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研究论丛.第1辑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人员考订

高浦棠

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曾约请当时延安部分文艺家进行了交流。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需要解决的是整个延安文艺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必须有代表性。

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总体情况可以用“两个阵营、三大系统、四个山头”来概括。所谓两个阵营，就是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延安有成就的文艺家都集中在这两个单位。对此周扬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鲁艺”这派“要歌颂光明”，“‘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两派之间的分歧源头可以上溯到左联时期。在人事方面，由于左联时期鲁迅与周扬的关系，丁玲、萧军、塞克、罗烽等人都显得与周扬隔膜较深。但是这两派都拥有一批在左联时期就已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因此也分别拥有着延安文艺界的话语权。所谓三大系统，是指中共中央文委系统、陕甘宁边区文委系统和部队(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文艺系统。中央文委系统下辖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等;陕甘宁边区文委系统下辖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西北文工团、陕甘宁边区艺术学校、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等;部队文艺系统下辖部队艺术干部学校、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等。需要说明的是，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主要负责人是从文抗分出去的，部队艺术干部学校则是从鲁艺分出去的，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部文艺室的骨干也是从鲁艺分出去的。所谓四个山头，是指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和陕甘宁边区文协。“当时延安有大大小小四个山头，两个大的是‘鲁艺’与‘文抗’，两个小的是青年艺术剧院与边区民众剧团。虽然四个单位之间都不至于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平时工作中暗暗较劲的情绪是有的。”“如青年艺术剧院排演《雷雨》请鲁艺的人看，看完后谈意见。本来应该说好话，我们却说了一大堆意见。后来吴雪总结说:我们是将门打开让别人打屁股来了。”“鲁艺人才众多，艺术水平也高;但是文抗有作品，如丁玲、萧军等。”^①由于当时延安有影响、有成就的文艺家大都集中在文抗和鲁艺两大阵营，所以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邀请了鲁艺院长周扬和曾在文抗工作过的舒群草拟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名单拟好后，又征求了中共中央军委文艺系统负责人萧向荣和从前方回延安的李伯钊的意见，并增添了毛泽东自己所惦记的几个人。

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具体名单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关于具体人员，过去艾克恩编撰和参与编撰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以下简称《纪盛》)及《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以下简称《史料卷》)分别作过统计，其依据主要是座谈会结束时那幅著名的合影照，并由部分参加合影的人亲自辨认。尽管以上两书都由艾克恩主编，但两书的统计仍有一些小出入，如《纪盛》从总共105位参加照相合影的人中辨认出了96人，而《史料卷》则辨认出95人;《纪盛》列出的名单中有张振武、康生，没有王朝闻，而《史料卷》列出的名单中则有王朝闻，而没有张振武和康生。

其实，以上两种统计都不全面。自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0多年来，文艺界公认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总体上可分为三类情况: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及各系统文艺界负责人，一类是受到专门邀请参加讨论的文艺家，还有一类是有关方面指定去或自觉去听报告的人。但是，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一直是一个不确定的数字，其原因有下列几种情况:第一，发请柬时，被请的人有的在前线，有的在乡下，不能及时赶回来参加座谈会，如莫朴和贺绿汀。莫朴回忆说:“1942年时刘少奇同志到延安去(参加整风运动)，华中军区领导也同意我和贺绿汀回延安，结果去的人比较多，我就转移到彭雪枫部的驻地淮北，后又回到军部(新四军)，直到1943年才同军直文工团一起去了延安。”^②文抗的周而复当时也在前线，魏伯、雷加、柳青、师田手、庄启栋则在乡下，他们未能参加座谈会，与贺绿汀、莫朴应属同类情况。第二，在延安就近下乡的人，得知召开座谈会的消息后，赶着回到延安，虽未能聆听5月2日毛泽东的“引言”演讲并参加当天的讨论会，却赶上了后面的两次讨论和照相，如王朝闻。王朝闻回忆说:“1942年春末夏初，我与夏风同志到甘谷驿体验生活去了，第一次的座谈会我未能参加。后来打电话让我回来参加第二次和第三次座谈会。”“照片上一定有我。”第三，发请柬时人还在延安，并收到了请柬，但由于紧急任务或其他原因，开会时却离开了延安，如朱光。舒群回忆说:“毛主席约了两位作家，草拟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初步名单;然后他又补充了自己所惦记的一些名字，这当中有‘任正真’(指朱光——引者注)。”“但是，在座谈会的那日，任正真没有参加;据说他在这之前，决心投入火热斗争——往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上去了。”第四，一些人虽未被列入草拟名单，但听说要召开座谈会，考虑到参加座谈会的重要性，便自愿去参加，如鲁艺的阿甲。黎辛回忆说:“当时阿甲并未收到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请柬，可张庚说，你是搞京剧的，有代表性，你也去去，于是阿甲也在未拿到请柬的情况下参加了座谈会。”^③其实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中除了一部分著名艺术家直接接到“请柬”之外，还有其他人。“鲁艺参加座谈会的人有一个规定，即助教以上的教师包括助教在内，都参加座谈会。”^④至于助教以上没有接到“请柬”的这部分教师，是周扬，或者院部，或者各部、系负责人直接通知他们参加的。如干学伟就说:“我是戏剧系的助教，座谈会前我在《带枪的人》中扮演了列宁这个角色，在延安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萧三还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评论过我的表演。但我没有接到请柬，是周扬直接通知我参加座谈会的。”^⑤第五，还有一种情况是听说毛泽东要作结论，许多人都去旁听，如中央研究院的殷白说，“当时文艺、文化思想两室的部分同志”，“去听了毛泽东同志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此外，鲁艺也在5月23日这天通知了一批教师以外的研究人员去专门听了毛泽东的结论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的所有成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负责人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参加了座谈会，当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如邓发、林伯渠、谢觉哉、彭真等人，未能参加完全程会议。

二

综合各方面资料，笔者统计出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及所在单位如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凯丰、陈云、博古、王稼祥、康生、邓发。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相关方面负责人:八路军120师师长兼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毛泽东秘书兼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陈伯达、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指导处负责人吴亮平、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长徐一新。

延安文抗驻会作家:丁玲、艾青、萧军、刘白羽、于黑丁、李雷、李又然、陈学昭、马加、曾克、高阳、张仃、郑文、厂民(严辰)、方纪、白朗、郑星燕。

延安鲁艺文艺家:院长周扬，院党总支书记宋侃夫，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文艺工作团主任严文井，编译处处长周立波，文学系教师陈荒煤、天蓝、曹葆华、张桂(又名屈曲夫)，戏剧系主任张庚，实验剧团团务委员会主任钟敬之，实验剧团团务委员会委员及戏剧系教师田方、王滨、于敏、水华、姚时晓、许珂、干学伟、袁文殊，美术部主任江丰，美术系主任王曼硕，前方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美术系教师及前方木刻工作团成员力群、罗工柳、华君武、马达、王式廓、张望、古元、蔡若虹、胡蛮、王朝闻、石泊夫、张悟真、陈叔亮，音乐系主任吕骥，音乐系教师及音乐工作团成员瞿维、纪明、向隅、唐荣枚、潘奇、李丽莲、张贞黻、杜矢甲、任虹、李元庆、郑律成。

除了文抗、鲁艺的人员之外，中共中央文委系统参加会议的还有:延安文化俱乐部主任萧三，延安平剧研究院阿甲、任桂林、张一然、王镇武，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塞克、副院长吴雪，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研究员李又常、温济泽、殷白(张惊秋)，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研究员草明、伊明、魏东明、刘雪苇、金紫光、郭小川，中共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主任李伯钊，研究员陈波儿，中央青委干部兼大型墙报《轻骑队》编辑童大林，《解放日报》社副刊部主编舒群，副刊部编辑陈企霞，采访部主任丁浩川，采访部通讯科科长郁文，记者黄钢、莫艾，美术编辑张谔，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林默涵。

部队文艺系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萧向荣、中央军委编译处负责人兼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何思敬、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吴奚如、中央军委直属队政治部文艺室主任公木、部队艺术学校副校长王震之、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团长吴印咸、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摄影记者郑景康、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

陕甘宁边区系统:边区政府秘书长兼边区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罗烽、边区文化协会主任兼民众剧团团长柯仲平、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张寒晖、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副校长张季纯、《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胡绩伟、边区文化协会大众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大众习作》主编胡采、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岘、边区教育厅教育科科长吴伯箫。

对照艾克恩通过照片辨认后作的统计，这里我们去掉了张铁夫，将张真、张振武、童天林换作张贞黻、王镇武、童大林，并增加了陈云、邓发、贺龙、林伯渠、谢觉哉、彭真、吴亮平、杨尚昆、胡乔木、徐一新、李又常、温济泽、吴奚如、郑星燕、吴伯箫、方纪、黄钢、郭小川、殷白(张惊秋)、郑景康、任桂林、张一然、张谔、胡一川、马达、古元、陈叔亮、厂民(严辰)、吴雪、莫艾、郑律成等31人。下面逐一作出具体说明:

先说去掉的和更正的情况。关于张铁夫。黎辛说:“张铁夫是年轻诗人、作家，当时在《解放日报》当记者，正派往庆阳采访，根本不在延安，被列入名单(指艾克恩通过照片辨认出来的名单)，是被认错了。”因此，我们的统计中去掉了张铁夫。

关于张真。我们反复查证，延安各文艺单位中并没有一个叫张真的人，而鲁艺音乐系则有一个小提琴手张贞黻，他不仅参加了座谈会，而且还在会上发了言。据参加过《史料卷》编撰工作的孙国林说:“老艾《纪盛》中的张真系张贞黻之误，我们的书中(指《史料卷》——引者注)无此人。名单是我提供给老艾的，他抄错了。”^⑥

关于张振武。此人只在《纪盛》中有，《史料卷》中没有，是否为王镇武的笔误未可知，因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王镇武的确参加了座谈会，详情见后。故我们这里将张振武更换为王镇武。

关于童天林。延安各文艺单位查无此人。孙国林说:“童天林当时工作单位不详，有人说在中央青委，不知确否?”^⑦如果说工作单位真的在中央青委，那么他肯定是童大林之误。另据黎辛回忆:“童大林当时是中央青委大型墙报《轻骑队》的编辑。1942年人们都说《轻骑队》不好，有问题，但童大林却说好着呢!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⑧如果是这样，让他参加座谈会，接受一次教育，正是情理中事。

下面是增加的31人的情况说明:

关于陈云和邓发。他们两人当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又都在延安，从惯例上讲他们本来就应该参加这个座谈会，虽然照片上没有辨认出来。或许他们就没有参加照相。但陈云不仅配合毛泽东参与了与许多文艺家的谈话，而且还在座谈会上发了言。据草明回忆:5月2日毛泽东讲完“引言”，“宣布休息”之后，“坐在我面前的”陈云同志还询问她:“从西南重庆那边来，对延安生活过得习惯吗?”她还说陈云在座谈会上发言了。另据罗工柳说:作结论那天晚上，“毛主席和邓发一块下来的(指从毛泽东住的窑洞下到作结论的中央办公厅会议室的院子里——引者注)，邓发也是很重要的领导人”。

关于贺龙。据《贺龙年谱》记载:1942年5月2日，贺龙“出席在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讲话”。另据潘奇回忆说:“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现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个领导(指贺龙——引者注)在别人发言时曾有几次插话。”^⑨

关于林伯渠和谢觉哉。刘岘说:“第二次座谈会，记得朱总司令、林伯渠、谢觉哉等同志都到场了。”

关于彭真。罗工柳说:“作结论那天晚上，人很多，彭真也来了，就坐在我的对面。”

关于吴亮平。据罗烽女儿金玉良说:“我父亲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针对宣传部吴亮平的发言而发的。”^⑩

关于杨尚昆。据罗工柳回忆:座谈会上驳斥萧军的人是胡乔木，“当时胡乔木和杨尚昆一块坐着，我离他们的座位很近”。

关于胡乔木。据胡乔木回忆:“文艺座谈会召开时，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对这样的意见，我忍不住了，起来反驳他……”

关于徐一新。欧阳山尊回忆:第二次即5月16日座谈会结束后吃饭时，“我、徐老(指徐特立——引者注)在一个饭桌上吃饭，萧军和徐一新在我们的旁边吃，他俩就当天座谈会的发言情况还有一些争议”。

关于李又常、温济泽、吴奚如。温济泽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第二次座谈会讨论的时候，李又常、吴奚如都发言了。

关于郑星燕。1980年5月23日郑星燕在《羊城晚报》发表文章《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回忆》，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自己及整个文抗作家在座谈会及座谈会前夕的许多情况。

关于吴伯箫。早在1952年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时候，吴伯箫就曾在同年5月2日《东北日报》上发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章，详细真切地回顾了他参加座谈会的情景。

关于方纪。方纪回忆自己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情况时说:“1942年4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窑洞里看书，刘白羽同志来找我，通知我到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参加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

关于黄钢。1977年5月21日黄钢在《解放军报》撰文《难忘的延安之夜》，详尽地记述和描绘了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形。

关于郭小川。高杰在《传记文学》1997年第5期撰文说:“郭小川等人作为旁听者参加了作结论那天的座谈会。”另据《延安名人辞典》记载，郭小川“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关于殷白参加座谈会的情况，前已述及。

关于郑景康。2003年12月25日和2004年3月3日笔者先后采访干学伟和华君武时他们均曾谈到郑景康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情况。

关于任桂林、张一然、王镇武。任桂林自己回忆说:“1942年5月间，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平剧院派阿甲、张一然、王镇武和我参加了这次盛会。”

关于张谔。1942年2月15日，延安军人俱乐部举办了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三人漫画展，一时轰动延安。华君武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时，张谔在《解放日报》社，他也应该参加了座谈会。”

关于胡一川。胡一川回忆说:“座谈会召开前不久，我们还在太行山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扫荡，搞诗文绘画宣传。回到延安刚好赶上了座谈会。主席通过李伯钊了解了我的情况，向我发了请柬。”

关于马达、古元。据《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纪事》记载:在5月“2日、16日、23日三次会议中，鲁艺的教员、研究员听讲话和参加讨论的计有:周扬……马达……古元……等人”。马达1938年到延安，一直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座谈会是符合鲁艺规定的参加条件的。至于古元，据黎辛回忆:“座谈会召开前夕收到正式请柬的大部分是由国统区来延安的艺术家，解放区自己培养出来的艺术家只有古元一人收到了正式请柬。”

关于陈叔亮。据《延安岁月》所收陈叔亮《西行漫画》文后“作者简介”说:“陈叔亮，……1938年赴延安，任鲁艺教员，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www.xing528.com)

关于厂民(严辰)。黎辛回忆说:“厂民(严辰)参加会议了，不喜欢照相，没有参加照相。”

关于吴雪。吴雪自己回忆说:“当年，我还只是一个28岁的青年，才到延安不及三年。因为我担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副院长，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

关于莫艾。据干学伟回忆说:座谈会开始那天，“毛主席过来与我们一一握手，我旁边坐的是写吴满有的那位记者”。发现并写了吴满有的记者就是莫艾。

关于郑律成。郑律成早在1938年就谱写了《延安颂》的乐曲，并成为中国现代经典歌曲。据《延安名人辞典》记载:郑律成“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另据潘奇回忆:“我记得郑律成参加座谈会了，因为他是朝鲜族人，说话很特别，所以有印象。但有一次吕骥说他没有参加座谈会。吕骥说得很肯定。这也就是说郑律成不是当时指定参加座谈会的人。”“鲁艺规定助教以上的教师都参加座谈会，郑律成、马可、安波等人当时都是鲁艺音乐工作团的研究员，所以他很可能不在参加座谈会的范围内。但是毛主席作结论讲话的那天，学校或者是周扬、或者是各系主任，又通知了一批人去听结论讲话。这样郑律成很可能是在这次参加了。”

综上所述，应该说，这份统计已基本涵盖了当时在延安担任文艺工作领导和从事实际文艺工作以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人。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个不全面的数字，关于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考证。

注　释:

①2003年12月28日笔者采访于敏的记录。

②1991年12月2日笔者采访莫朴的记录。

③2005年8月4日笔者电话采访黎辛的记录。

④2005年笔者电话采访潘奇的记录。

⑤2003年12月25日笔者采访干学伟的记录。

⑥2005年9月21日孙国林给笔者的信。

⑦2005年9月21日孙国林给笔者的信。

⑧2005年8月28日笔者电话采访黎辛的记录。

⑨2005年笔者电话采访潘奇的记录。

⑩2005年7月30日笔者电话采访罗烽女儿金玉良的记录。

2004年3月1日笔者电话采访罗工柳的记录。

2004年3月2日笔者电话采访欧阳山尊的记录。

2004年3月3日笔者电话采访华君武的记录。

1991年12月6日笔者采访胡一川的记录。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鲁艺史料专题组整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纪事[M](内部资料).1988年印制。

2006年4月12日笔者电话采访黎辛的记录。

2004年3月3日笔者电话采访干学伟的记录。

2005年笔者电话采访潘奇的记录。

参考文献

[1]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J].新文学史料，1979(2).

[2]王朝闻.自己必须成为人民的一分子.回想延安，1942.

[3]舒群.杨家岭夜话[J]//程远.延安作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4]殷白.“延讲”整风回忆锁记[J].重庆日报，1987－05－22.

[5]黎辛.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写作、发表和参加会议的人[J].新文学史料，1995(2).

[6]草明.世纪风云中跋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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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烈.贺龙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9]刘岘.琐事纪实[J]//孙新元，尚得周.延安岁月[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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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晋.文人毛泽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2]方纪.新的起点——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J].新文料，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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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任桂林.毛泽东同志和京剧[J]//艾克恩.延安艺术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15]吴雪.我学《讲话》[J]//延安艺术家[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