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向阳
我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王瑶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观点，“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即使“作为一门文艺科学，它也不同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就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的重视”(王瑶:《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王瑶全集·卷五》，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是的，文学史就是文学的历史。我以为就研究“延安文艺”而言，也完全可以借助历史的方法来开展。
首先，要用整体观与系统观的观念来研究“延安文艺”现象。史学的观点，既是整体的观点，也是系统的、全面的观点。“延安文艺”说白了是“延安时期”的文艺现象，它的生成过程是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不熟悉中共党史，不了解“延安时期”的中共政策、方针，是很难认识清楚“延安文艺”现象的。我们知道，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本身就是国际、国内多种外力与内力相互挤压、碰撞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肩挑民族大义，以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核心，既坚决抵御外寇的入侵，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试验。在“延安时期”所发生的文艺现象，自然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关系密切。譬如，延安鲁艺的建立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密切相关;抗战之初全国各地大量青年作家纷纷涌入延安，是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毛泽东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与其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学说相关联;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与“延安整风”相关联……如果认识不清这些关联性，仅仅是局部的、就事论事式的“延安文艺”研究，往往会陷于具体事项的泥淖，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情况的出现。因此，我们不妨从外围切入，从事物的关联性入手，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入手，用整体与系统的研究观念，来把握“延安文艺”现象。
其次，要认真把握“延安文艺”生成的历史场域，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用学理事实来说话。“延安文艺”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远非我们后人能够想象，在逼近历史场域时，研究者一定要小心翼翼地逐层剥离其斑驳陆离的外表，从而触摸“延安文艺”的核心状态。举个例子，“延安时期作家”有“以革命者的名义进入延安的著名作家”、“对革命向往而进入延安的作家”、“延安时期机关、部队等地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等等类型，他们在身份上首先是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作家、艺术家。但这些作家为什么要进入延安、如何进入延安、在延安的文艺活动(包括文学创作)怎样，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担任的社会角色怎样等等，这一切均需要追根溯源式的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分类与归类。目前，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认识:“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作为“延安文艺”现象生成的主体，“延安时期”作家是怎样被改造、怎样被心甘情愿地改造、怎样在其文学活动与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又形成了怎样的传统，直至影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活动……这一切均需要用事实来说话。再如，“延安抢救运动”期间众多外来知识分子的“被抢救”后，在作家、艺术家心灵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迹，又是怎样呈现的，这也需要用事实来说话，而不是想当然的臆测。史学的观点，是实证的观点。这就需要研究者认真搜集诸如当时的报纸杂志、个人档案、作家日记、回忆录、传记等这样一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扎实的“知识考古”。研究者谁在第一手资料的占有以及甄别上下足笨工夫、苦工夫、真工夫，谁就越容易逼近历史的场域。(www.xing528.com)
第三，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把握“延安时期”作家作品。任何事物都是历史的存在，文学作品也一样。对于文艺作品的评价，恩格斯曾提出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分析和评价作品。他所言的“历史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把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活动放置在一定的历史语境里、历史范围内和历史结构中进行解读和阐释，才能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评价。我国文艺评论家陆贵山先生发挥这一观点，提出“只有把作家的创作和作品置放到所属的历史结构中，才能凸显历史精神，才能真正把属于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陆贵山:《唯物史观与文艺创作》，《人民日报》2009年5月28日，第8版)。我以为，研究“延安时期”作家作品也要循着这条思路，“真正把属于历史的东西还给历史”，把这些作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还原历史状态，重估其价值，用富有学理性的观点说话，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学习和借鉴前人创造的历史经验。我以为，研究“延安文艺”也是一样的道理，“延安文艺”生成过程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应是今天我国推进文艺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认真学习与借鉴的。正因为如此，“延安文艺”研究者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要“脚踏实地”地扎实工作，这样方能对得住自己肩上的使命。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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