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的态度评析及其研究

中共对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的态度评析 （1921—1925）

刘贵福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从诞生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面对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开始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艰辛探索。本文主要讨论在建党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政治盟友孙中山与革命对象张作霖结盟这一复杂的政治事件时的态度。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明确规定了处理与其它党派关系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表示：“对现有其它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关系。”⁽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军阀固不必说，就是向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势力也毫无疑问地在排斥之列。1922年，中国共产党拒绝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要求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政策并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将中央迁到广州的建议。⁽²⁾拒绝的原因有六条，其中第二条就是“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³⁾

但中共的政策很快就进行了调整。1922年1至2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将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具体化，主张殖民地国家首先应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共产党要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根据近一年来的革命实践，于5月发表第一次对时局主张，修正了一大决议对其它党派的观点，表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进而提出“无产阶级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⁴⁾其后，中共召开二大，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阵线。既然决定与孙中山合作，中国共产党就必须面对孙、张间的联盟问题了。

孙中山与张作霖结盟是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中的重要两极。自1920年起，孙、张双方为共同反对直系，开始结成松散的联盟。这一联盟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对直系的共同政治目标下的军事合作。孙、张结盟在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格局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问题是，孙中山与张作霖，一边是中共要联合的对象，一边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如何面对这一复杂的问题，就给年轻的中共带来一道难题。中共当时的态度和政策是，虽将国民党视为可以合作的民主派，但对其与军阀合作的政策则坚决反对。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争斗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⁵⁾

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方法是阶级分析。在第一个党纲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⁶⁾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认为军阀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张作霖不仅“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军阀”，⁽⁷⁾是“野蛮反动的封建余孽”，⁽⁸⁾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做专心掠夺满蒙的刽子手”，⁽⁹⁾“国际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凶恶机械”。⁽¹⁰⁾中国共产党认为张作霖等军阀是造成中国内乱的主要根源，将其视为革命的对象，坚决反对孙中山与军阀合作。

中共坚决反对张作霖与孙中山合作，也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因素在内。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势力的代表，是日本的走狗，并且帮助十月革命后反对革命政权的白卫分子，因此坚决反对张作霖。另外，在外蒙古问题上，苏俄认为张作霖势力是对俄国的威胁，在中东路问题上，苏俄也与张作霖有利益冲突。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先后来华的马林、维经斯基、越飞诸人都反对张作霖，也反对孙中山联合张作霖。这对中共的决策也有影响。

二

1922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败北，退回关外。孙中山也遭遇陈炯明背叛，失去广东根据地，谋划中的与奉系会师武汉的北伐尚未进行就夭折了。直奉战后，处于劣势的奉、粤双方，为了反对直系，进一步加强合作，信使往还，络绎不绝。1922年9月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赴上海面见孙中山。孙中山随即派汪精卫、程潜前往东北，与奉系讨论反直的各项问题，包含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援助等诸多方面。⁽¹¹⁾此后，反直各方还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¹²⁾

汪精卫从奉天返上海后，发表讲话，解释奉天之行的目的，是为民意向奉方求援。这番议论马上遭到中共的批评。蔡和森在1922年10月在《向导》撰文，认为孙中山联张有两点重大错误：第一在学理上，以暴力推翻暴力虽是革命的原则，但却是集中革命阶级的暴力，推翻旧支配阶级的暴力，绝不是仰仗着旧势利去推翻旧支配阶级，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在事实上，张作霖是野蛮反动的封建余孽，是民治的障碍物，是不应为民意求援于他的，也不能渴望他成为民治的有力之后援。⁽¹³⁾在批判孙中山联合张作霖时，中国共产党也看到孙中山联合军阀有其策略的成分，但中共政策的重点还是强调孙中山应该更注意动员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力量以开展革命。蔡和森在评价汪精卫北上奉天求助的同时也指出：“主义和政策本来有硬性和软性之别，但要政策不影响于主义，必先图本身势力之强固。我们退一步假设联合一派军阀之政策为可用，但至少也应同时在民众中扩张并巩固其势力（最重要的方法在标明怎样为群众利益而革命及怎样达到民族独立的具体政纲，努力向民众宣传），然后才能免除此项政策之可能的危险而收其利。”⁽¹⁴⁾

在近代中国，政治斗争异常复杂，革命者与敌对阵营有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帝国主义也并非浑然一体，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也非代理人、走狗所能概括。革命有主义，还有策略。区分敌、友，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分化瓦解敌营，正确对待各种政治力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既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理念，又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事件，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受苏俄的影响，在反对孙中山与张作霖合作的同时，力促孙中山联合吴佩孚。这一点，目前公开的苏俄档案资料已有明证。即使是在当年，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回避。蔡和森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中写道，“英美竭力要吴统治中国，但关系未固定。而日本与段、张关系比较巩固，同时吴佩孚对群众和同国民党态度都比较张作霖好，所以我们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如我们赞成国民党与段、张联合就是右倾危险很大，结果使国民党成为日本的工具，所以这时竭力破坏国民党与段、张联合，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¹⁵⁾当时中共领袖李大钊等在北京、保定积极奔走，为苏俄代表与吴联系牵线搭桥。孙中山在陈炯明事件后，离粤到沪。当时曹、吴代表也南下上海，一时间，孙、吴携手之说，甚嚣尘上。蔡和森认为：“孙之弃奉而与另一个较好的军阀周旋，不可说不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当然，蔡等并非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他说“革命群众对于联吴视为有意义，不过在剿灭红胡子之一点，因为张作霖一派野蛮势力亟须剿灭，于革命进程上乃属必要的。”⁽¹⁶⁾

1923年，共产国际竭力要促成的孙中山和吴佩孚联盟的政策彻底失败。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苏俄默认了一度反对的孙中山与张作霖的同盟关系。同年6月，中共召开三大，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虽然共产国际极力促成国共合作，但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仍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¹⁷⁾

三

1923年，北方政局急剧变化。1月，黎元洪任命张绍曾为总理，张氏组阁伊始，发出和平统一的号召。孙中山在上海通电响应，并提出先裁兵后统一的兵工计划。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对兵工计划纷纷响应。孙中山并派徐绍祯到北京接洽，黎、张二人准备派代表到上海与孙协商。2月21日孙中山回广州，重申先裁兵后统一。2月28日派胡汉民、孙洪伊、汪精卫等为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1923年4月，汪精卫专程北上奉天，与奉方讨论和平同意见。孙中山与张作霖也书信往返，讨论和平统一和武力统一的问题。但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很快被直系军阀所破坏。6月，曹、吴势力赶走大总统黎元洪。

针对孙中山与北方军阀的交涉和谈判，已经决定国共合作的中共坚决反对，呼吁孙中山注重民众运动。陈独秀针对黎元洪下台一事发表文章《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他在文章中把当时中国的混乱视为大难到来，指出直系拥兵乱政，但反直各系也不应该是国民党所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才能解救国难。国民党应该断然抛以前徘徊军阀之间的做法和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¹⁸⁾1923年7月18日，陈独秀又写了《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针对孙中山把实力派区分为四派的说法，认为直、奉、皖、西南四派势力，“其实只有一派。我们无理由把他们分家；直系军阀固然是罪恶昭著，政学会所号召的‘反直系大联合’，也只是军阀政蠹的大联合。直系无论其挟宪法或武力窃取政权，或并挟二者统一中国，其蠹国乱政将更甚于今日。反直系之军阀政蠹们即能联合起来，无论其以任何形式——高等行政委员会，总裁制或元老院、最高级军官等窃取政权管理中国，观往察来，其蠹国乱政，亦与直系是一丘之貉。”陈独秀进而号召国民党进行农、工、商的工作。陈文的目的，是要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对于军阀势力，“不应稍存妥协或利用的想头”。⁽¹⁹⁾

中共中央在公开发表文章的同时还给孙中山先生直接写信，阐述对北方政局的看法。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致信孙中山：“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近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祺瑞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是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国的改进并无关系。”进而陈独秀等提出：“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用新方针，建立新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的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²⁰⁾

中共的批评令国民党不满。上海的国民党党员认为中共批评苛刻。孙中山说《向导》周报的批评再也不许发生，并说如果陈独秀的批评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党的语气，他一定要把他开除出党。⁽²¹⁾毕竟中共已经决定与孙中山合作，所以不愿因此而破坏两党的关系。中共中央在7月20日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一问题，一则强调不希望与国民党分裂，二则强调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错误行动。讨论中，有些人不赞成国民党的策略，即首先实现国家统一，然后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会议通过按照1922年8月以来遵循的路线工作下去，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的意见。⁽²²⁾

四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后，在国内国外政策上，仍采多元取向。在联俄之际，仍与美、德、日等国加强联系；在联共同时，仍与反直各派，尤其是奉系、段系保持关系。1923年9月汪精卫到沈阳与奉方讨论反直系军事问题，并与奉方讨论反直成功后召开国民大会问题。1923年底到1924年初，孙中山又派叶恭绰北上，与奉方讨论反直成功后的权利分配问题。但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关系，中共对于奉系军阀和皖系的残余军事力量浙江军阀的批评有所缓和，对孙中山的政策的批评也有所缓和。如1924年5月14日，中央局报告说：我们在目前反直的局面下，固然对于联广东政府（的）奉浙，表面上宜于缓攻；同时，应提醒国民党国民革命的宣传在奉浙京津尤急于加紧用力，不可误认奉浙为真是友军。⁽²³⁾中共对国民党的批评多是建议、提醒其开展民众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

不过，中共当时密切注目时局的发展，时刻注意和警惕孙中山与北方段、张的合作。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因浙江的卢永祥是反直三角联盟中皖系的重要军事力量，是孙、段、张反直三角联盟的鼎足之一，故孙中山亲赴韶关，准备北伐，响应浙卢。这一做法遭到中共的批评。蔡和森认为，孙中山的北伐政策的背景是要与英国帝国主义避免冲突，要把广东交给反革命的商团，与陈炯明妥协。就北伐政策的本身说，中共也不能予以赞同：原因是：“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是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的军阀做买卖的基础。”⁽²⁴⁾陈独秀也发表文章说：“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陈独秀从广东的军事力量出发，认为广东的军队是以利结合的雇佣军队，靠广东的军队根本无法打倒军阀。“国民党此时绝对没有做革命的军事行动之可能，现在的军事行动（北伐包括在内）若不停止，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都成了必需的政策。”⁽²⁵⁾其后，彭述之发表《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从历史的角度反对国民党的单纯军事行动。⁽²⁶⁾

江浙战争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前奏。9月，张作霖以反对直系攻浙为借口，向直系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迅速失败。控制北京的冯玉祥和张作霖、段祺瑞先后发出邀请，请孙中山北上，共议国是。对此，孙中山慨然应允。中国政治形势突然出现新变化。

孙中山北上之前，曾派其子孙科到奉天联络。据当时报载，孙科在奉天说，“吴佩孚失败，武力统一之说，自此可息。此后当谋和平统一之策，由自治各省联合成国。又云乃父与奉张同一意思，不久孙、张、段等各省重要人物，当在京津间会商大计。最初当为军政时代，其次为军民两政时代，以养成国人政治之才，最后乃为人民选举议员，实行知政时代。又云中国重要人物之意见，皆以十年以来之议院政治不适用，此后当使各省和平自治，以谋实业教育司法上之进步，对外一时不撤销治外法权，……孙科又谓其父孙文现认唯有军人狄克推多方能解决中国时局，故段祺瑞实为收拾时局之适宜人物，中国革命后采行宪制太早，故与国势不甚适宜云。”⁽²⁷⁾孙中山认为，“孙科赴奉之结果颇为完满，张作霖对于余之主张已经谅解”。⁽²⁸⁾在长崎孙中山对留学生演讲道：“国民军近来和民党是很表同情的，奉军的领袖张作霖向来是同我一致，对付近来在中国想完全用武力压服民众，无恶不作的军阀。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²⁹⁾显然，孙中山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情况比较乐观。

中共坚决反对孙的北上。对于北京政变，中共认为：“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³⁰⁾蔡和森在《向导》上著文说：“中山先生肯亲身去参加他们所号召的和平会议或委员制的政府吗？那么不仅要上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当，而且无疑是向人民宣告自己是与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工具处于同等地位。所以在原则上和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制中国的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蔡和森还写道：“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然后再尝一次广州七总裁的味道，结果不仅是遭军阀排挤，而且要被帝国主义玩弄奚落，迫到哭笑不能的时候而下台。”⁽³¹⁾中央认识如此，当时的中共地方组织认识也是如此，如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疑与北方军阀妥协”。⁽³²⁾当时的中共北京区委书记赵世炎认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对于冯玉祥，赵世炎认为“他并不是进步军人，而是投机军阀，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因此，赵世炎“主张孙中山应拒绝北上，谢绝参加冯玉祥提出的委员会。”⁽³³⁾

不过，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很快地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其原因有二，一是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北上，再继续反对已无实际意义；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北上得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或者说是在苏俄的积极主张下进行的。这迫使中共不得不改变态度。比如在北京区委，当时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艾芬告诉赵世炎苏俄和共产国际都赞成孙中山北上，这是赵世炎改变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³⁴⁾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提出：“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³⁵⁾虽然中共态度有所变化，但中共的态度与共产国际还是有所不同，与共产国际的积极相比，中共的对孙中山的支持显然有所保留。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开展大规模的国民会议运动，以影响和支持孙中山的北上活动。

孙中山抵达上海后，中共通过《向导》发出善意劝告，再度试阻止孙中山北上。“至于何时北上或是否必须北上，这还是次要问题，应俟观察情势再为决定。因为现在京津的形势，段、张、冯三大军阀已由暗中斗争而入明争之期”。⁽³⁶⁾“继曹、吴而起的北方政情，仍然为北洋军阀三派余孽争夺宰割的局面，旧战争未了，新战争的种子正在胚胎萌芽；不仅真正的和平邈不可得，即各军阀间暂时妥协的分赃会议亦相隔尚远。⁽³⁷⁾”吾人亦希望中山先生在沪作相当时期之勾留，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亦可扩大宣传。⁽³⁸⁾

孙中山到达天津后，12月4日、5日先后两次与张作霖会谈。会谈中，张作霖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孙、张的这一分歧，在此前就已经存在。1923年9月，汪精卫在沈阳与奉系谈反直系后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内问题，1923年底1924年初叶恭绰与奉系商谈反直后的权利分配问题，都受到奉方的冷遇，说明双方在政治上已经存在巨大的分歧，只是当时双方联合反直，这一分歧并未公开化表面化而已。现在反直已经成功，这一分歧立即公开化。在12月4日，张作霖明确向孙中山表示，“我系粗人，今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唯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³⁹⁾作为北京政变后北方力量最大，对政局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张作霖对孙中山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这样就注定了孙中山北上的目的难以实现，也证明了中共对孙中山北上预测。

12月24日，段祺瑞不顾孙中山的反对，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决定召开以地方实力派为主的善后会议，解决国内问题，反对孙中山的国民会议主张。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进京，原想与段再次商讨，并作出一定让步，但段不肯妥协。这样，孙中山北上宣言中主张的对内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问题，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皆未实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此后，段、张、冯三系又进一步分裂，中国政局更加混乱。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孙中山与张作霖联盟问题上，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既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理念，但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又积极、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事件，不断调整政策，在纷纭复杂的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竖起了鲜明的旗帜，迈出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实的一步。

（刘贵福，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2)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236－23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

(3)《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1页。(www.xing528.com)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7、45页。

(5)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21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页。

(7)同上，第40页。

(8)蔡和森：《批评汪精卫君赴奉返沪后之谈话》，《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9)《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的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10页。

(10)见《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蔡和森文集》（下），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6页。

(11)刘贵福：《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的斗争——以汪精卫居中联络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1920年代的中国》，社科院文献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118－120页。

(12)1922年下半年，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各方代表天天会议，商讨伐吴办法。孙、段、张还各拨经费一千元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作为发布反直消息的宣传机构。办事处的代表有孙、段、张和川、云、湘等省派代表组成。孙的代表是汪精卫，卢永祥的代表是邓汉祥，而张作霖的代表是姜登选等。见邓汉祥：《江浙战争的前因后果》，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36页。

(13)《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页。

(14)《蔡和森文集》（上），第102－103页。

(15)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16)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1922年9月23日，《蔡和森文集》（上），第65页。

(17)《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192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0页。

(18)陈独秀：《北京政变与国民党》，1923年7月1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9－320页。

(19)陈独秀：《我们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1923年7月28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26－327页。

(20)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致孙中山的信，（具体日期不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第495页。

(21)见《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第423页。陈独秀的文章发表在《向导》上，除陈独秀的文章外，这个时期内《向导》发表的这类文章还有《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春木）第29期，《北京政变与各政系》（和森），第31，32期等。

(22)《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年7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2），第425页。

(23)《中央局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53页。

(24)蔡和森：《北伐呢？抵抗英国帝国主义及其反革命呢？》《蔡和森文集》（上），第311页。

(25)陈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88－589页。

(26)《向导》第86期。

(27)见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1924年10月29日，《蔡和森文集》（上），第334－335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

(29)同上，第367页。

(30)陈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98页。

(31)蔡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蔡和森文集》（上），第334－335页。

(32)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364页。

(33)同上，第367－368页。

(34)同上，第371页。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00页。

(36)蔡和森：《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蔡和森文集》（上），第339页。

(37)蔡和森：《段张冯三派军阀暗斗之北方政局》，《蔡和森文集》（上），第346页。

(38)蔡和森：《欢迎孙中山先生离粤来沪》，《蔡和森文集》（上），第339页。

(39)余诚之编：《遐庵汇稿》（三），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第231页。在此之前，11月29日，美国驻华代办麦耶访问张作霖，张作霖就表示了他的反共态度，张作霖认为“目前最严重的威胁是布尔什维克问题”，“最大的危险是孙逸仙与苏联人的联合”，他表示，“如果孙来京后仍奉行他在广东的联共纲领，他将不在北京停留”，“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与孙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政策合作”。张还与麦耶讨论了孙逸仙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通告，张认为：“以急遽的方式要求废除不公正条约是不得当的。被孙博士煽动起来的骚动是危险的。”见《美国外交文书》，刘建一译，《北洋军阀》（四），武汉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029－10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