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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性转型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性转型田刚68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对中国文艺产生重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实际上意味着延安文艺研究“文艺性”的丧失。新世纪以来,这一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质疑,延安社会历史的“文化性”得以凸显。

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性转型

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历史性转型

田 刚

68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对中国文艺产生重大影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8年后的今天,我们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延安文艺研究中心,并召开了延安文艺研究座谈会。60年,在时间上讲也许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则具有特殊的意义。60年,在古人是一甲子;从版权法的角度,个人著作权也出离了保护的范畴;从档案学的立场,60年,许多历史档案也到了公开的时候了。因此,在延安文艺发生的60年之后我们来探讨延安文艺研究,其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是老、中、青济济一堂,文、音、美三体合一。各位专家畅所欲言,座谈了对延安文艺研究的看法。综括我们座谈会的发言,同时也借鉴近年来延安文艺研究的最新动向,我认为延安文艺研究在新世纪十年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这一历史转型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化的趋向。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求真,但实际上,我们在研究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时做到真正的“求真”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因为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在世,还纠缠在历史诸多利益和是非之中。所以古人云“盖棺论定”,当代不宜写史。以前我们对于延安历史的叙述,多是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共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进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决策,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但时过境迁,许多重大敏感的历史事件也基本尘埃落定,这时候历史学的“求真”性能越来越发挥作用。近年来在近现代历史学领域,随着一批关于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的问世,如何方的《党史笔记》、《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这一历史化的趋向渐趋明朗。在延安文艺研究方面,在座的王培元、朱鸿召、袁盛勇等先生,还有延安大学的高杰先生、中山大学的吴敏先生等,在这一方面都做了有益的工作。可以预见,随着诸多延安时期历史资料的披露,许多历史的面目将会更加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二,文化学的趋向。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文化的历史,因为人类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动物。以往我们关于延安历史文化的研究,强调的还是其“党史”的性质。“党史”在某种意义上主要还是政治、军事的历史。即使是“延安文艺”这一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的历史活动,也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大原则下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具体到延安文艺研究而言,更凸显的还是其“政治”的性质,文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贯彻政治决策或形象演绎政治理念的传声筒。这实际上意味着延安文艺研究“文艺性”的丧失。新世纪以来,这一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受到研究者的普遍质疑,延安社会历史的“文化性”得以凸显。我们以往了解的延安历史,只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实际上更多的历史细节需要我们去描绘,更多的历史褶皱需要我们去填补。在这一方面,朱鸿召先生的近作《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工作。这本书从大量的历史档案中钩沉了大量的历史细节,进而来探讨延安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特质。延安时期历史和文化是异常丰富、复杂的,以文化的视野对之进行历史的观照,一个更加“立体”的延安将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www.xing528.com)

第三,现代性的趋向。我们党的“延安时期”,是一个伟大的特殊的时代。说其“伟大”,指的是我们党在延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卧薪尝胆,取得了在全中国的胜利;说其“特殊”,是陕甘宁边区是在国民党封锁下的一个“特区”,这一“特区”在文化上总体上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存在的。即使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胡乔木同志所说,“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背景,就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如果离开这样的环境看问题,把讲话绝对化,那是非历史的态度”。可是以往我们对延安文艺的研究,尤其是对《讲话》的态度,竟然把《讲话》奉为不可动摇的“法典”,稍有看法,就有被戴上“政治帽子”的危险。现在看来,这是不正常的。比如,现在我们还在流传一个名言:“凡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实际上这是似是而非的。女人裹脚,男人梳辫,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国粹”,但能是“世界的”吗?即使是一个民族的“国粹”,如果其不符合人类的普世价值,也很难是“世界的”。新世纪十年,这一把延安的社会历史无限“圣化”的倾向,把《讲话》奉为“《圣经》”的态度,逐渐得以改变。研究者主体自身的“反省”态度和拉开距离的“历史化”立场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这一研究态度的转变还要归功于研究者自身的“全球化”、“国际化”的视野,这一视野使得我们的研究者能够从国际共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中来观照延安时期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延安文艺的思潮。可以预见,在这一“国际化”的历史视野下,延安文艺的研究将会结出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上述的新世纪延安文艺研究的三大态势,实际上所指的就是“学术化”的趋向,这意味着我们对延安文艺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刚刚开始。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延安文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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