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延安学与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

朱鸿召

延安是什么?选择不同的观察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延安，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代爱国青年热情向往的革命圣地，是孕育新中国雏形的精神摇篮，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拐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里程碑。学术的立场，开放的态度，国际的视野，会让我们发现一个具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的延安。

学术的立场，是依据真实的历史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进行独立判断、推理、演绎，从而获得自己的研究结论。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年(1937～1947)，彻底改写了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多世纪中国始终挨打受辱的近代历史，局部改写了劳动者世世代代受苦受难为体面尊严的劳动英雄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颜色，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浮沉。其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矛盾性和残酷性，需要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去正视，去研究。偏离了这个学术立场，就很容易产生斜视、仰视、近视现象。坚持这种学术的立场，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作支撑。我可能没有完全占有的资料，但是我说的每句话都有历史资料为依据。并且，当时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必须尽量寻找到历史文献的印证、互证。学术的立场，不是为了图解某个政治结论，用学术沽名钓誉，鹦鹉学舌，制造学术垃圾。学术的立场，是在学术研究中探寻历史，思考社会，关怀现实，完善自己的人格。只有用自己的独立人格，才能通过学术的途径，与延安人物对话，与历史往事干杯，探寻近现代中国社会跻身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苦难与风流。(www.xing528.com)

开放的态度，是将延安时期任何历史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学术课题，没有学术禁区。开放的态度，是将延安学研究当做一个永远开放的系统，相信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是阶段性成就，山外还有高山。开放的态度，是延安精神的实质之所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赢得了众望所归。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主张变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行动。1937～1942年间，中共在延安先后创办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军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俄语专科学校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基本实行免费。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4.2922万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学生流失，其中大部分是奔赴延安。没有开放的态度，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就不可能出现延安赢天下的历史。用任何理由封闭延安，禁锢延安，都是与延安精神相悖逆的。开放的延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国际的视野，是把延安学放在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中去研究，搭建国际学术平台，进行国际学术对话。我们把人类社会走出中世纪，经过工业革命、发现新大陆、两次世界大战，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历史，称为现代化进程。抗战胜利，结束了中国丧权辱国的半殖民地历史。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迅速崛起，并将执掌新中国政权的预备期。国家主权，以及国家政权形态，是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历史命题。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用开放的人才观念建立一切事业的基础，努力践行科学、民主等普世社会价值，积极建设公平、公正的集体生活环境，整合社会资源，集聚智力资源，用整风运动锻造集体执行力，多次化危难为机遇，把民生温饱当做政府最大的脸面，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从而为自己在黄土地上获得最广泛的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当年延安引起世界关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更是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今天，我们把延安学放置在现代化进程中去审视研究，才能更好地让延安学融入世界学术语境，参与世界文化对话。

[作者单位:上海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