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政治权威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

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发展

郭国祥　郭曙岩

政党政治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作为现代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政党，它的政治权威不仅仅在于其掌握的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以其统治绩效和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信任和支持，这是权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逻辑。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的：“人的权威最终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识的行动——即认识到他人在判断和见解方面超出自己，因而他的判断的领先，即他的判断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具有优先性，与此相关联的是，权威不是现成被给予的，而是要人们去争取和必须去争取的，如果我们想要权威的话。权威依赖于承认，因而依赖于一种理性本身的行动，理性知觉到自己的局限，因而承认他人具有更好的见解。”⁽¹⁾现代型政党权威的树立非常艰难，即使树立，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必须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不断培植、更新和重构。历史发展到今天，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球化的到来。如何在新的时代培植和发展党的政治权威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确立及其特点

在近代中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它们在历史舞台上都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威。然而它们的资源支持主要是面向脆弱资产阶级或者所谓的“乡绅阶层”，而把广大民众排斥在政治动员之外，因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威和足够的社会资源。而中国共产党凭借其合适的政治理念和大众支持，在中国逐渐赢得了自己的权威合法性。早期共产党人在“五四”时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用一种崭新的价值观解决了儒家思想破产后的价值危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解释现实社会和政治形态以及它们的历史走向。这样的价值观念充分发挥了依斯顿所说的“意识形态表态”功能，使党在乡村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价值体系还通过民族主义的任务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认同，而它的统一战线策略、武装斗争手段以及党的建设的组织保证则使它的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从而赢得了在中国绝对的政治权威。⁽²⁾

当然，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还是建立在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基础上。韦伯把合法统治分为三种类型：超凡魅力型统治，传统型统治，法定—理性型统治。其差别在于三种权威合法性来源的差异。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世、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这样亘古未有的巨大功绩和献身精神自然得到了人民的景仰，并为其合法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传统型权威或称为“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权利的尊严是从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并将永远存在的”⁽³⁾人们的服从是由于领导者掌握着传统的公认的职位，世袭制和家族制是其典型形式。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和未曾得到彻底改造的小农生产方式，他们往往习惯于传统型权威的领导。法定—理性型权威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显然，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法定—理性型权威能得到公众长久的支持和认同。因为超凡魅力型权威伴随着英明领袖的逝去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它就会慢慢淡化。而民众素质的提高，传统型权威也会失去神秘感。正如依斯顿所说：“合法性感情不能轻而易举地存储起来，或者如果可以的话，任何存储都会迅速消耗掉。为保证不断地输入这种情感，似乎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措施……如果没有经常的措施来灌注对政治理念和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成员们可能很快就失去对输出的那种感情的输入。”⁽⁴⁾因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新的形势下党的政治权威所面临的挑战。

二、全球化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面临的挑战

当今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全球化。不管人们是举起双臂欢呼它还是恐惧地诅咒它，全球化的浪潮正在以加速度从西方向东方，从现代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席卷而来，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目前的全球化还处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之下。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也获得了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感召力。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由于国力的巨大落差难免处处受制于人，这对发展中国家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产生严峻的挑战。具体地说，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提出了如下的挑战。

（1）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意识形态是政党权威政治合法性的一个重要资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意识形态的正确把握与高度重视。然而，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必然使西方的各种意识形态渗透进来，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各种思想有了接受的土壤，人民不再盲目地信仰某种主义，这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消解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人们将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这些变化无疑将大大地增加意识形态灌输的难度。

（2）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全球化使一国的竞争扩大为全世界的竞争。中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必将改革各种经济体制，修订各种政策，以便与世界接轨，这将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某些传统的特权阶层与垄断行业的政治、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将受到威胁；一些熟悉国际法律、精通高新技术的新型人才会迅速致富；而在外来经济冲击下，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也将增多。这种不同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动所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势必表现出对共产党合法权威的冲击：共产党能否容纳不同社会阶层，整合不同社会力量，缓和社会冲突并消除不安定因素便是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

（3）社会转型期矛盾冲突的加剧。全球化必然促进与推动我国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国内社会机构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国内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政府职能、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在转型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机构性要素都处在变动之中，呈现出极大的流动性、过渡性和不稳定性，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其中最难处理的是腐败的严重和贫富分化的加剧。由于“一般来讲，不太稳定的社会比相对稳定的社会更容易出现腐败，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比传统国家的腐败更普遍”。⁽⁵⁾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少数党员的腐败日趋严重，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腐败官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而腐败的方式更是多样化，走私、骗汇等涉外性犯罪大量出现，这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而贫富分化的加剧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差距、行业差距扩大，而贫困团体与富裕阶层更是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就会使大众的社会支持丧失殆尽。

（4）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全球化使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着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多种多样的参照。这种参照的正效应是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但是另一面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榜样’作用不过是先吊起他们的胃口，接着就使他们失望”。⁽⁶⁾由于参照系的出现，人们对政治民主与经济生活的期望急剧膨胀，要求共产党承担的责任也大幅度提升。而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民众素质的低下，一时还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要。这种对政府预期的失望必然削弱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政治实践中党政不分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就等同于对党的期望。一旦政府行为失效，共产党就不可避免地得承担负面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培植和发展政治权威的路径选择

全球化对政党权威合法性的挑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较为普遍的政治发展问题。事实上，“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难以逃脱合法性危机的困扰”。⁽⁷⁾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资源及力量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进程仍然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与整合，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一）意识形态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时代在前进，作为对物质能动反映的思想意识也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经济学家诺斯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了的结果仍能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是其发挥权威合法化作用的基础。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人们观念的转变，原有的价值系统或受到重新审察，或遭否定和抛弃。随着社会开放程度日深，人们对政治的神秘感也随之降低，并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政治系统。一个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完成自我对权威重新作出有效的系统性阐述，不仅决定着意识形态本身的生命力，更关涉到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必须剔除那些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假马克思主义，剔除那些不适合时代发展的已经过时的观点和主张，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思想宝库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用以指导其政党实践的某些理论也是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不能因为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就把那些本应属于全人类共享的政治智慧统统划归于资产阶级名下，从而使自己的政治理论空间变得狭小。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吸收各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点，使党始终在理论上高屋建瓴，把握世界大势。

（二）生产力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www.xing528.com)

一个政党要获得大众持久的支持，就必须不断地创造新的业绩，满足人民新的需要。正如贝依所说：“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决定其权威施用的合法范围，以及人们服从与忠诚政府的幅度，就决定于其能否满足人民的需要。”“即使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地消耗其统治的合法性。”应该说，我党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错误干扰，出现了一些政策失误，导致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方面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成功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开始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⁸⁾“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⁹⁾“发展才是硬道理。”⁽¹⁰⁾现在，全球化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党应该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在新的时期创造出更大的业绩，赢得人民自觉而理性的支持，巩固自己政治权威的合法性。

（三）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的政治权威

根据韦伯的观点，“法定—理性型”权威依赖于标准的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同时也依赖于在这种规则下发出指令。所谓规则就是“人类用以约束自身的一组法则”，其合法性即意味着法则实施过程中的公正性与有效性，而指令即政策，其合法性不仅包括政策实施效果的有效性与无歧视性，还包括政策制定程序的正当性。所以政策合法性离不开合法化制度所提供的有效保障，规则制度是更根本化的东西。⁽¹¹⁾因此在中国，党在实现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应积极推动我国政治的制度化进程，吸纳、整合社会力量参与行动，强化法治。在目前阶段实行体制创新，首先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民主集中制，让广大党员真正参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设计和决策，把委任制变为民主选举制，把等额选举变为差额选举，把从上到下的单向监督变为上下互动的双向监督，并把这些措施制度化、法律化，促进党内合法性的转型。其次要加强人大、政协及各人民团体的职能，理顺党政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大、政协的作用显著增强，但还没有成为政党权威合法性的主要资源。因此，党有必要把权威从行政机关上的领导转移到立法机关上的领导，通过立法来实现政治上的总的领导，确保权威在体制上的合法性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同时通过监督政府工作来维护民众利益，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因政府行为的失效而造成的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郭国祥，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58页。

(2)郭国祥：《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中南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4期，第392－393页。

(3)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依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5)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7页。

(6)转引自杨松：《政党权威与中国政治发展》，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1年第9期。

(7)转引自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研究中的新视角》，《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10)同上，第377页。

(11)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