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晚年的理论贡献及其对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影响

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鲁书月

胡乔木是我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的领导人。除十年文化大革命遭批斗、被“冷藏”外，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与两位伟人相伴。从1941年初到1966年5月，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与主席朝夕相处，亲聆教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深得邓小平的信任使胡乔木又成为邓小平在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得力助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胡乔木64岁，已步入人生的晚年，但他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他先后起草或主持起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等一系列永载史册的文献。担任毛泽东秘书长达25年的经历，使他对毛主席知之既深且切。而晚年，在长达十几年协助邓小平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胡乔木晚年对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2006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也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30年前，当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时，我国思想理论界极度混乱。特别是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有些同志比较倾向于更多地原谅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另外有些同志则比较倾向更多地夸大他的错误，以至于认为错误这样严重，因而不愿再保留‘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名词，或者不愿公平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贡献。”⁽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十分明确，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²⁾也是当前“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³⁾一条。对此胡乔木十分赞成，并就为什么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及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一）胡乔木认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团结，对我们党和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在全世界的地位，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⁴⁾然后，他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功过是非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胡乔木说：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造者，功绩是非常伟大的，特别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用他百折不挠的顽强的努力、他的远见，创建了红军，领导了土地革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在红军长征中又挽救了红军，因而也挽救了党；在这以后，一直使中国革命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步一步发展到最后胜利。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永垂不朽的，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要永远感谢他的努力；当然，他的努力是在党和人民共同努力的条件下进行的。胡乔木认为，如同任何革命领袖都会有缺点、错误一样，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是完全不同的，应该予以严格区分。他还认为：即使在60年代、70年代，毛泽东“有许多重大决策，到现在还使我们受益。……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在提到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些缺点、错误时，应该看到他的功绩要伟大得多”。⁽⁵⁾而这些功绩“是绝对不允许抹杀，也不能抹杀的。”⁽⁶⁾

针对有人说：何必再讲毛泽东思想，就讲马克思主义就行了。胡乔木坚定地说：不讲毛泽东思想，单讲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行的。如果单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长时期内充满了关于是否把和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和探索”，⁽⁸⁾而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他“这三十年的著作，确实是灌溉了我们的党，确实是培育了我们的党”，⁽⁹⁾“培养了整个党的领导骨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党的各条战线干部。这些干部、党员直到今天还是我们各个战线上的骨干”。⁽¹⁰⁾故而胡乔木说：毛泽东的著作，当然还包括与他同时代的革命前辈的著作，“能不能用马克思的著作来代替，用列宁的著作来代替，用斯大林的著作来代替，用什么共产国际的文件来代替？不可能的。”⁽¹¹⁾进而他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能胜利，同样只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也不能胜利。其次，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¹²⁾是团结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旗帜，“在过去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实现了党的统一和团结。”⁽¹³⁾在当代的中国，坚持毛泽东思想“也仍然显示它的重要意义”。⁽¹⁴⁾“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丢掉把我们带到胜利的道路上的这样一个精神武器。”⁽¹⁵⁾其三，他认为，如果我们丢掉毛泽东思想，必然“要引起党的分裂和人民的分裂，要引起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¹⁶⁾因此，坚持毛泽东思想“这道防线我们是不能退却的。如果从这道防线退却，那么马克思主义这道防线也就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也就不能坚持”。⁽¹⁷⁾进而他强调说：“在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的历史问题上，”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感情用事，不走向极端，而采取坚决的、清醒的分析态度。⁽¹⁸⁾

他严厉地批评了那种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以为今天把毛泽东搞得愈臭愈好，这究竟会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究竟能够适合于什么人的利益？的确要认真思考一下”，⁽¹⁹⁾刘大年对此十分赞同，他说：“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要革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历史证明他们也能够依靠自己。这是中国立国的根基，也是认识中国一切问题的立脚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它最深远的意义。胡乔木的最新论述，把这一点说到底了，讲透彻了。”⁽²⁰⁾

（二）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能包括在毛泽东思想之中，并作了两个区分。即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

如果说30年前，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党内外存在混乱思想，那么在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上，党内外更是存在着尖锐的对立，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即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必须否定他晚年的错误；既不能因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导致否定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因坚持毛泽东思想，而继续坚持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当时，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华国锋和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邓小平，都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坚持的前提是不同的。华国锋作为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认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所以，他是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前提下，坚持保留毛泽东思想的。故而错误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而邓小平则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坚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对此，胡乔木更是强调：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不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其实是不足以维护、而只能破坏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所以，他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并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正确坚持毛泽东思想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论证。

首先，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别开来。胡乔木指出：“毛泽东思想，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在那里思想，他想什么东西，就把他记录下来。不是这样……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它是有逻辑性的。”⁽²¹⁾也就是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毛泽东的每一句话。

其次，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胡乔木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应以中共八大为分界，分为前期和晚期。1980年11月6日，胡乔木在致邓小平同志并转中央政治局的信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晚期思想，在方法和主要观点上都不同于前期，我们建议加以区分，而以八大为分界。”⁽²²⁾1956年八大以前，即毛泽东前期思想的正确性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后七年的辉煌成就所证实；从1957年反右开始，党的指导方针开始出现失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及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尽管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后直至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仍有不少好的见解，但基本倾向是背离八大路线的，并且错误越来越严重”。⁽²³⁾“这样长期形成的前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后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²⁴⁾即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分。关于毛泽东前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后来胡乔木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在其前期思想中也不是每句话都正确，而晚期思想也不是都错误。

对毛泽东思想重新加以科学界定并进行两种区分，是科学的、必要的。因为尽管毛泽东功绩是伟大的，但他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并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毛泽东思想既不是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即毛泽东的思想，也不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确定只有毛泽东正确的那部分思想，才属于毛泽东思想。这两个区分和界定，无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都极为重要。没有这个区分和界定，不仅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不能清楚明白、理直气壮地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只有经过这种区分和界定，才能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到正确评价，才能做到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这个问题上，放弃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中国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同样，在坚持这面旗帜时，不加区分，搞“两个凡是”，仍然坚持毛泽东的“左”的理论及实践，中国的前途同样不堪设想。

正是从这种区分入手，由胡乔木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当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问题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丢刀子，极尽诋毁之能事，搞全盘否定，或是全盘肯定，搞“两个凡是”。不管是全盘否定还是搞“两个凡是”，中国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将改写成另一个样子。一种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张的由胡乔木论证的这种既坚持毛泽东思想、又否定他的晚年错误的选择。历史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代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一选择，使我国有今天，党有今天。

（三）胡乔木用三个基本点高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强调我们所要坚持的毛泽东思想，是抛弃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而抛弃了晚年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胡乔木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²⁵⁾他认为这三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胡乔木认为，尽管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但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我们所肯定的毛泽东思想也只是它的实质，而不是他的每一句话。”我们现在要继承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也主要是讲要继承这些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基本原则可能还要作些补充。……也不是搞停滞不前。”⁽²⁶⁾吴冷西在回忆胡乔木时指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²⁷⁾胡绳同志讲：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对于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种精神有深切的体会”。⁽²⁸⁾“他有马克思主义的很深的理论修养，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的理解。”⁽²⁹⁾所以他能够精辟地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三个基本点。

文化大革命中，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时常把它推向极端，不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而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取代一切科学。似乎“除了马克思以外，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假科学、伪科学”。⁽³⁰⁾胡乔木认为，由此造成了很长时期内我国在社会科学上“很少有什么创造性的研究”，⁽³¹⁾致使“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³²⁾为了使人们更加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绝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代替一切科学。“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成问题，但不够，还要学别的。”⁽³³⁾他认为：“要研究理论，并且要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因为马克思说过什么话就回避事实，用一种创造性的态度来研究，实在是非常迫切的。”⁽³⁴⁾为此，他号召人们：“要使党在理论上来一个复兴，要……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³⁵⁾

为了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还就如何理解邓小平曾讲的“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思想体系”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说：邓小平讲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思想体系，但是不要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个思想体系。“各个领域都要搞一个思想体系，对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无利，反而会造成一些困难。”⁽³⁶⁾

如今，胡乔木当年所提倡的观点，早已被普遍接受并形成了共识，而在“文革”刚结束，人们的头脑仍被禁锢的那个年代，胡乔木讲出了那样的话，实属难能可贵，这是许多人心里明白，但迫于形势想讲而不敢讲或不愿讲的话。

（四）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我们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³⁷⁾

世界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那么作为行动的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就是发展的，现在发展的更快，今后必须继续发展。“如果马克思主义不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有脱离实际的危险，僵化的危险。”⁽³⁸⁾“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最根本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同实际相结合这个原则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它是个科学，因此是要发展的，”⁽³⁹⁾如果不作这样的发展“就不能成为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⁴⁰⁾胡乔木强调说，“我们是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的人站在一起的，而不是同死守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人站在一起的。”⁽⁴¹⁾同时，他还认为：当一种思想被作为指导思想后，很容易被人们有意识无意识地教条化。所以，谈发展，就必须克服和摆脱这种教条化思想的束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这是当时党中央必须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清楚的问题。胡乔木作为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领导人，为此殚精竭虑，他凭着对党和人民高度的负责精神，凭着本人所具有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凭着多年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在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如何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什么等这些有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从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作了最充分的阐述。他既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指出和批评了他的晚年错误，同时也纠正了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为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全党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作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胡乔木的这些思想，大都凝聚在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以这个重要历史决议的形式，向党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的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胡乔木晚年对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

胡乔木晚年对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是在协助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中完成的。胡绳同志说：“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胡乔木同志精神焕发，为党和国家继续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工作……集中在一点上，就是从思想理论上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既纠正过去长期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又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传统。”⁽⁴²⁾卢之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回忆说：“小平提出设计，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的乔木则逐步把它系统化和具体化，两者配合默契，相得益彰。”⁽⁴³⁾

（一）胡乔木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话中人民内部矛盾观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失误的经验教训的分析和对我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否认并批评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观念。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十大政治经济矛盾及国家政治生话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观，初步构建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体系。特别是他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话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并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胡乔木认为：尽管后来毛泽东自己没有坚持他的正确理论，甚至完全违背了这个理论，但他提出这个思想，仍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重大发展。

然而，胡乔木并未就此止步，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协助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结合我国社会现实，对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首先，他认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非常正确而重要，至今仍有巨大指导意义”。⁽⁴⁴⁾我党正是根据这个原则，正确解决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等一系列历史问题。同时，他在进一步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分析和总结后指出：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主要表现为经济矛盾，其次是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矛盾。⁽⁴⁵⁾不管是经济矛盾，还是政治社会文化等矛盾，他认为，单靠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方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他说：这些矛盾“《正确解决》一文的内容其实并未完全正确解决，除因修改而前后矛盾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该文并未认真研究，都是不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其次矛盾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亦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⁴⁶⁾要解决这些矛盾，胡乔木认为：“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⁴⁷⁾而这些工作，本不是一篇讲话或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任务”。⁽⁴⁸⁾

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仅着眼于国内，也放眼于国外，关注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产生、发展。1980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⁴⁹⁾胡乔木给以高度关注，他认为，波兰事件是“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⁵⁰⁾而波兰国内所存在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在我国也大量存在。结合此事件，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在给胡耀邦的信中说：“希望今天的党中央引为殷鉴，对每一有关问题认真研究制定出正确的具体解决办法并予以力行，则他人之祸即可化为我人之福了。”⁽⁵¹⁾

毛泽东提出国家政治生话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胡乔木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中，经济矛盾是主要的，其次是政治社会文化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既不能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也非“团结—批评—团结”所能完全解决，只有建立“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一整套措施，才能从根本上正确解决，这就把毛泽东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推向了前进。

（二）胡乔木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观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实践后碰到的一个新问题。在马、恩的本本上没有。列宁对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多，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阶级斗争讲得较少。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并犯了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1957年反右以后，逐渐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以至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发生。胡乔木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阶级斗争观。首先，他认为：说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既没有实践的依据，也没有理论根据。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胡乔木说：“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始终存在，那怎么消灭阶级，怎么进入共产主义？那岂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永远不是社会主义，或永远不能实现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始终存在’的错误提法，迫切需要纠正。”⁽⁵²⁾其次，他认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一定范围内就不是全局性的，就不是事事处处，就不需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当然“在这个范围内，它确确实实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的，既不是我们所能捏造的，也不是用我们的幻想就可以把它消灭的……它是客观的事实”。⁽⁵³⁾因此，我们既不能因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否认这种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不能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到全局的范围。不然就会犯“左”、右倾错误。其三，他认为：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阶级社会或由剥削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他说：“决不能把阶级斗争看作是比生产力的发展更为根本的动力。如果是这样，在阶级出现以前以及阶级消灭以后人类社会……不是没有动力了吗？”⁽⁵⁴⁾其四，提出以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评判阶级斗争作用的标准。他说：“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⁵⁵⁾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列主义历史上的新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是确实的，但它在什么范围存在，作用是什么，应怎样对待，我党在理论上准备不够，也没有现成的答案。毛泽东对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什么性质的问题都归结为阶级斗争，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结果导致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胡乔木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研究与分析，精辟独到，充分反映了他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不迷信本本的精神。胡乔木的这一重要观点，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为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三）胡乔木对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发展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周期律问题时说，共产党已找到一条跳出周期律的新路，这就是民主。那么毛泽东找到的这个民主是什么呢？1957年的反右中尝试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文化大革命搞了无法无天群众运动，这些作为毛泽东实施民主的尝试都失败了。尽管“毛主席在很长时期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工作的，但是他没有把它制度化”。⁽⁵⁶⁾而晚年，毛泽东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错误越走越远，个人专断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的发生。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胡乔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

首先，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制度，而且是一个政治制度”，⁽⁵⁷⁾是一个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的政治制度。他说：“只搞经济，不管政治的民主化，……是不行的。”其次，民主要靠制度来实施。他讲，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毛泽东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它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⁵⁸⁾其三，他认为，民主要用法制来保障。“要讲宪法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任何人不依据法律程序不能加以改变，所有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⁵⁹⁾在党内，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书记，第一书记，总书记同其它委员的地位是平等的，他是比他们负有更多的责任，……但他不是他的上级。”⁽⁶⁰⁾胡乔木还说，党的上级要监督下级，下级也应监督上级，下级对上级可以“提出批评、指责、质询、弹劾。规定出一个法律上的步骤”；⁽⁶¹⁾他强调说，只有确立这样的认识，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四，他认为，民主一定要从基层抓起，要有基层民主。要“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层层都实行民主化。可以是法律，也不仅仅是法律。要使人民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习惯里”。⁽⁶²⁾其五，胡乔木主张，要批判“四人帮”宣扬的全面专政、大民主。社会主义绝对不能容许那些东西。资产阶级的多党执政式的所谓民主也是不可取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其立法、司法、行政需要有所分工，但根本上是统一的，并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⁶³⁾其六，胡乔木还认为：社会主义民主需要一个长期发展过程，需要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的逐步成熟，不能急于求成，但它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⁶⁴⁾

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早已形成党和人民的共识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但在30年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甚为模糊的，人们比较多的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而比较少的论述它同时是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比较多地把民主当作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比较少地把建设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当作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胡乔木这些思想的提出，既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

（四）胡乔木对毛泽东关于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建国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妥当。毛泽东曾讲过可以考虑实行利用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经过1957年反右斗争，毛泽东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有的发生了逆转。其中最重要的是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认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专政，要将资本主义彻底消灭，进一步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错误认识推向极端。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首先，胡乔木认为：就制度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它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⁶⁵⁾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关系。胡乔木所讲的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中那种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而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认为，我们的一切改革，都是为了坚持、完善和发展这样的社会主义。

其次，他认为，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又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几百年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都是要学习的，这是我们既定的国策”。⁽⁶⁶⁾他还认为：过去我们的失误在于较多地注意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忽视了其继承、共通的关系。为了很好地向资本主义学习，他还提出了在学习的过程中，搞好两个结合的思想，即“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⁶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在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问题上，拒绝学习和照抄照搬都将是我们民族的灾难。

其三，就意识形态而言，胡乔木认为，二者关系十分复杂，要做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改革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政治关系的事实又往往在某种情况下把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引起的矛盾暂时地掩盖了，往往是国人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见怪不怪了；因此，他强调说“我们向资产阶级学习是有分析有选择的，”⁽⁶⁸⁾“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好东西”，⁽⁶⁹⁾“‘坚决摈弃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摈弃资本主义的一切丑恶腐朽的东西。’这同样也是我们既定的坚定不移的国策”。⁽⁷⁰⁾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党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国际环境看，激烈复杂的斗争中存在这个问题；从国内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和要完成的那些任务看，也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晚年胡乔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这种理性思考，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而且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胡乔木晚年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这种贡献来自于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了解和深厚感情；来自于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来自于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晚年的这些思想既把毛泽东思想推向了前进，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并大大丰富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

（鲁书月，邯郸学院教授）

【注释】

(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0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页。

(3)同上，第293页。

(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24页。

(5)同①，第22页。

(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1页。

(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567页。

(8)同上，第297页。

(9)同①，第124页。

(10)同①，第96页。

(11)同①，第124页。(www.xing528.com)

(12)同①，第374页。

(13)同①，第373页。

(14)同①，第373页。

(1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23－124页。

(16)《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567－568页。

(17)同②，第566页。

(18)同②，第568页。

(19)同①，第124－125页。

(20)《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67页。

(21)《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150页。

(22)《胡乔木书信集》，第297页。

(23)《胡乔木书信集》。

(24)《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75页。

(2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8－99页。

(26)同上，第100页。

(27)《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39页。

(28)同上，第28页。

(29)《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6页。

(30)同上，第130页。

(31)同上，第131页。

(32)同上，第75页。

(33)同上，第131页。

(34)《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558页。

(35)同上，第131页。

(36)同上，第131页。

(3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566页。

(38)同上，第442页。

(3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0页。

(40)同①，第442页。

(41)同③，第131页。

(42)《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8页。

(43)同上，第161页。

(44)《胡乔木书信集》，第289页。

(45)同上，第289－290页。

(46)《胡乔木书信集》，第289页。

(47)《胡乔木书信集》，第289页。

(48)《胡乔木书信集》，第289页。

(49)《胡乔木书信集》，第289页。

(50)《胡乔木书信集》，第287页。

(51)同上，第289页。

(52)《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6页。

(53)同上，第169页。

(54)同上，第6页。

(55)《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26页。

(56)《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3页。

(57)同上，第104页。

(58)《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268页。

(5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4页。

(60)同①，第107页。

(6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8页。

(62)同上，第105页。

(63)同上，第143页。

(64)同上，第143页。

(65)《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626页。

(66)同上，第644－645页。

(67)同上，第408页。

(68)《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407页。

(69)《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06页。

(70)同①，第6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