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公开发表历史内情探析

《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历史内情探析

高浦棠

引言

1942年的“5·23”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间符号，以中国文艺史乃至中国政治历史的主流话语方式不断言说，已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铁定事实。然而这个“铁定事实”的真相则是1942年5月发表的只是“口头讲话”，而且这个“口头讲话”在当时并未以文本的形式公之于众，真正以完整的文本形式最初公开发表则在近一年半之后。1943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刊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与此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讲话》单行本。当年亲手编发《讲话》文稿的《解放日报》文学编辑黎辛说:“《讲话》在演说的一年半以后才发表，相隔的时间之长，在延安时期是绝无仅有的。”这的确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在延安时期，与《讲话》同被列为整风文献的《整顿党的作风》是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整风动员报告，该报告于同年4月27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反对党八股》是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该演说于同年6月18日在《解放日报》全文刊发;就连毛泽东颇感委屈的未能及时刊发的1941年5月19日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也只推了十个月，于1942年3月27日在《解放日报》刊出了。对此，曾经亲手“整理”《讲话》，并对《讲话》文稿的“文字顺序”作过“调整”的胡乔木说:“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指毛泽东)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到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黎辛回忆说: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披露1000字的《讲话》内容后，副刊部的同志们“希望早日发表。舒群催问过多次，毛主席总说文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问题要慎重些，最后他竟然说不要再催问了，到发表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的”。黎辛自己也认为《讲话》推迟发表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慎重，也为着寻找时机”，但对胡乔木所说由于工作忙“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一说则表示怀疑:“我想不会是因为工作繁忙，再忙，再难也不会超过1942年了。1942年毛泽东写作与发表作品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胡乔木与黎辛都是《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当事人，他们共同认定的“反复推敲、修改”、“慎重”、“寻找时机”等理由，都是合理的，但黎辛的一句疑问即可将这些理由推到毫无实际意义的迷雾中，也就是说“推敲”、“修改”也罢，表示“慎重”也罢，或者是“等待时机”也罢，均可以在1942年完成，为什么要推到1943年的10月呢?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或者不被人们重视、或者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难于公开言说的隐情秘事呢?本文将探寻这个秘密，以期解开这个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人问津的谜。

其实任何历史之谜都是有案可稽的，探求《讲话》公开发表过程的内情秘事，《讲话》文本中即可找到隐约可见的线索，这就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种种问题”，“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他还强调说:“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由此，我们发现《讲话》推迟发表的过程，就是文艺界的整风过程;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完结，对应的就是《讲话》文本公开发表时的最后定型。不过需要补充的是文艺界的整风过程中，在思想整顿与组织整顿中间，还有一个试创的实践环节。而在思想整顿、实践试创、组织整顿等各个环节中，确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秘事，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一、思想整顿

客观地分析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延安文艺运动发展的错综态势，可以发现，在延安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毛泽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其具体策略是一方面召开座谈会发表《讲话》，一方面发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讲话》从正面提出文艺工作所要遵从的方针、政策和文艺运动所要遵循的发展方向;而批评王实味则从反面挂起一面联系实际，对照检查自己，“从思想上发现敌人”的明镜。关于文艺座谈会与批判王实味均以成为文学史上的常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两起事件共同构成了扭转延安文艺运动发展方向的枢纽环节。相比之下，来自批判王实味的作用比来自文艺座谈会的作用对延安文艺界整风运动的深入展开更具推动力。因为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引言”引导之后，仍然有许多文艺家发表了大相径庭于“引言”的观点，而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很快就获得了上下一致的正面回应。

首先是著名文艺家的表态与回应。1942年6月8日，艾青在中央研究院组织的批判王实味斗争会上作了“很精彩的发言”，6月24日艾青的发言以《现实不容许歪曲》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一篇感情充沛、意气昂扬的驳论文章，文中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两文几乎从头到尾地进行了批驳，同时也借机表述了他对自己在文艺座谈会前一些主要观点的修正。如他在座谈会前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只有给艺术创作以自由独立的精神，艺术才能对社会改革的事业起推动作用”。他还说:“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而在《现实不容许歪曲》中却说:“艺术家没有必要装得像牧师那样，以为自己的灵魂就像水晶做的那么透明(虽然也不至于像王实味那样肮脏)，而在神圣的革命时代，艺术家必须追随在伟大的政治家一起，好完成共同的事业，并肩作战。今天，艺术家必须从属于政治。”

6月11日丁玲以《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为题，在中央研究院的批判王实味斗争会上作了专门发言，表明了文艺座谈会前主持《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发《野百合花》时作为一般编辑的想法，和现在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应有的态度，也表达了座谈会前写作《三八节有感》的出发点和现在对这个问题的深反省与自我批评。她最后说:“回溯着过去的所有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

与此同时，另一位在座谈会前发表“异端”言论较突出的作家罗烽，将自己1941年来延安后所写的十数篇文章整理出来，直接呈给毛泽东，请毛泽东批评指点。毛泽东看后给他回信说:“你的文章读过了……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但其余的文章……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这里所说“关于高尔基”一文，其实这是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在罗烽自己创作的文章中找不到以马克思主义统帅思想内容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拿这篇介绍性的文章给以肯定，以便指点他转变思想。

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作为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主要领导人艾思奇与周扬，也专门撰文批判了王实味，并给毛泽东的《讲话》以积极的回应。特别是周扬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显示了较强的理论性。

其次是文艺机关团体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批判与反省。中央研究院的“批王”斗争会触动了整个延安文艺界。1942年6月15日，以丁玲、周扬、塞克为代表的文抗、鲁艺、青年艺术剧院等延安三大文艺团体“举行空前未有之座谈会”，进行了长达三天的讨论、批判、反省，“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丁玲在大会结束时总结说:“此次大会是空前的，是文艺界响应毛主席整顿三风的号召，掌握毛主席和凯丰同志召集之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对于王实味托派思想的清算，并检讨残存在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最有教育意义的一个会。”

1942年6月22日“边区文协集会驳斥托派王实味反动论点”。“柯仲平说明开会意义略谓:‘在整风期间，托派王实味事件以及中央研究院所召开之王实味斗争会，实有重大之教育意义，希望同志们在检讨中注意反省和教育自己。’……最后还讨论了描写光明与黑暗的问题。”集会之后，边区文协所属七团体“一致决议，加强整风学习，检讨王实味托派思想行动”。

1942年6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全体教员……连日举行座谈会，检讨王实味之托派反党思想……除对其理论上之错误作彻底分析外，并论及王文何以能适合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心理及小资产阶级之感情。会中各教员对自己思想及创作亦作深刻的反省。”

还需指出，延安文艺界在“整顿三风”、回应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过程中，除了批判王实味、反省自己外，还就毛泽东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正面探讨。

1942年6月28日，延安剧作者商讨了“今后剧运方向”，认为“要写作反映边区，反映八路军、反映敌人凶狠的剧本”，“延安过去演大剧只演外国剧，看不起自己的小戏，是一种应该纠正的偏向。今后剧作者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要在普及中提高”。1942年7月初，边区音协召开音乐运动座谈会，号召音乐工作者努力“开展工农歌咏运动”。小说界则由《解放日报》文艺栏主持，邀集从事小说创作者数十人，于7月19日召开座谈会。由于文艺座谈会前的小说创作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多有偏差，所以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主要“涉及整风学习中作家们一面反省，一面还应继续创作，用不断地创作反省，来表现作家们的进步”，当然创作内容再不应反映小资产阶级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应积极“参与目前斗争生活，并提倡报告文学的写作”。诗歌界于8月22日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诗歌面向工农兵”的一系列问题，诸如“诗人怎样和大众结合，大众化运动”等。美术界则于9月20日举行座谈会，讨论了此前已出刊的街头画报内容，在肯定其“把美术交给民众，从民众中带回我们要吸取的营养”的主旨基础上，要求其表现方法应“根据‘面向工农兵’之原则力求朴质写实”。以更为实际的行动回应了其他艺术界别的思想新动向。此外，《解放日报》于1942年10月16日发布了以“创作和思想的道路”为题的征文信息，在肯定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们的思想反省和改造的基础上，要求就如何把握阶级立场、题材、人物、形式等等理论问题，展开全面的和深入的讨论。

第三，在文艺运动方面，与毛泽东《讲话》精神不相合拍的文艺思潮迅速得到了抑制。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随着批判王实味斗争的展开，文艺创作中个人自由主义、满腹牢骚、暴露黑暗等倾向很快就在大小文艺刊物上绝迹。

从批判王实味，自我反省，到“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的文艺方向的理论探讨，毛泽东发动文艺界整风运动所期望的整顿思想、统一认识的基本目标，随着整个延安各机关整风运动的整体运转步骤，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落实。

二、实践检验

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所有理论建树都是在实践检验中确立起来的。要将《讲话》中提出的新理论作为文艺界长期的方针、政策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毫无疑问也需要实践的检验。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指示需要实践检验，但《讲话》的公开发表过程显然包含着这一环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陈晋的《文人毛泽东》都曾简单提到过这个环节，如果进一步细分，整个实践检验环节，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试创阶段。从文艺走近群众的历史看，它并不始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但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等一系列主张，却开始于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942年夏天。还在人们从理论上探讨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1942年8月初，“边区文委、文化俱乐部，为开展民众艺术运动，在文化沟口，建‘文化台’一座，可上演小型街头剧，及音乐活动，此外出版壁报三种——‘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由“街头画报”主编张仃代写的“发刊词”说:“延安文艺界整风以来，一直讨论着艺术面向群众，面向工农兵，我们是希望更能见诸实践。”这三种墙报出版后，引起了延安市民的极大兴趣，“整批的延安市民围看着街头墙报”，黄纲撰文说:“街头文艺活动的桥梁是准备着将艺术完全输送到工农兵那里去。”

在实践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新主张的历史进程中，鲁艺的作用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艺座谈会结束后不久，鲁艺“美术部郭钧等创办《桥儿沟画报》，竖立在桥儿沟三岔路口，有绘画、木刻等”。接着“为纪念抗战五周年，鲁艺戏剧部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演出了“民歌风大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吕骥评价说:“这部作品……音乐语言非常亲切动人，群众风格、民族风格十分鲜明”，“在创作上是《黄河大合唱》到《兄妹开荒》之间的一座桥梁。”8月1日，“为纪念八一建军节，鲁艺为桥儿沟群众演出《军民之间》等剧”。10月10日，“鲁艺俱乐部主编的《桥儿沟街头墙报》出版，内容有文化消息、新闻报道、木刻绘画、抗战歌曲等”。为进一步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有效途径和方式，鲁艺还有意识地组织过一些下乡活动，如7月13日将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展出的宣传画“送到南泥湾部队驻地展出”。“为了纪念抗战五周年，我们鲁艺到茶坊(富县)进行一次‘七月宣传’，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回演出。”

总的来说，1942年下半年延安文艺界为贯彻《讲话》精神所进行的实践性摸索试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收效。无论是边区文协组织的街头墙报文艺，还是鲁艺的文艺下乡，都只是在表现形式上略有改观，内容上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第二，转机过程。探索新的文艺方向的实践，转机出现在1943年元旦。在元旦即将来临之际，为了庆祝新年，与当地群众联欢同乐，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并宣传中共中央新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政策，鲁艺发动全院师生组织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很快搞出了一批节目。这些节目从内容上分有“贺新年、大生产、移民、运盐、拥护八路军、拥政爱民、二流子转变、努力学习等等”;从形式上分有“大秧歌、旱船、推小车、舞狮、快板、花鼓、四川连响等等”。由于这些内容与形式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所以“这一次一出大门就意外地博得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它为新秧歌，许多群众追赶着看个不够”。

这次演出，虽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从实践《讲话》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看，还有一定缺陷，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关于这次演出的成绩和不足，李波回忆说:“周副主席看了我们的演出后，对王大化同志说:‘马门教授(因王大化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曾扮演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指当时王大化在表演花鼓时的打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周副主席也指示我们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还需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这指的是秧歌队与小节目都有丑角形象)。”

第三，基本认同。元旦过后，很快就是1943年的春节。春节前后，新秧歌活动形成了一个高潮，鲁艺更多的人参加了秧歌队，秧歌队以上级号召的春节宣传中心“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为主题，创作了更多全新的节目。大秧歌队以代表工人、农民的锤头、镰刀领头，人物形象亦即秧歌队队员全是工、农、兵、学、商、妇女、机关干部、少年儿童等，秧歌队中彻底去掉了丑化的人物形象。表演形式是在原有的民间形式中换上新的内容，如在“推小车”、“跑旱船”、“赶毛驴”、“打花鼓”、“踢场子”等传统形式中，换上生产、运输、送公粮、拥军优属、转变思想等新内容，最著名的是小秧歌剧《兄妹开荒》。张庚回忆其创作过程说:“原来民间的小秧歌剧多半是一男一女互相对扭，内容多少总带些男女调情的意味……当时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就采取了这个形式，但决定要去掉它调情的成分。”

春节期间，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文艺团体也都组织了秧歌队，秧歌闹红了整个延安城。然而在火红的延安城中，“鲁艺家”的秧歌，一枝独秀，产生了空前的轰动，使得延安城十里方圆，万人空巷。毛泽东看了之后，由衷地赞道:“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从老百姓的欢呼，到毛泽东的认可，可以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已基本定型。其创作过程可以这样表述:内容和形式均从群众生活中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改造和加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间去，求得群众的肯定和欢迎。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原理，文学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也产生了一批被上下认可的作品:艾青的长诗《吴满有》(1943年3月9日《解放日报》)，孔厥的小说《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1943年3月30日《解放日报》)，荒煤的报告文学《模范党员申长林》(1943年3月16日《解放日报》)，铁夫、穆青的通讯《赵占魁同志》(1942年9月13日《解放日报》)等。

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就文艺创作的新收获发表了由艾思奇执笔撰写的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文章说:“去年五月党中央召集了文艺座谈会后……十个月以来，经过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社论认为春节文艺表现出来的新方向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在春节前后的创作表现里，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面对这些收获，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于1943年3月10日“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何凯丰等在会上讲话”，会议的主题是“贯彻毛泽东去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即将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3月13日《解放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会议，并公布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约1000字篇幅的主要内容。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了响亮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

这里令人疑惑的是文艺界的思想、行动和实践等问题既然已经解决，《讲话》的主要内容亦已公布，全文为什么不公开发表呢?应该说这其中还另有隐情。

三、整顿组织

我们知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除了周扬、柯仲平、欧阳山尊等少数几个人的发言是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外，其他如萧军、欧阳山、艾青、李雷、吴奚如、张庚、杜矢甲等一大批人的发言与《讲话》精神相去较远;座谈会后，虽有丁玲、艾青、刘白羽、陈学昭、周立波、何其芳、张庚等人公开表态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和偏颇，但还有像萧军、马加、雷加等一批在座谈会前的创作中有偏向的文艺家们，并没有明确作出过自我批评。毛泽东对座谈会期间以及前前后后部分文艺家们所表现出的自我膨胀、自由主义泛滥、不遵从于政治的统一步调与规约，虽不能说心有余悸，但要让这些人心甘情愿地在实践中贯彻落实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显然心存顾虑。特别是全延安展开对王实味批判后不久，康生又在中央研究院搞出了王实味等五个文化人结成的“反党五人集团”，接着在中央党校的审干试行阶段又挖出了隐藏很深的“叛徒”、“特务”吴奚如。^①这一系列事件均与文化界有关，而王实味与吴奚如又都是延安文抗的资深会员。“毛泽东1942年12月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既然有第一个王实味，第二个吴奚如，会不会有第三个王实味，第四个吴奚如，要认真地查一查。”同时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对大多数同志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但是还有第二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和王实味这一类的人”。这样，延安整风运动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第一阶段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就留给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整顿组织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来解决了。

所谓整顿组织的主要内容就是审查干部。审查干部本来是共产党内组织建设的常规性工作，但由于处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审查往往不能按部就班地正常进行，这样就有了被社会主流政治话语长期遮蔽起来的“审干运动”与“抢救运动”。虽然对这两个运动的言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渐开禁，并成为历史常识，但延安文艺界审干“抢救运动”中的内情秘事却鲜有人知。据师哲回忆说:1941年戴笠在汉中“训练了一批青年，派进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结果绝大多数人都被查出”，康生知道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康生说过，‘毛主席很重视这个案子’。还说，这个案子说明了很多问题:这一案四十余人都是青年，因此，我们审干的重点对象也应该是青年，首先是外来的青年”。

将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审干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既有来自上述主要决策者主观方面的直接原因，也有来自产生这种主观意志的更为深潜的社会原因。张宣曾对笔者说:“延安审干运动的发生有一个深刻的社会背景，那就是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干部的社会成分不同，一类是工农干部，他们掌握着边区实权;另一类是从边区以外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抗日爱国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意识。”“这两类干部在思想观念、文化素养、利益关系的区别和矛盾，是造成审干运动一系列错误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②

由此，我们有理由联想到整个审干运动与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座谈会前夕被《讲话》所认定“存在着作风不正……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问题的文艺运动，特别是以“暴露黑暗”为主旨的那股文艺思潮，其主要代表作就是以表现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在情感格调、思想意识、工作方式等方面的不协调、不合拍，甚至是矛盾对抗，来反映延安社会种种令人不能如意的所谓“黑暗”现象的。这样我们也就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来接受文艺家们在审干运动中的遭遇了。下面是几例较典型的事相:

吴奚如，1925年任黄埔军校特科大队中共分支书记，北伐时任叶挺独主团政治指导员，1933年去上海在左联大众工作委员会工作，1937年到延安，后任周恩来政治秘书，1938年到皖南，任新四军三支队及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回到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文艺科长。“审干”初期即被康生打成“特务”，主要原因是“皖南事变”后回延安，无人能证明其这段历史的清白，怀疑是被国民党“突击”后又派向延安的特务，而且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特务。为此，吴奚如百思不能想通，后在“抢救运动”中，“受不了被整的遭遇，也看不惯整他的人们的做法”，“自愿提出要退党”，“此后一直未过组织生活”。^③

吴伯箫，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山东教育厅任职。1938年到延安，先后任边区文协秘书长、教育厅教育科科长。1943年“审干”运动开始后成为教育厅第一个被审出的“特务”，原因是他与国民党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有政治关系;来延安后在边区教育厅起草拟订过只适合大城市情况的中学条例;他所创作的诸多杂文与王实味的杂文有着同样的性质，特别是《忘我的境界》与《客居的心情》把自己来延安说成是做客，同时散播着唯心主义等等。在强大压力下吴伯箫很快成为“坦白典型”在边区教育厅、延大、鲁艺及其他机关无数次地作过示范性坦白报告。

萧军，东北流亡作家，1938年和1940年两度到延安，后任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并主编过《文艺月报》。在延安期间萧军狂放不羁，言谈自由，特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多次发言，与《讲话》精神有诸多不合。“审干”、“抢救运动”中，萧军被鲁艺的人检举为“文化特务系统”成员之一，后又被逼无奈去延安县念庄乡下乡务农。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隔离审查，如胡乔木所说:“对萧军，搞到不让他吃公粮。”

黑丁，“九一八”后从东北流落关内，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辗转到河南、重庆。1940年到延安，任边区文协副秘书长，文抗驻会作家，因其既是东北作家，又在被康生认定为“红旗党”的河南工作生活过，“审干”运动中一下子给他戴了三顶特务“帽子”:军统、中统、CC，而且在中央党校、鲁艺等机关多次作过示范坦白。其妻曾克(延安文抗驻会作家)亦因此受到牵连，被搞成“特嫌”。^④

白朗，罗烽之妻，夫妇二人均为东北流亡作家。30年代初开始进步文艺活动(罗烽因此而坐过日本人的监狱)，1935年到上海参加左联，1941年由重庆到延安，罗烽任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白朗为延安文抗驻会作家，1942年始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抢救运动”中夫妻俩隔绝音讯，在双方各自单位接受审查。据黎辛回忆说:《解放日报》社的积极分子“审问白朗:‘罗烽不投敌，怎么能出狱?’‘哈尔滨沦陷后，什么机关开介绍信，让你们到关内来?’开始，白朗作些解释，会上提出‘罗烽已经坦白了，你还不交代?’她就再不开腔了……在报社几乎成了哑巴”。

此外，从文抗转到中央党校三部的作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重点审查，如丁玲在南京的问题被重新提起进行了审查;^⑤艾青被迫交代说他在《广西日报》编副刊是为国民党办事^⑥;刘白羽的自我反省材料反复了九遍才最后通过;舒群虽然调到《解放日报》，但仍受到重点审查;马加来延安被怀疑为搞“红旗政策”，而成了抢救重点对象之一;雷加在绥德下乡也未能逃过，他说，“抢救运动中，东北人大部分都被打成了特务，而且是‘日特’、‘国特’双料特务”，“魏伯下乡当米脂县县务委员会主任，回延安参加高级干部会，就被送进了枣园社会部”^⑦;此外，李雷、李又然、萧军、张仃、高阳等人被搞成“文化特务系统”。

部队文艺工作者主要分布在两个单位:一个是军直政治部文艺室，核心人物是公木、晋鸵、方杰，还有黄树则、侯唯动等。由于他们与吴奚如在一个单位，而《部队文艺》的发刊词又是吴奚如写的，这样“审干”运动一开始就被搞成了一个以《部队文艺》为阵地的“反党反革命”的“特务”团伙。另一个是部队艺术学校，该校负责人王震之，“在‘部艺’搞‘抢救运动’，将98%的人打成特务，大家意见很大，直到1944年甄别平反后人们的不满情绪仍不能平息。1945年在去东北的路上，‘部艺’大多数被整的人一致提议要枪毙王震之，吓得王震之不敢和自己的部下见面”。^⑧

青年艺术剧院的主要班底是四川共产党外围组织“旅外演剧队”，而四川共产党是被康生认定的“红旗党”，所以青年艺术剧院自然要受到重点审查。高沂回忆说:“1943年审干面扩大，错案也随之扩大，7月的十多天‘抢救运动’，剧院绝大多数同志均被列为‘抢救’对象，被迫承认这样那样的‘问题’。”张仃回忆说:“整风后期，文抗解散，一批人进入中央党校(三部)，我进了青年艺术剧院，在这里我和塞克是专家待遇。后来我们都被搞成特务，小灶取消，并隔离在山上。和我们一块的还有阿甲、陈影、陈其通。吴雪被抓到枣园社会部，在那里他供出了塞克。”^⑨

鲁艺是当时延安最大的文艺单位，也是“审干”的重点单位，其“审干”过程和内容较复杂，这里只介绍几点情况:第一，“审干”时鲁艺全院共有300多人，“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特务”的有267人，90%以上的人受到审查冲击，后来被甄别的人有208人(其中有些人被打成“特务”，还未立案就平反了，如华君武是以文工团的成员在绥德地区下乡时被人指控为“特务”的，回到延安还未审查，周扬就给他平了反^⑩)。第二，鲁艺审干的过程是“领导上……选择平时自由主义比较严重的同志，各系开大会，由群众来讨论研究他们的思想……觉得他们和一般自由主义不对头……和王实味反党反革命的思想是有着同样严重的危害性的……于是反奸斗争(实际上是指有上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就被搞成了特务)就起来了”。第三，鲁艺除了送保安处和社会部的18名重大“特嫌”外，在院内的重点审查对象有陈铁耕、杜矢甲、石泊夫、江丰、力群、公木、晋鸵、侯唯动、东方、李董风、寄明、王大化、杜夏、吴铭、王无、张云芳、洪禹、高洛音、张潮、陈紫、林山、林白、天蓝等，其中陈铁耕、江丰、力群是左联时期接受过鲁迅提携、栽培的木刻家;石泊夫、东方、杜矢甲是鲁艺最初选定的一批自由主义者;公木、晋鸵与吴奚如、王实味有关;侯唯动则是因同情萧军而致;李董风、吴铭是四川“红旗党”;天蓝则是胡风栽培过的诗人;高洛音是石泊夫的夫人。从以上这个名单中我们虽可以感觉到一些什么，但却并不十分明了。不过力群老先生的一句话则足以使人大彻大悟，他说:“‘抢救运动’过去后，江丰批评周扬在‘抢救运动’中有宗派主义，因为和周扬关系密切的人都没被抢救。”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整个审干“抢救运动”过程中外来知识分子群体与工农干部群体分别扮演的角色。沿着这条思路，我们看到的是“抢救运动”过去之后80%～90%的冤假错案。以鲁艺为例，鲁艺院内“被甄别的208人中，其中属于政治问题的占58%强(按:像公木等人的《部队文艺》一案即属政治问题)，党内问题的占8.2%，无问题的占19.4%，完全搞错的有19.4%，完全搞对的有14.7%，部分对部分错的占65.9%”。这虽然是一个无法彻底还原到100%的统计，但从中还是可以捕捉到部分可以说明问题的信息，如“完全搞对的有14.7%”，这就意味着85.3%的案件中存在着冤情。由于审干“抢救运动”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一场普遍性的群众运动，所以其他单位的情况与鲁艺的情况从形式到内容和统计数字均没什么大的区别。或许这正是这起历史事件历来被划为政治话语禁区的主要原因。

然而既然是历史，它就无法禁止被人言说，如已被政治学界认可的权威性回忆录——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徐向前回忆录》等均程度不等地谈到了延安审干“抢救运动”，而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亦有多处提到了延安审干“抢救运动”。不过毛泽东对此则是站在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和总结者的立场上的一种言说，显然有他独特的逻辑和视角。如毛泽东一次对审查中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沿着这条思路，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性的权威言说，即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使人“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等。也正因此，运动中大批被搞错的同志通过运动的洗礼，不计前嫌，并从根本上剔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质素和情感外衣，灵魂和肉体均在强有力的审查和“抢救”冲击下得到了洗涤。

对于文艺界来说，这既是整顿思想的延伸，也是组织整顿在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和纯洁队伍两个方面的展开。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各单位不仅无一漏网地清除了自己所认定的各种“特务”，而且要求每一个人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观念，即无论党员还是非党员，既然来了延安，参加了革命，就必须在思想和行为两个方面无条件地服从无产阶级政治的统一规约。如《讲话》所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唯艺术的艺术，超阶级超党的艺术，与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有阶级有党的社会里，艺术既然服从阶级、服从党，当然就要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

延安整风运动中对文艺界的组织整顿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在延各文艺机关团体进行了组织上的重新整合。整合的目的是使广大文艺家、文艺工作者真正走向工农兵大众，实现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工农大众化。整合的方式则是将原来的文艺机关团体改建为便于下乡的文艺工作团，为文艺走向工农大众创造充分的条件。1943年5月延安文抗解散，大部分驻会作家转入中央党校三部，一边参加审干“抢救运动”，一边找机会下乡，如艾青、丁玲、欧阳山、草明、柳青、雷加、周而复、曾克等均先后或单个或三五人组队下乡。鲁艺的下乡活动作为毕业生的实习活动原是常规性的，但1943年开始的下乡活动转变成了由学生和教师共同参加的学校的常规性工作。这一年鲁艺先后组织团队去过南泥湾垦区，去过富县，到年底又组织了一个由60多人参加的鲁艺工作团赴绥德分区下乡，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1943年冬青年艺术剧院与部队艺术学校合并成立了联政宣传队，并开始长期下乡。可以说，自从1943年3月《解放日报》摘要发表了《讲话》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容后，在延安的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以相同的或不同的方式，走进了下乡活动中。

四、《讲话》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是与文艺界全面深入开展“整风运动”有关，《讲话》的公开发表亦与文艺界的整风进程有关。不过，当时间进到1943年“审干”与“抢救运动”期间，延安的文艺界似乎已不再存在有文抗那样的独立阵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是与整个延安的整风运动同步进行的。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正式发布了“审干”应该采取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正确方针。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为绥德反奸大会材料写了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这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从“8·15”决定到“10·9”批示，毛泽东实际上也看出了审干“抢救运动”中的偏差，但他所预期的整顿人心、整顿组织的目的无疑达到了。特别是对文艺界那些在座谈会前和座谈会讨论中表现出严重偏向的文艺家们，均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审查、整顿、抢救。实际上到这个时候，过去有问题的文艺家除萧军等个别人没有明确表态认错且在有些场合仍傲气十足外，绝大部分文艺家都从思想到行动转变到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丁玲、艾青、刘白羽、张仃、舒群、陈学昭、罗烽、周扬、何其芳、张庚、周立波、严文井等人都公开发表文章谈了新的认识，表了态;雷加、马加则以新的创作表现了自己态度的转变;吴奚如、吴伯箫、于黑丁则反复在反特务斗争大会上检讨了自己的“特务”行径;而实际上萧军此时的问题也只是性格问题，并非思想问题。只有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觉得发表《讲话》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在1943年10月19日借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之际，《讲话》全文两万多字在《解放日报》一次性公开刊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文艺座谈会与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是《讲话》其所以要推迟发表的谜底。(www.xing528.com)

此后，毛泽东公开表扬的全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意味着只有创作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才是有价值的，否则便没有价值，不值得提倡和推崇。

注　释:

①参阅1942年8月16日、9月10日、9月23日《解放日报》。后来证明，王实味、反党五人集团、吴奚如等事件，均为冤假错案。

②1988年9月笔者采访张宣记录。另见《康生与延安审干运动》，《黄河》1989年第4期。张宣，1938年11月作为四川青年代表参加过在延安举行的西北青救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41年从四川调任延安西北党校县级班班主任，审干运动初被打成特务，1944年平反。

③⑤1991年11月、2004年2月笔者采访陈明记录。

④2003年12月26日笔者采访曾克记录。

⑥2003年12月27日笔者采访韦莹记录。

⑦2003年12月26日笔者采访雷加记录。

⑧2003年12月28日笔者采访于敏记录。

⑨1991年11月22日笔者采访张仃记录。

⑩1991年11月21日笔者采访华君武记录。

2004年3月3日力群给笔者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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