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赤色工会探究：土地革命时期的政党与中国社会

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赤色工会初探

朱华　杨成龙

赤色工会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城市领导工人群众的主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规定，赤色工会“是谋工人经济利益的机关，同时又是工人的一种政治力量，他要领导工人群众打倒一切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府，根本解放工人阶级。总之，赤色工会，是工人群众为自己利益与解放的斗争组织”。⁽¹⁾

大革命时期，中共所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曾经在上海享有巨大的威望，所领导的基层工会几乎涵盖了上海所有的行业。“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国民党当局对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采取严厉镇压政策。被迫转入地下的上海总工会，尽管仍保持着部分基层工会的领导权，但政治影响已急剧缩小。1929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另起炉灶，成立秘密的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作为党领导的基层工会的最高领导机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会及其所领导的基层工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赤色工会。

本文主要依据档案史料，对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的兴衰及活动情况，进行一些初步的考察与分析。

一、组织概貌

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上海总工会所登记的基层工会达到502个，会员有82万之众，⁽²⁾是为赤色工会力量鼎盛时期。

“四一二”政变后，大批基层工会遭到取缔或瓦解。据1927年10月的《江苏省委最近工作总报告》称，其时党有把握号召的工人为五万人，估计“暴动时可号召十万人”。⁽³⁾到1928年8月，江苏省委估计则是：“目前我党在工人群众中的组织基础大部分在店员手工业工人及一（部）分轻工业工人和市政工人上，聚积起来不到六万人，能号召的虽可达十万人，但大半是无组织或动摇的。”⁽⁴⁾由此可以看出，这时赤色工会仍保持着至少5万人的规模，但产业工人会员已严重缺乏，且会员质量不高。

进入1929年后，上海赤色工会的规模开始急剧缩小。邓中夏在赤色职工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估计：“上海赤色工会会员大概约一万人，能影响并能动员的群众大概约四五万人；但大半还是店员，纱厂工人还只有几厂。”⁽⁵⁾而据上海工会联合会1929年10月14日的工联党团会议的记录，其时“全上海我们有把握的一千人（由工联能直接召集他们开会的，内同志约占十分之二）”。⁽⁶⁾

1930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向赤色职工国际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属的工会会员，总计39800人，其中上海工联会会员为3000人。⁽⁷⁾同年6月15日出版的《全总通讯》报道了上海的赤色工会情况：“有二千余会员，而下边的组织仍然表现得非常之散漫。”⁽⁸⁾据上海工会联合会的统计，1930年上海赤色工会人数为2777人。⁽⁹⁾如按上海80万工人计算，赤色工会会员仅占工人总数的2．6‰，其中，有明确统计的沪东区工人总数为53180人，赤色工会会员296人，占工人总数的约0．56%。可见，这时的赤色工会在数量上已经不成气候了。

此后，上海赤色工会进一步萎缩。1931年2月7日出版的《实话》第十九期，罗迈抱怨上海“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现在只有七百人了），所有产业工会都变成了空架机关，现在几乎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¹⁰⁾到同年10月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给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汇报了这一时期赤色工会组织状况，其中上海的赤色会员人数仅仅600多人。⁽¹¹⁾

“九一八”事变后到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上海出现了一个群众救亡运动的高潮，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但赤色工会的发展仍无起色。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说法，这时赤色工会在组织上已获得“相当的发展”，即“市政发展五十八人，印刷十人，青工六十人，女工十人，香烟二十四人，共一百六十二人”。⁽¹²⁾三个月总共才增加了162名会员，就被认为是“相当的发展”，可见情形之窘迫。

到1932年5月，“全上海赤色工会会员不过四百人左右”，而且，“即使四百赤色工会会员，也没有在组织上巩固起来”。⁽¹³⁾据上海工联会组织部统计，是年底全上海的赤色工会人数仅剩126人。⁽¹⁴⁾到1933年，“一些赤色工会小组相继停止活动，以后会员寥寥无几”。⁽¹⁵⁾

对于赤色工会规模不断缩小这一可悲的趋势，中共江苏省委曾竭力试图予以扭转，多次下达严厉的指示，制定详细的计划，要求基层党组织及赤色工会干部组织坚决地发展会员。如1931年5月，江苏省委在制定六、七月份工作计划时，要求基层组织“帮助上海工联党团并领导支部发展会员，建立赤色小组，成立正式分会，完成六月份发展会员三百人，七月份五百人”。⁽¹⁶⁾同年10月，江苏省委再度提出：“在今年广暴（广州暴动纪念日，笔者注）以前一定要发展三百真正的赤色工会的会员。对于各种附属组织，必须加以切实的注意，在广暴纪念以前发展五百人。”⁽¹⁷⁾1932年，江苏省委更提出“在‘十月革命’前须实现‘为一万赤色工会会员而斗争’”的口号。⁽¹⁸⁾但事实证明，这些计划最后都只是一个个美丽的梦幻，在血雨腥风中破灭得了无踪迹。

大量事实表明，这一时期上海赤色工会不仅规模不断缩小，其内部的组织建设也乏善可陈。

1930年1月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派员巡视上海赤色工会后，即致信上海工会联合执行委员会，批评说：“各区下级工会很少是有群众组织。所谓工会大都是建立在少数干部分子或活动分子关系上，工会都没有基本的组织。”⁽¹⁹⁾虽然此时上海赤色工会尚有三千多人的规模，但“实际上是拉夫来的，拿暴动欺骗来的，没有工会生活，所以产委一结束，赤色工会和会员都猛烈的缩小”。⁽²⁰⁾上海赤色工会的领导机构实际上也是一个空的机关，严重脱离群众，“不但不能集体化，不开会，负责人彼此不知道有些什么工作……没有组织，没有分子。一切问题由秘书处负责，不能时刻指导下层群众工作”。⁽²¹⁾

许多工厂分会或赤色支部都是经常处在流动状态。即“甚至没有一个工会或支部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到一年之久的”，“组织不稳固，会员流动太厉害”。⁽²²⁾许多工厂赤色工会小组都处在流动状态。如“沪西赤色工会组织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以前大部分是中国纱厂，但是到了现在，沪西只有日本厂的组织，中国纱厂又没有了，或者已经很少了，这是常有的事！几个月中间，上海工会组织从这一部分换到那一部分”。其原因，“完全因为领导机关没有去巩固。一般工会工作同志，把赤色小组成立了，以为‘大功告成’，有意无意抛在一旁，寒热病似的注意了东，忘记了西。常常听见工人们说‘有斗争你们就来找我，斗争结束后找不到你们。’”⁽²³⁾

作为一个秘密组织，上海赤色工会内部也没有最起码的组织生活，甚至平时也不与会员发生联系，只是在开展斗争时上级才出来对会员发号施令。“工会以至工会支部，缺少经常工会的活动工作，不能开会，不能收费，对于会员没有很好的工作分配与活动方法的指导。因此，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不密切，组织的作用，仅在斗争时候表现其作用，在平常一般工人群众是尚未认识工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²⁴⁾

二、基本任务和活动

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规定，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包括政治与经济两大部分。其政治任务是：“坚决的领导群众做反对帝国主义斗争”、“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力争工人一切自由”、“必须与国际工人阶级有亲密的联合”、“拥护工人祖国苏联”、“赤色工会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工人阶级应该赞助农民的土地革命”。其经济任务是“不应忽视群众的经济要求与领导，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星期日休息，改良待遇，及工人卫生等要求”，而“八小时工作制是目前工人经济斗争中最主要的一个要求”。⁽²⁵⁾

基于上述基本任务的规定，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基层党组织指挥赤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活动。

第一，组织或策动各种政治性的罢工。党的领导机关认为，“革命工会应该很坚决的站在工人前面，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要有计划的去领导斗争，有计划的去运用罢工战术，组织罢工，由日常斗争发展到罢工和一业同盟罢工。只有广大群众罢工斗争的发展，才能使革命力量加强，才能走上武装暴动，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²⁶⁾

在实际工作中，赤色工会所组织或策动的罢工，主要就是政治性罢工，即便普通的经济性罢工，领导机关也总是设法将之引向政治斗争的轨道，至少也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理由即是：“在现时为在一省或数省中形成并巩固一强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斗争的时期，赤色工会的任务，便是在准备很好的群众斗争中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广大工人阶级的群众，应该从工人迫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要求着手，应很巧妙地把他们和政治斗争以及为苏维埃斗争的中心目标联系起来，而使他们革命化。”⁽²⁷⁾而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是不断的罢工斗争失败。

1930年1月11日，美商安迪生灯泡厂部分工人准备组织赤色工会性质的俱乐部，资方勾结国民党当局逮捕了3名工人代表，全厂800多工人于13日举行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于14日分别向所属工会发出援助该厂工人斗争的号召，并提出了“拥护上海总工联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政治性口号，试图把该厂的罢工转变为政治性罢工，结果彻底失败。两天后该厂工人即在市社会局的“调解”下被迫复工。同年5月，赤色工会领导机关试图实现上海市政工人红五月总同盟罢工，强令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工会领导人徐阿梅组织罢工。因为工人不理解为何一定要在五月罢工，徐审时度势，中止了斗争，却被上级指责为“黄色工贼”，开除出党。但徐仍得到工人的拥护，并利用国民党同法国资方的矛盾，在6月中旬发动了机务部、车务部的大罢工。法租界捕房进行了武装镇压，工人被打伤30多人，24人被捕，是为“马浪路惨案”。上海工会联合会再次企图将这次斗争扩大为政治性的总同盟罢工，要求工人举行“八一”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大战，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²⁸⁾然仅很少人参加了8月1日的飞行集会，还有10多人被捕。1934年3月7日，美亚绸厂4500余工人，为反对资方工资打七折，在共青团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赤色工会却趁机提出“冲破五次围剿”、“援助工农红军”等口号，让罢工委员会带领群众包围市政府，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重伤20余人，轻伤百余人，坚持近50天的罢工斗争失败，罢工中的积极分子167人被开除。

第二，组织各种政治性的群众集会。当时，举行群众集会、示威被认为是宣传党的主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的有效方式，也是党的城市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对付统治当局的残酷镇压，这种活动基本只能采取飞行集会的方式，即由党的领导机关对集会的日期（一般为纪念日）、地点（一般为热闹地区）作出具体规定，届时与会者扮成行人分散前往，到约定时间，则由一人或数人以燃放爆竹或甩酒瓶为号，与会者迅速集合，演讲、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散发传单，然后在军警到来之前解散。而赤色工会的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则被视为这类活动的基本力量。即“各工会应即召集各种群众会议，以宣传赤色工会的政治主张以及斗争纲领，以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建立强固下层组织基础”。⁽²⁹⁾

在中央、省委的诸多计划、指示、通告要求下，上海地下党及赤色工会发起的飞行集会一度特别频繁。1929年的‘五一’、‘五三’、‘五四’、‘五九’、‘五卅’、‘八一’等纪念日和苏联十月革命节，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都曾积极组织过大小不等的示威活动。时任沪东区委书记的何孟雄即指出：“从‘五卅’以来，上海平均每十天有一示威，无论大小，变成不断示威。”⁽³⁰⁾其中，‘五卅’纪念活动，中共还专门成立了由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进行指挥。30日清晨，以工人为主的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十时整，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还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类似活动，造成很大声势。但上海的中外统治当局早就掌握了飞行集会的规律，届时就广派警探，守株待兔。据李维汉的回忆，上述五卅纪念活动就“有近百人被捕”。⁽³¹⁾由于每次示威和集会几乎都遭到镇压，都有群众被捕甚至牺牲，群众愈来愈不愿意参加，最后便只剩下党团员和赤色工会会员参加，结果损失更加惨重。

第三，准备武装暴动。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最高理想。中共领导机关一再强调：“发展工农（人）武装的组织——纠察队、维持队等，要在斗争中扩大这些工人武装组织，不仅是工人自卫，而且以为准备武装暴动，实行武装拥护苏联的主要工作之一。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武装的军事训练。”⁽³²⁾

按照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的要求，上海赤色工会一直在尝试建立工人武装组织，准备实行上海工人的第四次武装起义。如1929年8月，上海工联会提出：“我们应当宣传准备第四次暴动。工人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1930年3月，建立了160人的工人纠察队，同年4月20日，上海工联会冒险举行了一次工人纠察队的大检阅，参加的有400人。检阅时还举行了授旗宣誓仪式。结果遭到当局冲击，多人被捕。1931年五一前后，上海工联会准备再扩大工人纠察队，强调“这队伍在暴动时就叫暴动队”，“组织工人纠察队不仅是保卫工会，而且要组织武装进攻，为上海工人第四次武装暴动做准备”。⁽³³⁾但由于这类工人武装的活动过于冒险和公开，并往往在罢工斗争和游行集会中遭受损失，始终没有能获得切实有效的发展。

另外，赤色工会会员还被要求参加一些其它的革命组织，做相应的工作。如要求参加革命互济会等。“各工会以至赤色工会支部，所有会员，应有组织的加入革命互济会，在互济会的分部或支部中，应选举负责人出来组织革命工人救济委员会，与互济会一致的进行工作。”⁽³⁴⁾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赤色工会偏重于从事政治活动，而且不讲究策略，这样就注定赤色工会的斗争活动必然会大多数遭受挫折。特别是政治色彩过于浓重的活动必然会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国民党当局曾在工厂中实行连坐法，对参加和接近赤色工会的工人群众予以严厉惩罚和制裁：“假使有某一工人被发现了与红色工会有些关系，那末，他附近的五个乃至十个工人便须连坐，轻则开除，重则拘系、屠杀。工人在进厂时，须缴纳相片，并须有殷实的铺保和大手印。”⁽³⁵⁾因此，工人群众对赤色工会有很大的恐惧心理：“一般群众原来对我党及上总，信仰很好……在本党及上总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很信仰，及至叠次失败，受严重的打击，和切身的痛苦，同时我党的指导上发现许多的错误，组织上发现许多的弱点，所以渐渐对我党及上总的信仰减削了，甚至失望了。”⁽³⁶⁾

三、赤色工会失败的原因

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赤色工会，总体上无疑是失败的。虽然它进行过大量英勇的斗争，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斗争能起到扩大中共政治影响、进而带动广大群众的有效作用。赤色工会对普通工人群众，明显缺乏吸引力，因而队伍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它既然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引导群众，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因而也并不是真正的群众组织，更不能承担起中共领导机关为它所规定的基本任务。

我们认为，这一时期赤色工会工作的失败，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

第一，这与中共尚未建立有效的城市群众工作的秘密斗争模式有关。众所周知，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运动获得很大的成就。但这主要是公开斗争模式的成功。所谓的公开斗争模式，就是党通过在社会上处于公开状态的上海总工会，直接派职业革命家去组织、指挥企业的工人斗争。这种斗争模式的最大隐患，就是工人运动的发展高度依赖一个公开的工会领导机关，从而使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缺乏可靠的基层组织基础。⁽³⁷⁾大革命后期，上海的基层工会虽然数量众多，大多却是凭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借着政治口号的激荡建立起来的，并没有巩固而健全的组织基础。基层普遍存在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少数包办，缺乏工会民主生活，下层基本组织薄弱，在各组织上都是严重表现涣散现象等等”问题，⁽³⁸⁾亦没有坚强的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核心。因而，一旦上海总工会失却合法地位，基层工会组织便大量解体。由于同样的原因，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基层工会也普遍缺乏独立开展经济斗争的能力与经验。尽管中共上海区委在五卅运动后的一段时间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曾在组织经济斗争方面作过一些努力，但总的说来，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秘密斗争模式。因而，一遇严重的白色恐怖，需要通过脚踏实地的经济斗争来凝聚群众时，多数基层工会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了。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文件所说：“在过去，赤色工会虽领导了广大工人群众作了许多伟大的革命斗争，但未能充分注意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的要求，因此又使一般的工人群众认为工会是政治斗争的组织，养成群众依赖政治的观念，轻视本身的阶级力量。所以国民党反动以后，赤色工会的机关一遭关闭，工会群众的组织和基础即完全瓦解。甚至在秘密活动时，一般工人群众不愿秘密进行工会组织，而希望某种政治势力来解决他们一切政治问题。这都是公开时代在工作上的错误，而遗留于群众中的影响。”⁽³⁹⁾

而土地革命时期上海政治环境的最大特点，就是白色恐怖严重，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空间。上海地下党却因受到曾经行之有效的公开斗争模式的深刻影响，在缺乏扎实的基层工作基础的条件下，继续袭用过去的办法来动员群众。这自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由上而下的强迫命令、委派制度等完全不符合群众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遂应运而生，并成为这一时期的工会工作中难以克服的痼疾。

第二，对党与工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导致赤色工会失去群众组织的特点。

政党是阶级的先锋队，由本阶级最有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并且是一个政治组织，理应以开展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作为主要任务。而工会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理应表达广大群众的基本经济利益，其功能定位首先应该是维护群众经济利益的组织，而非主要关注政治问题的政治组织。因此，工会必须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工会干部必须来自群众，这样才能及时而且准确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威信。然而，这一时期党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过多地直接干预工会的活动，使赤色工会实际成了党的政治外围组织。

这突出地表现为赤色工会的组织和活动形式单一和狭隘，甚至“处处模仿党，依靠党。以至于上海工联报告中，把党于工联的关系的不好，当作工联工作上最主要的缺点”。⁽⁴⁰⁾中共江苏省委在总结上海赤色工会发展情况时也承认：“群众的组织，前月发展到三十个工厂委员会，因党与工会系统未分开，工厂委员会仍是等于虚设。”⁽⁴¹⁾

而造成党过多包办工会事务、党与工会的组织不能划分清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的干部认为工会中的工人“能力太弱，没有独立指挥的能力……复加以白色恐怖和失业的恐慌，同志只有直觉，没有认识革命的出路，以工作为差事。上级指导机关，也不会应用他们的能力”，⁽⁴²⁾所以只能包办。

对此，江苏省委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希望建立独立的工会系统，⁽⁴³⁾通过组织工会党团来领导工会，而不是直接干预包办工会，“肃清派人包办职工会及工人团体的传统观念及其制度，尽可能发展工人群众自己的独立能力，吸收广大的非党群众，而党从中发生党团作用，以消灭代替工会及不发生工人群众组织的目前现象”，还曾强调工会领导机构中的党员人数比例要适当：“在党领导下工人群众的任何组织，指导机关的地位，我们同志只能占相当数目，绝对不能采用包办的形式，这不仅在下层组织中应如此，在上层总工会中亦应如此。”⁽⁴⁴⁾

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群众基础，中共仍然无法造就一支有力的工人骨干队伍，同时还产生了新的问题，即“把职工运动完全建筑在上总的工会工作人员身上，区委几乎成了单纯的党内组织部，支部更加离开了群众工作，形成了党与职工运动的对立”。⁽⁴⁵⁾结果，就是党的工作与工会的工作都不能有效地开展。党与赤色工会关系的含混不清，直接导致了赤色工会无法及时而又准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能完成团结和凝聚广大工人群众的基本任务。

赤色工会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左倾的“城市中心论”所导致的一系列错误方针。

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道路的影响，“城市中心论”在土地革命初期的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如强调：“党的责任就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⁴⁶⁾“从大城市日常的工人斗争的发动与扩大，进于工人群众反抗政府的总的政治斗争，以至大城市的武装暴动活动胜利，成为四周农民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而夺得工商业中心的政权——一省的政权。”⁽⁴⁷⁾曾经成功地实现过工人暴动的上海，更由此成为中共中央心目中最重要的暴动基地。因此，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便不得不以准备暴动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赤色工会工作中一系列的“左”的错误方针。

首先，在赤色工会的功能定位上，过分强调其政治使命。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工人群众政治热情明显下降。党却基本无视这一点，赋予赤色工会过于沉重的政治任务，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因而不可能对广大工人群众产生吸引力。特别是赤色工会致力于发动的政治性罢工或斗争，既与群众切身利益无关，又带有巨大的安全风险，更令群众望而生畏。

其次，赤色工会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必然要求入会会员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愿意积极参加各类公开冒险的政治活动，但满足这一严格要求的工人为数不多，这就必然导致赤色工会组织的狭隘性。早有研究者指出：“在那时环境下，赤色工会本身不可能发展的，因为它提的要求不是一般工人所能参加的，而是党员的标准。”“就以1930年的数字来看，全市数十万工人只有二千会员，这是党员的规格，事实上也是以党员要求来发展会员的。”⁽⁴⁸⁾

赤色工会实际上是执行组织秘密发展的路线。因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认为：“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极端秘密的条件之下，极广泛的群众组织是不能组织的，只能组织最先进的分子，共产党员和积极的无党工人。”⁽⁴⁹⁾虽然也有人认识到：“群众工作绝不是秘密所能发展的，必须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主张，争取群众。”⁽⁵⁰⁾但赤色工会浓厚的政治组织色彩和白色恐怖的笼罩，使得任何公开的组织活动难以进行。

最后，赤色工会公开的、冒险的政治活动则使其基本丧失了活动的空间，工会组织在斗争中不断遭到破坏，工人骨干不断地流失。“在1933年至1934年间，赤色工会平均每一二个月就要遭到一次破坏，最多不超过四五个月。其原因是：（1）赤色工会会员不准参加黄色工会，不能得到合法的掩护；（2）每逢节日总要搞飞行集会；（3）散发传单，其政治倾向强烈，如庆祝红军反围剿胜利等，这样在一个工厂散发一次，下次就不能再发；（4）在工人中发动募捐，支援苏区，暴露了自己；（5）开会不加隐蔽，常常遭到破坏。”⁽⁵¹⁾赤色工会发展的速度赶不上遭受损失的速度，结果当然是日益走向衰落。

建立各种基于群众切身利益的民间组织，以团结、凝聚、进而引导广大群众，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扩大自己在城市中政治影响的主要方式。上海赤色工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中共过高地估计了工人的政治热情，忽视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诉求，从而严重脱离群众，陷入了孤家寡人的绝境。这也正是土地革命期间中共白区工作失败的一个典型。它说明，这时的中共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在严重白色恐怖条件下有效组织和动员工人群众的工作模式。

（朱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杨成龙，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22页。(www.xing528.com)

(2)《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00页。

(3)《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447页。

(4)《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640页。

(5)《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6页。

(6)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7)《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381页。

(8)同上，第557页。

(9)同④，第471－474页。

(10)《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4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11)《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351页。

(12)同上，第371页。

(13)《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5期，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14)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会联合会》，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570页。

(15)《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07页。

(16)《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397页。

(17)《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78页。

(18)《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印，第31页。

(19)《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362页。

(20)《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4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21)《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49－450页。

(22)《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3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276页。

(23)《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5期，工人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24)《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172页。

(2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0页。

(26)《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27)《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28)沈以行等：《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页。

(29)《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

(30)《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0页。

(3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91－292页，第299页，第303页。

(32)《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20页。

(33)《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08页。

(34)《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35)《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36)《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245－246页。

(37)关于这一模式，参见朱华：《试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组织建设的探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8)《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第380页。

(39)同上，第213－214页。

(40)《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5期，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41)《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47页。

(42)《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47页。

(43)《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447页。

(44)《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585页。

(45)同上，第560页。

(4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57页。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48)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49)《中国工运史料》总第21期，工人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50)《中国工会历史文献》（2），工人出版社1981年版，第579页。

(51)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