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的现代国家观与政党研究

再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观

姜　杰　黄国华

所谓现代国家观，是指人们在世界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关于如何构建、建设国家政权的总体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前后，就开始不断地探讨将来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主要提出并一定程度实践了“民主共和国”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构想。

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日矛盾的逐渐激化，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趋现实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替代“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治构想。1936年8月25日又在致国民党书中提出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现代国家”的构想。现代国家的概念在中国早已有之，而中共关于“现代国家”的提法则是中共在驳斥国民党二中全会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某些观念时才明确提出的。⁽¹⁾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关于建立现代国家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统一、民主和抗战的关系问题上，所以，在随后的整个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完善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主经济和现代民主文化的观念，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观念，从而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观的雏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种种观念，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在抗日根据地内付诸实践，并对推动和支撑全民族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现代国家观中的现代政治观念

现代政治观念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观的主体部分。它包括：

1.现代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种统一国家的建立，不仅仅是抗日的需要，更是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主流方向。因此，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当“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红色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²⁾这个统一的中国可以称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国防政府”、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³⁾

后来的实践表明，随着中日矛盾的急剧恶化，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要，实践了自己的政治诺言，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改编为“中华民国”——当时中国主体政权的一部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前提与良好的基础。

2.现代中国必须是真正民主的国家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一时分裂的主要原因大多应该归结于专制统治。因此，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现代国家”时就明确指出，中国现代国家的统一应该是在民主前提下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后来升华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宪政”，即，以民主宪法为核心，确立现代民主制度，构建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架构。这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国家观的理论主体。

1936—1939年中共极力倡导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主要举措就是提出通过普选建立国会，进而选举产生多党合作的民主政府。中共认为，建立现代国会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一是要确立“普选权”；二是国会必须由“全国人民选举产生”；三是它必须是“吸收各党各派各界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最高权力机关”。而绝不能是现存的国民党一党操纵的咨询性质的国会。这种傀儡式的国会“同本党所主张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⁴⁾为此，“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该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为止”。否则中国人民对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还将继续“冷淡”。“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⁵⁾这种源自西方民主制度的“国会”设想，1940年毛泽东将其改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后来在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根据地内实行的是国民参政会制度。

在真正的民主国会组成后，再由其选举产生民主政府。而中央民主政府的产生，也必须具备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普选权选举产生”的“真正的民主国会”；二是多党派合作的民主政府，绝不能是“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三是必须“制定真正民主宪法”。⁽⁶⁾宪法的产生本身如果不民主，不能反映各党派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则由此产生的中央政府必然就是一党一派的独裁政府。民主国会和民主政府是中国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随着抗战时期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1940年中国共产党将现代民主政治概括为“新民主主义宪政”，⁽⁷⁾并积极宣传开展促进宪政运动，重申中国现代国家的国体应该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创新式提出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体“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⁸⁾显然这是中共苏维埃时期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演变与升华，就是对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重大影响。实际上，中共前后两个阶段的民主政治主张唯一的变化就是在政体的称谓上没有再沿用“国会”，而代之以“人民代表大会”。这就使原本源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概念进一步中国化了，更加突出了以人民为现代国家主体的基本政治观念。

基于以上的认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风范、民主意识和务实的民主制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在抗战爆发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共在其统治区域实行的是苏维埃制度。这一制度是激烈的武装斗争时期的产物，它带有浓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的革命性质。抗日战争的新环境对于共产党统治区的政权建设提出了要求，要求它适应民族战争而不是阶级战争的新形势。新的政权形式要能聚集一切力量用于对日战争，淡化阶级区分，它必须比苏维埃政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审时度势，中共决定放弃带有强烈阶级性的工农民主，实现普遍的公民权。新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列有无阶级区别的条款，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⁹⁾

此外，为适应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党中央以党内民主为突破口，坚持从制度上保证党内民主的发挥，先后两次对领导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和一系列局部调整，恢复了曾一度中止的集体领导体制，完善了民主集中制。1940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三三制”政权，更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三三制”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各阶级阶层群众的共同愿望，因而得到了热烈响应和广泛支持。事实上，“三三制”，不仅调整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健康稳定，更重要的是它将边区政府的权威通过法律的程序固定下来，为边区政府塑造了一个全国性政权的雏形，同时利用这种模式，使共产党在边区民众乃至全国民众心中构建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3.现代国家必须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人民主权的观念，应该说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政治观念。无论各国现代国家观有何种区别，但是，有效调节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从而获得大多数人的政治认同是带有共性的。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人民共和国应该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单使工人和农民得了利益，也使其它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它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¹⁰⁾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国家观并非仅仅基于抗日统一战线形势的需要，更多的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基本理论的支撑。

为此，在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为此党把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之一。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各抗日根据地都废除了苛捐杂税；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各根据地实行了帮助人民群众生产的政策，如发放农业贷款、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奖励开荒救灾等等，尤其是为改善军民的生活而发起的大生产运动，给人民树立了榜样。为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的本色，党内的各项反腐倡廉措施十分系统有效。根据地政权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等多项法规和制度，把对工作人员廉洁奉公的要求贯穿于干部任用、管理、考绩之中。共产党的这些优良作风同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上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政治观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的现代政治是民主的开放的政治。其不但要适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也可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当一个政党把自己的政治主张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及世界民主发展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政治胸襟是极为宽阔的，这就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性思考的深厚基础。

二、现代国家观中的现代经济观念

任何一种国家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客观地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阻力和模式，是建立现代国家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束缚是中国现代经济建构和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反帝反封建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当中日矛盾逐渐激化时，如何实现中国统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全民族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思考和必须回答的历史性课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观念。

1.中国的现代国家必须要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其必须以“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为总的原则。⁽¹¹⁾为此，在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的现代化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在发达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地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因此，必须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¹²⁾只有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现代化经济才有可能建构和发展。⁽¹³⁾

2.中国的现代经济结构是多元并存共同发展的模式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现代政治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多党合作。这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多元化结构和发展趋势的现实分析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结构主要包括了国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经济和小农经济。⁽¹⁴⁾这些经济之间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任何随意的主观改变，都将引起社会的巨大动荡。而客观地认识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对正确把握由此导致的阶级力量的组合、政治意向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有了这种历史的现实的客观分析，才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曲折发展。

中共中央在1942年10月发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边区政府发起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使边区原本单一的农业经济呈现出农工商贸一体化的多元产业结构，壮大了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在农业方面，一是改变了井冈山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制度。同时针对土地占有相对不均的情况，制定了“减租、减息”政策，不但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而且广泛团结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等阶层，既照顾了一定的阶级利益，又体现了团结对外的精神。二是废除了一系列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把土地收入与副业收入计入纳税范围，使地主、富农更加合理负担他们应交的税额，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提供了抗日经费。三是垦荒屯田。四是兴修水利。在商业贸易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鼓励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初步形成了一个公私兼容、规模不小的商业网。延安时期的经济政策，不仅适应了战时形势的需要，保障了抗战的胜利，而且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纲领的主要依据。

3.中国现代经济结构中占主导的应该是国有经济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使国有经济成为现代国家的主导力量。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基本方针。⁽¹⁵⁾其他经济在主导经济的带动下，共同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最初的构建工业化的设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不能为私人资本所占有。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经济走向的分析，认为在现代中国国情下，这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有建成的可能，其它阶级和阶层的占有只能形成官僚资本。三是国有经济进而无产阶级在经济上要取得主导地位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较长时期各种经济力量消长变化的过程。

4.中国的现代经济还需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当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华民主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主张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但“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发展过大，而是发展不足。作为主导力量的国有经济，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补充，以及遍布城乡的“各种合作经济”的大量存在和长期发展是有益的。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¹⁶⁾

上述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的基本观念表明，中国现代经济是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它不是旧的半封建经济，不是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称作为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设想及其后在根据地的实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进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这显然也是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经济状况思考与实践的理性升华。

三、现代国家观中的现代文化观念

一切文化观念的形成，都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相适应。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观念的建构亦是如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凸现的大背景下，如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现代文化直接关系到现代国家的构建。据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需要的现代文化观念。

1.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应该是“国民文化”(www.xing528.com)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的中国现代文化主流可以称为“国民文化”。⁽¹⁷⁾所谓“国民文化”就是置身于近现代中国经济转型、政治转型需要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中国文化长期以来虽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特征，但其主流却深受着封建专制的束缚。近代以来，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有了一定程度的市民化倾向，但其主流意识还是模糊的，带有社会转型时期的不确定因素。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国民文化的主流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实质上就是提出了应该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源泉，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的基本功能问题。一定的文化来自于特定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所以其主流应该反映和服务于当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所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广泛开展了基于普通市民和农民迫切需要的文化扫盲运动和群众文艺运动等。

2.中国国民文化的方针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¹⁸⁾“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及其需求不相符合。“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¹⁹⁾如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才可能为绝大多数国民所接受，从而成为真正的国民文化。

3.国民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中国的国民文化是民族的。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文化共有的特征。近代以来其突出的表现为“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这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以来各先进党派和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不惜流血牺牲的共同追求，也是全民族进行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同时中国的民族文化不是封闭的，应该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使之精华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入世界文化“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²⁰⁾

中国的国民文化是科学的。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指，“它是反对一切封建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提倡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吸取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国民文化的这种内在要求决定其发展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²¹⁾

中国的国民文化是大众的。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指，大众的文化是民主的文化，⁽²²⁾不是少数人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并把文化的发展提高和普及既区别开来又联系起来，从而使国民文化回归其本源。⁽²³⁾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和文化观念，综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现代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姜杰，长春市委党校党建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黄国华，成都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49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49页。

(3)同上，第677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49－250页。

(5)同上，第257页。

(6)同上，第249－250、257页。

(7)同上，第731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5－677页。

(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8－159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4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8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7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78页。

(16)同上，第678－679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4－70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4页。

(19)同上，第705－706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6－707页。

(21)同上，第707页。

(22)同上，第70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