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述论：政党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研究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述论

郭海成

以往学界关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对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与探讨，甚少对边区工会进行历史考察；间或有工运史研究论及陕甘宁边区工会，然亦多是浅尝辄止。⁽¹⁾实际上，作为边区最重要的群众组织之一，工会在陕甘宁边区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虑及此，对作为“边区政府的支柱、边区党的基本力量”⁽²⁾的边区工会进行历史考察，就显得颇为重要。本文拟对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发展历程、工会在边区抗战中的活动及其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探讨，力求对其有一个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认识，并为学界全面认识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发展工会组织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展群众组织与活动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边区党最基本工作之一”。⁽³⁾陕甘宁边区作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之所以能在恶劣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打破敌人的围攻、封锁并得到发展，与边区工会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此，时人即有评论指出：“（边区）政府的每一个施政计划与动员，提到工会面前，经过他们的讨论，结果每一个中心工作，获得了全体工人的拥护与赞助，并得着实际的回答。”⁽⁴⁾但是，“陕甘党的组织在过去一个时期，因为没有正确的估计乡村工人雇农与工会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忽视了工会工作”，⁽⁵⁾加之“由于军阀与地主豪绅的残暴统治，也由于我们有些同志认为陕北和陕甘边的工人数量少，不能组织工会，组织起来也没有多大作用”，⁽⁶⁾因此，在1935年以前，工会组织在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直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1935年3月，陕北和陕甘边两个革命根据地合而为一以后，成立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以进行工会组织的建设。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鉴于苏区的工会“是苏维埃最重要的群众柱石，是党的路线在农村中最可靠的传达者，因此要巩固苏维埃政权，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以及要使党与苏维埃的各种政策在苏区内得到深入的彻底的执行，都必须把苏区内的工人雇农广泛的组织到工会之内建立苏区真正群众的阶级工会”。⁽⁷⁾在此背景下，刘少奇召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委员开会，经过讨论成立了由刘少奇担任执行局委员长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1935年11月，全总西北执行局决定把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并规定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合署办公。至此，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开始置于党中央领导之下。

全面抗战开始后，鉴于“在目前转变与创造边区为全国抗日的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的总任务下，更加需要提高边区工会的任务与作用”，⁽⁸⁾陕甘宁边区党委抓紧进行边区总工会的筹备工作。1938年4月17日，在延安召开了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边区总工会章程》和《战时工作纲领》，并宣布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正式成立。正式成立后的边区总工会实行常务委员会负责制，设有组织部、文化教育部、劳动保护部、青工部、女工部、抗战动员部、秘书处等7个部处，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此后，边区总工会“以团结全边区工人、职员、雇农，拥护工人的利益，争取民族和工人的解放为宗旨”，⁽⁹⁾以“提高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加强抗战力量为目的”，⁽¹⁰⁾积极地投身于抗战救国的斗争之中。

边区总工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会组织建设工作。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工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各地区均建立了县、区、乡工会的组织与建立了对下层的经常领导关系，边区工会已由散漫的无组织的状态转入有组织的情况”。⁽¹¹⁾至1944年，边区总工会拥有的工会组织数和工会会员数分别从1937年的628个、22400人增加到1213个、60956人。⁽¹²⁾但是，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没有大的企业，“工人成份与大城市不同”，所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规定：边区的产业工人、店员、手工业工人、农村工人、雇农、苦工、运输工人、职员均可加入工会成为会员。因此，在边区工会会员中，“农业工人与手工艺工人占大多数，产业工人当然是较少的”。⁽¹³⁾所以，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工会并非纯粹意义上的边区近代产业工人的群众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由边区各行各业劳动者共同组成的广泛的群众联合体。同时，由于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又居处分散，不易集中，所以边区工会的组织，并不是根据产业部门来划分的，而是按照产业与地区相结合、以地区为主的原则来组织工会。早在1937年7月17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边区党委就要求各级党委健全和改善工会的组织与生活，并且指出加强边区工会工作是边区党最基本的工作之一。从陕甘宁边区自身生存发展与适应抗战救国的战争环境的角度来考察，边区党委和政府这样做是符合特定的时代需要的。首先，陕甘宁边区地处抗战前线，自身又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所以，要想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存活下去并得到发展，只有动员边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的，因此就不能不发展工会以求团结群众来支持抗战。其次，边区工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它与群众最直接地发生联系，因而能够最直接地发动和团结边区的群众。边区工会又受边区政府的领导，这就便利了政府的方针、政策在群众中的执行。第三，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良好的革命传统，工会组织也有一定的基础。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工会会员已发展到1万余人，根据地内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工人组织。⁽¹⁴⁾这就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工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对于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大力加强工会组织并发挥工会的作用，是适合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要求的。

二

中国工会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其成立之初即有着反帝与经济需求的本能与需要，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积极组织工运，党领导下的工会更成为党组织革命运动乃至武装斗争的重要依靠力量。⁽¹⁵⁾全面抗战开始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陕甘宁边区逐渐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边区总工会领导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斗争，在诸多方面发挥了其重要作用。尤其在参政议政、抗战动员、组织生产、改善工人生活与教育状况，促进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与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边区总工会成立伊始，就把“向政府建议，颁布或修改各种劳动条例，并监督其实行”⁽¹⁶⁾作为其在抗战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积极参政议政。边区的各级工会和各级政府都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政府领导工会，工会反过来又帮助政府。边区政府向工会提出工作意见，工会的干部也积极参加政府的会议。“在边区政府和工会，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东西；工人对政府的态度，不是旁观，而是积极拥护与参加的。”⁽¹⁷⁾工人完全自愿地选举自己信赖的人到政府中工作。例如，“在延安县220个县议员中，有48个是工人，5个常驻县议员中，有2个是工人。政府方面也积极提拔优秀的工人干部，参加政府的领导工作”。⁽¹⁸⁾边区工会和工人群众积极参政议政，不仅使许多工人成为政府或群众团体的领导或工作人员，而且也使边区政府的工作得到了改善，去除了政府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同时，工会积极参政议政也沟通了边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增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凝聚力，加强了抗战的力量。

全面抗战开始后，边区总工会努力进行抗战动员以支持抗战。首先，工会积极组织工人缴纳救国公粮，而且“常常超出规定的数目多缴出去，吝啬的雇主不肯缴纳时，他们就从早到晚去催促他”。⁽¹⁹⁾以淳耀县为例，“所有的工会干部，从县区直到不脱离生产的乡工会主任和委员，都帮助了政府进行这一工作，尤其是四区一乡主任李彦成，和三区五乡的乡工会主任，昼夜不停的，帮助着政府征粮，直到结束了这一工作”。⁽²⁰⁾八路军印刷厂工会特地“发起组织宣传队，利用星期放假时间下乡宣传，向群众进行宣传，使群众了解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的意义，以及人民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应尽的义务。他们除了口头宣传外，还印了很多小传单之类的宣传品，随处散发，藉收普遍与深入之效”。⁽²¹⁾由于工会的宣传与推动，缴收任务不但按时足额完成，就连一些原本没有缴纳义务的人也自愿上缴救国公粮。如靖边县新火乡第一行政村的铁匠高兰花在没有缴纳义务的情况下，自愿缴纳公粮3升，帮助政府抗战。⁽²²⁾其次，边区工会积极组织工人参加自卫军，保卫边区。“据不完全的调查（1939），70%的工人都参加了自卫军。剩下的30%都是残废的或老年的。”工会不单在后方动员工人参加自卫军，而且“挑选了自卫军的干部到前方扩大抗日的部队”。⁽²³⁾第三，边区工会积极地维护边区治安，从事锄奸活动。据延安等县1937年至1939年10月的统计，参加锄奸组的工人占工人总数80%，并破获了15件土匪与汉奸案件。⁽²⁴⁾第四，边区工会和工人在购买救国公债、募捐劳军、帮助抗属方面亦起着积极作用。边区广大工人热烈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购买救国公债，“杨家岭工人在市工会领导下号召开大会……自动踊跃购买公债，以帮助政府从事经济建设工作。石匠李陵盛立即报名自愿购买公债40元，其它工人40余名，纷纷报名购买，计共买公债票520余元，每人均在5元以上，保育院工人王如英，王如玉，刘安信，王文正等亲赴市工会自动购买公债票45元。”⁽²⁵⁾为了更有效地支援前线，解除抗日战士的后顾之忧，边区工会积极号召工厂工人、店员学徒等利用休息日帮抗属耕田，号召商人、老板为抗属捐献。⁽²⁶⁾工会不但发动募捐慰劳前方战士、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而且在休假战士归队的时候，“动员工人群众开会欢送，提高他们的抗战情绪”。⁽²⁷⁾边区工会和工人在抗战动员方面的努力，为抗战的顺利进行创造了良好的后方环境。

为满足抗战需要以及保障边区军民生活，边区各级工会组织群众加紧生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调集数十万军队，加紧进攻、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加之同期边区遭受到罕见的自然灾害，边区军民的生活“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没有鞋袜，机关人员没有被盖”的地步。⁽²⁸⁾为了克服困难，边区总工会于1941年1月26日向全边区各级工会发出指示，指出工会应组织与领导工人“拥护政府法令，提高生产效率，以完成边区经济建设与军需供给”。⁽²⁹⁾边区总工会亦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在领导边区群众发展战时生产的同时，自己也积极参加生产，做到了生活所需全部自给。为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激发其劳动热忱，边区工会专门规定“职工若有特殊成绩，就给特殊奖励，没有规定，由工会与工厂协商解决”。⁽³⁰⁾此外，边区总工会亦组织各种生产竞赛来促进生产。在迎接1941年“五一”生产大竞赛时，边区总工会颁发了《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和《奖励模范劳动者的办法》两个文件，积极从事竞赛的组织工作。通过竞赛，延安29个厂产量平均超过计划43．6%，涌现出劳动英雄274名；绥德9个厂产量平均超过计划60%，选出劳模40名。⁽³¹⁾通过生产竞赛，生产量普遍地得到了提高，产品的质量亦有改进，“这种生产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工友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忱提高的结果，而工友们的进步，又和政治工作与工会工作的进步不能分离”。⁽³²⁾延安市工会由于积极帮助所属各分会及直属小组进行各部门的生产，取得优良成绩，还被边区政府奖给乙等奖旗一面以示鼓励。⁽³³⁾边区工会组织群众积极从事生产活动，满足了边区抗战的基本需求。

要想提高工人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必须使工人的生活得到必要的改善，文化素质得到相应的提高。为此，边区工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妥善处理劳资关系，增加工人工资，保护工人权益。抗战初期，地主豪绅趁党开展统战工作之机收回土地，追还旧债，雇工处境比较困难。同时外地手工业工人也流入边区，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遂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时边区部分工会也有要求私方给予雇工工资过高的倾向。鉴于此，边区总工会成立后积极协调劳资关系，既要求雇主作出了让步，也说服了雇工不要提出过高工资。由于协调了劳资关系，雇主办作坊的积极性与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都得到了提高。边区工人的就业得到了保障，工资也普遍得到了提高，1938年边区工人的工资，煤矿工人增加了30%，泥水工增加了25%，制造工人和一般店员增加15%～20%。⁽³⁴⁾为切实保护工人利益，在工会的推动下，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草案）》，规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明确了工人应享受的权利。至1940年，“失业工人在边区是没有的。而店员手工工人的工资，比较民国二十二年增加了20%到25%。泥木工人的工资增加一倍。煤矿工人的工资，比民国二十四年增加30%。农村手艺工人的工资，由2毛增至4毛至8毛”。⁽³⁵⁾边区工会亦拟定相关办法，保护工人的健康。例如，三边县工会为保护盐工健康不受恶劣工作环境的损害，专门拟定4项办法要求盐场主遵照执行，以避免盐水、盐毒对盐工身体的侵害。⁽³⁶⁾对于女工，则从工时、工资、健康、生育、哺乳等方面给予特别关照，并在劳动合同中予以明确规定，以切实保障女工权益。⁽³⁷⁾第二，边区工会积极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满足大众对日用品的需求。抗战初期，边区工业与手工业落后，就连一般的日用品也极为匮乏。在这种情况下，1937年秋由众多部门共同组织成立了工人生产合作社。在边区总工会的领导下，该社直接招股募集资金共计250元。合作社开张时有鞋袜、被服、木器、食品等4项业务。到1938年冬，业务已扩展至13种，股金增至1500元，⁽³⁸⁾缓解了边区日用品紧缺的状况。第三，边区总工会加强了战时对工人的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总工会成立后，把对工人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明确规定工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各种工人教育文化娱乐事业，如俱乐部、座谈会、图书馆、阅报室、读报组、识字组、工人训练班、工人学校、出版刊物等。”⁽³⁹⁾在工会组织的努力下，到1939年3月为止，共编印教材6种、识字课本3册，并且建立工人夜校和识字班，开办工人干部培训班，⁽⁴⁰⁾建立各种工人的俱乐部。以边区印刷厂为例，该厂工会文教部有3个人负责，下面分9个股，共31人。不仅组织成立有读书小组（每组10人，约五六个组）、政治讨论会、墙报组、业余剧团、宣传队等，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图书室。⁽⁴¹⁾受此影响，一些工厂、企业纷纷建立图书室，开展各种形式的读书阅报活动。⁽⁴²⁾由于边区总工会文教部的努力工作，“产业工人四分之三能识字，有些乡区级以上干部，能写简单的报告，乡村工人识字的也比以前多一半”。⁽⁴³⁾边区工人文化素质不高的状况得到了相当的改善，进步显著的工人并且走上了领导岗位。⁽⁴⁴⁾边区工人“自由开会讨论自己的生产、学习、生活各种问题。有自己出版的墙报，自由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和各种纪念会，运动会、晚会……”⁽⁴⁵⁾“工人们在这里也获得了民主生活，如自己组织工会，帮助工厂完成生产计划，开展赵占魁运动，举行生产竞赛等等。”⁽⁴⁶⁾边区工人文化教育状况的改善和工人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得他们对抗战救国的斗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身到边区的建设之中，促进了抗战救国斗争的发展。

促进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边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抗战爆发以后，鉴于原由中共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名存实亡的状况，为再次发展全国范围的工会组织活动，边区总工会派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并将其转变为党的外围组织。⁽⁴⁷⁾1938年2月7日，边区总工会发表“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呼吁“中国工人组织统一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同年3月，边区总工会派团赴汉口参加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建工作，与武汉及全国各地工运领袖联系，力促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并且在边区组织了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邀请国民党抗敌后援会的代表参加，交流经验，增进了解。此外，边区总工会先后数次发出通电声援香港和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在边区发动募捐运动或直接汇款以资助外界工友。⁽⁴⁸⁾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工人宪政促进会成立，主张与全国各地宪政运动团体及工会取得联系，广泛开展宪政运动。1945年，边区工会又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力图解放区职工运动的统一。

上述边区工会的一系列活动，有效地促进了边区抗战工作的开展，团结了许多边区内外的群众团体，扩大了边区在全国的影响，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虽然在边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抗战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工会工作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在发展吸收会员的过程存在两种极端的倾向，影响了边区工会的健康发展。其一，部分工会在吸收会员时，脱离边区实际，违反工会章程关于吸收会员的明确规定，提出过高要求，“例如，‘社会关系复杂、思想意识不很正确……’就不能加入工会；甚至职员不能加入工会，学徒也不能加入工会”，⁽⁴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会力量在边区的扩展。其二，对“吸收边区全体工人加入工会”⁽⁵⁰⁾的方针理解片面，“有个别同志及其某些地区中，曾贪图组织工会的便利起见，甚至忘记了阶级纯洁性，忘记了尽可能的以生产单位为原则的组织形式，结果，工会变成了行会，也变成了业主的同业公会”，⁽⁵¹⁾在发展会员时通常采用“抄名式”或“拉夫式”的方法，把会员的家属全家男女老少全都吸收进工会，并且“会员吸收非工人入会，如定边店员木匠理发工人组织中吸收雇主老板参加，固林安太区有一豪绅也混进工会组织中来，延安市包工头钻进工会”，⁽⁵²⁾个别地区“甚至于把徒刑未满的也拉进了工会”。⁽⁵³⁾与此同时，“一部分真正工人还在工会组织外，特别是女工”。建立起来的下层工会组织也很不健全，“乡工会大半不能自动工作”，“有些小组有名无实，组长不知道组员，组员不认识组长，会员数目弄不清，三四个月不开一次会”，“区分会不脱离生产的委员大都有名无实，有的连自己职务都不明白，有的不做工作，还有的简直不承认自己是委员”。⁽⁵⁴⁾对此，边区《中国工人》曾刊文指出：“有一时期一切大小会议没有定期的规定，执委会也不经常的开，甚至一个多月不开小组会和工人大会。这样对于过去的工作缺乏检讨的机会，尤其对于建立健全的集体领导上来讲就差得多了，个别负责也就会松懈下去。”“开会时仅有很好的决议，但执行起来，有些同志就毫不介意，认为决议与我无关。”⁽⁵⁵⁾

其次，边区工会与党政军机关之间的关系受到战争环境的制约。原本应该作为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开展活动的边区工会，在处理其与党政机关间关系上不够妥善，以至“有些乡工会干部直接由政府包办，干部由乡政府指派出来做土地调查工作和统计户口工作，完全把本身工作抛弃”。⁽⁵⁶⁾与此同时，边区党与政府在对边区工会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上也存在问题，“不是包办就是不管……在待遇方面亦不平等，歧视的现象，以致常发生工会干部不愿意做工会工作的现象”。⁽⁵⁷⁾而在组建工会组织的过程中，部分县区党政机关缺乏调查研究，盲目追求基层工会数量的增加，“在工会的组织上表现了严重的形式主义，那就是不管工人多少，不管工人是否需要与自愿，在乡村中普遍组织工会，用抄名册方式发展会员，以致绝大部分乡工会形成空架子，群众基础异常薄弱，并形成一套乡、区、县、分区、边区的庞大组织系统”。⁽⁵⁸⁾甚至出现一个县只有36个工人，却组织了24个工会的情况。⁽⁵⁹⁾此外，军事机关不允许工会在其所附属的工厂和工人中间组织工会，“已组织好的也要取消”。就边区工会本身而言，其与各群众团体的联系亦不够，存在着本位主义与互不干涉的现象，“与群众团体关系远未做到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更亲密的程度”。⁽⁶⁰⁾

第三，抗战期间，改善工人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战时生产成为边区工会最重要的经常任务。从1939年到1941年，边区总工会每年都组织生产竞赛。但这种竞赛大都通过短期的突击来实现生产量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并不能看作长期意义上的普遍的提高。陕甘宁边区资源贫乏，各种生产物资、原料本来就不充足，所以每当在生产竞赛期间大量消耗以后，竞赛后日常的生产量便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以1941年“五一”生产竞赛为例，竞赛后中央印刷厂（生产竞赛期间产量超过计划58．1%）因缺纸而抽出半数工人开办训练班，八路军印刷厂（生产竞赛期间产量超过计划59%）决定每日半工半读。机器一、二厂也减少了工作。⁽⁶¹⁾

就深层次原因看，边区工会的上述缺点是由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的。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工人群众不易组织，加之在边区工会会员中，近代产业工人只占一小部分，这就在客观上妨碍了工会工作的开展。同时边区经济文化落后，工人群众和干部中存在许多落后意识和不良习惯，农民意识、封建观念、行会主义盛行影响了工会作用的发挥。另外边区抗战的外部环境恶劣，处在严酷战争威胁下的边区党和政府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方面，对工会工作相对来说不够重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包办或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工会经费不能自行独立解决也是其工作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边区工会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工会作用的发挥。塞尔顿（Mark Selden）曾经指出陕甘宁边区相较于中共其它根据地的几个特点：一、它是中共所有根据地中最贫穷的地区；二、在1947年以前一直是中共未受战火直接冲击的大后方；三、1935年底一直到1948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⁶²⁾所有这些条件结合使得陕甘宁边区的工会工作存在着一些严重矛盾：一方面，中共中央所在地意味着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意志贯彻最直接的地方，而位处大后方也就成为各方面动员最彻底、负担最沉重的地区；另一方面，位处大后方却代表着边区工人群众先天上对于战争的敌我意识较为薄弱；同时，极端贫穷则代表着边区广大工人群众对于战争动员的接受度较低，导致边区人、财、物各种资源的提升困难。⁽⁶³⁾约而言之，陕甘宁边区先天所具有的条件不佳，但却必须承受更多的负担。不过，即使如此，在边区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与引导下，工会对边区发展和抗战建国仍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相当恶劣的情况下，为调动边区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会的活动是边区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此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而边区战胜种种困难，由弱变强的发展实践也证明，重视并加强工会工作是一项颇为成功的政策。

（郭海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注释】

(1)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钱传水：《中国工人运动简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日］中村三登志：《中国工人运动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王建初、孙茂生：《中国工人运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王永玺：《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

(2)千一：《开办农村工会短期训练班的经验》，《中国工人》第5期，1940年，第16页。

(3)《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7日）》，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4)鲁芒：《陕甘宁边区的民众运动》，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年版，第15页。

(5)《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1936年1月10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

(6)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概述》，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7)刘少奇：《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1935年1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8)《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1937年7月17日）》，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9)《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章程（1938年4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10)《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工会组织条例（草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11)鲁芒：《陕甘宁边区的民众运动》，汉口大众出版社1938年版，第15页。

(12)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概述》，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13)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印行，第84页。

(14)《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苏区工会工作的决定（1936年1月10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

(15)陈义兴：《中国大陆工会发展与变迁研究》，（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1月，第9页。

(16)《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工会组织条例（草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17)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印行，第89页。

(18)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印行，第89页。

(19)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印行，第90页。

(20)占元：《淳耀县工人为了抗战出力又出钱》，《中国工人》第4期，1940年，第55页。(www.xing528.com)

(21)《为帮助政府征粮工人下乡宣传》，《中国工人》第12期，1941年，第43－44页。

(22)《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08页。

(23)同①，第91页。

(24)力克：《陕甘宁边区工人在抗战建国中的贡献》，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493页。

(25)《本市工人购债热烈》，《解放日报》1941年6月28日。

(26)《陕甘宁边区工会给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的工作报告（1938年4月7日）》，《群众》第1卷第18期。

(27)齐礼编：《陕甘宁边区实录》，解放社1939年印行，第91页。

(28)《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29)高长久：《工会工作的方向（1941年1月26日）》，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515页。

(30)高自立：《边区的劳动政策》，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31)《西北局职工委员会关于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概况报告（1941年10月9日）》，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188页。

(32)《八路军印刷厂两年来的发展》，《中国工人》第12期，1941年，第43页。

(33)《延安市工会积极领导生产受到边区政府奖励》，《中国工人》第3期，1940年，第48页。

(34)王永玺主编：《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35)高岗：《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团结》第21、22期合刊，1940年1月10日。

(36)4项办法主要的内容是：1.做长筒皮靴给盐工穿，以防盐水侵入脚腿；2.用木板架桥，尽可能的使工人少涉盐水；3.每天设法使盐工洗脚一次，以便清除盐毒；4.用油给盐工抹脚，以便阻止盐毒内侵。参见：《三边工会拟定办法保护盐工健康》，《中国工人》第12期，1941年，第44页。

(37)丹：《陕甘宁边区女工的待遇》，《中国工人》第2期，1940年，第24－25页。

(38)（日）菊池一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期，第129页。

(39)《陕甘宁边区抗战期间工会组织条例（草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40)参见鲁延：《工人干部的学习生活》，《中国工人》第3期，1940年，第46页。

(41)震圻：《边区印刷厂工会文教部工作概况》，《新中华报》1938年8月20日。

(42)关于边区工会在工厂图书室建设方面的成绩，参见赖伯年主编：《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第八章第一节：陕甘宁边区的工厂图书室，西安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191页。

(43)《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扩大会议文件》，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44)参见通讯：《一个青年工人的自白——李平》，《解放日报》1943年9月6日。

(45)健夫：《新华化学厂工友们的生产学习和生活》，《解放日报》1943年10月8日。

(46)高凤山：《绥德工人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12月5日。

(47)参见陈义兴：《中国大陆工会发展与变迁研究》，（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1月，第31页。

(48)《发扬工人阶级的友爱援助中华书局被解雇工友——边区总工会汇去国币五百元》，《中国工人》第3期，1940年，第45页。

(49)悉根：《关于吸收工会会员与开除会员》，《中国工人》第8期，1940年，第20页。

(50)《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工作纲领》，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51)赵平：《警备区工会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工人》第8期，1940年，第14页。

(52)《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53)悉根：《关于吸收工会会员与开除会员》，《中国工人》第8期，1940年，第20页。

(54)《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55)克真：《边区工会工作的缺点》，《中国工人》第7期，1940年，第32页。

(56)《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页。

(57)《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58)《抗战时期边区职工运动的检讨与今后工作方案（1946年8月18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编：《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59)《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成立大会记录摘要（1941年12月16日）》，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60)《边区总工会一年来工作报告（1939年1月）》，见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20页。

(61)《西北局职工委员会关于陕甘宁边区职工运动概况报告（1941年10月9日）》，见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62)Mark Selden，“Yan’an Communism Reconsidered”，China Quarterly，Vol．21，No．1，（Jan，1995），pp．9－10．

(63)此观点受到蔡岳璋对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环境所作历史分析的启发。见蔡岳璋：《陕甘宁边区的农村教育（1937—1947）》，（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6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