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研究座谈会对文艺历史的影响

延安文艺研究谈片

王培元

今天是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作家、文艺家发表讲话，过去将近70年了。在那个曾经被作为中国文艺的“《圣经》”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等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有效地规范、影响了此后当代中国文艺的方向、面貌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前不久，在台北召开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海峡两岸以及世界各地许多著名的华人作家、评论家出席了会议。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口号:“政治要为文艺服务。”把过去和眼下的情形对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从1942年到如今，时间一下子越过了几十年，已经走进了新的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今天，再来看过去的历史，再来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恐怕会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延安文艺研究，当然是文艺研究，但同时也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大概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积淀和历史距离的。历史研究和观照，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离得太近，研究者的视野必然会受到局限，很多东西，你可能看不清楚、看不准确。现在研究延安文艺，条件、时机、心态、气氛等，应当比过去具有优势，也比较成熟了。起码可以比以前更平心静气、更冷静客观了吧。

我那本研究延安鲁艺的小书，1996年写的时候，还是有些战战兢兢的，怕触“红线”，在探讨有些问题时，不敢越雷池一步，还担心书里写到的人看了，不满意，不高兴，通不过。这样的心态，这么多限制，这么多条条框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怎么能研究好呢?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延安文艺研究，尽管是一个很特殊的题目，也曾经被过于政治化，但归根结底，不能不说它究竟是一个“学术话题”，而不是一个“政治话题”。学术话题，就应该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和要求来进入，来做下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把延安文艺研究搞好。

延安文艺研究，已属于文艺历史研究的范畴。历史研究，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自然应基于历史判断之上。从理论上讲，历史的真实形态，后来者恐怕是永远无法复原的。根据格式塔理论，研究者要想真实、完整、准确、客观地复现历史本来面目，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历史研究又要求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原貌，决不能简化丰富的、复杂的、鲜活的、多侧面的、多层次的历史，更不能有意遮蔽和掩盖。(www.xing528.com)

一个研究生曾经问我:当年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文学家，像丁玲啊、艾青啊等人，大都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已经建立了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意识，确立了自己的文艺观，怎么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一个时期，他们基本上都放弃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心悦诚服地接受思想改造，全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呢?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值得好好地深入研究。它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我们毕竟有几千年皇权专制主义的漫长历史，又有“帮忙文学”、“帮闲文学”的深厚传统，士大夫文人“达”可登“廊庙”、“穷”可入“山林”，在二者之间进退自如，向来不曾取得独立的人格。这种历史、传统对国人、对知识者的影响，是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的。

还要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各种复杂的现实因素。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后，延安文化界、文艺界、教育界也开始了整风运动，之后是“审干”，“审干”时又发生了康生直接主持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从国统区、沦陷区奔赴延安的所有知识分子、文艺家、作家，几乎都被怀疑是“特务”、“叛徒”、“内奸”……丁玲、艾青、吴奚如、萧军、塞克、张仃、李又然等人都是如此，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大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并不被信任，他们的革命品德、立场和纯洁性，受到了怀疑。他们在被要求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极大的政治压力。鲁艺音乐系教师、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杜矢甲，鲁艺美术系教师、著名木刻家陈铁耕，都由于曾被“抢救”而终身落下了神经疾患;发表了《野百合花》的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研究员王实味的遭遇，更是悲惨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搞起了秧歌剧运动。但不要忘了，在红红火火地闹秧歌的时候，“抢救运动”正方兴未艾。提起秧歌剧运动，就不能不说鲁艺音乐系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因扮演其中的“兄”，而成了延安妇孺皆知的大明星。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王大化是在被作为“抢救”对象、被怀疑是“特务”的情境下，参与秧歌剧运动的。

毕业于鲁艺文学系的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寨先生，曾亲口告诉我，王大化还演过一个秧歌剧，叫《赵富贵自新》，写一个被派到边区来搞破坏的特务，因为良心发现而投诚自新的故事。朱寨说:王大化演的角色赵富贵，有一句唱词“我昧着良心来把那众人害”，他唱到这里时，眼睛里是含着泪水的。由此可见文艺座谈会后社会政治气氛之一斑。

去年，王德厚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即中国有两种左翼文学，一是鲁迅的左翼，二是党的左翼;它们有共同特质，但又有原则区别，二者理论基础、目的诉求并不完全相同，创作原则也不同。从共时性的角度，延安文艺是两种左翼文艺并存的;从历时性的角度，大概有一个从鲁迅的左翼文艺向党的左翼文艺发展、转化的过程。是否如此，可以进一步研究。

[作者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