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修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俱进

从《讲话》的修改看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与时俱进

高浦棠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于1942年5月发表口头演讲近一年半之后，终于在《解放日报》公开刊出，与此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1953年2月《讲话》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公开出版。认真对照阅读《讲话》原版本和修改版本，我们发现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态度是与时俱进的;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对待自己已被全党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态度也是与时俱进的。以《讲话》修改为蓝本，理清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与时俱进态度与实践，对目前我国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问题的纵深展开、深入讨论以及体系化的全面认识，均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首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对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作出科学估价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文对中国资产阶级内部阶层的划分和革命态度的分析，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天才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在《讲话》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又被灵活地应用到了对当时文艺工作者队伍组成的人员成分估计上。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经历了由统一战线到分裂对抗的过程。在两党各自的统治区域和两党所领导的基本队伍中，敌对双方力量的互相渗透，成了双方斗争的一种基本策略，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特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亦即《讲话》最初形成和出版过程中，特务概念成了延安社会的常用语，特务人群也成了一种显在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如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在《讲话》原版本中多次指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队伍中隐藏着一批特务奸细分子，因此，在整个文艺现象中也就有了“特务文艺”之说。

很明显，《讲话》在总结文艺现象、归纳概括文艺类型方面是有鲜明特点和独创性的。《讲话》的核心概念——“工农兵文艺”的提出，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观念意识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关于“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论断，结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主力军组成成分的实际情况归纳概括的。“特务文艺”概念的提出与“工农兵文艺”概念提出的思维逻辑前提基本一样，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观念意识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思考的理论产物。特务概念与人们常说的奸细、间谍等概念的内涵功能相近，作为负有特殊任务的一种人，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历史上的军事斗争中就曾广泛地出现过。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复杂化，特务逐渐成为一种具有较大战略威力的特殊政治力量。而在中国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培植特务力量、使用特务斗争策略，这几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尽管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挖出的特务数量水分很大，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提出“特务文艺”之说的现实斗争依据。这种能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斗争情况进行思考并得出富有创造性理论的情形，从主体方面讲，它体现了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态度，从理论形成的实际情况看，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客观成果。总之，《讲话》文本的最初形成与产生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敢于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风范。

《讲话》公开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就向全党和各根据地发出通知说:“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正是由于党中央对《讲话》的这种定位，才使得《讲话》从其公开发表之日起，便成了全党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文艺工作者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的理论武器，成了新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指针。新的人民的文艺在《讲话》提出的根本方向和具体指针指引和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时隔十年，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后，毛泽东在出版其选集收录《讲话》时，却对《讲话》从标点文辞到语句内容均作了较大修改，虽然在涉及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和新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方面并未作出修改，但在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改动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讲话》的与时俱进态度。

第一，关于“特务文艺”问题。在《讲话》的原版本中总共有四次提到了“特务”或“特务文艺”问题，如说:“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甚至还有敌人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派来的挂着文艺招牌的奸细分子”;在中国，除了“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奴隶文艺”之外，还有一种“特务文艺”;“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特务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还有一种……组织上加入的也是日本党、汪精卫党、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特务党，但是他们随后又钻进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挂着‘党员’和‘革命者’的招牌”。这些有关“特务”和“特务文艺”的说法，在1953年修改后的版本中全部被删掉了。先后对《讲话》进行过整理的胡乔木曾说，这些话是“受当时猛烈进行的‘抢救运动’的影响”而“加进”去的“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的不实之词”。其实，受“‘抢救运动’的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说它“同全文精神极不协调”则更值得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以前，文艺的类别一般是以创作精神与创作方法来划分的，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自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兴起之阶级倾向来划分的文艺类别，如俄苏“普罗大众文艺”。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之前统治欧洲文坛的是封建贵族文艺，文艺复兴之后新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便有了资产阶级的文艺，再后来又有了无产阶级的“普罗大众文艺”。曾搞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深知，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封建地主阶级有地主阶级的文化，贫苦农民有贫苦农民的文化，工人则有工人的文化，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自然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和文艺。在毛泽东看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开敌人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汪精卫集团;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代表上述三种政治势力利益的只有他们派出的特务奸细。因此在当时情况下，“特务文艺”概念的提出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上述共产党的公开敌人已基本被消灭，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已彻底掌握了国家政权，代表过去那些敌人利益的特务也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生存基础和活动空间。“特务”作为具有一定政治势力的人群阶层已无法存在。“特务文艺”也便自然失去了它的存在依据。因而毛泽东在《讲话》修改版中将有关“特务”与“特务文艺”的内容彻底删除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灵活运用，同时也是对自己理论的与时俱进的修正。

第二，关于文艺与党的关系问题。《讲话》中将党与文艺联系起来的地方较多，内容大多谈的是党员作家、党的文艺工作者以及党的整个工作中的文艺工作等问题，就党的本质属性与文艺的本质属性联系起来谈的只有一处。这个问题是在谈文艺的阶级性的时候引申出来的。《讲话》原版本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在《讲话》修改本中去掉了有关文艺与党的关系方面的内容，改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从原版本与修改本的对照中可以看出，原版本几乎提出了一个“党文艺”的概念，把党看做是与阶级并列甚至比阶级更重要的概念。其实“党文艺”的概念，并非毛泽东的独创，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写过《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专门论文。而从《讲话》看，这样阐述文艺与党的关系，在国共两党斗争处于尖锐剧烈的情况下，强调党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将党与阶级并列起来是欠妥当的。文艺的阶级性是一种自然属性，而文艺的党性则是一种主观意志。党并不是与阶级并列的一个社会群体存在，它产生于自己所属的阶级，是本阶级的先锋队，是本阶级最高利益的体现者。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不一定都是本阶级最高利益的体现者。因此从本质上讲，党与文艺之间并没有一个直接关联的必然逻辑，阶级性的存在才是它们间接关联起来的桥梁中介。《讲话》对文艺与党的关系内容的修改，更主要地体现了毛泽东对自己理论的与时俱进的修正。

第三，关于文艺遗产的继承问题。《讲话》原版本多次谈到对文艺遗产“批判地吸收”、“借鉴”、“利用”等问题，而在修改本中谈到文艺遗产时一般都要加上“继承”二字。如原版说:“对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旧形式，我们是并不拒绝利用的。”修改版改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据胡乔木说:“加进了‘继承’二字……是对一个文艺理论问题所作的原则性的变动。因为对文学遗产，有些就是只有继承，根本谈不到是什么借鉴。如诗体、语言之类。”如果是这样，那么加进“继承”二字就只能说是一种科学的修正。但根据毛泽东当时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思维方式等实际情况看，仍然涉及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的态度问题。我们知道，抗战时期毛泽东的阶级观念是特别强的，比如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又如在《讲话》中以阶级性标准对文艺类型的划分和对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态度立场的细致分析等。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仅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统治，而且还要彻底改造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同盟者的思想感情，使他们从根本上融进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最终让他们彻底工农化、无产阶级化。这样的局面，实际上也就是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也是无产阶级化的一种社会。那么，无产阶级文化是怎样产生的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主要是由列宁提出并进行阐述的。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途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通向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指明了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一样。”列宁的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遗产和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最典型的论述。但是我们发现，不仅在列宁的这段经典论述中，而且在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化和文艺遗产的论述中，都没有直接谈到“继承”二字。《讲话》原版本中不谈“继承”，只谈“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应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毛泽东时代的一脉相传。同时我们还发现，与《讲话》发表的时代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化遗产作经典论述的时期，大多都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阶级斗争处在相对激烈的时代。因此，他们不谈“继承”，只谈“批判地吸收”、“发展”、“借鉴”，是时代给他们提供的理论结果。但是1953年毛泽东修订出版《讲话》时，中国社会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在发展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过程中，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改造任务显得非常繁重，也显示出一定的严峻性。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各种阶级共存的社会，而从文化层面上讲，当时不可能一下子形成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局面。这样，对过去时代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实际上成了新时代的必修课。胡乔木所说的“语言”、“诗体”等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认真展开过讨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文艺工作者”“连群众的言语都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实际上是过去讨论的延伸，其结论就是要使用和创造工农大众的语言和文化表达形式，“继承”问题并不是被忽略掉了，而是本质上就不愿意讲继承，即使讲，也只讲“利用”。当1953年“继承”问题变成一个时代的课题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修改，实际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内含的与时俱进品质的实践，也是对出于自己之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理论的与时俱进的修正。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富于创造性的体系。就本质而言，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理论，而是一种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说“与时俱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已经自我证明了的品质。从《讲话》的形成与修改中既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与时俱进的历史意义，也可看到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时俱进的历史意义，同时还可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品质的永恒意义。(www.xing528.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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