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议题形成考察成果

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形成过程考察

高浦棠

所谓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即指毛泽东《讲话·引言》中提出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学习问题”等五个问题，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初拟定的座谈会讨论议题却不是这样的。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秦邦宪、何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由此看，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初拟定的座谈会讨论议题与5月2日毛泽东在《讲话·引言》中所提出的讨论议题是有明显区别和变化的。那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议题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呢?直白地说，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文字表述变化中，其实蕴藏着延安文艺运动转向的关键性历史玄机，这就是将文艺问题彻底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语境，纳入延安政治文化语境。如果说，以《讲话》的发表为界，延安文艺的转向可以辐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原发性过渡期的话，那么，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的改变中所蕴藏的历史玄机，也可看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过渡的关键性历史玄机。而当我们进到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时，就会发现，从4月10日最初拟定到5月2日提交大会，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是随着毛泽东与众多文艺家的广泛交流的不断延伸进展而逐渐改变的。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在座谈会前广泛约请文艺家们谈话的过程，就是座谈会讨论议题不断修订和最后形成的过程。

早在1942年4月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人就相继提到了延安文艺界的不良现象，博古还提请会议“现在要解决文艺工作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意味着从这个时候起延安文艺界问题被正式列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开始主动地、广泛地约请文艺界人士谈话交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被毛泽东亲自约请的文艺家就达20多人次。如周扬说:毛泽东“找了很多人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据统计，被毛泽东约请作过交流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周文、于黑丁、李雷、欧阳山、草明、刘白羽、萧三、塞克、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陈荒煤、李伯钊等。下面我们以时间为序对上述被约请文艺家与毛泽东的具体交流内容作一梳理。

李又然回忆说:毛泽东找文抗的人谈话，依次是“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问他们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类问题”。

丁玲回忆说:“毛主席和我谈话的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内部批评，一定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座谈会前毛泽东约请艾青谈过两次话，时间是“1942年春天……4月间”，第一次谈话向艾青询问了如何解决延安文艺界问题的办法，艾青则给提供了“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的思路，“又谈了一些文艺方针”。第二次针对艾青写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一文提了些“意见”，“谈的主要是歌颂和暴露的问题”。

座谈会前毛泽东主动约请萧军谈文艺问题应该从1942年4月7日算起，王德芬回忆说:4月7日萧军接到毛泽东的约请信后，“接连谈了两天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等问题”，4月13日又给萧军写信“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从4月13日毛泽东给舒群写信所说的“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看，此前也约请舒群谈了“文艺方针诸问题”。

罗烽回忆说:“1942年春，主席曾两次(应为三次)写信让我帮助他搜集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曾经几次邀我谈问题。”“在向主席汇报时，我讲了一些延安文抗的思想活动，同时也简单地反映了鲁艺文学系的教学情况。在谈到‘两个口号’的论争，主席讲:要尊重鲁迅，他是没有拿到党证的布尔什维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立意明确，目的鲜明、响亮，颇有引导战争行列前进的军旗气概。‘国防文学’有益于扩大统一战线，明显的缺点是含混不清，不加正确注脚，脚跟不稳，一推就倒。就此，我向主席提出杂文可不可以写的问题。”4月13日信的内容是“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①。

据于黑丁回忆:1942年4月上旬他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与毛泽东谈了对延安的感受，对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的看法，还有改造世界观等问题。

1942年4月9日，欧阳山和草明应约与毛泽东谈了文艺问题，具体有“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为工、农、兵写作的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同时还谈了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问题等。欧阳山回忆说:“主席……要我谈文艺情况……我给他提供的是全国范围的情况……主席问我的主要是‘暴露文学’在全国文坛占什么地位。”^②4月13日，毛泽东又写信请欧阳山和草明代为“搜集反面意见”。草明说，“接信后，我们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全体同志翻阅解放区内外的杂志和一些西方论文艺的文章”，经过欧阳山“筛选，采用了十几种，他还每篇都附上简介”，送给了毛泽东。据陈晋的《文人毛泽东》一书记载，4月17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和草明:“4月15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方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笔者以为这说明欧阳山和草明收到毛泽东4月13日的信后，由于搜集材料认真细致，未能很快完成任务，可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搜集材料”过程中遇到了判定材料正反面性质的疑难问题的情况说明信，并对毛泽东强调的“反面意见”有不解之处，故才有毛泽东4月17日的复信和草明所说的“他还每篇都附上简介”的细节。

刘白羽是座谈会前毛泽东重点约谈的作家之一。在总共三次约谈中，每一次都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重要历史信息。刘白羽回忆说:第一次约见，“主席开门见山就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按:应该是军事问题)我们整顿的差不多了，现在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接着毛主席就许多文艺问题和现象谈了看法”，“所谈的大致就是《讲话》中引言部分阐述的那些问题”。然后毛泽东要刘白羽把他的看法传达给文抗的作家听，并“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传达后，“会场上就一哄而起，议论纷纷”。刘白羽说，第二次“毛主席把我找去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后来在《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意思是懂得的，但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一段话就是从我们那儿生发出来的”。第三次，刘白羽说:“毛主席对我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

座谈会前文抗作家李雷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约请。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找作家谈话，越谈找的人越多，有的谈过多次，比如说‘不歌功颂德’的那个作家并不出名，他的话就是跟毛主席讲的，不是写文章讲的。”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的主要整理者之一鲁振祥先生说:“胡乔木说的这个‘并不出名’的作家，大概叫李雷。”^③

据《周文年谱》说:1942年春，周文“多次被毛主席约请面谈，听取即将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关问题的意见。”

塞克回忆说，“1942年，在延安要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几天，毛主席找我谈话”，“我一个人谈，主席听了四五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谈古论今”。

“1942年4月18日”，毛泽东写信约请萧三商量“有关文艺界的问题”，他首先向萧三说明“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界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然后向萧三询问了“文化俱乐部的情况”以及对整个延安“文艺界的看法”，并“向萧三讲述了他准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一些主要内容，其中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等等”。

1942年4月下旬，毛泽东以集体谈话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了交流，参加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陈荒煤、姚时晓等。这次谈话主要谈了经受精神压力与接受教育的关系问题，谈了要“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经常到农村去”、“多给农民演戏”、以求得农民的理解与认可的问题，谈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幻想”、爱“发牢骚”、“喜欢讲人性”、“讲人类爱”、“讲同情”等“特性”，还谈了对李白和杜甫的看法，谈了《聊斋志异》的史料价值和反八股文作风，最后还谈了文学作品如何反映当前斗争的问题等等。

座谈会前，毛泽东还听取了李伯钊关于敌后文艺工作情况的汇报。李伯钊说，“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前夕，我找毛主席谈敌后文艺工作问题”，主要有“写光明未必伟大”、“有人爱写自杀结尾”、“一提提高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等问题，对这些说法和做法“我不同意……我还谈了批判作品，政治标准是主要的。还有社会标准”。

从毛泽东约请文艺家们进行交流谈话的全过程看，可以明显地划分出下列几个阶段:4月2日后到4月10日前，主要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谈话对象主要是文抗作家;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并初步拟定了会议讨论议题;从4月13日开始广泛“搜集反面意见”;4月17日在搜集反面意见的同时开始征集正面意见;4月18日开始与党员骨干文艺家交流“讲话结论”所要讲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萧三的交谈、与刘白羽最后一次交谈、与鲁艺党员作家交谈等;5月2日文艺座谈会如期召开，毛泽东在“引言”中提出了与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初拟议题具有很大差异的新的讨论议题。

关于座谈会讨论议题的具体内容，是以往虽被个别当事人的回忆中有所言说，但却被学术界长期未能给予关注的问题。正因如此，那些个别言说者只是把这作为一个回忆性言说语序中顺便捎带出来的细节或枝节加以言说的，而并没有把这作为一个严肃的、与座谈会的意义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给以言说。如草明最初在《五月的延安》中说毛泽东提出在座谈会上准备研究的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而在《世纪风云中跋涉》中说毛泽东准备在座谈会上提出三个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如何为工农兵写作的问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又如刘白羽在《延河水流不尽》中说毛泽东对许多文艺问题的看法“大致就是《讲话》引言所阐述的那些问题”，而在《为历史作证》一文中则说，毛泽东对他谈了“当前文艺的总任务、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等”。这里，我们从草明和刘白羽自身先后言说的不一致中就可看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轻视程度。自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言说目的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自己在座谈会召开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历史沉静下来之后，一些不被个体当事人所关注的枝节和细节现象，往往就成了历史过程的关键性环节。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拟定的座谈会议题与5月2日毛泽东提交座谈会讨论的议题主要变化有两点:

第一，语境的置换。4月10日议题与5月2日议题都有五项条款，但4月10日议题既没有大前提，也没有小前提，五个问题都是相对独立的文艺学问题。特别是“文体与作风”和“文艺题材”两个问题几乎可说是纯文艺学问题。这就意味着4月10日所拟议题是本着文艺学的特殊规律性提出来的，对于这些议题的讨论也只能在文艺学的语境中展开。而5月2日议题则既加上了大前提，又设定了小前提。大前提是“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意思是指文艺不是独立的，它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力武器”。小前提是“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这意思是指凡是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以前参与了延安文艺运动的、以后还将继续参与延安文艺运动的文学家、艺术家们，他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即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这就意味着5月2日的议题是本着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提出的，而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只能放置在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的语境中展开。

第二，议题的变换。从表面上看，5月2日议题还保留了4月10日议题中两项条款的主要内容，即“作家立场”和“文艺对象”，去掉了“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和“文艺题材”三项条款，增加了“态度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三个议题。其实当一种议题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并被重新设定之后，这种议题的内涵也就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比如将“作家立场”置换为“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前者的参照系统是整个人类的所有创作经验，而后者的参照系统则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的经验。这一点我们从艾青、萧军与毛泽东分别对该议题的阐述中即可看出明显的区别来。萧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意见》与艾青的《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虽然分别发表于座谈会期间5月14日与5月15日的《解放日报》，但这两篇文章的酝酿却均在座谈会前他们各自与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艾青一文成文于4月23日，萧军一文则是根据5月2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内容于5月6日写成。艾青在文中说，“立场和态度，是作者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政治方向相结合的东西”，“目前的中国文艺作者应有的立场，当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萧军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现代的中国人——是需要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来创作呢?第一个是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个是求得人类的解放。”而毛泽东则在《讲话·引言》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这里，很显然艾青和萧军所站的是“中国文艺作者”和“中国人”的立场，而毛泽东所站的则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立场。由于立场的不同，自然便引出了他们对服务对象认识的不能同一。所谓服务对象就是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萧军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当前大部的读者层还是革命青年，进步的军人，进步的工人，农民差一些，一部行政工作者。”艾青虽然在文章中没有谈作为人的服务对象，但他却说:“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是用具体的描写即形象，来表现一定时期的人民大众的利害和要求，从而激励他们把这种要求变成行动。在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的这崇高的目的上，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而毛泽东则在“引言”中说:“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

就个体而言，立场问题同样是一个语境问题，它是个体言说者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的言说所设定的语境。我们根据毛泽东与文艺家们谈话过程中双方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不同语境的不能沟通现象和4月10日与5月2日毛泽东分别为座谈会议题所设定的语境的置换现象，即可推演和辨析出4月10日议题和5月2日议题其所以会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文艺家们的谈话是从4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文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后开始的。从4月2日至4月10日这段时间内被找去谈话的作家现在可以肯定的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罗烽、欧阳山、草明等，其中除了与丁玲主要“谈批评问题”外，与其他人都谈到了“文艺方针诸问题”，而在都谈到“文艺方针诸问题”的作家中，除了与舒群的谈话内容不详外，其他人都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作为真正文艺学语境中的中国作家的立场态度和思想倾向。这里萧军和艾青自不必说，罗烽在谈话中所坚持的杂文观念、欧阳山为毛泽东提供的全国的文艺情况、草明不能真正认识自己还是否需要思想改造的情况等，这些都说明他们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走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行列，他们所持守的是全国范围内所认同的文艺学语境中的作家话语理念。也许正是受到了这种作家话语理念的自觉不自觉的影响，所以毛泽东为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提交的座谈会议题，都是一些真正文艺学范畴的问题，而他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则必须尽快地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而在谈话的过程中，尽管如草明所说:“毛泽东主席与人谈话时惊人地专注，听完对方的话，便能立刻整理出对方的观点，并作出反应，引导对方走向正确的方面。”但是这种影响对于有思想、有成就的作家们来说，即使有，也只能是表面的、浅显的，不可能一下子触动到他们思想灵魂的深处。其实，当毛泽东将4月10日的议题最初拟定的时候，他便不自觉地陷进了一种话语系统不可通约的困境之中。也就是说，共产党的政治家们认定文艺界批评边区工农干部和不合理社会现象是政治问题，毛泽东则要用延安范围内共产党的政治话语来解决延安以外来的文艺问题，而在当时，延安及整个陕甘宁边区语境与国统区(亦即全国)语境、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与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的文艺话语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不可通约性。这样，毛泽东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很快便遇到了来自理论与人事两方面的阻力与挑战。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之后，毛泽东很快展开了“搜集反面意见”的工作，仅4月13日一天，他就分别向萧军、艾青、舒群、罗烽、欧阳山、草明等人发出“代为搜集反面意见”的信，同时还在与刘白羽谈话之后，要求刘白羽在文抗传达他对文艺问题的看法，并将反馈意见特别是反面意见汇报给他。毛泽东其所以要如此大面积地搜集反面意见，用意有二:一是填充他在文艺理论方面的储备不足;二是“兼听则明”，在广泛分析反面意见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但是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分析，其结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如4月15日欧阳山就搜集反面意见所遇到的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另如罗烽向毛泽东汇报时涉及的如何对待鲁迅及其杂文的问题，虽然在座谈会上作结论时毛泽东作了答复，但在与罗烽的谈话中并未作出明确的结论。我们可以推测，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所搜集到的反面意见和资料，其实只是一些与毛泽东当时的主张不尽一致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又大部分是在纯正的文艺学语境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之谈，有些甚至是经过千百年积淀并形成稳定系统的文艺学话语。

在人事方面，从毛泽东与众多文艺家们的交谈情况看，我们发现只有李雷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了“我是不歌功颂德的”主张，并表示了对这种主张的执意坚守。丁玲和艾青虽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点与训示，但他们当时并没有真正从思想根底上转过弯来。如经毛泽东在“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问题上指点过艾青的那篇《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文章中，艾青在重新论述“写光明”与“写黑暗”问题时，竟显得与全文风格不一，逻辑不畅，有些地方生填硬充，有些地方捉襟见肘。后来毛泽东指定《解放日报》在4月15日刊出此文时，实际上仍然是作为反面意见对待的。丁玲在关于文艺批评功能问题上的言论遭到了中共中央许多领导人的批评后，她虽然接受了这些批评，但直到座谈会期间所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中，仍然自觉不自觉地流溢着一种不满情绪。如她说，“我们非常可能在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中，即使是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的旧有情绪。但这些东西就会为无产阶级所不许可，就会受到立场与方法不合的指摘”，“我们即使有很高的技术，也很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这里，我们从“指摘”、“得咎”等词语的使用上，即可明显感受到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在心态和情绪上未能彻底沟通的隔阂。

另外，在人事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提到萧军。萧军是座谈会前就文艺方针问题与毛泽东往来信件和直接交谈最多的作家，同时也是为毛泽东提供资料数量最多的人。虽然据萧军自己和王德芬说，他们的谈话多次都能达到“开诚相见”、“越谈越兴奋”的程度，但本质上他们的思想并没有真正沟通。据占有大量“文献资料”的陈晋先生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时，毛泽东说到延安文艺界的情况:“文艺界对整风是抵抗的，如晋东南文艺界及萧军等。”直到座谈会讨论过程中，萧军还曾几次提出与毛泽东“引言”极端对立的观点。

还是在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除了指出萧军对文艺界整风的“抵抗”外，还谈到“现在我们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文艺界的党员也应如此，《解放日报》要考试，乘此机会讨论党的文艺政策”。接着毛泽东的话题，其他人也谈了对文艺界的新的看法。“康生说:许多文化人说中共无人性，延安不顾青年人的人性，说延安青年是政治青年。国民党特别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说延安言必称鲁迅，许多新知识分子把鲁迅作为教条。这是一股歪风。博古说:许多青年感情冲动大，现在困难问题还是文艺界，对文艺界的人，要尽量不伤害，对《轻骑队》的七八个编者，要找他们谈话。陈云提出:对‘文协’(按:应是‘文抗’)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

由此看来，毛泽东最初由于受到作家话语影响而不自觉地从文艺学语境中提出的座谈会讨论议题，用毛泽东期望的政治话语去解决是很困难的;同时毛泽东从这个议题出发所展开的工作，则又受到了他所接触到的文艺界大部分人士自觉或不自觉的抵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思路，他要用整风的方式彻底解决文艺界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讨论党的文艺政策”。这就意味着他要用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的语境来置换和代替国统区及所谓全国的文艺学语境，要用党的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话语来统领并代替来自文艺学语境中的作家话语。这样，4月10日所拟定的座谈会议题就变成了5月2日毛泽东直接提交座谈会所讨论的议题。(www.xing528.com)

这里，我们注意到，正是从4月17日开始，毛泽东同文艺家们的谈话交流中特别强调了正面意见问题。如4月17日给欧阳山的信中说，正反两方面的材料“都盼搜集”;4月18日，毛泽东专门约请萧三，听取萧三对他准备在座谈会讲的正面主张的看法;4月下旬与鲁艺的党员作家艺术家们谈话时，几乎在每一个话题中都渗透了他的所谓正面的文艺主张。这些资讯，从另一方面可以佐证毛泽东改变座谈会议题的关键时机是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议题的置换，不仅意味着文艺言说语境的置换，同时也意味着文艺身份的归属性设定。

注　释:

①金玉良(罗烽女儿)向笔者提供的有关资料。

②1991年12月7日笔者采访欧阳山记录。

③2004年2月19日笔者电话采访鲁振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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