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及其历史实践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历史实践及其启示

刘景泉　徐　中

执政方略通常是指执政党为掌握政权和管理国家政事而制定实施的大政方针和谋略。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执政方略主要是指党在执政过程中，为实现执政目标，完成执政使命而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执政方略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首先体现在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执政方略上。建党八十多年来，尤其是建国五十多年来，党的执政方略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过程，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在复杂艰巨的执政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党的事业的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历史回顾

纵观党85年的发展历程，党的执政方略的发展变化和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是同步的。科学制定、正确实施和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政权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政权，都对党局部执政的执政方略进行了探索。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围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等根本问题，在领导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政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一些县建立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等，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按照“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的原则，实行的直接选举，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的“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等，都是党制定和实施执政方略的初步尝试。到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将由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转向掌握全国政权、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党更加充分地意识到正确制定和实施执政方略的重要性。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就曾经讲道：“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¹⁾1948年9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是按照全国性政权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它在政权建设、实行民主、发展经济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建立全国政权积累了多方面的宝贵经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革命胜利以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提出了“两个务必“，强调要学会原来我们不懂的东西，要和党外的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等，党的执政方略开始为执掌全国政权作准备。

（二）建国之初，党的执政目标主要是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为此，党制定和实施的执政方略主要是：按照“不要四面出击”的总方针，通过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通过整顿经济秩序，稳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项社会改革，清除旧社会遗毒，稳定社会秩序；通过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建立起文化教育的新体制；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通过抗美援朝，保卫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

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后，我国开始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党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是过渡时期党执政的根本方略。为了实现总路线，党还制定了具体的执政方略。如提出要采取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方式，在过渡时间上采取分阶段逐步过渡的办法；在改造方式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1953年我国开始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的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面建立健全了国家机构，为正确实施党的执政方略提供有力保障。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针，要求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可以说是建国初期党的执政方略的一次全面总结和调整，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正确制定和实施执政方略奠定了基础。

（三）1956年9月，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使党的执政方略得到发展。第一，明确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决定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第二，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国防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第三，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第四，初步探索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²⁾第五，强调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健全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秩序等。第六，明确提出必须大力发展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科学和艺术的繁荣。第七，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提出全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凡此种种，都是建国后党科学制定执政方略的集中体现。

经历了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后，党内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经济建设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1958年5月，党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提出实现总路线的方针是：在我党领导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³⁾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包含着很多积极正确的方面，但由于党和全国人民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迫切愿望导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随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一步助长了左倾思想，使党的执政方略也打上了左的烙印。此后，随着左的指导思想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内“大民主”观念的推行和领袖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党的执政方略发生严重失误，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蒙受了重大损失。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实现了党的执政方略的重大转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此前后，农村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相继起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对外开放政策得到初步实施，党的执政方略开始全面调整到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执政方略。诸如：加快经济发展，规定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力争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经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好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科技问题；从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用3年时间，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内容，分期分批地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全面整顿；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等，使党的执政方略不断丰富。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党的执政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成为新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与此相应，十三大还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具体执政方略，主要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具体的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坚持全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十三大后，党在经济上开始治理整顿，同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但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严重干扰了党的正确执政方略的实施。

（五）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决反对腐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克服“一手硬、一手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持了党的执政方略的连续性，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经济发展“台阶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重要论断，为发展党的执政方略提供了新思路。党的十四大全面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等根本问题上，强化了党的执政方略，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执政方略。第一，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二，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成为新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第三，围绕党的基本纲领，明确提出了今后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两大任务；第四，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依法治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后来又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执政方略，成为党的执政方略日趋完善的主要标志之一。

（六）党的十六大是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鲜明的回答了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重大问题，大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成为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执政方略。同时，十六大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作出了新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且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等方面，勾画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制定了推进各方面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十六大还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是新时期党的执政方略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方略，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强调以人为本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和解两岸关系、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制定实施执政方略的实践中呈现出新的特点。第一，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新境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二，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与科学发展观一起构成新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第三，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突出地提到全党的面前，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第四，提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五，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第六，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第七，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等。这些重大战略思想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观这个主题，从不同方面、不同领域展开，彼此相互贯通、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

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

党的执政方略的历史清晰表明，执政方略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程。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不断成熟、日趋完善，初步形成党的最高执政方略、根本执政方略、具体执政方略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最高执政方略：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

政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一个政党阶级属性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但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党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从实际出发，紧紧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最高纲领置于不同社会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及时制定符合各历史阶段实际的最低纲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⁴⁾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的执政方略都要既符合党的最高纲领的前进方向，又能够充分体现最低纲领的要求。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这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制定并实施执政方略的经验总结，也是党在今后制定和实施执政方略的基本遵循。

（二）根本执政方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是党在新时期的根本执政方略。基本路线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指针，“二十年来，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这条路线”。⁽⁵⁾基本纲领是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展开，基本经验是在坚持基本理论、贯彻基本路线、实现基本纲领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总结。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包含着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智慧和执政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是新时期党的根本执政方略。发展问题始终是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实践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⁶⁾“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同时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布局、发展动力、发展目的的认识，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⁷⁾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⁸⁾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面临的长期任务，二者要贯彻落实到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

（三）具体执政方略：党制定的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

新时期以来，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执政方略。第一，经济方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现代化建设要坚持“五个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战略等。第二，政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第三，文化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培育“四有”公民；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等。第四，社会发展方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关注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坚持“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等。第五，国际交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正确处理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的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国际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等。第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和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防；确立“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军事战略方针；裁减军队数量；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走科技强军之路等。新时期党的执政方略所包含三个层面，内容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历史启示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动力。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执政方略，就会有什么样的执政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执政效果。党的执政方略的历史实践，对于我们今天有着许多重要的启示。

（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敏锐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执政，是全局性的根本大事，当然就要有全局性的眼光、全局性的思维、全局性的方针和全局性的谋划。⁽⁹⁾古今中外执政者的经验表明，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不足以谋一时。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党要想长期为人民执好政，必须以宽广的世界眼光敏锐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时代主题作出科学的判断，这是党制定正确执政方略的重要前提。

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西方国家也普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新发展。但我国由于1957年后近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影响，党的执政方略没有及时跟上新科技革命浪潮，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准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时调整了党的执政方略，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当代中国历史的大转折。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新格局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就更需要全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¹⁰⁾“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¹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着眼于中国发展的宏观大局，谋划好执政的大势与大事，科学制定党的执政方略，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执政的主动权，顺利地实现党的执政目标。

（二）必须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认清党自身历史方位的变化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¹²⁾同时也是党制定执政方略的理论前提。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准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目前仍处在并且今后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党对我国国情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的执政方略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国情，超越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科学制定党的执政方略，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集中全党的智慧，才能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好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意愿。

制定党的执政方略，还需要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认清党的执政使命。二战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使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强大的示范力量，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变成了一种理论决定实践、理想代替现实、政治决定经济的社会革命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思维定势，沿用了革命党习惯的领导方式和行为方式，没有真正地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导致党的执政方略出现重大失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后，党对自身的历史方位有了清醒地认识。“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¹³⁾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表明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所承担历史任务的变化，由此决定了党的执政方略的变化。因此，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是党正确制定执政方略的前提和出发点。

（三）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www.xing528.com)

制定党的执政方略，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靠什么立党，为谁执政，始终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¹⁴⁾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定和实施的执政方略始终和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相统一，这是因为“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的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的好”。⁽¹⁵⁾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¹⁶⁾今天，党要保持长期执政的地位，依然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仍然不能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制定执政方略的根本要求。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综观党的执政史，发展始终是党高度重视的问题。建国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很多宝贵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¹⁷⁾回顾国际共运史也可以看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逐渐失去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是基于这些深刻的教训，邓小平同志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称为“中国的发展路线”，他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¹⁸⁾在新世纪新阶段，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现阶段，全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这个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靠自身的发展。“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¹⁹⁾牢牢把握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党正确制定执政方略的基本遵循。

（四）必须正确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走向胜利和达到成熟的。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党始终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引导革命斗争走向胜利。他多次强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²⁰⁾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就曾经对党在民主革命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总结，并且已经充分认识到：“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²¹⁾在党八十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产生了两个《历史决议》，对党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这在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事业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都要对自身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作为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党执政55年来的主要经验莫不如此。而党每一次大规模的经验总结，都使党在认识上产生飞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工作中开创了新局面。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指出：“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²²⁾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正确制定执政方略的基本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列宁曾经把建设社会主义比作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罕至的高山，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和总结，通过实践来学习。在党的执政历程中，制定和实施执政方略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严重失误的教训。善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努力化解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党的优良传统。1987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²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党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当今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用了三十年的时间，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才开始认识了这个当今中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实际。从而也为我们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²⁴⁾正确总结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不只是陈列历史的功过是非，而是要通过对经验教训的分析，找出成功和失误的原因，使之成为制定和实施下一阶段执政方略的镜鉴。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五）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制定党的执政方略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²⁵⁾党五十多年的执政实践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党的领导的正确与错误，直接体现在党的执政方略上。当今世界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党要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另一方面，党的执政方略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其动态性发展的特点，要求党必须始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执政条件、执政环境、执政使命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党的执政方略，使其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着深刻的内涵。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和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²⁶⁾执政方略决定执政实践，有什么样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执政成果，就会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质的影响。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略，发展和创新党的执政方略，才能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刘景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徐中，天津市委党校副教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2)陈云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状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参见《陈云文选（1956—1985）》，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3)宋晓明主编：《中共党建史（1949—1976）》，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

(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5)《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6)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7)刘云山：《把学习研究宣传科学发展观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06年7月4日。

(8)胡锦涛：《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9)李忠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重大的课题》，《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35期。

(10)《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1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14)同上，第55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17)同上，第18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9)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4页。

(2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5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7－318页。

(2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页。

(24)《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251页。

(2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