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建国前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 （1948．11—1949．9）

赵庆杰

本文旨在研究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影响中共中央制定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以往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一般都将对美政策作为“一边倒”政策中的一个问题加以探讨，而那些为数不多的专以新中国对美政策为题的论著，均将注意力置于描述决策者的一些具体动机上。⁽¹⁾这些研究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都未能说明影响对美政策形成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就造成了对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的解释显得过于简单。本文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着重探讨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共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这一时期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接触等因素及其在新中国对美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革命时与对美政策的形成期的外交思想

中共领导人考虑未来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大致开始于1948年秋冬之际。从时间上看，中共领导人制定对美政策的进程与他们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²⁾就实质而言，对美政策作为新中国总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因此，把握1948年底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领导人的外交思想特征，对于理解新中国对美政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从1948年11月解放军占领沈阳到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结束，中国革命运动进入到一个从争取战争胜利到建立新国家的转变时期。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领导人集中考虑的是如何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那么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同时考虑如何建立新的政权。这一特殊背景与中国革命运动长期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起，他们的指导思想便具有两重性，即它一方面反映着并且必定要适应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内在趋势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到未来新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一步说，在上述两方面中的每一方面，还包括着不同层次的内容。

新中国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必定要被打上深刻的革命烙印。中共领导人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运动处于争取最后胜利的特殊阶段。中共领导人考虑任何问题，包括外交政策，都不可避免地会从革命运动的角度出发，并将保证革命的最后胜利作为各项政策的归宿。中共革命理论的有关部分自然也就成了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共领导人历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其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³⁾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除了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被中共领导人称为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外，一直被置于中国革命的敌人之列，只是在抗战结束以前尚未被定为头号外部敌人罢了。⁽⁴⁾至中国内战爆发和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建立，中共中央接受了苏联关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观点，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包括“和全世界人民一道”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⁵⁾

当然，美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头号敌人，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演绎。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当时已经成为阻止中共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外部威胁。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将“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⁶⁾从三大战役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里，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对付美国几乎所有可以设想出的各种形式的干涉，包括防止美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揭露和粉碎美国分裂中国革命阵营的阴谋、打破美国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以及在最终解放台湾时排除美国的阻挠等等。⁽⁷⁾总而言之，从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说，这一时期对于中共来说，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美国都是最注意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

中共领导人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他们对新中国外交的本质与目的的认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几乎都经历过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过程，他们在青年时代被称为是“蒙受耻辱的一代”，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是他们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他们的观念中，结束中华民族的屈辱应该是新中国外交的核心，其内容包括改变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确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

首先，改变中国人在外交方面的精神状态是中共领导人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反复强调的问题。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思想状况，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⁸⁾当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特别指出，害怕帝国主义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人多年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遭受失败，所以精神上有些害怕。苏联也有此情况，喜欢美国罐头和美国纸烟等，看不起伟大的现实，其根源即在于“战争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⁹⁾

上述观点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外交的思考中。他们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即指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这个概念一说就把怕不承认的观念打消，应有这样的气概。”⁽¹⁰⁾纵观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处理外交（其中主要是与美国的关系）问题的全过程，从批评中共沈阳市市长朱其龙回访美英法等国驻沈阳领事馆，到毛泽东评美国务院《白皮书》，处处显示出中共领导人对精神解放的重视和追求。⁽¹¹⁾需要指出的是，从提出重视精神解放的必要性到将其贯彻到外交决策中，最直接针对的就是处理对美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¹²⁾

其次，中共领导人认为，新中国的外交应是彻底结束百年屈辱的外交。它必须也必定要体现出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在1949年1月第一次谈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时即指出，新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¹³⁾从这时起到七届二中全会，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未来新中国的外交要“另起炉灶”，要“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新中国与帝国主义是有几笔大账要算。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说明：“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¹⁴⁾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唯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关系，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总而言之，在中共领导人的观念中，新中国既是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中国革命的外交，也是从反帝斗争中诞生的新国家的外交。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外交的这种认识与把握，从根本上决定了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特征和发展方向。

二、对美政策形成时期的外部与内部环境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一方面与他们以往对国际事务的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包含着他们对特定时期的外部与内部环境的看法和反应。当然，1948年底到新中国成立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的时期。在这种气氛中，主观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偏离现实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这里着重分析的是这一时期内外环境对中共领导人决策的影响。

（一）外部环境的影响

所谓外部环境是指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对美政策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尽管中共领导人在理论上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归属于苏联阵营的，但他们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面对的外部压力实际上来自两个方面：既来自美国，也来自苏联。

美国给中共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援助国民党政府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直至帮助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不论美国政府内部曾经多么认真地考虑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客观上在阻挠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方面，美国几乎是步步为营的。二是企图利用“承认”问题影响未来新中国的内外政策，组织孤立新中国的联合战线，其标志是艾奇逊提出的关于“承认”新中国的几项原则及司徒雷登与黄华会谈时提出的条件，即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民主人士”以及不与苏联结盟等。三是给新中国制造经济困难，怂恿和配合国民党军队封锁大陆海港。

美国的行动反映了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对一个新兴的革命国家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结果只能是引起中共更为强烈的憎恶和反抗。实际上正是在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最后阶段，中共领导人在给南京市领导人的指示中才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¹⁵⁾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必须一边倒”。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对美国政策和态度的相当直接的反应。

处在一个两极的世界里，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定要受到对苏关系的制约，问题是这种制约达到何种程度。实际情况是中共受到苏联方面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产生于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强烈的不信任，其中当然包括对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不信任。斯大林固然希望新中国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共产党国家，但中共与苏共长期的隔阂，以及在战后特殊形势下苏联在中国获得的复杂的利益，都使斯大林对中共是否会“一边倒”向其领导的东方阵营满腹狐疑。⁽¹⁶⁾

中共领导人一开始便将对苏关系置于首要的地位，而且在断定与美国的对抗将难以避免后，他们更加相信，建立良好的中苏关系符合新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以打消苏联领导人的怀疑，主动向苏联靠拢，甚至不惜暂时搁置对美关系及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共领导人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¹⁷⁾实际情况是，虽然苏联曾经在新中国发展其对美关系方面给予中共中央以回旋余地，但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因此便贸然行事。⁽¹⁸⁾中共中央采取谨慎行动，固然与美国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不过很可能也是因为考虑到正处在努力与苏联结盟的微妙阶段，无论如何也不能影响对苏关系这个大局。

（二）内部环境的影响

内部环境即国内政治环境，大致可以分为革命队伍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在革命队伍内部，经过从解放军战略反攻起两年的思想动员和战争的胜利进程，已使党内和军队内部基本上清除了恐美崇美思想。特别是在战争后期，党内和军内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占领沈阳后处理美国驻沈领事馆问题和占领南京后搜查司徒雷登住宅两个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出中共中下层干部表现出了比较强烈的爱国反美情绪，以致中共中央经常需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出现那种会引起大的国际纠纷的过激行动。⁽¹⁹⁾不过中共中央对一些过激行动的纠正总的说来仍然是策略层次上的，党内和军内的爱国热情符合中共对美政策的基本趋势，而且必然会推动这一趋势继续向前发展。

在中共革命队伍之外，主要有两类政治力量。一类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类是所谓的第三势力。第一类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不论哪一派，当时都是以得到美国的支持为其生存条件的。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也从未停止，直到帮助其退守台湾。所谓第三势力，其构成相当复杂，政治主张也是五花八门的，但一个共同点是普遍存在亲美倾向。而美国对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希望也是不加掩饰的。马歇尔在其调处后期便开始或明或暗扶持他所称的“自由主义分子”。司徒雷登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热情。⁽²⁰⁾美国与中国第三势力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了美国可以利用来干预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渠道。对此中共中央始终极为敏感和警惕，当然也极为反感。

在中共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关键阶段，他们不仅基本上断定美国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企图，而且还认为在中国内部，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依靠美国苟延残喘外，同时也有一些人企图利用美国的支持浑水摸鱼，当然也有一些“善良的人”对美国的“好心”抱有幻想，而这种幻想的存在在特定时期有可能导致一部分人的动摇。⁽²¹⁾对内部环境的这种认识是中共中央决心“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要五评《白皮书》，以及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思想教育运动的原因之一。

综观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面临的国际环境和他们在国内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他们在对美政策方面的选择余地是相当有限的。

三、中共与美国方面接触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与美国方面曾有过三次直接的接触。第一次是重庆谈判前后与赫尔利的接触；第二次是马歇尔调处期间与美方各层次的接触；第三次是从1948年底至1949年夏季与美国方面的接触，其中包括1948年底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的电台问题及其领事华德的事件、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共代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等。这一时期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是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和中共领导人对《白皮书》的猛烈批判。这几次事件基本上完整地反映了新中国对美政策最终确定的过程及其各种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没收沈阳美领事馆电台及封锁美领馆、隔离美领馆人员等，恰发生在新中国对美政策形成的起点。1948年夏秋之际，随着解放区不断扩大，中共中央在华北地区已经开始面临如何处理与西方国家官方驻华机构的关系，而且也确实有些国家的领事馆表示希望与解放区政府建立关系。对此中共中央总的政策是观望和摸索性的，即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机会逼使西方国家的外交机构“不得不承认”中共解放区政权的“政府地位和权力”；另一方面由于缺少经验，在行动上相当谨慎，“不忙订立具体的协定”。⁽²²⁾11月中旬，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对美领馆的方针逐渐强硬。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的。首先是美国领事馆对中共的军事管制措施采取对抗的态度。11月15日。沈阳军管会根据中共中央11月初的指示精神发布通告，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外，任何中外人士和机构不得擅自设立电台，凡有电台及收发报装置者，应于36小时内交军管会保管。这一通告当然也被专门发给美领馆。美领馆以未获美政府允许为由拒绝交出电台。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告诫沈阳军管会，在美国未承认中共政府的情况下，对其在沈阳的领事馆只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在接获东北局的报告后，中共中央认为，美领馆是在蓄意滋事，以造成外交事件，沈阳军管会不能退缩，在事先警告后可进馆查收。⁽²³⁾其次是苏联方面要求中共对美、英、法领事馆采取强硬措施。在沈阳军管会发布通告的第二天，苏联方面即告东北局负责人，应没收美、英、法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称此事对苏联关系重大。东北局负责人由此将查收电台与将美领馆从东北“挤走”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在沈阳刚被解放时即认为，由于无外交经验，应多与苏联协商。故在了解苏联方面的态度后亦立即表示同意东北局的方针。⁽²⁴⁾

正是上述两方面原因使得沈阳军管会于20日不仅按中共中央的指示，进入美领馆查收了电台及有关设备等，而且开始对美领馆实行封锁，断水断电并限制美领馆人员的行动自由，以期达到“挤走”的目的。沈阳军管会的措施显然超出了中共中央授权的范围。在获知沈阳军管会封锁美领馆后，中共中央即向其强调，任何行动必须事前请示，并要“照顾全局”。目前在东北的行动必须考虑：一，要对美国与英、法有所区别；二，东北地区特殊，在东北对美领馆实行的“挤走”方针不一定在其它地区也实行；三，要考虑到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²⁵⁾即使随后不久东北局破获美国间谍案，中共中央在未证实该组织与美领馆有直接关系时，并不赞成东北局隔绝美领馆人员的往来。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在案情没有新的发展情况下，应适当放松对美领馆人员的限制。其后的事态表明，如何处理沈阳美领馆的问题实际上被暂时搁置起来。处理沈阳美领馆电台问题是对美政策形成的前奏，从中反映出来的影响中共决策的主要因素与后来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1949年1月至3月是新中国对外政策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已经确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相继发生的一些事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是1948年12月初中共中央接到报告说，一个被认为与马歇尔和美国务院过从甚密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中心是如何在新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就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在上海和青岛有驻军权。中共领导人对此做出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报告证实了他们一直担心的事，即美国正企图通过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来破坏革命的进程。此后强调警惕美国的两面政策。粉碎美国的“政治计划”，一度成为中共领导人相当关注的问题。⁽²⁶⁾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一些东欧国家出现的政治动荡，以及中国国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人物仍在利用美国的干涉或对美国抱有幻想，便可以理解中共领导人警惕的理由和程度。其二是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基本明朗，双方结盟已成定局。其三是解放军与英军舰在长江上发生武装冲突，使整个东亚地区一度出现紧张局势。苏联方面一再告诫中共中央，要准备对付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军事干涉。另一方面也建议中共中央，应提出以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²⁷⁾

新中国外交原则的确定和上述一系列事件构成了中共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的主要背景，它表明中共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主要是策略性的。但是，这一接触无果而终，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使中共领导人彻底打消了与美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想法。首先中共领导人认为，司徒雷登提出的条件表明美国政府无意放弃以中国革命为敌的政策。司徒雷登在与黄华会谈中和与其它有关人士的接触中，一面表示美国还不准备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同时却一再提出“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新中国政府，非如此美国将不会承认新中国。其次，在中共领导人看来，美国甚至不愿意改变其一贯的傲慢态度。司徒雷登在与中共方面接触过程中，在南京外交界中张扬他与中共已经建立联系。特别是在接触的后期，司徒雷登的秘书在司徒雷登访问北京一事上故作姿态，企图造成是中共方面邀请其北上的事实。⁽²⁸⁾而且此后不久美国政府便决定不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京。⁽²⁹⁾司徒雷登等人的此类言行如果产生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只会是加剧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厌恶和敌意。

第二是中共与美方接触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和中共的对外政策都在迅速地发展。5月间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访问苏联，以确定未来的中苏战略关系。刘少奇于6月底成行，这标志着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苏关系在中共对外政策中居最优先地位，这方面的任何发展必定会牵动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对美政策也不会例外。与此同时，6月14日至19日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会前及会议期间反映出的问题使中共领导人认为，在《共同纲领》起草的关键时期，仍有必要进一步统一各方面的思想。正是在对苏关系和国内形势发展的背景下，毛泽东于6月30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极有意义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在给南京市委的电报中说：“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³⁰⁾

如果说美国务院不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京和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象征着中共与美国方面的接触结束，那么美国政府于8月5日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和毛泽东随后对《白皮书》的批判则标志着新中国与美对抗的开始。这场对抗的最初结果是，美国官方人员于1950年4月30日全部撤离，美国在华势力从此被彻底清除出中国。近两个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新中国与美国兵戎相见，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格局从此固定下来了，新中国的对美政策也最终固定下来。(www.xing528.com)

四、两点结论

通过上述对1948年底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那些影响中共制订对美政策的主要因素的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已经对世界政治形势和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有了相当固定的看法，他们制定的对美政策的确是包含着对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应，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反映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内在趋势和要求。第二，在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和在胜利后如何巩固新生的政权。即使在考虑外交政策时，占首位的也是如何处理与苏联及其阵营的关系，对美关系实际上要服从对苏关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领导人处理对美关系，甚至全部对帝国主义国家关系时，与考虑国内问题和对苏关系相比，远不是那么细致周到的。确切地说，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既是很彻底的，也是比较简单易行的。

（赵庆杰，天津军事交通学院副教授）

【注释】

(1)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何迪：《1944—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演变》，见袁明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钊：《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方针的历史必然性》，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章百家：《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33、666页。

(4)牛军：《毛泽东外交战略的起源》，见《环球同此凉热》。

(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58－1260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9页。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292－293、308－309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381页。

(8)同①，第1193－1194页。

(9)《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805－806页。

(11)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12)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1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9页。

(15)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和华东局的电报，1949年6月30日。

(16)参阅章百家前引文，第62页。

(17)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8)Stalin Cable to Kovalevre Tradewith Capitalist Countries，Sergei N．Goncharov，Uncertain Partner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230－231．

(19)《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5－39页。

(20)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章。

(2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38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94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49页。

(24)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

(25)《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1948年11月23日。

(26)《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52－155页。

(27)《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国外社科信息》1992年第9期，第30页。

(28)杨奎松：《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第153－155页。

(2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 Vol．Ⅷ，P．769．

(30)中共中央1949年6月30日给南京市委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