后期包括“国统区”在内的叙事诗创作。这种借鉴及模仿民间“谣曲”或“民歌”的叙述格调，以侧重于诉诸“听觉”功能的“讲故事”结构模式，辅之以传统的抒情感事“比兴”等表现手法的“民族化”文体形式，较为成功地表达了作者明确的思想意旨及其政治功利目的。
杨稢则立足对延安文学中旧形式的改造和新形式的创造的总体性观照，提出了“延安体”的概念。杨稢认为，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把民间艺术形态视为根本，可说是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上来了一个艺术观念的大逆转，它为此后中国文学创建了一个新观念、新格局，并在未来长达40年的时间里支配着中国文学的面貌，这可姑且命名为“延安体”。“延安体”具有深刻的文化变革意义，它对民间形式的改造，是视角的改造、身份和姿态的改造，是其社会属性的根本改造。作为一种即将取得文化领导权的政党意识形态，“延安体”不动声色地大量置换了民间形式的话语，充分利用语言能指的模糊性，将其语义指向政党意识形态，同时，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独特的“组织化”架构也适时地发挥其整合作用，使民间形式与民间文化的固有传统相剥离，转而成为一个特定政治集团的精神的代言体。杨稢以为，这些在延安文学的发展中非常明显，而其形式实验也就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
延安文学中的“语言”不仅作为一种形式要素，而且作为一种革命态度和生存方式受到了新的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视。李洁非和杨稢在其研究中较为充分地注意到了延安文学尤其是延安小说中语言的变化，并且把它归结为经历了一个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的过程，而其转折标志乃是毛泽东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讲演《反对党八股》。《反对党八股》既是一个政治文件，也是一种文化批评。李洁非和杨稢认为，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敏锐而精准地抓住语言问题，策动了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的置换，而其置换的精髓主要表现在:其一，迫使知识分子丢掉他们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将这些人得意的东西变成荒谬可笑的东西;其二，确立“人民语言”为新权威，把它抬到语言最高典范的位置。因此，中国的语言必须再来一次改造，倘说“五四”为使中国面向“现代”而启动了白话文运动，那么在延安，在毛泽东领导下，面向“现代”的白话必须面向“革命”。“革命白话”不表现新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它是革命主体工农大众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话语形式。经过从“现代白话”到“革命白话”的转换，中国现代文学被由表及里地改造了。
张卫中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时涉及延安文学(解放区文学)的语言变革及意义。他把当时解放区作家分为本土的和外来的两类，前者如赵树理、孙犁、马烽等，后者如丁玲、周立波、欧阳山等。张卫中认为，本土作家并没有放弃追求现代文学语言的那种表达效果，只是更加尊重中国农民的语言和叙述习惯而已;外来作家在大众化、民族化文学运动中尽管在主动调整自己，但从其语言实践看，并没有完全实现大众化、民族化倡导者的初衷，其实更多的只是促使他们克服欧式语言的影响，克服过分欧化之弊，而向自己的本土语言回归。从20世纪汉语文学语言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延安文学可以看做是一个“调整”时期，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文学中的语言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定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主流。
文贵良近年主要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话语模式见长。
他在探究1937～1948年间的战争年代文学时主要讨论了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存在的毛泽东话语的形成和确立，也讨论了当时大众话语的形成及其特质。话语模式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具有一种复杂的关联，但是，话语模式毕竟具有更为富有历史性和存在性的限定价值，它在历史的场域中往往更为具体而生动地超越了语言的限阈而存在，在这意义上，文贵良把话语和生存关联起来是符合现代中国话语嬗变之历史实际的。当一种话语模式形成并在历史和现实中得以展开之后，某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指向就成了它赖以存在的根基，文贵良在其研究中显然注意到了此点，所以，在他看来，延安文艺整风首先在于改变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而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大众话语并非大众的话语，乃是为大众的话语，面向大众的话语，因为大众本身并非此种话语的话语主体。文贵良进而指出，当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中心的意识整体成为大众话语的主体时，大众话语是以面对政治话语的话语权威而获得其合法性的，政治话语乃是大众话语形成的合法性根基。
这个判断无疑是准确而犀利的，它不仅纠正了那些一相情愿的对于延安文学中农民语言的民粹主义式的理解，也有助于他对新秧歌剧的诞生及其内涵给以较为符合话语实践的理解。
风景之四在于对延安文学制度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延安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其实是相当复杂的，体制化的形成跟延安当时的政治、文化及其相关政策的深刻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跟延安文人、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等方面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文学制度的形成其实在根本上也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成规和创作生态的形成。延安文学制度的形成及其具体机制也为以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文学生产和管理资源。郭国昌在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时较早涉及对延安文学形成机制和制度的考察，已相继探讨了延安文艺奖金、集体写作、“真人真事”写作、新华书店等与延安文学生产、出版体制形成之关系，其中对集体写作、真人真事、新华书店的论述颇能给人以启发。在他看来，集体写作方式的演化是与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推进直接相关的:毛泽东《讲话》发表后，文学大众化思潮的盛行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学生产方式，而集体写作方式的推广又进一步加速了文学大众化思潮的普遍化。
当然，在我看来，集体写作还可以更进一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方式，这可以跟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制作中的所谓“三结合”方法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个方面，既可以结合延安平剧(京剧)改革运动出现的代表性成果——比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的创作过程来考察，也可以像刘震、孟远那样结合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及演出效果来理解。
关于“真人真事”写作，郭国昌认为它是1942年以后在延安文学中盛行的一种写作方式，延安文学中的“真人真事”写作有知识分子型和工农兵型两种类型。“真人真事”写作的盛行促成了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文学大众化所负载的教化功能。
关于新华书店和文学出版体制的关系，郭国昌认为，作为解放区文学生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区文学的出版体制是以新华书店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华书店的发展从社团化向书店化，不仅是一种文学出版方式的转化过程，而且也是以思想控制和政治甄别为中心的文学审查制度的建构过程。
王本朝曾较早集中探讨过中国现代文学制度这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
，但是，他对延安文学制度着墨不多，而这在新的延安文学研究中却得以多方面展开。赵卫东研究过延安文学体制的形成问题。在他看来，文学体制的形成显然受制于文学价值观念的转变和相关政治—文化场域的形成，而具体在延安，则是体现为革命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以及日趋一元化的权力运作格局对于延安文化生态和延安文学规范之创建的历史性塑造过程。进而指出，毛泽东《讲话》在当时及以后较长时间内成为制订文艺政策和文艺体制的依据，宣告了延安文艺创作思想上一体化的完成;延安文学体制化形成的过程也是跟“政党知识分子有机化”过程的逐渐深入结合在一起的。
李建军在考察延安时期“人民话语”的合法性建构时，曾经着力从话语规则的制定及其权力运作入手，指出该话语的主体性建构与党的合法性建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之间具有密切关联，并认为延安文学正是在被彻底纳入“人民话语”的建设轨道时，成为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文学形态。
其实，李建军在此已经较为深刻地论及了文学的体制化，因为文学组织化的主要外在表现就是文学的体制化。胡玉伟从“历史规约”的角度阐发了后期延安文学的形成及其特质，认为“历史规约”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制约性因素，而且成为贯穿于延安文人思维的精神理路和影响其文学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种试图把外在和内在联系起来探讨延安文学的方法，其实体现了对延安文学组织化观念认识的深入。
由此出发，他在解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认为它显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是一部“创世”史诗。
韩晓芹在讨论延安文学的生产与传播机制时，则指出延安文学与文化之所面对的特殊读者群，以及读者变迁、分化与接受、反馈等机制的形成对延安文学转型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延安文学与文化的体制化及其形成机制在延安媒体与社团发展变迁，乃至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方面也明显存在着。对媒体的管制集中体现在《解放日报》改版以及文艺整风后绝大多数文学期刊的迅速消失之中。1942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彻底改组《解放日报》，以使其由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李军曾据此指出:于是《解放日报》副刊《文艺》栏被取消以及丁玲被调离，也就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而随着《文艺》栏的取消，《解放日报》发表作品也就由此前所体现的不完全的党的文艺转向了完全的党的文艺。
吴敏近年对延安文学社团和文化组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其中也涉及到了延安文学生产和文化管理等一些有关体制性的问题。
应该说，新闻媒体管制机制、出版审查机制以及文化团体管理机制、文艺批评机制等，在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中曾经一并得以历史性呈现，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综上所述，延安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为人称道的成果，呈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已然成为未来延安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深度存在。但无论如何，新世纪的延安文学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清理和研究，也需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拓展新的视野。比如抗战时期延安与重庆双城文学的比较研究、延安文学与文化媒体的研究、延安文学社团、延安文学及文体的流变和传播等，在我看来都是值得引起人们着力关注，也是颇有些历史和人文价值的。此外，即使诸如我在上面予以集中介绍的有关延安文学语言和延安文学体制的研究，也还显得不够完整和系统，值得作些更为扎实而富有成效的专题研讨。况且严格说来，在新世纪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中，那种富有历史与人文总体意识和穿越感的学术成果其实还不多见，因此还大有研究空间可为。至此，我想说，延安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以来能够得到较为深入的展开，并且崛起在世人面前，无疑值得庆幸和欢呼，而延安文学与文化研究能够在未来得以持续开展并取得更大成果，也是可以欣然期待的吧。
注 释:
①参阅刘增杰:《静悄悄地行进——论9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②该丛书共含三种:朱鸿召著《延安文人》，朱鸿召编选之陈学昭《延安访问记》，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其后，朱鸿召出版了《延安文人》修订本，更名为《延河边的文人们》(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又撰述出版了《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对《延安文人》一书的评论，另参阅王培元:《政治涡流中的延安文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④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⑤吴敏:《延安文人研究》，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袁盛勇按:该书为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增订而成，其中主要内容均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所以，我在论述国内新的延安文学研究成就时，也将此书列入并作重点考察。
⑥吴敏:《试论周扬等延安文人的思想“突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⑦吴敏:《文人的“新社会梦”——试论何其芳1942～1949年的思想变化》(《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从何其芳诗文看其1940年代前后的思想波动》(《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⑧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378页。
⑨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⑩贺桂梅:《“延安道路”中的性别问题——阶级与性别议题的历史思考》，《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
袁盛勇延安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详见其《历史的召唤:延安文学的复杂化形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
袁盛勇:《延安文人的真诚与说谎》，《粤海风》2005年第4期。(www.xing528.com)
朱鸿召:《重新厘定延安文学传统》，《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李洁非延安文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详见其与杨稢合著:《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袁盛勇:《“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李洁非说《讲话》并非原创思想，显然承续了朱寨等部分延安文人和学者对于《讲话》的理解，大体上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讲话》还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是创造性发展了列宁主义文化观念的，它无疑打上了毛泽东话语及其思想内涵的自身烙印。
李洁非:《〈讲话〉的深层研读》，《粤海风》2004年第1期。
袁盛勇:《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王光东:《民间形式·民间立场·政治意识形态——抗战以后文学中的民间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黄科安:《延安文学研究——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7页。
黄科安:《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2期。
王荣:《论40年代“解放区”叙事诗创作及其形式的“谣曲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杨稢:《旧形式与“延安体”》，《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李洁非、杨稢:《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196页。
张卫中:《解放区小说的语言变革及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文贵良:《话语与生存:解读战争年代文学(1937—1948)》(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和《文学话语与现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文贵良:《大众话语:对20世纪30、40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论述》，《文艺研究》2003年第2期。
文贵良:《秧歌剧:被政治所改造的民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年第3期。
郭国昌:《集体写作与解放区的文学大众化思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刘震、孟远:《歌剧〈白毛女〉在延安的诞生》，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58页。
郭国昌:《“真人真事”写作与解放区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郭国昌:《新华书店与解放区文学出版体制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版。
赵卫东:《延安文学体制的生成与确立》，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4年，导师为吴秀明。
李建军:《现代中国“人民话语”考论——兼论“延安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6年，导师为周晓明。
胡玉伟:《“历史”的规约与文学的建构: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1942—1949)》，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导师为逄增玉。
胡玉伟:《“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3期。
韩晓芹:《读者的分化与延安文学的转型——延安〈解放日报〉副刊的文学生产与传播》，《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李军:《解放区文艺转折的历史见证——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研究》，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20～221页。另参阅李军:《〈解放日报·文艺〉与解放区文艺的转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
吴敏:《19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博士后出站报告，复旦大学2006年，导师为陈思和。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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